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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玩笑（斯大林同志太偉大了，他比牛頓更早發現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評當局的文藝政策（什麼叫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它就是黨和國家的魔鏡，每當黨和國家問它世界上誰最正确最偉大，它就會說：你，你，你）。
但散夥之後，在回家的路上，剛剛還在一起笑鬧的A會别具深意地提醒維克托：為什麼B能那麼大膽說話？你不覺得奇怪嗎？當年大清洗的時候他也被捕，但沒幾個月就放了回來，那時可沒有人回得了呀。
再過幾天，反過來又輪到B對他發出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說他和上頭的關系非比尋常…… 當時維克托研究的是至關重大的核分裂問題（其原型可能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他的成果一開始備受贊賞，同事們對他既熱情又友好，覺得他是個天才。
可是自從上頭派來了一個新領導，情況馬上就兩樣了。
新領導批評他這個猶太人過度誇大同裔愛因斯坦的成就（别忘記斯大林的政策也是反猶的），指責他在政治上不夠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險境。
于是共事多年的朋友漸漸翻臉，在路上碰見會假裝不熟，在他缺席的會議上替他檢讨雞毛蒜皮般的過錯。
就算他那曾被大家誇譽的研究成果，也不知怎的突然顯得漏洞百出，無關痛癢。
維克托自此孤立，變得更加激憤，勇氣也跟着大了不少，随時預備慷慨就義，為他所相信的真理獻身。
然而，某天下午，正當他在家準備被逮捕的時候，電話響了。
“您好，施特魯姆同志。
”這聲音太耳熟了，就是那把大家常常能在電台廣播上聽見的聲音，維克托呆了一呆，心想莫非是有人惡作劇。
不會吧？誰敢開這樣的玩笑？于是維克托·施特魯姆嚴肅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
”他一邊說一邊驚訝，“不大相信這是他在電話裡說這種不可思議的話”。
幾分鐘過後，斯大林在電話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谕般的告别語：“再見，施特魯姆同志，祝您研究順利。
” 既得神谕，世界遂因此美麗。
“維克托原以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見到他會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來研究所的那一天，他們卻高高興興地和他打招呼，對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滿了誠意和友情。
特别使人驚異的是，這些人的确很真誠，他們現在的确對維克托一片好意。
”他又變回了那個天才物理學家，一切以往很複雜很麻煩的事情現在辦起來都很容易了（格羅斯曼不忘評述，說這也是“官僚主義”的特點，平常可以讓最簡單的小事寸步難行；但在需要集中精力辦大事的時候，卻又能飛快完成最困難的任務）。
他有了專用汽車，他每一句冷笑話都變得那麼好笑。
就連他的太太上街買東西，前幾個星期裝作不認識她的婦女也都忽然變得熱情溫暖。
更甚的是，他還發現大家原來都有很“人情味”的一面，黨委書記原來喜歡在黎明時分釣魚，有同事收養了一個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個同事則以在這冷寒之地種植仙人掌為樂。
他心想：“啊，這些人實在不是多麼壞。
每個人都有人情味兒。
”是斯大林的一通電話，使他看見了每個人最可愛最私密的那一面；是那通電話使大家願意在他面前展演人性。
維克托現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不久之後，英國報刊批評蘇聯當局冤屈幾個醫生，指控他們毒殺大作家高爾基。
不憤西方媒體抹黑，蘇聯科學界動員各個單位“自發”聯署抗議，維克托所在的這個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領導極力邀請他帶頭在一份聲明上頭簽名。
可是在維克托看來，那份聲明分明就是錯的，它诽謗了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曾經對自己家庭有恩的好醫生。
他覺得英國人批評得沒錯，蘇聯确實構陷了一個他自己認識的聲譽卓著的醫學教授。
違心害人，這真是維克托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事。
才幾個星期之前，他連以死明志的心都有，這時應該更不必擔心。
可一碰到領導和同事們的殷懇目光，“他感觸到偉大國家的親切氣息，他沒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淵……今天他沒有，實在沒有力量。
使他就範的不是恐懼，而是另外一種消磨力量的溫順感情”。
出于人性對人際溫情的真實需要，而非從天而降的特權與待遇，他開始内心交戰，試圖說服自己：反正幾個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認了罪，我現在加入指控他們又有什麼不對呢？反正我也改變不了什麼。
道理一想通，維克托便掏出了自來水筆，在這份聲明簽下自己的名字。
今日局外幸運兒，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壓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妥協，為什麼要出賣别人，又為什麼會出賣自己。
于是我們總是如此簡易地斷定，那是出于恐懼，不夠勇氣，又或者圖謀利益，舍不得懸在頭上的蘿蔔。
格羅斯曼卻在讀者面前展開了複雜的道德處境，讓我們發現是非抉擇的艱難。
