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真的應該永遠舍棄金搖籃嗎?”,1863—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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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是因為,歸根到底,我是靠講故事生活的,如果我死了,先生們,又怎麼可能告訴你們我是怎麼死的呢。

    如果我死了,我就成了唯一的一個我不能從中得到好處的死人啦。

    有一回,打了一仗以後,我把一個被打死了的上尉用過的望遠鏡弄到了手,後來我就把那架望遠鏡賣給了另外一個上尉,因為我用不着那玩意兒:我已經習慣于從遠處觀察了。

    我縱身跳出洋繡球叢,爬上了一棵野櫻桃樹,從樹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莊園對着河這邊的院牆附近所發生的事情。

    我又從野櫻桃樹上跳下來躲進了灌木叢,因為從那兒可以看得清沖着院子的房間裡發生的事情。

    随後,我又從灌木叢裡鑽出來爬上一棵刺桐樹,因為從那兒可以看得見公路邊莊園院大門口發生的事情。

    在野櫻桃樹上,我把口袋裝滿了野櫻桃,然後就一動不動,生怕驚飛了一隻正在梳理羽毛的哈拉帕紅冠鳥。

    在灌木叢裡,受驚的是我自己,因為拉屎的時候讓刺紮了屁股。

    在刺桐樹上,我抽空吃起了野櫻桃,由于樹下剛巧有一具仰面朝天張着嘴巴的我軍士兵的屍體,于是我就試着看能不能把小櫻桃核吐進那屍體的嘴裡。

    從野櫻桃樹上,我看見有幾個法國鬼子企圖跳過摞得跟河岸邊的牆頭差不多一樣高的屍堆翻牆逃跑,我看見他們翻過了牆頭,但在牆外卻被我們的人像宰小雞似的用刺刀給挑了。

    從灌木叢裡,我看見我們的人用刺刀捅了一個法國兵的脖子,一股鮮血噴湧而出;我還看見,作為報複,一個法國鬼子刺穿了我們的人的膀胱,結果滋出來的是尿。

    從刺桐樹上,我看見一個法國佬和一個墨西哥兵短兵相接,最後摟在一起,各自将匕首刺進對方的後背,結果就這樣像一對相親相愛的戀人似的擁抱着倒地而死。

    我記得那個見多識廣的上尉說過,好多法國兵,由于長久見不到女人,隻好相互之間自行解決問題,當官的假裝不知道,他們不在乎部下在那種情況下變得不那麼像男人,隻要在對付我們的時候能有男子漢的氣概就行啦,也就是說,恢複本來面目,變成惡魔,變成畜生。

