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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開小差、勾結德國人等通敵行為都記錄了下來。
他的筆記本裡記滿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很多都在《生活與命運》裡再現了出來。
早期的筆記有這麼一條：“前線的氣味通常是停屍房和鐵匠鋪那兩種氣味兼而有之。
”格羅斯曼到斯大林格勒沒幾天就發回了報道：“落日餘晖照在廣場上，有一種陰森怪誕的美：淺粉色的天空透過成千上萬空洞的窗口和屋頂朝外看着。
一幅巨大的宣傳畫用俗氣的顔料寫着：‘光輝大道。
’”[18] 格羅斯曼采訪從來不記筆記，或許是怕吓着被采訪的人。
他喜歡憑借過人的記憶寫稿。
他能讓各行各業的人，不論男女，都信任他：狙擊手、将軍、戰鬥機飛行員、蘇軍懲戒營裡受懲罰的士兵、農民、德國戰俘，以及在德國占領區冒着被治罪的危險繼續授課的學校教師。
《紅星報》總編輯奧滕伯格（Ortenberg）寫道：“斯大林格勒前線的記者都很驚訝，格羅斯曼居然讓師長打開了話匣子，這個沉默寡言的西伯利亞人和他一談就是六個小時……格羅斯曼問什麼，他都毫無保留地奉告。
在這戰事危急的關頭，師長還這麼有問必答。
”[19]奧滕伯格還寫過這樣的話：“我們沒催過他，因為都知道他是怎麼幹活的。
不管條件多麼差，不論是在一燈如豆的破棚子裡，還是在野地裡，不論是躺在床上，還是在滿屋子人的農舍裡，他都能寫下去，但寫得很慢，他始終全神貫注，投入了全部精力。
”[20] 1943年，斯大林格勒的德軍投降後，蘇軍先頭部隊解放了烏克蘭。
格羅斯曼當時随軍報道。
他聽說在巴比谷（BabiYar）有十萬人慘遭屠殺，其中大部分是猶太人。
過了不久，在别爾基切夫，他得知了母親遇害的詳情。
《旗幟報》（Znamya）刊出了他的一篇小說《老教師》，講的是有一個城市，跟别爾基切夫差不多，但沒提城市的名，城裡有好幾百名猶太人遭到屠殺，故事主要講的是屠殺前發生的事。
他還寫了一篇文章《沒有猶太人的烏克蘭》，是對死者的長篇禱告。
這篇文章被《紅星報》退稿，但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報紙用意第緒語（主要是猶太人的語言，近似德語，也摻雜着希伯來語和斯拉夫語—譯者注）刊登了出來。
[21]這兩篇文章是世界上最先揭露猶太人大屠殺的報道。
[22]格羅斯曼還寫了一篇生動而冷靜的文章《特雷布林卡地獄》（1944年下半年發表），這是世界上第一篇揭露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文章，其他報道，不論何種語言，都在它後面。
這篇文章在紐倫堡審判時再次刊出，還被用作證詞。
有關猶太人大屠殺的作品，迄今已經出版很多，可是即便今天，大屠殺慘烈的程度，世人還是難以想象。
說到猶太人種族滅絕（Shoah），烏克蘭曆次屠殺是開始，波蘭各死亡集中營是高潮。
格羅斯曼是調查納粹滅猶的第一人。
納粹黨衛軍竭力銷毀波蘭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滅絕營的痕迹，妄圖毀滅罪證。
格羅斯曼采訪了當地農民和四十位幸存者，設法重現了這個滅絕營的内部結構和誘殺伎倆。
他深入透徹地寫到納粹的騙術，寫到“黨衛軍研究死亡的神經科醫生”如何“再一次蒙騙了人們的思想，故意散播一絲希望……他們一字一頓地大聲說：‘婦女兒童要把鞋脫掉，襪子要放進鞋裡，要整潔……進浴室的時候必須帶上身份證件、錢、毛巾和肥皂。
