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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眠者發聲”：
瓦西裡·格羅斯曼的生平與作品
［英］羅伯特·錢德勒 著
李廣平 譯
1905年12月12日，瓦西裡·謝苗諾維奇·格羅斯曼出生于烏克蘭的别爾基切夫市（Berdichev），當時那是歐洲最大的猶太人聚居地之一。
他父母都是猶太人，起初給兒子起名叫約瑟夫（Iosif），但是這個名字一看就是猶太名，于是就改為俄語裡對應的名字，叫瓦西裡（Vasily）；他們家境殷實，早已融入當地社會。
瓦西裡年幼的時候，父母好像就已經離異了，他由母親撫養長大，還有一位有錢的舅舅出錢幫助他們。
1910年到1912年，瓦西裡和母親住在瑞士，很可能是在日内瓦。
他母親名叫葉卡捷琳娜·薩韋列夫娜（YekaterinaSavelievna），後來做了法語教師，所以瓦西裡一輩子法語都非常出色。
1914年到1919年，他在基輔上中學，1924年到1929年，在莫斯科國立大學上學，化學專業。
[1]入學不久他就意識到，文學才是自己真正的宿命。
但是他對自然科學從未失去興趣；《生活與命運》的中心人物維克托·施特魯姆是一個核物理學家，這并非沒有緣由，而施特魯姆在很多方面都是作者的自畫像。
大學畢業後，格羅斯曼搬到了頓巴斯（Donbass），那是個工業區，他先是在一個礦區當安全檢查員，後來又在一所醫學院校當化學老師。
1932年他得以回到莫斯科，1934年發表了短篇小說《在别爾基切夫市》，得到馬克西姆·高爾基、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艾薩克·巴别爾[2]等不同作家的贊譽。
那一年，他還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格留考夫》[3]，寫的是頓巴斯礦工的生活。
1937年，他加入了聲望極高的蘇聯作家協會，長篇小說《斯捷潘·柯爾丘根》（1937年至1940年發表）獲得斯大林獎提名。
文學批評界常把格羅斯曼的人生分為兩部分。
例如，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Todorov）就認為，“功成名就的蘇聯大作家，徹底脫胎換骨的僅格羅斯曼一人，至少他是洗心革面最顯著的。
身為奴隸的他死了，一個自由人誕生了”。
[4]這話說得可謂擲地有聲。
但是，若把他前後絕對區分開來，說他三四十年代是一個“從命”的作家，五十年代搖身一變，成了一個“持不同政見者”，還寫出了《生活與命運》和《一切都在流動》，那可就錯了。
《格留考夫》今天讀起來也許會顯得沉悶，但是在當年，一定具有驚人的力量。
1932年，高爾基對初稿頗有微詞，說是“自然主義”。
其實，“自然主義”是個蘇聯的暗語，凡是寫出來的東西太真實，暴露了蘇聯的現實，有礙觀瞻，統統說是“自然主義”。
高爾基報告的結尾建議作者反躬自問：“我為什麼要寫作？我要證實的是什麼真理？我想要哪種真理勝出？[5]即使是在那時，看到高爾基對真理的犬儒态度，格羅斯曼想必一定是厭惡的。
然而不容否認，高爾基的直覺很有兩下子；格羅斯曼對真理的愛将來會帶來什麼遭遇，似乎他已經覺察出來了。
幾年以後，格羅斯曼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四天》，裡面引用了一句格言：“最真就是最美。
”1961年，《生活與命運》的手稿被抄沒以後，格羅斯曼居然給赫魯曉夫寫信，說：“我書裡寫的是我過去信仰的，并且現在繼續信仰的東西。
我隻寫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痛苦。
”[6] 格羅斯曼身上的某些東西—對真理的愛，或許還有批判的智慧—不僅令高爾基警惕，也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覺。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斯捷潘·柯爾丘根》也像《格留考夫》一樣，已經夠正統的了，但斯大林還是把它從斯大林獎金提名作品的名單上劃掉了。
他一錘定音，說這本小說寫年輕的革命者，實際上是“同情孟什維克”。
[7]其實，格羅斯曼既不是孟什維克，也不是殉道者；不過，在大恐怖時期，他顯露出了相當大的勇氣。
1938年，他第二任妻子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OlgaMikhailovna）被捕了。
格羅斯曼立刻收養了奧爾加與前夫鮑裡斯·古貝爾（BorisGuber）所生的兩個兒子，古貝爾此前一年已被逮捕。