維克托昧着良心簽署那份害人聲明，便不是為了剛剛到手的特權與地位，也不是因為害怕自己會受到懲罰。
他的動機，其實隻不過是至簡單的人性需要罷了；那就是他人的溫暖認同，一種被友侪圍繞的感覺。
同樣的需要，到了戰場上頭，卻能變化出荒謬可笑，但又分外殘酷的
但散夥之後，在回家的路上，剛剛還在一起笑鬧的A會别具深意地提醒維克托：為什麼B能那麼大膽說話？你不覺得奇怪嗎？當年大清洗的時候他也被捕，但沒幾個月就放了回來，那時可沒有人回得了呀。
再過幾天，反過來又輪到B對他發出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說他和上頭的關系非比尋常…… 當時維克托研究的是至關重大的核分裂問題（其原型可能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他的成果一開始備受贊賞，同事們對他既熱情又友好，覺得他是個天才。
可是自從上頭派來了一個新領導，情況馬上就兩樣了。
新領導批評他這個猶太人過度誇大同裔愛因斯坦的成就（别忘記斯大林的政策也是反猶的），指責他在政治上不夠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險境。
于是共事多年的朋友漸漸翻臉，在路上碰見會假裝不熟，在他缺席的會議上替他檢讨雞毛蒜皮般的過錯。
就算他那曾被大家誇譽的研究成果，也不知怎的突然顯得漏洞百出，無關痛癢。
維克托自此孤立，變得更加激憤，勇氣也跟着大了不少，随時預備慷慨就義，為他所相信的真理獻身。
然而，某天下午，正當他在家準備被逮捕的時候，電話響了。
“您好，施特魯姆同志。
”這聲音太耳熟了，就是那把大家常常能在電台廣播上聽見的聲音，維克托呆了一呆，心想莫非是有人惡作劇。
不會吧？誰敢開這樣的玩笑？于是維克托·施特魯姆嚴肅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
”他一邊說一邊驚訝，“不大相信這是他在電話裡說這種不可思議的話”。
幾分鐘過後，斯大林在電話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谕般的告别語：“再見，施特魯姆同志，祝您研究順利。
” 既得神谕，世界遂因此美麗。
“維克托原以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見到他會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來研究所的那一天，他們卻高高興興地和他打招呼，對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滿了誠意和友情。
特别使人驚異的是，這些人的确很真誠，他們現在的确對維克托一片好意。
”他又變回了那個天才物理學家，一切以往很複雜很麻煩的事情現在辦起來都很容易了（格羅斯曼不忘評述，說這也是“官僚主義”的特點，平常可以讓最簡單的小事寸步難行；但在需要集中精力辦大事的時候，卻又能飛快完成最困難的任務）。
他有了專用汽車，他每一句冷笑話都變得那麼好笑。
就連他的太太上街買東西，前幾個星期裝作不認識她的婦女也都忽然變得熱情溫暖。
更甚的是，他還發現大家原來都有很“人情味”的一面，黨委書記原來喜歡在黎明時分釣魚，有同事收養了一個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個同事則以在這冷寒之地種植仙人掌為樂。
他心想：“啊，這些人實在不是多麼壞。
每個人都有人情味兒。
”是斯大林的一通電話，使他看見了每個人最可愛最私密的那一面；是那通電話使大家願意在他面前展演人性。
維克托現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不久之後，英國報刊批評蘇聯當局冤屈幾個醫生，指控他們毒殺大作家高爾基。
不憤西方媒體抹黑，蘇聯科學界動員各個單位“自發”聯署抗議，維克托所在的這個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領導極力邀請他帶頭在一份聲明上頭簽名。
可是在維克托看來，那份聲明分明就是錯的，它诽謗了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曾經對自己家庭有恩的好醫生。
他覺得英國人批評得沒錯，蘇聯确實構陷了一個他自己認識的聲譽卓著的醫學教授。
違心害人，這真是維克托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事。
才幾個星期之前，他連以死明志的心都有，這時應該更不必擔心。
可一碰到領導和同事們的殷懇目光，“他感觸到偉大國家的親切氣息，他沒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淵……今天他沒有，實在沒有力量。
使他就範的不是恐懼，而是另外一種消磨力量的溫順感情”。
出于人性對人際溫情的真實需要，而非從天而降的特權與待遇，他開始内心交戰，試圖說服自己：反正幾個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認了罪，我現在加入指控他們又有什麼不對呢？反正我也改變不了什麼。
道理一想通，維克托便掏出了自來水筆，在這份聲明簽下自己的名字。
今日局外幸運兒，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壓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妥協，為什麼要出賣别人，又為什麼會出賣自己。
于是我們總是如此簡易地斷定，那是出于恐懼，不夠勇氣，又或者圖謀利益，舍不得懸在頭上的蘿蔔。
格羅斯曼卻在讀者面前展開了複雜的道德處境，讓我們發現是非抉擇的艱難。
維克托昧着良心簽署那份害人聲明，便不是為了剛剛到手的特權與地位，也不是因為害怕自己會受到懲罰。
他的動機，其實隻不過是至簡單的人性需要罷了；那就是他人的溫暖認同，一種被友侪圍繞的感覺。
同樣的需要，到了戰場上頭，卻能變化出荒謬可笑，但又分外殘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