我再說一遍……”[23]英國詩人、哲學家柯勒律治（Coleridge）曾經給“想象力”下過這樣的定義：“讓靈魂擺脫客觀事實的禁锢而獲得自由，這種擺脫的能力就叫想象力。
”顯然，格羅斯曼天生就有這個能力，并且達到了最為高超的水平。
但是，蘇聯官方的宣傳口徑是這樣的：在希特勒統治下，各族人民的苦難都是一樣的。
如果有人說，猶太人所受的苦難最為深重，蘇聯官方就用一個标準答案來反駁：“死人都一樣，不要做區分。
” 一旦承認了絕大多數死者是猶太人，就沒法否認蘇聯的其他民族是種族滅絕的幫兇了；再說，斯大林本人就是反猶的。
1943年到1946年，格羅斯曼和愛倫堡都在為“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撰寫《黑書》（TheBlackBook）。
這是一部紀實作品，記述了在蘇聯和波蘭的土地上發生的屠殺猶太人的事件。
但是《黑書》從來就沒有出版過。
[24]不管怎麼妥協讓步，這樣的書，蘇聯是不會允許出版的。
長篇小說《人民是不朽的》也像《斯捷潘·柯爾丘根》一樣獲得了斯大林獎提名，可是，盡管評選委員會一緻推選，斯大林還是将它否決了。
格羅斯曼的下一本小說《為了正義的事業》，剛開始的時候獲得好評，可是後來卻遭到批判。
這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格羅斯曼是猶太人；第二，當時正是斯大林統治如日中天的時候，戰争的實際情況一點兒都不許寫，戰争第一年的慘敗更不許寫了。
“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其他領導成員都已經被捕的被捕，被殺的被殺，新一波大清洗馬上就要開始。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若非如此，格羅斯曼幾乎肯定也會被捕。
接下來的幾年格羅斯曼獲得了公衆意義上的成功。
他被授予了聲望極高的“紅旗勞動勳章”，《為了正義的事業》也再版了。
這個時候，格羅斯曼正在寫他那兩部傑作：《生活與命運》和《一切都在流動》。
這兩部作品都是直到1980年代後期才在俄羅斯出版問世。
[25]《為了正義的事業》政治上沒有《生活與命運》那麼異端。
作者本來想把《生活與命運》作為《為了正義的事業》的續篇來寫。
《生活與命運》裡的人物，很多也都是《為了正義的事業》裡的人物，但是最好把《生活與命運》作為一部獨立的小說來看。
這本書很重要，不僅是文學巨著，也是史學鴻篇。
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沒有比這本書更為全面的描寫。
其他持不同政見作家—沙拉莫夫、索爾仁尼琴、曼德爾施塔姆夫人，他們的感召力來自他們都是體制外的人；而格羅斯曼的感召力，至少部分地來自他對蘇聯社會各個層面都了如指掌。
《生活與命運》是一整個時代的寫照。
在《生活與命運》中，格羅斯曼實現了很多蘇聯作家竭盡全力卻沒有取得的成就。
書中每個人物，不管如何生動地呈現，都代表了某一群人或某個階層，其命運是那個階層的命運的縮影：施特魯姆代表的是猶太知識分子；戈特馬諾夫代表犬儒的斯大林主義官員；1930年代成千上萬老布爾什維克被逮捕，阿巴爾丘克和克雷莫夫是其中的兩個；1941年蘇軍一敗塗地，當局迫不得已，一度改弦易轍，先不看黨員的出身，而看他能不能打仗（至少有幾年是這樣），諾維科夫就是這樣一位可敬的軍官，蘇聯實行這個政策後，他的能力才得到承認。
這部小說，不論是文體，還是結構，都沒有什麼标新立異的地方。
但格羅斯曼書中的道德拷問步步緊逼，他把蘇聯共産主義等同于納粹主義，這可是異端邪說。