如果不是格羅斯曼動作快，這兩個孩子說不定會被抓起來，關到拘押“人民敵人”子弟的勞改營裡去。
接着，格羅斯曼給内務人民委員會[8]的秘密警察頭子葉佐夫（Yezhov）寫信，說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現在是他的妻子，不是古貝爾的妻子，因此，她前夫的事不應該拿她是問，他們已經完全斷絕關系了。
那年晚些時候，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被釋放了。
[9]格羅斯曼的朋友利普金評論說：“這一切看起來好像再正常不過，可在當時，膽敢給國家首席劊子手寫這樣的信，一定是非常勇敢的人。
”[10]格羅斯曼好幾篇描寫逮捕和檢舉的短篇小說，就是在這個時候動筆寫的，可是一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首次得以出版。
格羅斯曼的不同政見是逐漸發展而成的，并不是經過哪個單個的事件，一下子就成為異見人士了。
像大多數人一樣，他也有行為前後不一的情況。
整個戰争期間，他好像既不怕德國人，也不怕蘇聯秘密警察。
但是，1952年，斯大林的反猶運動壓力越來越大。
官方登出一封公開信，說猶太醫生要謀害斯大林的性命，呼籲以最嚴厲的手段懲辦這些醫生。
格羅斯曼同意在信上簽了名。
[11] 在那個節骨眼上，格羅斯曼居然示弱，這似乎很奇怪。
有可能是他一時的失常：當時他剛剛和詩人兼編輯亞曆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AleksandrTvardovsky）有過争執，頭腦不怎麼清楚，就在這個時候，上頭讓他簽字。
[12]然而，《生活與命運》幾乎是一部百科全書，把極權社會錯綜複雜的人生百态和盤托出，也從未有人比格羅斯曼更好地明确寫出個人要想抵抗極權壓力的艱難： 但是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把他壓住。
他感覺到它的威懾的重量，它強迫他按它的意圖去想，強迫他按照它的意思寫。
它就在他身體内部，強迫他的心收縮，溶解他的決心…… 隻有不曾親身體驗過這種力量的人，見到有人屈服于這種力量，才會感到驚訝。
親身體驗過這種力量的人，感到驚訝的倒是另一點：敢于發一下火，哪怕是迸出一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一個表示抗議的手勢。
[13] 格羅斯曼并不想掩蓋自己的失策。
他最自責的是1941年德國入侵之後，沒有把母親從别爾基切夫接出來。
但是他也怪罪妻子，因為她和母親關系不好。
戰争前夕，格羅斯曼曾向妻子提出接母親來莫斯科，住在他們家裡，妻子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卻說地方太小，不方便。
[14]1941年9月，他母親，葉卡捷琳娜·薩韋列夫娜，被德國人殺害了。
同時被害的還有生活在别爾基切夫的30000名猶太人的大多數。
格羅斯曼死後，在他的文件裡發現了一個信封。
裡面有兩封信，是他在1950年和1961年寫給他死去的母親的，一封是母親九周年忌日那天寫的，另一封是母親二十周年忌日那天寫的，除了信還發現了兩張照片。
格羅斯曼在第一封信裡寫道：“我總在想，你是怎樣死的，是怎樣走到被害的地方，我想了幾十次，也可能想了幾百次，殺害你的那個人長得什麼樣，那人是最後一個見過你的人。
我知道，當時你心裡一直都在想着我。
”[15]有一張照片是母親和瓦西裡的合影，照片上的他還是一個小孩兒；另一張照片是格羅斯曼從一個德國黨衛軍軍官的屍體身上取下來的，照片上是一個大坑，坑裡有幾百具裸體的女屍，有成年婦女，也有小姑娘。
母親的死令格羅斯曼極度内疚，他和妻子相互指責，這一切都反映在《生活與命運》裡了。
書中的人物安娜·謝苗諾芙娜（AnnaSemyonovna）就是格羅斯曼母親的形象，她給兒子寫了一封信，好不容易才把信托人偷偷帶出了猶太人隔離區。
在所有為東歐猶太人發出的悲歎之聲中，我不知道有哪個比這一封信更令人動容。
[16] 格羅斯曼也許把戰争當做了贖罪的機會。
他不顧視力不好，健康欠佳，報名參軍想當一名普通士兵。
結果，他被分配到蘇聯紅軍的報紙《紅星報》當戰地記者，很快便赢得各方好評，其堅韌勇敢給幾乎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報道了所有的主要戰役，從莫斯科保衛戰到攻克柏林。
普通士兵和高級将領都愛看他的文章。
成群的前線士兵聚集在一起，而其中一人從唯一一份《紅星報》大聲朗讀報紙的内容；作家維克多·涅克拉索夫曾在斯大林格勒參加戰鬥，他記得“登載着格羅斯曼和愛倫堡文章的報紙被讀了又讀，直到報紙已經變得破破爛爛”。
