獎章的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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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某天會讀到它的人，和通常一樣
已經遲了。
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辦公室對着一條陰暗的走廊，哈維爾喜歡走出辦公室，抽着煙來來回回地走動，想象着左邊那扇門後面的米雷耶。
三年來，這是他第四次來日内瓦當臨時工，他每次回來的時候，米雷耶都會熱情地和他打招呼，邀請他和另外兩名工程師、一名秘書、一名來自南斯拉夫的打字員兼詩人一起在五點的時候喝茶。
我們很喜歡這個小儀式，它并非日常，因而并不機械，每隔三四天，當我們在電梯裡或走廊上相遇的時候，米雷耶會邀請他和她的同事們在茶歇時間會面，這是他們在她的辦公桌前臨時決定的。
或許她覺得哈維爾很可愛，因為他不會掩飾自己感受到的無聊和對于終止合同返回倫敦的希望。
很難理解為什麼會雇用他，總之，他對工作如此鄙夷，他在計算和設計時用日式收音機播放輕音樂，這些無不讓米雷耶的同事們驚訝不已。
當時，我們互相并不了解，米雷耶會在她的辦公桌前待上好幾個小時，為了見到她，哈維爾要在走廊裡走上三十三個來回，徒勞地做着荒謬的嘗試。
但是，如果她出來，他們也隻會随意地說幾句話，米雷耶不會想到他在走廊上徘徊是因為他希望能看見自己出來，他如同遊戲般徘徊着，好奇在遊蕩到三十三次之前，自己見到的會是米雷耶還是又一次失敗。
我們基本不熟，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人與人之間幾乎不存在真正的了解，大家每周必須共處好幾個小時，織成了友誼或敵意的蛛網，任何一陣假期或失業的大風都能把它吹散。
在每年的那兩周裡，我們都會玩這個遊戲。
但是，對于哈維爾來說，回到倫敦還意味着艾琳，以及某種曾經帶來過欲望和愉悅的東西在緩慢卻無法遏止地堕落，艾琳，她是一隻能爬上小木桶的貓，她在厭倦和習慣之間玩着撐竿跳。
和她在一起的時候，他仿佛是在城市裡進行着野外遊獵，艾琳陪他去皮卡迪利圓環獵羚羊，去漢普斯特西斯公園露營、生篝火，一切仿佛是一部快進的默片，直到最後那場在丹麥或羅馬尼亞進行的愛情奔跑，突然出現他們熟悉卻不願承認的分歧，在紙牌遊戲中調換位置後改變勝率的卡片。
與音樂會相比，艾琳更喜歡電影院，哈維爾正好相反；哈維爾獨自一人去找唱片，因為艾琳得洗頭，她隻有在真正無所事事的時候才會洗頭，她抱怨着衛生問題，拜托你幫我洗下臉，我的眼睛裡進了洗發水。
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第一份合同寄到的時候，他們之間已經無話可說，隻剩下伯爵宮的公寓依然伫立，重複着清晨的日常，愛情如同熱湯或《泰晤士報》，如同羅莎姨媽和她在巴斯農莊度過的生日，如同燃氣發票。
這一切都已經變成了一團混沌的虛無，一個不斷重複、自相矛盾的逝去的現在，當哈維爾在辦公室走廊上徘徊時萦繞着他，二十五次，二十六次，二十七次，或許在第三十次以前，門會打開，米雷耶會出來說聲嗨，她可能會去小便，或者去找那個鬓發花白的英國統計員查數據。
