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步亦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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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也在于此，縱身一躍，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追求，而且正因為其無法實現，才顯得愈加美麗。
他想駕馭詩的翅膀，向着太陽做一次無望的飛行，可太陽終會将他烤焦，使他墜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就連詩人的最終退出和沉寂都正像是一場墜落，他為了一個力不能及的夢想鼓足勇氣想離開大地，卻是凄慘地重新回歸。
“是了，”弗拉加想着，給自己又倒了一杯葡萄酒，“一切都對得上，嚴絲合縫。
現在該把它寫下來了。
” 《一位阿根廷詩人的人生》的成就遠遠超過了作者和出版商的想象。
在最初幾個星期的評論中，《理性報》上刊登的一篇出人意料的文章使得布宜諾斯艾利斯人一改小心謹慎、磨磨蹭蹭的習慣，選擇了一個難以拒絕的鮮明立場。
《南方報》《國民報》以及各省份最了不起的報紙都加入了這個時髦話題，人們茶餘飯後都在談論這件事。
還爆發了兩場激烈論戰（一個是關于達裡奧對羅梅洛的影響，另一個是關于年表順序的問題），這愈發激起了公衆的興趣。
《人生》的第一版兩個月之内就售罄；第二版，一個半月。
受形勢所迫，當然還有利益的驅使，弗拉加同意把它改編成戲劇和廣播劇。
事情發展到了這一步，由一本書産生的興趣和新聞發展到了如此的高度，人們已經在猜想這本書會得到什麼樣的獎項；的确，就仿佛是為了糾正某種不公，不等通知的電話到來，也不等亂糟糟的祝賀聲響起，兩個朋友搶先一步把他獲得國家大獎的消息告訴了他。
弗拉加開心之餘，想起了一件事：把諾貝爾獎授給紀德，也沒能耽誤他那天晚上去看一場費南代爾主演的電影。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他把自己一個人關在一個朋友家中，躲開了第一波群體熱情的浪潮，他覺得這樣挺好玩兒的。
他這種甯靜的心态就連幫助他藏身的同謀都覺得有點過分，甚至有點虛僞。
然而在這些日子裡，弗拉加也不是沒有操心的事兒。
他始終無法解釋為什麼在自己身上萌出了一種尋求孤獨的想法。
他已經成了公衆人物，他的形象通過照片和廣播傳遍了每一個鄉鎮，他成了外省的交際圈裡談論的話題，還登上了外國媒體。
他獲得了國家大獎，這并非意外之喜，反倒更像是一種補償。
果然，後面的事情接踵而來，說來這還正是他寫《人生》這本書的動力。
他沒有弄錯：一個星期後，外交部部長在家中接見了他（“我們當外交官的人都知道，好作家是不把官方當回事兒的”），向他提供一份到歐洲某個國家出任文化參贊的差事。
一切都像做夢一樣，弗拉加不得不做出了很大努力，才完完全全地習慣了在榮譽的階梯上不斷攀登前行。
一步接着一步，從最初的書評開始，到出版商笑容可掬的面孔和一次又一次的擁抱，再到各種各樣的學會和社團的邀請函，他已經上升到一個平台，在那裡，隻需稍稍欠欠身子，就能讓上流社會随便哪家沙龍洗耳恭聽，象征性地把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嘴裡一口一口吃着鵝肝，還不耽誤讨論讨論狄蘭·托馬斯的詩歌，仔仔細細地觀察這些沙龍，連那些文學庇護人最近買了條什麼樣的白領帶、穿了件什麼樣的皮草大衣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從更遠處，或者說更近處觀察——這得看從什麼角度、抱什麼樣的心态來看這個問題了——他還能看見随波逐流的碌碌大衆一股腦兒買雜志、看電視、聽廣播，那是一群不問青紅皂白随意購買的人，是買一台洗衣機還是買一本小說，買的是八十立方英尺還是三百一十八頁全都一回事，他們隻知道買，現在就買，買回家裡，家裡老婆孩子都眼巴巴地等着，因為鄰居家早就買了，再則也可能是因為聽見時尚評論家又一次在“世界廣播電台”節目中稱贊它。