    在剩下的十五個法國鬼子裡,有一個被刺刀捅死,還剩下十四個。

    剩下的十四個中,有一個被匕首紮死,還剩下十三個。

    在人背時的時候,十三是個不祥的數字,所以十三個人裡面隻活下來了三四個,還被我們的人給捉住了。

    其他的人全都留在那兒了,留在了卡馬隆。

    我是說,全死了。

    我一直等到事情過去、等到天黑,于是才閉起了眼睛,不過我可沒有睡覺,因為我即使閉着眼睛也是不會睡着的。

    好啦,先生們,讓我給你們看看我這包裡的東西。

    這是櫻桃核兒,真正來自卡馬隆戰場的櫻桃核兒,先生們,我爬到野櫻桃樹上去觀察法國鬼子怎麼被打死的時候親手摘下的櫻桃留下來的核兒。

    這是蜂鳥毛,真正來自卡馬隆戰場的蜂鳥毛,先生們,我親手收集來的那隻被法國兵的子彈打死的可憐的蜂鳥的羽毛。

    這是刺桐花,真正來自卡馬隆戰場的刺桐花,先生們,我躲在刺桐樹上看我們的人如何殺法國鬼子的時候親手揪下來的刺桐花。

    這一仗過後,我對諸位說過了,我沒能弄到軍帽和裹腿、沒能弄到藍色的上衣和茜草紅的褲子,不僅僅是因為我不喜歡軍帽、裹腿、上衣和褲子,還因為,等我們的人走了以後,我悄沒聲息地走近莊園院,屍體全都被剝得精光,那些混蛋把他們的衣服全都給剝走了,不僅這樣,先生們,還搜光了法國兵的錢财、戒指、銀鍊和金牙,那些法國兵已經沒有兵樣兒了,跟普通人一個樣,赤條條的,熱也好、冷也好,全都不在乎啦,而且已經開始腐爛、開始發臭,那些可憐的家夥。

    我連踢帶打轟跑了野狗和耗子。

    這張耗子皮,先生們,真正是從卡馬隆戰場上的一隻耗子身上剝下來的。

    就在那戰場上的屍體中間,并不顯眼,悄然無聲,仿佛餘溫未消,我發現了真正想找、終于找到了的東西:安茹上尉的木頭假手。

    你們瞧,先生們,這就是。

    如果有人對你們說,如果有人告訴你們,我不止一次地賣過安茹上尉的手,這是真的也不是真的。

    我說過,人不能光靠講故事過活,所以我就做了好幾隻跟安茹上尉的假手一模一樣的木頭手。

    我把其中的一隻賣給了一個神父,他把它拴到了鐘繩上。

    另一隻賣給了一個法國佬,那家夥知道的事情跟我知道的一樣多,不過不是耳聞目睹,而是從書本上看到的。

    還有一隻郵寄給了安茹上尉留下的寡婦。

    其他的嘛,我也不記得都賣給了什麼人,不過,收益不錯。

    可是,這一隻真的是從卡馬隆戰場上得來的,真是安茹上尉的假手。

    你們瞧,你們瞧,這是通向卡馬隆莊園的公路上的塵土。

    這隻和野櫻桃核兒、蜂鳥羽毛以及刺桐花瓣一起保存至今的木頭手就是安茹上尉曾用之敲碎過凱比爾港的柏柏爾人的腦袋的手,這隻木頭手就是君士坦丁的一位木匠師傅專門為在阿爾及利亞既無功又無險地失去了一隻手的卡比利亞和馬真塔的英雄、聖西爾的傑出戰士制作的手,瞧啊,瞧安茹上尉本人留下的血迹,瞧,這是我親眼看見落地之後挨的一槍留下的彈痕;這就是讓垂頭喪氣的法國兵們清醒的手,這就是讓軍旅之中的王孫公子們望而生畏的手,這就是上尉在說“這就是卡馬隆,我們到了這兒就要待在這兒”時用來拍擊韋拉克魯斯地圖的手。

    看啊,先生們,這真是無手上尉丢下的手,得到過奇基維特市長的證實;上帝和囊鼠、所有的神明和桃花心木樹都可以作證,一個跑到加利福尼亞去尋找南瓜大小的天然金塊的波蘭籍逃兵确認過;安茹上尉本人死前不久的簽名也可以證明。

    先生們,我準備轉讓,有錢就出十個銀币,沒錢拿一瓶燒酒也行,我準備轉讓,要不然就用一段我可以拿來講述換錢的故事,不過,先生們,有一個條件:得比卡馬隆的故事精彩。

    卡馬隆,卡馬隆…… 三 兄弟書簡(節錄) 巴黎,1864年4月25日 我親愛的讓-皮埃爾: 我佩服并感謝你能經常給我寫信。

    收到你的消息總是一大樂事。

    但是,總是你的第二封甚至第三封信都到了而我卻還連第一封信都沒有回複呢,真讓我有點兒不好意思:既然連給遠在大洋彼岸的唯一的哥哥寫封短信都懶得動彈,我真不知道自己還怎麼可以自诩是個曆史學者并幻想寫出一部三至四卷規模的《三十年戰争》呢。

