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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2月14日上午11點40分，克格勃（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派人闖入瓦西裡·格羅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書稿。
結果他們不隻帶走了那本書的打字稿，還沒收了和它相關的草稿和筆記，甚至就連打出這本書的打字機與碳紙都不放過，行動規格形同逮捕一個活人，隻不過他們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生活與命運》，後人管它叫“二十世紀的《戰争與和平》”。
格羅斯曼很清楚自己寫了些什麼，當初他投稿給雜志社的時候難道沒料想到會有這樣的結局嗎？這是後來一些學者争論的細節問題，我們先且别管，還是回到1961年情人節那場“逮捕”事件的現場，看看格羅斯曼事後的反應。
他直接寫了一封信給蘇聯最高領導赫魯曉夫抗議：“有什麼理由讓我人身自由，卻逮捕了這部我為之呈獻生命的書？” 當局似乎很在乎這位作者，曆經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蘇共意識形态大總管，人稱“灰衣主教”的蘇斯洛夫（MikhailSuslov）親自接見了他。
以外表斯文謙遜、彬彬有禮而著稱，但又深沉冷峻的蘇斯洛夫這樣子對格羅斯曼說：“我沒有讀過你這本小說，但我讀了對它的評論和報告。
……你為什麼要把你的書加入到敵人對準我們的核武器當中？又何必讓它引起大家關于蘇維埃體制到底還有沒有必要的讨論呢？……我可以直接告訴你，這本書在兩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機會。
” 一部前蘇聯禁書，這個身份多少就能決定一本小說的命運了。
在上世紀的六十到八十年代，這個身份或許可以讓一本書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受到許多關注，讀者通常會期待能在裡頭讀到鐵幕背後冷酷悲慘的真相，同時間接确認了自己的幸運與幸福（好在我沒活在那一邊）。
隻不過禁書太多，能從“社會主義陣營”這邊僥幸逃到另一邊去的書也不少，其中隻有幾個例子可以赢得大名，獲得最高聲譽。
例如《日瓦格醫生》與《古拉格群島》，它們都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盡管帕斯捷爾納克最後被迫拒絕領獎）。
問題是這樣的背景也會反過來限制這類小說的生命。
冷戰結束，它們在很多讀者眼中似乎就隻剩下了曆史見證的價值，别無其他。
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島》和索爾仁尼琴，很多人都會露出一絲倦怠的神情，覺得那是本過時的書與一個過時的人。
《日瓦格醫生》更是可悲，因為後來的文檔證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來與美國中情局有些關系，被他們利用，當做冷戰意識形态争戰的兵器，于是無奈沾染上一層政治污迹。
至于蘇聯這邊就更不必提了，禁書自然是沒人看得見的書（審查官員例外，他們大概是那個體制内讀書最多見識最廣的人）。
蘇聯解體前後，雖然它們也曾火熱過一陣，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宮，因為“向錢看”的新一代實在沒有太大興趣去務虛地回顧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還沒聽過的書。
所以曾經遭禁的文學，便和它們命運的對立面─那些得到最高當局贊賞，赢了“斯大林獎”的作品，奇詭地共同進入曆史，都沒有人要看了。
事後，無論是在俄羅斯，西方，還是中國，蘇聯文學仿佛都成了一個幾乎不存在的物事。
尤其對俄羅斯以外的一般文學讀者而言，俄語文學好像隻到二十世紀初為止。
少數詩人之外，整個蘇聯似乎沒剩下幾個值得重讀的作者。
以中國的曆史背景來看，這種情況特别奇怪，因為俄語曾是我們的主要外語之一，沙俄和蘇聯文學更曾是社會上的主要讀物；可今天，它卻隻是一排排被置放在書架頂層的蒙塵典籍，“小時代”的大時代遺物。
所以《生活與命運》理應過時。
一本前蘇聯禁書，書名土氣（更像是十九世紀的産品），翻譯成中文近一千頁，全書有名有姓的角色超過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羅斯曼的文風竟帶着一股撲面而來的“社會現實主義”氣息。
這本書，甚至連它出版的時機都不太對。
1980年瑞士首現俄文原版，讀者自然寥寥。
1985年英譯本面世，當年索爾仁尼琴在西方已經紅到發黑，名聲漸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為它隻不過是《古拉格群島》的小弟，所以隻有一小圈子的人看過這本其實和《古拉格群島》非常不同的大書。
而大部分寫書評的，在報刊做文化版的，甚至連瓦西裡·格羅斯曼這個名字都沒聽過。
這也難怪，此時已故的他，畢竟不是個有海外公衆知名度的異見分子，沒有活着流亡、被人宣傳的機會。
相反地，他在公衆面前大概還算是個“體制内作家”呢，曾經入圍“斯大林獎”決選名單，二戰期間為《紅星報》寫的戰地報道更是風靡全國，得到官方肯定。
這類作家，英語世界又怎麼會對他感興趣呢？身為蘇聯“作協”成員，格羅斯曼那被壓抑的後半生是沉默的，《生活與命運》的遭禁亦是同樣沉默，國内沒有人知曉，國外沒有人聲張，一切安靜。