若不是因為他這個論調，《生活與命運》幾乎就奇怪地符合了當局的要求：要求作家寫出真正的、蘇維埃史詩般恢弘的作品。
然而他卻說蘇聯共産主義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是互為鏡像，那個時候，即使是在西方，能聽懂這話的人也沒有幾個。
這個政權最引以為豪的就是打敗了納粹，沒有什麼比這個異端邪說更觸目驚心了。
格羅斯曼有兩個知己密友，一個是謝苗·利普金（SemyonLipkin），一個是葉卡捷琳娜·紮波羅茨卡亞（YekaterinaZabolotskaya）。
1960年10月，格羅斯曼不顧這兩個朋友的勸告，把《生活與命運》的手稿交給了《旗幟報》的編輯。
當時正是赫魯曉夫“解凍”時期，格羅斯曼胸有成竹，認為這本小說能夠出版。
1961年2月的一天，三個克格勃（KGB）軍官來到他家，抄沒了他的手稿和相關資料，連複寫紙和打印色帶都沒收了。
當局不逮捕人而“逮捕”書，蘇聯曆史上隻有兩次，這回是其中一次。
[26]除了《古拉格群島》，還沒有哪本書被認為這麼危險。
[27]當局叫他在一個保證書上簽字，保證不把克格勃這次登門造訪的事和别人講。
他拒絕簽字。
但克格勃的其他要求，他好像照辦了。
他把這幾個克格勃軍官領到他表弟家，讓他們把其他兩份手稿也抄去了。
但是，格羅斯曼另外還備了兩份手稿，克格勃竟然沒發現：一份留給了謝苗·利普金保存，一份留給了廖麗亞·多米尼吉娜（LyolyaDominikina）保存。
廖麗亞是他學生時代的朋友，和文學界沒有任何聯系。
很多人都認為格羅斯曼過于天真了，居然心存幻想，以為蘇聯當局會允許他出版《生活與命運》。
利普金和紮波羅茨卡亞就持這種觀點。
根據他們的說法，格羅斯曼之所以同意把這本小說多備一份手稿，全因他們的堅持。
[28]但是，詩人科爾涅伊·楚科夫斯基（KorneiChukovsky）在1960年12月27日那天的日記裡這樣寫道：“格羅斯曼接到赫魯曉夫秘書打來的電話，說這本小說
他的筆記本裡記滿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很多都在《生活與命運》裡再現了出來。
早期的筆記有這麼一條：“前線的氣味通常是停屍房和鐵匠鋪那兩種氣味兼而有之。
”格羅斯曼到斯大林格勒沒幾天就發回了報道：“落日餘晖照在廣場上，有一種陰森怪誕的美：淺粉色的天空透過成千上萬空洞的窗口和屋頂朝外看着。
一幅巨大的宣傳畫用俗氣的顔料寫着：‘光輝大道。
’”[18] 格羅斯曼采訪從來不記筆記，或許是怕吓着被采訪的人。
他喜歡憑借過人的記憶寫稿。
他能讓各行各業的人，不論男女，都信任他：狙擊手、将軍、戰鬥機飛行員、蘇軍懲戒營裡受懲罰的士兵、農民、德國戰俘，以及在德國占領區冒着被治罪的危險繼續授課的學校教師。
《紅星報》總編輯奧滕伯格（Ortenberg）寫道：“斯大林格勒前線的記者都很驚訝，格羅斯曼居然讓師長打開了話匣子，這個沉默寡言的西伯利亞人和他一談就是六個小時……格羅斯曼問什麼，他都毫無保留地奉告。
在這戰事危急的關頭，師長還這麼有問必答。
”[19]奧滕伯格還寫過這樣的話：“我們沒催過他，因為都知道他是怎麼幹活的。
不管條件多麼差，不論是在一燈如豆的破棚子裡，還是在野地裡，不論是躺在床上，還是在滿屋子人的農舍裡，他都能寫下去，但寫得很慢，他始終全神貫注，投入了全部精力。
”[20] 1943年，斯大林格勒的德軍投降後，蘇軍先頭部隊解放了烏克蘭。
格羅斯曼當時随軍報道。
他聽說在巴比谷（BabiYar）有十萬人慘遭屠殺，其中大部分是猶太人。
過了不久，在别爾基切夫，他得知了母親遇害的詳情。
《旗幟報》（Znamya）刊出了他的一篇小說《老教師》，講的是有一個城市，跟别爾基切夫差不多，但沒提城市的名，城裡有好幾百名猶太人遭到屠殺，故事主要講的是屠殺前發生的事。