這本書現在也進入了那種“必買必讀”的書目之中，這令他大為驚異。
要知道，多少年來研究克勞迪奧·羅梅洛的生平和著作隻不過是一小群知識分子的特殊癖好，換句話說，幾乎沒人對這事感興趣。
然而當他一次又一次地經曆那些他覺得應該一個人靜下來、仔細想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刻（這一周裡他得和電影制片商簽合同了），最初的驚喜開始被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安所取代。
一切都應該像是通往榮耀的階梯上的一級級台階，除非到了那終将到來的某一天，就像走上花園裡的拱橋，最後一階上升，緊接着就是第一階下降。
再榮耀的道路最終也通向衆人的厭倦，那時，人們就會掉頭尋找新的激情。
當他把自己關起來準備國家大獎授獎儀式上的演講詞的時候，幾周以來令人頭暈目眩的遭遇都凝聚成了一種帶些諷刺意味的滿足感，一種對他成功的補償。
但一種莫名其妙的焦慮和擔憂時不時湧上心頭，被放大了，沖淡他的滿足感，當然，以他此刻那平衡的心态和感覺，他是絕不會讓這些想法擡頭的。
他認為，好好準備一下演講稿，他就會重新找到工作的激情，因此他決定到奧菲利亞·費爾南德斯的鄉間别墅去寫這篇講稿，在那裡他起碼可以清靜些。
夏天快要過去了，花園裡已經有了些許秋色。
他很喜歡待在門廊裡，一面欣賞着景色，一面撫摸着小狗、跟奧菲利亞聊聊天。
弗拉加的寫作素材都放在一樓一個房間裡。
他打開卡片盒的蓋子，漫不經心地用手扒拉着，就像鋼琴家在彈一支曲子的前奏。
他告訴自己，一切都很正常，在文學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有一些事落入俗套是難免的，盡管如此，《人生》的成功仍不失為一種正義之舉，不失為對民族和祖國的敬意。
他現在可以坐下來寫演講稿，接受大獎，然後準備動身去歐洲。
日期和數目字、各種簽約和晚餐請柬，在他的腦海裡交織在一起。
奧菲利亞一會兒就會帶上一瓶雪利酒進來，她會悄悄地、全神貫注地走到他身旁，關注他的工作。
是的，一切都很正常。
遠處傳來一隻鳳頭麥雞的叫聲，現在隻需要鋪開一張紙，調好燈光，點上一支雪茄。
他始終弄不清這啟示是在那一刻還是在後來降臨的，那時他剛同奧菲利亞做完愛，兩個人仰面躺在床上抽着煙，看着窗外一顆綠瑩瑩的星星。
侵擾，如果必須給這種事情一個叫法的話（其實怎麼稱呼它或者它本質上到底是什麼都無關緊要），侵擾應該是在他寫下演講稿第一句話的時候發生的。
第一句話他寫得極快，然後突然就停了下來，就像是一陣風吹過，把其中的意義掃蕩得幹幹淨淨。
接下來是長久的沉寂，但也許他從工作室下來的時候早有預感，沉甸甸地壓着他，像頭疼或是感冒初起一樣。
就這樣，在一個無法确定的時刻，用一種難以捉摸的方式，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沉重感、那陣黑風，終于成形：《人生》純屬虛構，克勞迪奧·羅梅洛的故事和他所寫的東西沒有絲毫關系。
沒有理由，也沒有證據，但一切都是假的。
幾年的辛苦，核對資料，追尋線索，剔除多餘的人物：一切都是假的。
克勞迪奧·羅梅羅并沒有為蘇珊娜·馬爾克斯做出什麼犧牲，沒有以讓她放棄愛情為代價還她自由之身，他也沒有去做匍匐在伊蕾内·帕斯流着蜜糖的腳下的伊卡洛斯。
弗拉加就像是在水下潛泳，回不到水面上，水流沖擊着他的耳膜，發出巨大的聲響，他知道了真相。
可折磨還沒有結束。
在這一切背後，在更深的水裡，在泥漿和垃圾之間，還有真相：這些他從一開始就全都知道。
再點一根煙，想想會不會是神經衰弱，親吻黑暗中奧菲利亞的雙唇，都無濟于事。
