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下雨或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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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莉和我一樣喜歡美國百老彙的老歌。
她比較喜歡節奏快一點的曲子，像歐文·伯林[1]的《臉貼着臉》、科爾·波特[2]的《當他們跳起比津舞》，而我傾向于半苦半甜的傷心情歌——《今天下雨天》啦、《我從未想到》啦。
但還是有很多歌是我們都喜歡的，而且在那個時候，在英格蘭南部的大學校園裡，發現有人跟你一樣喜歡百老彙算得上是奇迹。
現在的年輕人什麼歌都聽。
我侄子今年秋天開始上大學，最近喜歡上了阿根廷探戈。
他也喜歡最新的獨立樂隊的随便什麼歌，還喜歡艾迪特·皮雅芙[3]。
可是在我們那個時候，口味比較單一。
我的同學分為兩大陣營：嬉皮士型的，留着長發，穿着飄逸的衣服，喜愛“前衛搖滾”；另一類穿着整齊、高雅，認為古典音樂以外的東西都是可怕的噪音。
偶爾也會碰到聲稱喜歡爵士樂的人，但你每每會發現這種人都是半路出家型的——隻知道即興，不懂得應該從認真打造優美的歌曲開始。
所以發現有人也喜歡美國爵士金曲，還是個女生，真是欣慰。
和我一樣，埃米莉也喜歡收集敏感、坦率的聲音翻唱的經典曲目的唱片——這類唱片要麼在舊貨店裡慢慢貶值，要麼被父輩們丢棄。
她喜歡薩拉·沃恩[4]和切特·貝克。
我偏好朱莉·倫敦[5]和佩吉·李[6]。
我們倆都對辛納特拉或埃拉·菲茨傑拉德[7]不太感冒。
第一年埃米莉住在學校裡，她的宿舍裡有一台便攜式唱片機，當時很常見的那種。
長得像個大帽盒，淺藍色人造皮的面，一個内嵌式喇叭。
打開蓋子以後才能看見裡面的唱機轉盤。
按今天的标準來講，它發出來的聲音夠原始的，可我記得我們常常一連幾個小時愉快地蹲在唱片機旁，把一張唱片拿下來，再小心翼翼地把唱針放到另一張上面。
我們喜歡放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然後争論歌詞或歌手的演繹。
那句歌詞是應該唱得這麼諷刺嗎？唱《喬治亞在我心》這歌應該把喬治亞當作個女人還是美國的一個地方？若發現一首歌——比如雷·查爾斯[8]演唱的《不論下雨或晴天》——歌詞本身是快樂的，而演唱成十分悲傷，我們會特别高興。
埃米莉太喜歡這些唱片了，每次我無意中撞見她在和别的同學講某個自命不凡的搖滾樂隊或某個空虛無物的加利福尼亞創作歌手，我都會吓一跳。
有時，她會像在和我談論格什溫[9]或哈羅德·阿倫[10]那樣開始談論一張“概念”唱片，我得咬緊嘴唇才不把憤怒表現出來。
那時候的埃米莉苗條、漂亮，要不是她早早就和查理在一起，我相信會有一大堆人追求她。
可她從來不風騷、放蕩，所以她和查理在一起後，其他追求者就撤退了。
“所以我才把查理留在身邊，”有一次她一臉嚴肅地這樣對我說，看見我很吃驚的樣子她撲哧笑了出來。
“開玩笑的，傻瓜。
我愛他，愛他，愛他。
” 查理是我大學時最好的朋友。
一年級時我們成天在一起，因此我才認識了埃米莉。
第二年，查理和埃米莉在城裡找了間房子同居。
雖然我常常去他們那，但是那些與埃米莉在唱片機旁的交談已經成為往事。
一來，我每次去，都有幾個其他同學坐在那裡又說又笑。
再者，如今有了一台漂亮的立體聲音響大聲地播放着搖滾樂，說話都得用喊的。
這些年來查理和我還是好朋友。
确實我們不如以前那樣常見面，但這主要是因為距離太遠。
我在意大利、葡萄牙，還有西班牙這裡待了好幾年，而查理則一直待在倫敦。
要是這麼說讓你覺得好像我是個空中飛人，他是個宅男，那就好笑了。
因為查理才是整天飛來飛去的人——得克薩斯、東京、紐約——參加一個個高端會議，而我則年複一年困在潮濕的房子裡，安排拼寫測試，或者重複着一成不變的慢速英語談話：“我叫雷。
