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關燈
小
中
大
還是共産主義天堂這種老問題。
我在文字和電子媒體介紹書介紹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與命運》這樣的作品，覺得推薦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義務。
七八年前讀到英文本之後就四處向人宣說，想它有機會在中文世界現身。
終于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國”願意承擔，重出這部不合時宜的巨著。
“重出”，是因為編輯發現它原來早就有過中譯，而且還有三種版本，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隻是我孤陋無知而已。
比如他們用做底本的這個版本，俄語文學翻譯名家力岡先生手筆（另一個被人遺忘的名字，《日瓦格醫生》與《靜靜的頓河》的譯者），原來的譯名是《風雨人生》。
力岡先生的譯者序言成于1989年6月10日，最後一段話是非常直白的籲求：“親愛的讀者，讀讀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覺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筆緻，寫在八十年代的終點，這本書合該要在新時期的中國被人忘記。
生不逢時，往往是許多好書被埋沒的原因。
《生活與命運》的三種中文譯本全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兩三年。
當時，蘇聯解體已成事實，連帶垮掉的還有幾十年來的蘇聯文學；而中國這裡，則一面是籠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氣壓，另一面是正在冒頭的人欲春芽，自然沒有多少人想去碰這一千頁的大書，直覺它是蘇聯版的傷痕文學，會看得叫人呵欠連連。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運卻忽然逆轉，一下子又複活過來了，西方每一個評論家都拿它和《戰争與和平》相比，并且紛紛奉上一本小說所能得到的最高贊譽，比如說“我用三個禮拜讀完，再用三個禮拜複原，在那段日子裡我幾乎難以呼吸”（琳達·格蘭特語）。
第一個拿它和《戰争與和平》相比的，并非“别有用心”的西方人（這說法來自豆瓣網上的一則短評，那則評論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對它的贊譽，認為其背後“别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終于能在祖國出版之後的蘇聯評論界。
當時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長的等待終于結束了！”等待什麼？當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戰争與和平》。
就像托翁為拿破侖入侵俄羅斯的戰争寫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樣，更加慘烈悲壯的“衛國戰争”當然也得配上同樣偉大的作品。
這幾乎是他們自二戰一結束之後就馬上開始了的漫長期待，整個蘇聯文壇都在尋找接得下這份重擔的候選者，好幾代蘇聯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滿足那份期望，于是一本大書接着一本大書地上市。
隻不過，它們似乎都還和《戰争與和平》有點不小的距離。
《生活與命運》堪比《戰争與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于外形。
都是寫一場抵抗入侵的戰争，都是人物衆多、支線龐雜的大書，都以一個家族當做軸線，都是全景式的鳥瞰神目，都在虛構叙述當中夾雜議論沉思。
但于我看來，格羅斯曼之所以無愧于前人，是他細緻地寫出了“戰争”與“和平”這兩種極端不同的狀态，以及連接它們彼此的微妙聯系；又在這戰争與和平的雙重境況當中，幾乎讓我們看到了蘇聯社會的全部細節。
從斯大林、赫魯曉夫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還有一段關于希特勒的難忘描繪），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與農夫；從前線紅軍在漫天炮火當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後方官僚體系的具體運作；這個帝國的每一條神經線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細血管，全都被格羅斯曼一根根挑選出來耐心檢視。
當然，那是戰争，就算離戰火最遠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亞深處的集中營），也很難不受戰事影響。
所以“戰争”與“和平”這兩種狀态的比對，隻不過是個方便說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羅斯曼刻意分别塑造這兩種狀态的用心。
在他筆下，相對安全平靜的後方有時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戰線上的最前鋒還危險。
因為後方的人或許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穩；或許有飯可吃，但食不下咽。
因為他們要擔心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生怕犯錯；他們要留意權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
戰壕裡的士兵則不然，由于不曉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後一夜，反而因此坦蕩，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便連人際關系也都簡單了許多，回複到它最該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樂盡皆自然無礙。
誇張點講，在格羅斯曼筆下，戰場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沒錯，戰争“矯正”了很多事情。
一個軍人的履曆表變了，評價他的标準不再是他家有沒有出過托洛茨基主義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維克分子；而是他開槍開得夠不夠準，面對敵軍轟炸的時候又夠不夠冷靜。
身經百戰的老将被人從集中營裡放了出來，因為會不會帶兵在這時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關系要緊；一個見過大場面的老兵可以放膽批評集體農場的失敗，因為同袍現在隻在乎他對敵方下一枚襲來炮彈路線的判斷。
後方，那片相對平靜的大地卻還是處在蘇聯式的“正常”當中。
例如主角之一的維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學家同事偶爾會在夜話之中趁着酒意胡說，指點江山，開開