皮膚黝黑、沉默寡言的米雷耶，高領上衣下面的脖子那裡應該有某種東西在緩慢地跳動，一隻生活沒有起伏的小鳥，一位遙遠的母親，一段不幸的、無疾而終的愛情，米雷耶已經算得上是大齡未婚女性了，她有些像文員，但有時她會在電梯裡吹口哨，吹的是馬勒的曲子；她從不随便穿衣服，幾乎總是穿着深色的衣服或者套裝，這與她的年齡過于匹配，一種過于沉悶的謹慎。
這些隻是兩人中的一人寫下的，但是無所謂。
雖然我們已經永遠不會在一起了，但這就像是我們共同寫下的文字。
米雷耶會繼續住在日内瓦郊區的小房子裡，哈維爾則會周遊世界，然後帶着蒼蠅般的執着回到倫敦的公寓，這隻蒼蠅上百次地停在他的胳膊上，停在艾琳身上。
我們寫下這些文字，如一塊獎章在同一時刻既是它的正面又是它的背面，它們隻在生活相對放置的兩面鏡子裡見過彼此，往後再也不會相見。
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究竟哪一方會更深刻地感受到對方不在場。
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方式，米雷耶有時會一邊聽勃拉姆斯的五重奏一邊哭泣，她獨自一人待在傍晚的客廳裡，深色屋梁，鄉村風格的家具，花園裡玫瑰的芳香不時地飄進屋裡；哈維爾不會哭泣，他的眼淚情願濃縮成噩夢，殘忍地把躺在艾琳身邊的他叫醒，他喝白蘭地、寫作，以此擺脫噩夢，他的文字本身與噩夢無關，但有時未必如此，有時他會把它們寫成無用的文字，有時他會變成主人，決定哪些内容會被記錄，哪些内容會逐漸滑入第二天虛假的遺忘之中。
我們倆以自己的方式明白，有錯誤出現了，那是一個可以挽回的錯誤，我們卻無力挽回。
我們可以肯定，我們從沒有評判過對方，事情就這樣發生，我們單純地接受了，我們已經竭盡全力。
我不知道當時我們有沒有思考過驕傲、放棄、失望等等的力量，是不是隻有米雷耶或者哈維爾思考過，而另一方卻接受了它們，認為它們是無法避免的，并向容納他們、壓迫他們的體系屈服了。
現在可以輕而易舉地說，一切取決于瞬間的背叛，取決于點亮床頭燈的動作（當時米雷耶不想讓床頭燈亮着），取決于讓哈維爾整
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辦公室對着一條陰暗的走廊，哈維爾喜歡走出辦公室，抽着煙來來回回地走動，想象着左邊那扇門後面的米雷耶。
三年來，這是他第四次來日内瓦當臨時工，他每次回來的時候，米雷耶都會熱情地和他打招呼，邀請他和另外兩名工程師、一名秘書、一名來自南斯拉夫的打字員兼詩人一起在五點的時候喝茶。
我們很喜歡這個小儀式，它并非日常，因而并不機械，每隔三四天，當我們在電梯裡或走廊上相遇的時候，米雷耶會邀請他和她的同事們在茶歇時間會面，這是他們在她的辦公桌前臨時決定的。
或許她覺得哈維爾很可愛，因為他不會掩飾自己感受到的無聊和對于終止合同返回倫敦的希望。
很難理解為什麼會雇用他，總之，他對工作如此鄙夷，他在計算和設計時用日式收音機播放輕音樂，這些無不讓米雷耶的同事們驚訝不已。
當時，我們互相并不了解，米雷耶會在她的辦公桌前待上好幾個小時，為了見到她，哈維爾要在走廊裡走上三十三個來回，徒勞地做着荒謬的嘗試。
但是，如果她出來，他們也隻會随意地說幾句話，米雷耶不會想到他在走廊上徘徊是因為他希望能看見自己出來，他如同遊戲般徘徊着，好奇在遊蕩到三十三次之前，自己見到的會是米雷耶還是又一次失敗。
我們基本不熟，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人與人之間幾乎不存在真正的了解，大家每周必須共處好幾個小時，織成了友誼或敵意的蛛網，任何一陣假期或失業的大風都能把它吹散。
在每年的那兩周裡，我們都會玩這個遊戲。