    請你原諒,我保證今後一定勤于動筆。

     你已經在墨西哥結婚的消息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不過,說實話,我也因此而大大地松了一口氣。

    你一定還記得,很久以前,你曾讓我去求克洛德陪我到拉雪茲神父公墓給媽媽送花。

    我照你的吩咐做了,随後我自作主張請她吃了午飯。

    後來我們又多次去墳地,都是她主動提出的,于是我們之間産生了深厚的情誼,而這情誼的基礎就是兩個人共同對你的愛:她,作為你的未婚妻;我,作為你的親兄弟。

    可是,克洛德非常寂寞,而你又無限期地滞留在墨西哥,因此我覺得至少也應該不時地拉她出去散散心,于是我們就開始經常見面,有時去看演出和聽歌劇(每逢這種情況,總有她的一個妹妹作陪),也去逛過植物園、參觀過博物館。

    我不想對你說“以後的事情你就可想而知了”。

    不,你别去瞎想,親愛的讓-皮埃爾:絕對沒有背信棄義的事情,我們的話題一向都是你、你的來信、你和克洛德結婚以後的幸福生活。

    我甚至曾經勸說她到墨西哥去。

    總之,我還能對你說什麼呢:我們這兩個年輕人相愛,不過誰也沒有勇氣向對方表白心曲。

    所以,正如我開頭所說,你結婚的消息讓我松了一大口氣。

    我把你的事情告訴克洛德以後,她并沒有傷心難過,你肯定也會為此而感到寬慰吧。

    她讓我代為轉達她給你們的最好祝願,希望你和馬利亞·德爾·卡門在一起能夠非常幸福,這也是我的心願。

    現在,親愛的哥哥,我想繼續咱們差不多在兩年前的一封信中開始的關于墨西哥的imbroglio61的讨論。

    盡管咱們那傑出的拉馬丁認為這是“一個像海洋一樣遼闊的王國的最偉大的思想”問題(對一個曾經說過撤離阿爾及利亞就意味着背叛我們的使命和光榮傳統的人還能指望什麼呢?),但是不僅一般老百姓開始失去興趣,就連那些一向支持進行幹涉的政治家們也不那麼起勁兒了,他們認為,這件事情的構想倒是非常大膽,隻是執行的時候過于畏首畏尾、猶豫不決。

    與此同時,反對派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别的方面——即波蘭問題——上去了。

    去年,維洛波爾斯基62的政策加速了起義的爆發。

    雖然報刊——包括反對派能夠利用的,如經常摘登法夫爾講話的L’OpinionNationale63和刊登華雷斯重要聲明的LecourrierdelaGironde64——沒斷了談論墨西哥,但是法國人卻不再關心墨西哥和拉丁美洲,而是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波蘭人身上去了。

    一成不變的老套套:密茨凱維奇、肖邦及其他在巴黎避難的滿腔救世思想的流亡者們——幾乎全都是波蘭人——早已把法國描繪成近似于民族的救星和自由的衛士,或者說是世界憲兵。

