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倫蒂納梅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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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分别穿着白衣服和紅衣服，星辰漫天，唯一的一朵雲彩偏居一隅，緊貼着畫框，驚恐地試圖逃離畫布。
第二天是周日，十一點有彌撒，索倫蒂納梅的彌撒，農民、埃内斯托和前來拜訪的朋友一起讨論了福音書裡的一個章節，那天耶稣在果園被捕，索倫蒂納梅的人們談論這個話題時，仿佛是在談論他們自己，他們說起了警察的威脅，在深夜或光天化日之下被警察追捕，在島嶼和陸地上過着永遠不确定的生活，在全尼加拉瓜，不僅在尼加拉瓜，在整個拉丁美洲，危地馬拉的人們、薩爾瓦多的人們、阿根廷和玻利維亞的人們、智利和聖多明各的人們、巴拉圭的人們、巴西和哥倫比亞的人們，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懼和死亡的包圍之中。
接着，得考慮回去了。
我又想起了那些畫，于是來到社區大廳，就着正午讓人神志恍惚的陽光欣賞它們，色彩變得更加鮮豔了，馬匹、向日葵、草地上的派對和對稱的棕榈林交相輝映。
我想起我的相機裡有一卷彩色膠卷，就抱着幾幅畫走到遊廊上，塞爾西奧走過來幫我把它們放在了光線充足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挨個給它們拍照，讓這些畫完整地出現在鏡頭裡。
巧的是，我剩下的底片和畫的數量剛好一緻，沒有一幅畫被落下。
埃内斯托過來告訴我們遊艇已經準備好了，我告訴他我做的事兒，他笑了，偷畫賊，圖片走私犯。
沒錯，我告訴他，我要把這些畫全都帶走，把它們投影在我的屏幕上，它們會變得更大、更棒，去你的。
我回到了聖何塞，還去哈瓦那處理了一些事，回到巴黎以後，我覺得累極了，我很懷念那些去過的地方，沉默寡言的克勞迪恩在奧利機場等我，生活再次回到了正軌，謝謝先生，你好女士[10]，委員會，電影院，紅酒和克勞迪恩，莫紮特的四重奏和克勞迪恩。
行李箱就像蛤蟆，把各式各樣的東西吐在了床上和地毯上，雜志、剪報、圍巾、中美洲詩人們的作品、裝着膠卷的灰色塑料盒，兩個月裡竟然攢了這麼多東西，哈瓦那列甯學校的一組鏡頭，特立尼達的街道，伊拉蘇火山的剪影，還有火山口的綠色沸水，在那裡，薩姆埃爾、薩利塔和我想象着烤熟的鴨子在硫黃色的煙霧中漂浮。
克勞迪恩把膠卷送去沖洗了，一天下午，我在拉丁區四處遊蕩，突然想起了這件事。
正好口袋裡揣着單據，我就把膠卷都取了回來，一共八卷。
我立即想起了索倫蒂納梅的那些畫，到家以後，我開始尋找那盒膠卷，逐一觀看了每個系列的第一張幻燈片。
我記得在拍那些畫之前，我拍攝了埃内斯托的彌撒，幾個孩子在棕榈樹間玩耍，那幾棵棕榈樹和畫裡的一模一樣，孩子們、棕榈樹、奶牛與瓦藍的天空和微微偏綠的湖泊（顔色或許正好相反，我記不清了）形成了對照。
我把記錄了孩子們和彌撒的那盒膠卷放在了操作台上，我知道，直到膠卷放完，馬上就會出現那些畫。
夜幕降臨，我獨自一人在家，克勞迪恩下班後會過來聽音樂，和我待在一起。
我把屏幕安裝好，倒了一杯加了許多冰塊的朗姆酒，投影儀，操作台和遙控器都已經準備就緒；無須拉上窗簾，殷勤的夜晚已經降臨，它讓燈光點亮，讓朗姆酒溢出芳香。
我愉快地想，一切都将逐漸重現，看完索倫蒂納梅的畫作之後，我會播放在古巴拍攝的照片，但為什麼先看那些畫呢，為什麼職業慣性思維和藝術會先于生活呢，為什麼不呢，在藝術與生活那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愛恨交織的對話中，後者對前者說，為什麼不先看索倫蒂納梅的畫呢，它們也是生活，一切都是相同的呀。
彌撒的照片被投影了出來，準确地說，由于播放時的錯誤，照片看起來很糟糕，孩子們竟然在充足的光線下玩耍，牙齒潔白極了。
我興趣索然地按着切換鍵，我原本想仔細觀賞每張充滿回憶的照片，那被海水和警察包圍的索倫蒂納梅的脆弱小世界，那個男孩也被這樣包圍着，我看着他，覺得不可思議，我按下了切換鍵，他就出現在了照片的中景，清晰至極，他的臉寬而光滑，似乎充滿了懷疑和驚訝，與此同時，他的身體向前傾，額頭中心的窟窿清晰可見，軍官的手槍劃出了子彈的路徑，周圍的其他軍官拿着沖鋒槍，房子和樹木構成了模糊的背景。
人們傾向于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這種想法總是先于人們的理智，并把理智遠遠地甩在後面。