但是，對于哈維爾來說，回到倫敦還意味着艾琳，以及某種曾經帶來過欲望和愉悅的東西在緩慢卻無法遏止地堕落，艾琳，她是一隻能爬上小木桶的貓，她在厭倦和習慣之間玩着撐竿跳。
和她在一起的時候，他仿佛是在城市裡進行着野外遊獵，艾琳陪他去皮卡迪利圓環獵羚羊，去漢普斯特西斯公園露營、生篝火，一切仿佛是一部快進的默片，直到最後那場在丹麥或羅馬尼亞進行的愛情奔跑，突然出現他們熟悉卻不願承認的分歧，在紙牌遊戲中調換位置後改變勝率的卡片。
與音樂會相比，艾琳更喜歡電影院，哈維爾正好相反；哈維爾獨自一人去找唱片，因為艾琳得洗頭，她隻有在真正無所事事的時候才會洗頭，她抱怨着衛生問題，拜托你幫我洗下臉，我的眼睛裡進了洗發水。
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第一份合同寄到的時候，他們之間已經無話可說，隻剩下伯爵宮的公寓依然伫立，重複着清晨的日常，愛情如同熱湯或《泰晤士報》，如同羅莎姨媽和她在巴斯農莊度過的生日，如同燃氣發票。
這一切都已經變成了一團混沌的虛無，一個不斷重複、自相矛盾的逝去的現在，當哈維爾在辦公室走廊上徘徊時萦繞着他，二十五次，二十六次，二十七次，或許在第三十次以前，門會打開，米雷耶會出來說聲嗨，她可能會去小便，或者去找那個鬓發花白的英國統計員查數據。
皮膚黝黑、沉默寡言的米雷耶，高領上衣下面的脖子那裡應該有某種東西在緩慢地跳動，一隻生活沒有起伏的小鳥，一位遙遠的母親，一段不幸的、無疾而終的愛情，米雷耶已經算得上是大齡未婚女性了，她有些像文員，但有時她會在電梯裡吹口哨，吹的是馬勒的曲子；她從不随便穿衣服，幾乎總是穿着深色的衣服或者套裝，這與她的年齡過于匹配，一種過于沉悶的謹慎。
這些隻是兩人中的一人寫下的，但是無所謂。
雖然我們已經永遠不會在一起了，但這就像是我們共同寫下的文字。
米雷耶會繼續住在日内瓦郊區的小房子裡，哈維爾則會周遊世界，然後帶着蒼蠅般的執着回到倫敦的公寓，這隻蒼蠅上百次地停在他的胳膊上，停在艾琳身上。
我們寫下這些文字，如一塊獎章在同一時刻既是它的正面又是它的背面，它們隻在生活相對放置的兩面鏡子裡見過彼此，往後再也不會相見。
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究竟哪一方會更深刻地感受到對方不在場。
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方式，米雷耶有時會一邊聽勃拉姆斯的五重奏一邊哭泣，她獨自一人待在傍晚的客廳裡，深色屋梁，鄉村風格的家具，花園裡玫瑰的芳香不時地飄進屋裡；哈維爾不會哭泣，他的眼淚情願濃縮成噩夢，殘忍地把躺在艾琳身邊的他叫醒，他喝白蘭地、寫作，以此擺脫噩夢，他的文字本身與噩夢無關，但有時未必如此，有時他會把它們寫成無用的文字，有時他會變成主人，決定哪些内容會被記錄，哪些内容會逐漸滑入第二天虛假的遺忘之中。
我們倆以自己的方式明白，有錯誤出現了，那是一個可以挽回的錯誤，我們卻無力挽回。
我們可以肯定，我們從沒有評判過對方，事情就這樣發生，我們單純地接受了，我們已經竭盡全力。
我不知道當時我們有沒有思考過驕傲、放棄、失望等等的力量，是不是隻有米雷耶或者哈維爾思考過，而另一方卻接受了它們，認為它們是無法避免的，并向容納他們、壓迫他們的體系屈服了。
現在可以輕而易舉地說，一切取決于瞬間的背叛，取決于點亮床頭燈的動作（當時米雷耶不想讓床頭燈亮着），取決于讓哈維爾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