    這一插曲,理所當然,使路易-拿破侖在墨西哥問題上得以更加恣意妄為。

     不過,也許這裡面最令人失望的是現今的政權——拿破侖政權——絕對地不講道德規範。

    你說非常思念巴黎的生活,并認為實在是太美好了,我可以理解。

    對你我來說,巴黎的生活的确是美好的,因為我們屬于特權階層。

    對于可以把整個下午的時光消磨在紫葳咖啡廳裡、可以到比洛涅森林打靶俱樂部去過星期天以及可以一個晚上就在賭場輸掉兩千金路易的人來說,巴黎的生活的确是美好的。

    對于能夠把全套車馬裝在聖誕雞蛋裡面送給情婦的格拉蒙·卡德魯斯公爵來說,巴黎的生活的确是美好的。

    是啊,如果你是朝廷命臣或者暴發戶(或者老式富翁或者像我們一樣沒有破産的貴族),如果你是普羅斯佩·梅裡美并吃得起貢比涅的tea-parties65式冷餐(天哪,人究竟都能想出什麼花樣來啊!),如果你“有幸”跻身杜伊勒裡宮那離奇化裝舞會嘉賓的行列,總之,如果你是個吃得起佳肴、喝得起美酒、趕得上時髦(我看并不容易,由于出現了一股以我們打了勝仗的地名命名顔色的熱潮,什麼馬真塔色、索爾費裡諾色、克裡米亞綠、塞瓦斯托波爾藍,現在又要生産普埃布拉黃或坦皮科綠衣料啦)的闊綽小資産階級分子,巴黎的生活,至少是奧克塔夫·弗耶66在其小說中描寫的和奧芬巴赫在其歌劇中贊頌的那種生活的确可能是美好的。

    不過,我倒是更想什麼時候請你到龔古爾兄弟67筆下的巴黎(他們稱之為歐洲妓院的“光明城”)去了解一下貧困及賣淫活動都到了什麼程度。

    請你同我一起到貝爾維爾和梅尼爾蒙唐或者是那污穢不堪的阿爾韋大街去。

    曾經參加過滅鼠運動(巴黎深受那種肮髒的動物的禍害)的龔古爾兄弟在他們的小說裡還談到了其他可怕的事情。

    可以告訴你,據奧斯曼男爵本人估計,這座美好的城市裡,有五分之四的居民生活在貧困之中,至于那些喝苦艾酒醉卧街頭的酒鬼們和那些被父母租給乞丐以使其更能喚起同情的孩子們就不必多說了。

     你可能會問:這和墨西哥的事情有什麼關系?啊,大有關系噢。

    既然法國本身存在着這麼嚴重的腐敗和這麼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我看不出我們能夠拿出什麼理由去為以社會公正的名義對别國進行幹預的行為辯護(從未得到過公正評價的讓-雅克·盧梭說過:一切以文明使命自诩的殖民行徑都不過是卑鄙的欺騙),我也不明白路易-拿破侖怎麼好意思觍着臉對墨西哥人民幾乎一字不差地重複1814年聯軍攻陷巴黎“把我們從暴君——正是他的親伯父——的統治下解救出來”時說過的話。

     我們對墨西哥的一切都看不順眼。

    歐洲人嘲笑聖安納征收過窗口稅,可是windowtax68恰恰是英國人在三十年代的發明。

    人們還嘲笑聖安納在其屬于丹麥所有的小島上建立起了一個縮微宮廷。

    那麼,拿破侖在第一次流亡期間所做的事情又怎麼說呢?一模一樣:在厄爾巴島上建立了一個小王國,有廷臣、有國歌,還有由那位“偉大的科西嘉人”親自設計的國旗。

    不過,人們當然沒有嘲笑他,因為至今還對他心有餘悸。

     人們還可以說:墨西哥政局不穩的證據之一就是其政府的頻繁更疊,可是阿希爾·朱比納爾卻告訴我們:在最近七十年裡,法國曾經有過不下十二屆政府(我覺得他的數字不對,因為僅在路易-菲利普王朝的十八年中就有過十七屆内閣)。

    馬利亞·克裡斯蒂娜和唐娜·伊莎貝爾二世庇護下的西班牙又有過多少個不同的政府呢?我看得論打計算,而且還是一長串軍事獨裁政府。

     人們指責華雷斯專制,因為他強行征兵。

    我對此是反對的,你可以想象得到,不過,這不是華雷斯的發明,拉托爾·卡諾主持的總體防禦委員會于1793年實行過,拿破侖一世在其所征服的所有國家裡實行過:在攻到莫斯科的七十萬大軍中,隻有三分之一是法國人。