也不必去做一番推斷，說是不是他書中的主人公被推上神壇到太過分的程度，他才一時間産生了這種幻覺，說他一定是太過投入才有些抵觸。
他感覺得到奧菲利亞的手在撫摸自己的胸膛，感覺得到她一陣陣溫暖的氣息。
不知怎麼，他就睡着了。
早上，他看了看打
他想駕馭詩的翅膀，向着太陽做一次無望的飛行，可太陽終會将他烤焦，使他墜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就連詩人的最終退出和沉寂都正像是一場墜落，他為了一個力不能及的夢想鼓足勇氣想離開大地，卻是凄慘地重新回歸。
“是了，”弗拉加想着，給自己又倒了一杯葡萄酒，“一切都對得上，嚴絲合縫。
現在該把它寫下來了。
” 《一位阿根廷詩人的人生》的成就遠遠超過了作者和出版商的想象。
在最初幾個星期的評論中，《理性報》上刊登的一篇出人意料的文章使得布宜諾斯艾利斯人一改小心謹慎、磨磨蹭蹭的習慣，選擇了一個難以拒絕的鮮明立場。
《南方報》《國民報》以及各省份最了不起的報紙都加入了這個時髦話題，人們茶餘飯後都在談論這件事。
還爆發了兩場激烈論戰（一個是關于達裡奧對羅梅洛的影響，另一個是關于年表順序的問題），這愈發激起了公衆的興趣。
《人生》的第一版兩個月之内就售罄；第二版，一個半月。
受形勢所迫，當然還有利益的驅使，弗拉加同意把它改編成戲劇和廣播劇。
事情發展到了這一步，由一本書産生的興趣和新聞發展到了如此的高度，人們已經在猜想這本書會得到什麼樣的獎項；的确，就仿佛是為了糾正某種不公，不等通知的電話到來，也不等亂糟糟的祝賀聲響起，兩個朋友搶先一步把他獲得國家大獎的消息告訴了他。
弗拉加開心之餘，想起了一件事：把諾貝爾獎授給紀德，也沒能耽誤他那天晚上去看一場費南代爾主演的電影。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他把自己一個人關在一個朋友家中，躲開了第一波群體熱情的浪潮，他覺得這樣挺好玩兒的。
他這種甯靜的心态就連幫助他藏身的同謀都覺得有點過分，甚至有點虛僞。
然而在這些日子裡，弗拉加也不是沒有操心的事兒。
他始終無法解釋為什麼在自己身上萌出了一種尋求孤獨的想法。
他已經成了公衆人物，他的形象通過照片和廣播傳遍了每一個鄉鎮，他成了外省的交際圈裡談論的話題，還登上了外國媒體。
他獲得了國家大獎，這并非意外之喜，反倒更像是一種補償。
果然，後面的事情接踵而來，說來這還正是他寫《人生》這本書的動力。
他沒有弄錯：一個星期後，外交部部長在家中接見了他（“我們當外交官的人都知道，好作家是不把官方當回事兒的”），向他提供一份到歐洲某個國家出任文化參贊的差事。
一切都像做夢一樣，弗拉加不得不做出了很大努力，才完完全全地習慣了在榮譽的階梯上不斷攀登前行。
一步接着一步，從最初的書評開始，到出版商笑容可掬的面孔和一次又一次的擁抱，再到各種各樣的學會和社團的邀請函，他已經上升到一個平台，在那裡，隻需稍稍欠欠身子，就能讓上流社會随便哪家沙龍洗耳恭聽，象征性地把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嘴裡一口一口吃着鵝肝，還不耽誤讨論讨論狄蘭·托馬斯的詩歌，仔仔細細地觀察這些沙龍，連那些文學庇護人最近買了條什麼樣的白領帶、穿了件什麼樣的皮草大衣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從更遠處，或者說更近處觀察——這得看從什麼角度、抱什麼樣的心态來看這個問題了——他還能看見随波逐流的碌碌大衆一股腦兒買雜志、看電視、聽廣播，那是一群不問青紅皂白随意購買的人，是買一台洗衣機還是買一本小說，買的是八十立方英尺還是三百一十八頁全都一回事，他們隻知道買，現在就買，買回家裡，家裡老婆孩子都眼巴巴地等着，因為鄰居家早就買了，再則也可能是因為聽見時尚評論家又一次在“世界廣播電台”節目中稱贊它。
這本書現在也進入了那種“必買必讀”的書目之中，這令他大為驚異。
