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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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隻要等他們來。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日期和時間,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完全不着急。

    我們慢慢地抽着煙,黑人洛佩斯時不時端來咖啡,然後我們停下工作,讨論起新聞來,題材幾乎一成不變,領導到訪,上層變動,聖伊西德羅的演出。

    當然了,他們不可能知道我們在等他們,但我們确實在等,這些事情不能出差錯,你們安心辦手續,領導如此說,為了避免誤解,這些話他經常重複,你們安心幹活,總之,這活挺容易的,萬一出了差池,他們也不會怪罪我們,上頭的人會負責的,領導是個信守承諾的人,放心吧,小夥子們,要是這裡出了什麼麻煩,有我頂着,我隻要求你們一件事:别把來的對象給搞錯了,先調查清楚,免得出錯,然後你們隻管辦手續就行了。

     坦率地說,上班并不費勁。

    領導挑選了可以使用的辦公室,免得大家擠在一起,我們以适當的方式,用了一切必要的時間,逐一接待他們。

    領導反複地說,而且說得沒錯,夥計們,對于我們這些有教養的人來說,一切都已經協調好了,盡情嘲笑電腦吧。

    在這裡,工作的節奏像抹了凡士林一樣平滑,人們一點都不着急,連“快點”都不會說。

    我們有時間喝咖啡,預測周日的競猜結果,領導是第一個來驗證的,瘦子比安凱蒂在這方面完全是個預言家。

    于是,每天我們都做同樣的事,我們帶着報紙來,黑人洛佩斯端上第一杯咖啡,過了一會,辦理手續的人就陸續到來。

    通知上說了他們各自相應的手續,我們隻用在那裡等着就行了。

    話雖這麼說,通知盡管印在黃色的紙上,但還是有一種嚴肅的意味,于是瑪麗亞·艾蓮娜在家把通知讀了好幾遍,一枚綠色印章圈住了日期、地點和一個無法辨認的簽名。

    在公共汽車上,她又從錢包裡取出了通知,為防萬一,還給手表上了發條。

    他們在馬薩大街的辦事處約見她,在那個地方有政府單位真是件怪事,但她妹妹說,現在辦事處到處都是,因為政府部門駐地太小了。

    她剛下公共汽車就發現這應該是真的,這個街區平庸無奇,有幾棟三四層的房子,許多零售商店,甚至還有為數不多的幾棵樹,這個地區的樹木已經越來越少了。

     “至少會有一面國旗吧。

    ”瑪麗亞·艾蓮娜想,此時她正在接近700号所在的街區。

    那棟樓或許就像大使館,雖然隐藏在居民區,但在遠處就能通過陽台上的彩色旗幟辨認出來。

    盡管通知上清楚地标注了門牌号,但她發現這一帶沒有國旗的時候,還是吃了一驚。

    她在街角待了一會(時間還很早,她可以等一會兒),不知何故,她向報刊亭的小販詢問起辦事處是否就在這個街區。

     “沒錯,”那個男人說,“就在街區的中段。

    但您去那兒之前,為什麼不再多待一會兒陪陪我,您看我多孤單啊。

    ” “等我回來的時候吧。

    ”瑪麗亞·艾蓮娜沖他一笑,不緊不慢地走開了,她又看了一遍那張黃紙上的内容。

    路上幾乎沒有汽車,也沒有行人,一座倉庫前有一隻貓,一個胖女人和一個小女孩兒從玄關裡走了出來。

    為數不多的幾輛汽車停在辦事處附近,幾乎每個駕駛室裡都坐着人,在看報紙或者在抽煙。

    入口就像街區其他房子的入口那樣狹窄,玄關裝飾着彩陶,樓梯在玄關盡頭;門牌很像醫生或牙醫診所門口的标識牌,牌子很髒,下半部分還粘着一張紙,擋住了一些文字。

    那張通知是如此嚴肅,蓋着綠色印章還附有簽名,而此地卻沒有升降梯,必須走着上三樓,很奇怪。

     三樓的門關着,她沒看見門鈴,也沒看見門牌。

    瑪麗亞·艾蓮娜推了推門把,大門無聲地打開了。

    她先看到了香煙的煙霧,然後才看見走廊裡綠色的彩陶和坐在兩側的長凳上的人們。

    人并不多,但是在煙霧缭繞的狹窄走廊裡,他們的膝蓋似乎貼在了一起,有兩名老婦人、秃頭先生和戴綠色領帶的小夥子。

    他們一定是在聊天打發時間,瑪麗亞·艾蓮娜開門的時候,恰好聽見其中一位女士說的最後一句話,但是,像通常一樣,他們看着新來的人,突然沉默了下來;同樣像通常一樣,瑪麗亞·艾蓮娜覺得自己蠢得不行,她面紅耳赤,勉強地說了句早上好,然後站在門旁,直到那個小夥子沖她做了個手勢,示意他旁邊有個空座。

    她剛坐下,跟他道了謝,走廊另一邊的門就開了一道縫,一個紅頭發的男人走了出來,一路穿梭在其他人的膝蓋之間,也沒費心思說“不好意思讓一讓”。

    那名職員用一隻腳抵着門,好讓門一直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