    後來,奧地利把倫巴第-威尼托的農民強行編入侵入他們的家園的軍隊。

    在墨西哥,你又親眼看到了那些埃及營的逃兵,他們逃跑,因為是我們法國人強行将他們弄到那兒去的,就像很久以前在達荷美組建豪薩射手營派往馬達加斯加一樣,而且還沒有權利(像華雷斯似的)以保衛國家領土完整的需要作為借口。

     這裡對墨西哥人的殘暴也議論頗多,你本人也在一封信中對我說過,沒有哪個國家能像墨西哥這麼暴行頻仍。

    天知道,讓-皮埃爾,我不明白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

    你跟我一樣,對曆史上無數可怕的罪行了解得一清二楚,比方說,ilsaccodiRoma69(德國雇傭兵的兇殘簡直令人難以想象——數不清的修女遭到強奸,而對教士的殺戮整整持續了八天)和聖巴托羅缪慘案70就是兩個典型例子。

    類似事件還有許多許多。

    遠的不說,本世紀開始以來就發生過1841年阿富汗人屠殺英國人、1860年德魯士人屠殺基督教徒、1821年希臘人在希俄斯屠殺土耳其人、1822年土耳其人屠殺希臘人和兩年前俄國人在華沙屠殺波蘭人的事件,此外還有印度暴亂期間的大屠殺,對了,英國人正是借助于強行征招來的旁遮普人的力量才将那次暴亂鎮壓下去的。

    算了,我不想為你開列一張暴行單(如果要編一部醜行百科的話,一定可以寫出好多卷的),不過,我要澄清一些問題。

     我永遠忘不了(我六七歲的時候)咱們一起在佩皮尼昂的弗朗索瓦爺爺家過的聖誕節(你還記得嗎?)。

    那天下午,他突然心血來潮講起了自己孩提時代親身經曆過的大革命暴行。

    有兩個場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仿佛親眼見過一般:一個是攻占巴士底獄71的當天晚上,婦女和兒童高舉火把圍着三顆被砍下的人頭跳舞;另一個是民衆剝光朗巴爾親王夫人72的衣服、将其肢解,用長矛挑着她的頭顱和心髒抛到王後瑪麗-安托瓦内特囚室的窗前。

    知道了我們法國人居然也會如此殘暴以後,我感到非常痛心。

    你可能會說,朗巴爾親王夫人及其他許多事件,是瘋狂了的群衆的失去理智的舉動。

    但是,不該忘記,我們的大革命有羅伯斯庇爾及其他許多領袖,他們是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暴行的直接責任者;不該忘記,在博愛、平等和自由(馬農·羅蘭73在斷頭台旁說過:自由啊,多少罪惡曾經假你之名)的幌子下,在巴黎、旺代、裡昂及其他地方,有四萬多人被成批地速審處決。

    這究竟為的又是什麼呢?為了背叛大革命的所有理想、為了讓我們屈從于一個騎在馬背上的羅伯斯庇爾——這是斯塔爾夫人74送給拿破侖一世的稱呼。

    一個天主教國家本該遵行人人完全平等的原則,可是法國卻以文明及自身的榮耀的名義熱衷于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就像在海地,對待那些不肯俯首帖耳的黑人簡直不如豬狗。

    勒克萊爾在寫給他的姻兄拿破侖的著名信中說得很明白:最可行的辦法莫過于從肉體上消滅海地山區的所有黑人,包括婦女在内,隻留下未滿十二歲的孩子。

    至于在歐洲發生過的其他暴行,無須我來多說了,你對卡芬雅克在法國這兒和——僅作為例子——海瑙将軍75(帕默斯頓稱之為“鬣狗将軍”是不無道理的)代表另一個如今卷入墨西哥事件的國家奧地利在布雷西亞和匈牙利鎮壓48年運動的殘酷手段了解得一清二楚。