他還寫了一篇文章《沒有猶太人的烏克蘭》，是對死者的長篇禱告。
這篇文章被《紅星報》退稿，但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報紙用意第緒語（主要是猶太人的語言，近似德語，也摻雜着希伯來語和斯拉夫語—譯者注）刊登了出來。
[21]這兩篇文章是世界上最先揭露猶太人大屠殺的報道。
[22]格羅斯曼還寫了一篇生動而冷靜的文章《特雷布林卡地獄》（1944年下半年發表），這是世界上第一篇揭露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文章，其他報道，不論何種語言，都在它後面。
這篇文章在紐倫堡審判時再次刊出，還被用作證詞。
有關猶太人大屠殺的作品，迄今已經出版很多，可是即便今天，大屠殺慘烈的程度，世人還是難以想象。
說到猶太人種族滅絕（Shoah），烏克蘭曆次屠殺是開始，波蘭各死亡集中營是高潮。
格羅斯曼是調查納粹滅猶的第一人。
納粹黨衛軍竭力銷毀波蘭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滅絕營的痕迹，妄圖毀滅罪證。
格羅斯曼采訪了當地農民和四十位幸存者，設法重現了這個滅絕營的内部結構和誘殺伎倆。
他深入透徹地寫到納粹的騙術，寫到“黨衛軍研究死亡的神經科醫生”如何“再一次蒙騙了人們的思想，故意散播一絲希望……他們一字一頓地大聲說：‘婦女兒童要把鞋脫掉，襪子要放進鞋裡，要整潔……進浴室的時候必須帶上身份證件、錢、毛巾和肥皂。
我再說一遍……”[23]英國詩人、哲學家柯勒律治（Coleridge）曾經給“想象力”下過這樣的定義：“讓靈魂擺脫客觀事實的禁锢而獲得自由，這種擺脫的能力就叫想象力。
”顯然，格羅斯曼天生就有這個能力，并且達到了最為高超的水平。
但是，蘇聯官方的宣傳口徑是這樣的：在希特勒統治下，各族人民的苦難都是一樣的。
如果有人說，猶太人所受的苦難最為深重，蘇聯官方就用一個标準答案來反駁：“死人都一樣，不要做區分。
” 一旦承認了絕大多數死者是猶太人，就沒法否認蘇聯的其他民族是種族滅絕的幫兇了；再說，斯大林本人就是反猶的。
1943年到1946年，格羅斯曼和愛倫堡都在為“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撰寫《黑書》（TheBlackBook）。
這是一部紀實作品，記述了在蘇聯和波蘭的土地上發生的屠殺猶太人的事件。
但是《黑書》從來就沒有出版過。
[24]不管怎麼妥協讓步，這樣的書，蘇聯是不會允許出版的。
長篇小說《人民是不朽的》也像《斯捷潘·柯爾丘根》一樣獲得了斯大林獎提名，可是，盡管評選委員會一緻推選，斯大林還是将它否決了。
格羅斯曼的下一本小說《為了正義的事業》，剛開始的時候獲得好評，可是後來卻遭到批判。
這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格羅斯曼是猶太人；第二，當時正是斯大林統治如日中天的時候，戰争的實際情況一點兒都不許寫，戰争第一年的慘敗更不許寫了。
“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其他領導成員都已經被捕的被捕，被殺的被殺，新一波大清洗馬上就要開始。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若非如此，格羅斯曼幾乎肯定也會被捕。
接下來的幾年格羅斯曼獲得了公衆意義上的成功。
他被授予了聲望極高的“紅旗勞動勳章”，《為了正義的事業》也再版了。