比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為暢銷書，我猜那是法國獨特環境所緻，他們那時大概還會稍稍關心蘇聯究竟是個極權體制
結果他們不隻帶走了那本書的打字稿，還沒收了和它相關的草稿和筆記，甚至就連打出這本書的打字機與碳紙都不放過，行動規格形同逮捕一個活人，隻不過他們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生活與命運》，後人管它叫“二十世紀的《戰争與和平》”。
格羅斯曼很清楚自己寫了些什麼，當初他投稿給雜志社的時候難道沒料想到會有這樣的結局嗎？這是後來一些學者争論的細節問題，我們先且别管，還是回到1961年情人節那場“逮捕”事件的現場，看看格羅斯曼事後的反應。
他直接寫了一封信給蘇聯最高領導赫魯曉夫抗議：“有什麼理由讓我人身自由，卻逮捕了這部我為之呈獻生命的書？” 當局似乎很在乎這位作者，曆經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蘇共意識形态大總管，人稱“灰衣主教”的蘇斯洛夫（MikhailSuslov）親自接見了他。
以外表斯文謙遜、彬彬有禮而著稱，但又深沉冷峻的蘇斯洛夫這樣子對格羅斯曼說：“我沒有讀過你這本小說，但我讀了對它的評論和報告。
……你為什麼要把你的書加入到敵人對準我們的核武器當中？又何必讓它引起大家關于蘇維埃體制到底還有沒有必要的讨論呢？……我可以直接告訴你，這本書在兩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機會。
” 一部前蘇聯禁書，這個身份多少就能決定一本小說的命運了。
在上世紀的六十到八十年代，這個身份或許可以讓一本書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受到許多關注，讀者通常會期待能在裡頭讀到鐵幕背後冷酷悲慘的真相，同時間接确認了自己的幸運與幸福（好在我沒活在那一邊）。
隻不過禁書太多，能從“社會主義陣營”這邊僥幸逃到另一邊去的書也不少，其中隻有幾個例子可以赢得大名，獲得最高聲譽。
例如《日瓦格醫生》與《古拉格群島》，它們都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盡管帕斯捷爾納克最後被迫拒絕領獎）。
問題是這樣的背景也會反過來限制這類小說的生命。
冷戰結束，它們在很多讀者眼中似乎就隻剩下了曆史見證的價值，别無其他。
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島》和索爾仁尼琴，很多人都會露出一絲倦怠的神情，覺得那是本過時的書與一個過時的人。
《日瓦格醫生》更是可悲，因為後來的文檔證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來與美國中情局有些關系，被他們利用，當做冷戰意識形态争戰的兵器，于是無奈沾染上一層政治污迹。
至于蘇聯這邊就更不必提了，禁書自然是沒人看得見的書（審查官員例外，他們大概是那個體制内讀書最多見識最廣的人）。
蘇聯解體前後，雖然它們也曾火熱過一陣，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宮，因為“向錢看”的新一代實在沒有太大興趣去務虛地回顧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還沒聽過的書。
所以曾經遭禁的文學，便和它們命運的對立面─那些得到最高當局贊賞，赢了“斯大林獎”的作品，奇詭地共同進入曆史，都沒有人要看了。
事後，無論是在俄羅斯，西方，還是中國，蘇聯文學仿佛都成了一個幾乎不存在的物事。
尤其對俄羅斯以外的一般文學讀者而言，俄語文學好像隻到二十世紀初為止。
少數詩人之外，整個蘇聯似乎沒剩下幾個值得重讀的作者。
以中國的曆史背景來看，這種情況特别奇怪，因為俄語曾是我們的主要外語之一，沙俄和蘇聯文學更曾是社會上的主要讀物；可今天，它卻隻是一排排被置放在書架頂層的蒙塵典籍，“小時代”的大時代遺物。
所以《生活與命運》理應過時。
一本前蘇聯禁書，書名土氣（更像是十九世紀的産品），翻譯成中文近一千頁，全書有名有姓的角色超過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羅斯曼的文風竟帶着一股撲面而來的“社會現實主義”氣息。
這本書，甚至連它出版的時機都不太對。
1980年瑞士首現俄文原版，讀者自然寥寥。
1985年英譯本面世，當年索爾仁尼琴在西方已經紅到發黑，名聲漸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為它隻不過是《古拉格群島》的小弟，所以隻有一小圈子的人看過這本其實和《古拉格群島》非常不同的大書。
而大部分寫書評的，在報刊做文化版的，甚至連瓦西裡·格羅斯曼這個名字都沒聽過。
這也難怪，此時已故的他，畢竟不是個有海外公衆知名度的異見分子，沒有活着流亡、被人宣傳的機會。
相反地，他在公衆面前大概還算是個“體制内作家”呢，曾經入圍“斯大林獎”決選名單，二戰期間為《紅星報》寫的戰地報道更是風靡全國，得到官方肯定。
這類作家，英語世界又怎麼會對他感興趣呢？身為蘇聯“作協”成員，格羅斯曼那被壓抑的後半生是沉默的，《生活與命運》的遭禁亦是同樣沉默，國内沒有人知曉，國外沒有人聲張，一切安靜。
比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為暢銷書，我猜那是法國獨特環境所緻，他們那時大概還會稍稍關心蘇聯究竟是個極權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