     我親愛的讓-皮埃爾,你現在告訴我:你對我說過,墨西哥的“改革戰争”結束以後,獲得勝利的華雷斯曾經頒布大赦,沒有槍斃過一個人,也沒有進行過任何類型的報複,是這樣吧?5月5日大捷之後,他釋放了所有的法國傷兵并把他們遣送到了奧裡薩巴,此外,洛倫塞茨也像戰死的人一樣得到了勳章并将其寄給他在法國的親人,是這樣的吧?正是為了推翻此人(借用埃米爾·奧利維耶的話說是“一個任何民族都會引以為傲的普盧塔克筆下的英雄式人物”)的政府,我們把(如你所知)曾經專事焚燒整個整個村鎮的比約、早就以殺人成性聞名的貝特貝或者罪行累累的波蒂埃之流的軍官派到了墨西哥,是這樣的吧?盡管是以兇殘的迪潘上校為首,這倒無須懷疑,你也是清楚的。

    華雷斯的人有時也燒殺搶掠,這是不容辯駁的事實,但是也必須看到,有許多匪徒也打起了共和派的旗幟,以使其傷天害理的行徑不受懲罰。

    我聽說過,一些自由黨人曾經把活捉的反遊擊部隊士兵站着活埋到脖子,然後用槍聲把迪潘的人引來,讓他們的馬蹄踏爛那幫倒黴蛋的腦袋。

    這是野蠻行為,毫無疑問,不過,這是對洗劫過北京的宮殿的強盜及其走狗們所用手段的回答:墨西哥的遊擊隊員們被活埋在阿爾瓦拉多的沙丘裡、被脖子上綁塊石頭丢進塔梅希河裡、被鼻子靈敏的狗——我聽說不僅為迪潘的腦袋标了價,而且還對他的獵犬懸賞兩千比索——在韋拉克魯斯的海濱沼澤地裡撕得粉碎、被吊死在坦皮科城廣場的路燈杆子上,這些兇殘行徑的犧牲品們隻能激起人們以同樣兇狠的方式進行報複的欲望。

    你不能說那些軍官都是例外。

    别忘了,遠征軍的頭子可是個雙手沾滿鮮血的家夥。

    是的,我指的是巴贊元帥,一個如今有着無數崇拜者的家夥,之所以會被派到墨西哥去,并不僅僅是因為會講西班牙語,還由于他在阿爾及利亞的表現。

    也就是說,由于他曾在鎮壓一個為自身的自由而鬥争的民族的時候有過非同一般的作為。

    精于對卡比利亞的村莊(已經被毀)進行razzie76的巴贊是在達赫拉山洞中悶死和燒死五百名阿爾及利亞的奧萊德-裡雅族部落民——其中包括許多婦女和孩子——事件的罪魁之一,這已不是什麼秘密。

    由于不論是在反遊擊部隊中還是在外籍軍團中非法國籍士兵的人數還要多得多(一個很大的比例),我倒要問:路易-拿破侖難道能夠指望那些普魯士人、荷蘭人、符騰堡人和馬提尼克人組成的蠻兵會在美洲大陸上捍衛“拉丁文化”?還有天主教的教義,難道能夠指望那些新教徒或者那些割下了墨西哥俘虜的耳朵後朝着麥加方向跪拜禱告的埃及穆斯林去捍衛天主教的教義? 提到“拉丁文化”,我想順帶說幾句。

    你應該知道,杜伊勒裡宮正在做着許多偉大的夢:歐仁妮以天主教女王伊莎貝爾再世自诩,而路易-拿破侖則公開聲言,美洲的共和國都可以改造成為君主國,他還說,諸如危地馬拉、厄瓜多爾和巴拉圭等已經有了那種趨勢。

    不過,如今已經不再稱那些共和國為“西班牙美洲”國家了,至于“伊比利亞”或“印第安”美洲的稱謂更是早被廢棄,因為出了一個新的、更符合法國意願的名詞(似乎是由米歇爾·謝瓦利埃77發明的),墨西哥、哥倫比亞、阿根廷等等現在都變成“拉丁美洲”國家了。