[17] 沒有哪個記者像格羅斯曼那樣報道“無情戰争的真情實況”（格羅斯曼語）。
他的記事本上很多大段的文字，要是被秘密警察看見了，很可能會治他死罪。
有些話對軍隊高官們的形象非常不利，有的報道居然不顧禁忌
他父母都是猶太人，起初給兒子起名叫約瑟夫（Iosif），但是這個名字一看就是猶太名，于是就改為俄語裡對應的名字，叫瓦西裡（Vasily）；他們家境殷實，早已融入當地社會。
瓦西裡年幼的時候，父母好像就已經離異了，他由母親撫養長大，還有一位有錢的舅舅出錢幫助他們。
1910年到1912年，瓦西裡和母親住在瑞士，很可能是在日内瓦。
他母親名叫葉卡捷琳娜·薩韋列夫娜（YekaterinaSavelievna），後來做了法語教師，所以瓦西裡一輩子法語都非常出色。
1914年到1919年，他在基輔上中學，1924年到1929年，在莫斯科國立大學上學，化學專業。
[1]入學不久他就意識到，文學才是自己真正的宿命。
但是他對自然科學從未失去興趣；《生活與命運》的中心人物維克托·施特魯姆是一個核物理學家，這并非沒有緣由，而施特魯姆在很多方面都是作者的自畫像。
大學畢業後，格羅斯曼搬到了頓巴斯（Donbass），那是個工業區，他先是在一個礦區當安全檢查員，後來又在一所醫學院校當化學老師。
1932年他得以回到莫斯科，1934年發表了短篇小說《在别爾基切夫市》，得到馬克西姆·高爾基、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艾薩克·巴别爾[2]等不同作家的贊譽。
那一年，他還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格留考夫》[3]，寫的是頓巴斯礦工的生活。
1937年，他加入了聲望極高的蘇聯作家協會，長篇小說《斯捷潘·柯爾丘根》（1937年至1940年發表）獲得斯大林獎提名。
文學批評界常把格羅斯曼的人生分為兩部分。
例如，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Todorov）就認為，“功成名就的蘇聯大作家，徹底脫胎換骨的僅格羅斯曼一人，至少他是洗心革面最顯著的。
身為奴隸的他死了，一個自由人誕生了”。
[4]這話說得可謂擲地有聲。
但是，若把他前後絕對區分開來，說他三四十年代是一個“從命”的作家，五十年代搖身一變，成了一個“持不同政見者”，還寫出了《生活與命運》和《一切都在流動》，那可就錯了。
《格留考夫》今天讀起來也許會顯得沉悶，但是在當年，一定具有驚人的力量。
1932年，高爾基對初稿頗有微詞，說是“自然主義”。
其實，“自然主義”是個蘇聯的暗語，凡是寫出來的東西太真實，暴露了蘇聯的現實，有礙觀瞻，統統說是“自然主義”。
高爾基報告的結尾建議作者反躬自問：“我為什麼要寫作？我要證實的是什麼真理？我想要哪種真理勝出？[5]即使是在那時，看到高爾基對真理的犬儒态度，格羅斯曼想必一定是厭惡的。
然而不容否認，高爾基的直覺很有兩下子；格羅斯曼對真理的愛将來會帶來什麼遭遇，似乎他已經覺察出來了。
幾年以後，格羅斯曼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四天》，裡面引用了一句格言：“最真就是最美。
”1961年，《生活與命運》的手稿被抄沒以後，格羅斯曼居然給赫魯曉夫寫信，說：“我書裡寫的是我過去信仰的，并且現在繼續信仰的東西。
我隻寫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痛苦。
”[6] 格羅斯曼身上的某些東西—對真理的愛，或許還有批判的智慧—不僅令高爾基警惕，也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覺。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斯捷潘·柯爾丘根》也像《格留考夫》一樣，已經夠正統的了，但斯大林還是把它從斯大林獎金提名作品的名單上劃掉了。
他一錘定音，說這本小說寫年輕的革命者，實際上是“同情孟什維克”。
[7]其實，格羅斯曼既不是孟什維克，也不是殉道者；不過，在大恐怖時期，他顯露出了相當大的勇氣。
1938年，他第二任妻子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OlgaMikhailovna）被捕了。
格羅斯曼立刻收養了奧爾加與前夫鮑裡斯·古貝爾（BorisGuber）所生的兩個兒子，古貝爾此前一年已被逮捕。
如果不是格羅斯曼動作快，這兩個孩子說不定會被抓起來，關到拘押“人民敵人”子弟的勞改營裡去。
接着，格羅斯曼給内務人民委員會[8]的秘密警察頭子葉佐夫（Yezhov）寫信，說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現在是他的妻子，不是古貝爾的妻子，因此，她前夫的事不應該拿她是問，他們已經完全斷絕關系了。