這個時候，格羅斯曼正在寫他那兩部傑作：《生活與命運》和《一切都在流動》。
這兩部作品都是直到1980年代後期才在俄羅斯出版問世。
[25]《為了正義的事業》政治上沒有《生活與命運》那麼異端。
作者本來想把《生活與命運》作為《為了正義的事業》的續篇來寫。
《生活與命運》裡的人物，很多也都是《為了正義的事業》裡的人物，但是最好把《生活與命運》作為一部獨立的小說來看。
這本書很重要，不僅是文學巨著，也是史學鴻篇。
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沒有比這本書更為全面的描寫。
其他持不同政見作家—沙拉莫夫、索爾仁尼琴、曼德爾施塔姆夫人，他們的感召力來自他們都是體制外的人；而格羅斯曼的感召力，至少部分地來自他對蘇聯社會各個層面都了如指掌。
《生活與命運》是一整個時代的寫照。
在《生活與命運》中，格羅斯曼實現了很多蘇聯作家竭盡全力卻沒有取得的成就。
書中每個人物，不管如何生動地呈現，都代表了某一群人或某個階層，其命運是那個階層的命運的縮影：施特魯姆代表的是猶太知識分子；戈特馬諾夫代表犬儒的斯大林主義官員；1930年代成千上萬老布爾什維克被逮捕，阿巴爾丘克和克雷莫夫是其中的兩個；1941年蘇軍一敗塗地，當局迫不得已，一度改弦易轍，先不看黨員的出身，而看他能不能打仗（至少有幾年是這樣），諾維科夫就是這樣一位可敬的軍官，蘇聯實行這個政策後，他的能力才得到承認。
這部小說，不論是文體，還是結構，都沒有什麼标新立異的地方。
但格羅斯曼書中的道德拷問步步緊逼，他把蘇聯共産主義等同于納粹主義，這可是異端邪說。
若不是因為他這個論調，《生活與命運》幾乎就奇怪地符合了當局的要求：要求作家寫出真正的、蘇維埃史詩般恢弘的作品。
然而他卻說蘇聯共産主義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是互為鏡像，那個時候，即使是在西方，能聽懂這話的人也沒有幾個。
這個政權最引以為豪的就是打敗了納粹，沒有什麼比這個異端邪說更觸目驚心了。
格羅斯曼有兩個知己密友，一個是謝苗·利普金（SemyonLipkin），一個是葉卡捷琳娜·紮波羅茨卡亞（YekaterinaZabolotskaya）。
1960年10月，格羅斯曼不顧這兩個朋友的勸告，把《生活與命運》的手稿交給了《旗幟報》的編輯。
當時正是赫魯曉夫“解凍”時期，格羅斯曼胸有成竹，認為這本小說能夠出版。
1961年2月的一天，三個克格勃（KGB）軍官來到他家，抄沒了他的手稿和相關資料，連複寫紙和打印色帶都沒收了。
當局不逮捕人而“逮捕”書，蘇聯曆史上隻有兩次，這回是其中一次。
[26]除了《古拉格群島》，還沒有哪本書被認為這麼危險。
[27]當局叫他在一個保證書上簽字，保證不把克格勃這次登門造訪的事和别人講。
他拒絕簽字。
但克格勃的其他要求，他好像照辦了。
他把這幾個克格勃軍官領到他表弟家，讓他們把其他兩份手稿也抄去了。
但是，格羅斯曼另外還備了兩份手稿，克格勃竟然沒發現：一份留給了謝苗·利普金保存，一份留給了廖麗亞·多米尼吉娜（LyolyaDominikina）保存。
廖麗亞是他學生時代的朋友，和文學界沒有任何聯系。
很多人都認為格羅斯曼過于天真了，居然心存幻想，以為蘇聯當局會允許他出版《生活與命運》。
利普金和紮波羅茨卡亞就持這種觀點。
根據他們的說法，格羅斯曼之所以同意把這本小說多備一份手稿，全因他們的堅持。
[28]但是，詩人科爾涅伊·楚科夫斯基（KorneiChukovsky）在1960年12月27日那天的日記裡這樣寫道：“格羅斯曼接到赫魯曉夫秘書打來的電話，說這本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