    當然,路易-拿破侖本來湊湊合合地可以自命為“西班牙美洲文化”的旗手,不是嗎?可是用“拉丁”取代“西班牙”以後,事情變得更加堂而皇之了,而且還順便把法國在加勒比海現有的及未來的殖民地也全部都囊括了進去。

     當然,我并非有意要說我們歐洲人犯下了曆史上最可怕的暴行:事實上我也不相信哪個民族或種族能夠獨享“野蠻”的專利。

    傅立葉說,我們的船隻駛向全世界,隻是為了讓蠻族和野人沾染我們的惡習和我們的乖僻。

    對此,我絕對不敢苟同。

    我不相信“善良的野蠻人”的神話。

    哥倫布是這一神話的主要制造者,因為他在寫給天主教君主伉俪陛下的信中聲稱發現了世界上最美麗的土地和最善良的人。

    我的思想也不同于培根、伏爾泰、休谟等人,他們不承認新大陸的“卑賤民族”是自己的同類,仿佛是想要為亞裡士多德關于對生來該做奴隸但卻不願意做奴隸的人作戰天然合理的論斷辯解似的。

    不,絕對不隻是我們白人才使這個本來就已經悲慘的世界變得更加悲慘的。

    孟德斯鸠就曾講過埃及的教士将捉到的白人全都當成祭品的成例,此外,隻要回顧一下奴隸制度的曆史,就會發現——簡直令人毛骨悚然——西非各部族間無休止地征戰的目的隻是捉到戰俘當作奴隸賣給葡萄牙人或英國人。

    海地克裡斯托夫78國王的政權的殘暴也是相當可觀的。

    對,阿茲特克人當然也是殘酷的,不是嗎?他們用人祭神。

    這的确不好。

    但是,講不通的是:就在我們聽說了人祭制度并為之大驚小怪的同一時代,歐洲正盛行着慘無人道的宗教裁判。

    區别在于:阿茲特克人信奉的是一種兇神宗教,所以人祭有其道理,盡管兇殘,終究還是有個道理的;而在歐洲,卻打着大慈大悲的上帝的招牌嚴刑拷打無辜的人們并用火燒死女巫。

    那個時期,奴隸制度也是方興未艾——1517年西班牙把壟斷黑奴貿易的特權給了佛蘭德人——并且又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不過,當然啦,我親愛的讓-皮埃爾,我們不能隻停留在議論一下奴隸制度的罪惡就算完啦:曆史上這項毫無異議是最不人道的交易要歸咎于歐洲對食糖、棉花、煙草、靛藍及其他原料的無邊貪欲。

    主要的罪魁禍首不隻是那些将奴隸們用鐵鍊鎖住運往加勒比、巴西和北美洲的黑心腸奴隸販子,還有那些允許及鼓勵該項交易的當權者們:帝王們、教皇們,也就是整個體制。

    你知道咱們的那位著名的柯爾貝爾79曾把販賣黑奴看成是發展法國海上運輸業必不可少的條件嗎?英國人是否知道他們的同樣聲名卓著的納爾遜80海軍上将——他的船上總是用十至十一歲的孩子充當填炮手——曾經反對廢除奴隸制度并認為那樣一來英國海軍就會完蛋?至于數百萬生靈在精神和肉體上被摧殘、受盡酷刑、屈辱及磨難直至死亡,又該怎麼說呢?這無關緊要。

    這曾經是、如今仍然是制度本身的需要,因為一紙廢除令并沒有根絕奴隸制度。

    我在這兒要說的不隻是禁令頒布以後奴隸貿易仍在繼續這一事實,盡管這導緻了更加駭人聽聞的暴行,如你所知,奴隸船的船長們為了不被當場抓獲甯願毀掉贓證,邦雅曼·貢斯當在議會上揭露的讓娜·埃斯泰爾号案件——船上所有的奴隸全被裝在密封箱裡丢進大海——隻是衆多案件中的一例而已。

    不,我要說的是拉梅内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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