我愚蠢地告訴自己，沖印店的人弄錯照片了，他們肯定是把另一個客人的照片給了我，但如果是這樣的話，彌撒的照片、孩子們在草地上玩耍的照片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的手不聽使喚地按下了切換鍵，正午時分一片無邊無際的硝石礦區，那裡有兩三座由生鏽金屬闆制成的棚屋，人們聚集在左邊，看着那些仰面朝天的屍體，死者們對着赤裸、灰蒙蒙的天空張開
第二天是周日，十一點有彌撒，索倫蒂納梅的彌撒，農民、埃内斯托和前來拜訪的朋友一起讨論了福音書裡的一個章節，那天耶稣在果園被捕，索倫蒂納梅的人們談論這個話題時，仿佛是在談論他們自己，他們說起了警察的威脅，在深夜或光天化日之下被警察追捕，在島嶼和陸地上過着永遠不确定的生活，在全尼加拉瓜，不僅在尼加拉瓜，在整個拉丁美洲，危地馬拉的人們、薩爾瓦多的人們、阿根廷和玻利維亞的人們、智利和聖多明各的人們、巴拉圭的人們、巴西和哥倫比亞的人們，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懼和死亡的包圍之中。
接着，得考慮回去了。
我又想起了那些畫，于是來到社區大廳，就着正午讓人神志恍惚的陽光欣賞它們，色彩變得更加鮮豔了，馬匹、向日葵、草地上的派對和對稱的棕榈林交相輝映。
我想起我的相機裡有一卷彩色膠卷，就抱着幾幅畫走到遊廊上，塞爾西奧走過來幫我把它們放在了光線充足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挨個給它們拍照，讓這些畫完整地出現在鏡頭裡。
巧的是，我剩下的底片和畫的數量剛好一緻，沒有一幅畫被落下。
埃内斯托過來告訴我們遊艇已經準備好了，我告訴他我做的事兒，他笑了，偷畫賊，圖片走私犯。
沒錯，我告訴他，我要把這些畫全都帶走，把它們投影在我的屏幕上，它們會變得更大、更棒，去你的。
我回到了聖何塞，還去哈瓦那處理了一些事，回到巴黎以後，我覺得累極了，我很懷念那些去過的地方，沉默寡言的克勞迪恩在奧利機場等我，生活再次回到了正軌，謝謝先生，你好女士[10]，委員會，電影院，紅酒和克勞迪恩，莫紮特的四重奏和克勞迪恩。
行李箱就像蛤蟆，把各式各樣的東西吐在了床上和地毯上，雜志、剪報、圍巾、中美洲詩人們的作品、裝着膠卷的灰色塑料盒，兩個月裡竟然攢了這麼多東西，哈瓦那列甯學校的一組鏡頭，特立尼達的街道，伊拉蘇火山的剪影，還有火山口的綠色沸水，在那裡，薩姆埃爾、薩利塔和我想象着烤熟的鴨子在硫黃色的煙霧中漂浮。
克勞迪恩把膠卷送去沖洗了，一天下午，我在拉丁區四處遊蕩，突然想起了這件事。
正好口袋裡揣着單據，我就把膠卷都取了回來，一共八卷。
我立即想起了索倫蒂納梅的那些畫，到家以後，我開始尋找那盒膠卷，逐一觀看了每個系列的第一張幻燈片。
我記得在拍那些畫之前，我拍攝了埃内斯托的彌撒，幾個孩子在棕榈樹間玩耍，那幾棵棕榈樹和畫裡的一模一樣，孩子們、棕榈樹、奶牛與瓦藍的天空和微微偏綠的湖泊（顔色或許正好相反，我記不清了）形成了對照。
我把記錄了孩子們和彌撒的那盒膠卷放在了操作台上，我知道，直到膠卷放完，馬上就會出現那些畫。
夜幕降臨，我獨自一人在家，克勞迪恩下班後會過來聽音樂，和我待在一起。
我把屏幕安裝好，倒了一杯加了許多冰塊的朗姆酒，投影儀，操作台和遙控器都已經準備就緒；無須拉上窗簾，殷勤的夜晚已經降臨，它讓燈光點亮，讓朗姆酒溢出芳香。
我愉快地想，一切都将逐漸重現，看完索倫蒂納梅的畫作之後，我會播放在古巴拍攝的照片，但為什麼先看那些畫呢，為什麼職業慣性思維和藝術會先于生活呢，為什麼不呢，在藝術與生活那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愛恨交織的對話中，後者對前者說，為什麼不先看索倫蒂納梅的畫呢，它們也是生活，一切都是相同的呀。
彌撒的照片被投影了出來，準确地說，由于播放時的錯誤，照片看起來很糟糕，孩子們竟然在充足的光線下玩耍，牙齒潔白極了。
我興趣索然地按着切換鍵，我原本想仔細觀賞每張充滿回憶的照片，那被海水和警察包圍的索倫蒂納梅的脆弱小世界，那個男孩也被這樣包圍着，我看着他，覺得不可思議，我按下了切換鍵，他就出現在了照片的中景，清晰至極，他的臉寬而光滑，似乎充滿了懷疑和驚訝，與此同時，他的身體向前傾，額頭中心的窟窿清晰可見，軍官的手槍劃出了子彈的路徑，周圍的其他軍官拿着沖鋒槍，房子和樹木構成了模糊的背景。
人們傾向于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這種想法總是先于人們的理智，并把理智遠遠地甩在後面。
我愚蠢地告訴自己，沖印店的人弄錯照片了，他們肯定是把另一個客人的照片給了我，但如果是這樣的話，彌撒的照片、孩子們在草地上玩耍的照片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的手不聽使喚地按下了切換鍵，正午時分一片無邊無際的硝石礦區，那裡有兩三座由生鏽金屬闆制成的棚屋，人們聚集在左邊，看着那些仰面朝天的屍體，死者們對着赤裸、灰蒙蒙的天空張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