那年晚些時候，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被釋放了。
[9]格羅斯曼的朋友利普金評論說：“這一切看起來好像再正常不過，可在當時，膽敢給國家首席劊子手寫這樣的信，一定是非常勇敢的人。
”[10]格羅斯曼好幾篇描寫逮捕和檢舉的短篇小說，就是在這個時候動筆寫的，可是一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首次得以出版。
格羅斯曼的不同政見是逐漸發展而成的，并不是經過哪個單個的事件，一下子就成為異見人士了。
像大多數人一樣，他也有行為前後不一的情況。
整個戰争期間，他好像既不怕德國人，也不怕蘇聯秘密警察。
但是，1952年，斯大林的反猶運動壓力越來越大。
官方登出一封公開信，說猶太醫生要謀害斯大林的性命，呼籲以最嚴厲的手段懲辦這些醫生。
格羅斯曼同意在信上簽了名。
[11] 在那個節骨眼上，格羅斯曼居然示弱，這似乎很奇怪。
有可能是他一時的失常：當時他剛剛和詩人兼編輯亞曆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AleksandrTvardovsky）有過争執，頭腦不怎麼清楚，就在這個時候，上頭讓他簽字。
[12]然而，《生活與命運》幾乎是一部百科全書，把極權社會錯綜複雜的人生百态和盤托出，也從未有人比格羅斯曼更好地明确寫出個人要想抵抗極權壓力的艱難： 但是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把他壓住。
他感覺到它的威懾的重量，它強迫他按它的意圖去想，強迫他按照它的意思寫。
它就在他身體内部，強迫他的心收縮，溶解他的決心…… 隻有不曾親身體驗過這種力量的人，見到有人屈服于這種力量，才會感到驚訝。
親身體驗過這種力量的人，感到驚訝的倒是另一點：敢于發一下火，哪怕是迸出一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一個表示抗議的手勢。
[13] 格羅斯曼并不想掩蓋自己的失策。
他最自責的是1941年德國入侵之後，沒有把母親從别爾基切夫接出來。
但是他也怪罪妻子，因為她和母親關系不好。
戰争前夕，格羅斯曼曾向妻子提出接母親來莫斯科，住在他們家裡，妻子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卻說地方太小，不方便。
[14]1941年9月，他母親，葉卡捷琳娜·薩韋列夫娜，被德國人殺害了。
同時被害的還有生活在别爾基切夫的30000名猶太人的大多數。
格羅斯曼死後，在他的文件裡發現了一個信封。
裡面有兩封信，是他在1950年和1961年寫給他死去的母親的，一封是母親九周年忌日那天寫的，另一封是母親二十周年忌日那天寫的，除了信還發現了兩張照片。
格羅斯曼在第一封信裡寫道：“我總在想，你是怎樣死的，是怎樣走到被害的地方，我想了幾十次，也可能想了幾百次，殺害你的那個人長得什麼樣，那人是最後一個見過你的人。
我知道，當時你心裡一直都在想着我。
”[15]有一張照片是母親和瓦西裡的合影，照片上的他還是一個小孩兒；另一張照片是格羅斯曼從一個德國黨衛軍軍官的屍體身上取下來的，照片上是一個大坑，坑裡有幾百具裸體的女屍，有成年婦女，也有小姑娘。
母親的死令格羅斯曼極度内疚，他和妻子相互指責，這一切都反映在《生活與命運》裡了。
書中的人物安娜·謝苗諾芙娜（AnnaSemyonovna）就是格羅斯曼母親的形象，她給兒子寫了一封信，好不容易才把信托人偷偷帶出了猶太人隔離區。
在所有為東歐猶太人發出的悲歎之聲中，我不知道有哪個比這一封信更令人動容。
[16] 格羅斯曼也許把戰争當做了贖罪的機會。
他不顧視力不好，健康欠佳，報名參軍想當一名普通士兵。
結果，他被分配到蘇聯紅軍的報紙《紅星報》當戰地記者，很快便赢得各方好評，其堅韌勇敢給幾乎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報道了所有的主要戰役，從莫斯科保衛戰到攻克柏林。
普通士兵和高級将領都愛看他的文章。
成群的前線士兵聚集在一起，而其中一人從唯一一份《紅星報》大聲朗讀報紙的内容；作家維克多·涅克拉索夫曾在斯大林格勒參加戰鬥，他記得“登載着格羅斯曼和愛倫堡文章的報紙被讀了又讀，直到報紙已經變得破破爛爛”。
[17] 沒有哪個記者像格羅斯曼那樣報道“無情戰争的真情實況”（格羅斯曼語）。
他的記事本上很多大段的文字，要是被秘密警察看見了，很可能會治他死罪。
有些話對軍隊高官們的形象非常不利，有的報道居然不顧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