要知道，多少年來研究克勞迪奧·羅梅洛的生平和著作隻不過是一小群知識分子的特殊癖好，換句話說，幾乎沒人對這事感興趣。
然而當他一次又一次地經曆那些他覺得應該一個人靜下來、仔細想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刻（這一周裡他得和電影制片商簽合同了），最初的驚喜開始被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安所取代。
一切都應該像是通往榮耀的階梯上的一級級台階，除非到了那終将到來的某一天，就像走上花園裡的拱橋，最後一階上升，緊接着就是第一階下降。
再榮耀的道路最終也通向衆人的厭倦，那時，人們就會掉頭尋找新的激情。
當他把自己關起來準備國家大獎授獎儀式上的演講詞的時候，幾周以來令人頭暈目眩的遭遇都凝聚成了一種帶些諷刺意味的滿足感，一種對他成功的補償。
但一種莫名其妙的焦慮和擔憂時不時湧上心頭，被放大了，沖淡他的滿足感，當然，以他此刻那平衡的心态和感覺，他是絕不會讓這些想法擡頭的。
他認為，好好準備一下演講稿，他就會重新找到工作的激情，因此他決定到奧菲利亞·費爾南德斯的鄉間别墅去寫這篇講稿，在那裡他起碼可以清靜些。
夏天快要過去了，花園裡已經有了些許秋色。
他很喜歡待在門廊裡，一面欣賞着景色，一面撫摸着小狗、跟奧菲利亞聊聊天。
弗拉加的寫作素材都放在一樓一個房間裡。
他打開卡片盒的蓋子，漫不經心地用手扒拉着，就像鋼琴家在彈一支曲子的前奏。
他告訴自己，一切都很正常，在文學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有一些事落入俗套是難免的，盡管如此，《人生》的成功仍不失為一種正義之舉，不失為對民族和祖國的敬意。
他現在可以坐下來寫演講稿，接受大獎，然後準備動身去歐洲。
日期和數目字、各種簽約和晚餐請柬，在他的腦海裡交織在一起。
奧菲利亞一會兒就會帶上一瓶雪利酒進來，她會悄悄地、全神貫注地走到他身旁，關注他的工作。
是的，一切都很正常。
遠處傳來一隻鳳頭麥雞的叫聲，現在隻需要鋪開一張紙，調好燈光，點上一支雪茄。
他始終弄不清這啟示是在那一刻還是在後來降臨的，那時他剛同奧菲利亞做完愛，兩個人仰面躺在床上抽着煙，看着窗外一顆綠瑩瑩的星星。
侵擾，如果必須給這種事情一個叫法的話（其實怎麼稱呼它或者它本質上到底是什麼都無關緊要），侵擾應該是在他寫下演講稿第一句話的時候發生的。
第一句話他寫得極快，然後突然就停了下來，就像是一陣風吹過，把其中的意義掃蕩得幹幹淨淨。
接下來是長久的沉寂，但也許他從工作室下來的時候早有預感，沉甸甸地壓着他，像頭疼或是感冒初起一樣。
就這樣，在一個無法确定的時刻，用一種難以捉摸的方式，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沉重感、那陣黑風，終于成形：《人生》純屬虛構，克勞迪奧·羅梅洛的故事和他所寫的東西沒有絲毫關系。
沒有理由，也沒有證據，但一切都是假的。
幾年的辛苦，核對資料，追尋線索，剔除多餘的人物：一切都是假的。
克勞迪奧·羅梅羅并沒有為蘇珊娜·馬爾克斯做出什麼犧牲，沒有以讓她放棄愛情為代價還她自由之身，他也沒有去做匍匐在伊蕾内·帕斯流着蜜糖的腳下的伊卡洛斯。
弗拉加就像是在水下潛泳，回不到水面上，水流沖擊着他的耳膜，發出巨大的聲響，他知道了真相。
可折磨還沒有結束。
在這一切背後，在更深的水裡，在泥漿和垃圾之間，還有真相：這些他從一開始就全都知道。
再點一根煙，想想會不會是神經衰弱，親吻黑暗中奧菲利亞的雙唇，都無濟于事。
也不必去做一番推斷，說是不是他書中的主人公被推上神壇到太過分的程度，他才一時間産生了這種幻覺，說他一定是太過投入才有些抵觸。
他感覺得到奧菲利亞的手在撫摸自己的胸膛，感覺得到她一陣陣溫暖的氣息。
不知怎麼，他就睡着了。
早上，他看了看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