我在文字和電子媒體介紹書介紹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與命運》這樣的作品，覺得推薦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義務。
七八年前讀到英文本之後就四處向人宣說，想它有機會在中文世界現身。
終于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國”願意承擔，重出這部不合時宜的巨著。
“重出”，是因為編輯發現它原來早就有過中譯，而且還有三種版本，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隻是我孤陋無知而已。
比如他們用做底本的這個版本，俄語文學翻譯名家力岡先生手筆（另一個被人遺忘的名字，《日瓦格醫生》與《靜靜的頓河》的譯者），原來的譯名是《風雨人生》。
力岡先生的譯者序言成于1989年6月10日，最後一段話是非常直白的籲求：“親愛的讀者，讀讀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覺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筆緻，寫在八十年代的終點，這本書合該要在新時期的中國被人忘記。
生不逢時，往往是許多好書被埋沒的原因。
《生活與命運》的三種中文譯本全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兩三年。
當時，蘇聯解體已成事實，連帶垮掉的還有幾十年來的蘇聯文學；而中國這裡，則一面是籠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氣壓，另一面是正在冒頭的人欲春芽，自然沒有多少人想去碰這一千頁的大書，直覺它是蘇聯版的傷痕文學，會看得叫人呵欠連連。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運卻忽然逆轉，一下子又複活過來了，西方每一個評論家都拿它和《戰争與和平》相比，并且紛紛奉上一本小說所能得到的最高贊譽，比如說“我用三個禮拜讀完，再用三個禮拜複原，在那段日子裡我幾乎難以呼吸”（琳達·格蘭特語）。
第一個拿它和《戰争與和平》相比的，并非“别有用心”的西方人（這說法來自豆瓣網上的一則短評，那則評論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對它的贊譽，認為其背後“别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終于能在祖國出版之後的蘇聯評論界。
當時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長的等待終于結束了！”等待什麼？當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戰争與和平》。
就像托翁為拿破侖入侵俄羅斯的戰争寫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樣，更加慘烈悲壯的“衛國戰争”當然也得配上同樣偉大的作品。
這幾乎是他們自二戰一結束之後就馬上開始了的漫長期待，整個蘇聯文壇都在尋找接得下這份重擔的候選者，好幾代蘇聯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滿足那份期望，于是一本大書接着一本大書地上市。
隻不過，它們似乎都還和《戰争與和平》有點不小的距離。
《生活與命運》堪比《戰争與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于外形。
都是寫一場抵抗入侵的戰争，都是人物衆多、支線龐雜的大書，都以一個家族當做軸線，都是全景式的鳥瞰神目，都在虛構叙述當中夾雜議論沉思。
但于我看來，格羅斯曼之所以無愧于前人，是他細緻地寫出了“戰争”與“和平”這兩種極端不同的狀态，以及連接它們彼此的微妙聯系；又在這戰争與和平的雙重境況當中，幾乎讓我們看到了蘇聯社會的全部細節。
從斯大林、赫魯曉夫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還有一段關于希特勒的難忘描繪），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與農夫；從前線紅軍在漫天炮火當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後方官僚體系的具體運作；這個帝國的每一條神經線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細血管，全都被格羅斯曼一根根挑選出來耐心檢視。
當然，那是戰争，就算離戰火最遠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亞深處的集中營），也很難不受戰事影響。
所以“戰争”與“和平”這兩種狀态的比對，隻不過是個方便說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羅斯曼刻意分别塑造這兩種狀态的用心。
在他筆下，相對安全平靜的後方有時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戰線上的最前鋒還危險。
因為後方的人或許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穩；或許有飯可吃，但食不下咽。
因為他們要擔心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生怕犯錯；他們要留意權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
戰壕裡的士兵則不然，由于不曉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後一夜，反而因此坦蕩，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便連人際關系也都簡單了許多，回複到它最該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樂盡皆自然無礙。
誇張點講，在格羅斯曼筆下，戰場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沒錯，戰争“矯正”了很多事情。
一個軍人的履曆表變了，評價他的标準不再是他家有沒有出過托洛茨基主義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維克分子；而是他開槍開得夠不夠準，面對敵軍轟炸的時候又夠不夠冷靜。
身經百戰的老将被人從集中營裡放了出來，因為會不會帶兵在這時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關系要緊；一個見過大場面的老兵可以放膽批評集體農場的失敗，因為同袍現在隻在乎他對敵方下一枚襲來炮彈路線的判斷。
後方，那片相對平靜的大地卻還是處在蘇聯式的“正常”當中。
例如主角之一的維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學家同事偶爾會在夜話之中趁着酒意胡說，指點江山，開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