”“你叫什麼？”“你有孩子嗎？” 大學畢業後我選擇了教英語，剛開始貌似還不錯——很像大學生活的延伸。
語言學校在歐洲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若說教書很無聊、課酬很低，那個年紀的你不會太在乎。
你泡在酒吧裡，很容易就交到朋友，感覺自己是一個遍布全球的巨大網絡的一部分。
你會遇見剛從秘魯或泰國教了一陣子書回來的人，你會覺得隻要你願意就可以滿世界跑，就可以利用你的關系在哪個你向往的遙遠的角落找到一份工作。
而且你永遠是這個舒适的巡回教師大家庭的一分子，一邊喝酒一邊聊着以前的同事、神經質的學校主管、英國文化協會裡的怪人。
八十年代末期聽說去日本教書很賺錢，我認真地計劃要去，但最終沒去成。
我還想過去巴西，甚至讀了一些介紹那裡的文化的書，要了申請表。
可不知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去那麼遠的地方。
我隻去意大利南部、葡萄牙教了一陣子書，又回到西班牙。
不知不覺就到了四十七歲，身邊共事的人早就變成了聊不同話題、嗑不同藥、聽不同音樂的另一代人。
與此同時，查理和埃米莉結了婚，在倫敦定居下來。
有一次查理對我說，等他們有了孩子以後，要我做一個孩子的教父。
可到現在都還沒有。
我的意思是他們一直沒有孩子，我想如今要孩子已經太遲了。
我必須承認，我一直覺得有點失望。
也許我一直幻想給他們的孩子做教父能讓他們在英國的生活與我在這裡的生活有了正式的聯系，不管這種聯系多麼微小。
總而言之，今年初夏，我去了倫敦待在他們那裡。
事情已經事先安排妥當，動身前兩天，我打電話确認時，查理說他們倆都“很好”。
所以我一心隻想着在經曆了肯定不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幾個月後好好休息、放松一下，根本沒想到别的。
事實上，那個陽光燦爛的早晨，當我走出倫敦地鐵站時，腦子裡想着：不知自從我上次來了以後，他們會對“我的”房間做怎樣的改進。
這些年來，幾乎每次都有不一樣的東西。
有一次，房間的角落裡擺着一個閃着光的電子小玩意兒；還有一次，整個房間都重新裝修過了。
但不管怎樣，幾乎有一條基本原則，他們按着高級旅館的樣子為我布置房間：擺好毛巾，床頭放着一小罐餅幹，梳妝台上備着幾張CD。
幾年前，查理帶我走進房間，若無其事地炫耀着打開各種開關，各種巧妙地隐藏起來的燈開了關、關了開：床頭闆後面、衣櫥上面等等。
還有一個開關按了以後，隆隆隆，兩扇窗戶上的百葉窗慢慢放了下來。
“查理，我要百葉窗幹嗎？”那一次我問道。
“醒來的時候我想看見外面。
窗簾就可以了。
” “這些百葉窗是瑞士的，”他這麼回答，好像這就說明了一切。
可是這一次帶我上樓時，查理一直小聲咕哝着，等到了我的房間，我才明白他是在道歉。
眼前的景象我從未見過。
床上空蕩蕩的，床墊污漬點點、歪歪斜斜。
地上一堆堆的雜志、書和舊衣服，還散落着一支曲棍和一個喇叭。
我吃驚地站在門口，查理則清理出一個地方放下我的包。
“你那樣子好像要見經理，”他挖苦地說。
“沒有，沒有。
隻是這裡看上去和以前不太一樣。
” “亂糟糟的，我知道。
亂糟糟的。
”他在床墊上坐下，歎了口氣。
“我以為清潔工會來打掃。
結果沒有。
鬼知道怎麼沒來。
” 他好像很沮喪，可突然他騰地站了起來。
“走，我們去外面吃午飯吧。
我給埃米莉留個信。
我們慢慢吃，等我們回來，你的房間——這整間公寓——就都收拾好了。
” “可我們不能叫埃米莉收拾。
” “哦，她不會自己收拾的。
她會去叫清潔工。
她知道怎麼煩他們。
我，我連他們的電話都沒有。
午飯，我們吃午飯吧。
點它三道菜，來瓶紅酒什麼的。
” 查理所說的公寓其實是一棟四層樓高的排屋的最頂上兩層，位于一條繁華而忙碌的大街上。
一出大門就是川流的人群和車輛。
我跟着查理走過一家家商店、辦公室，到了一家小巧的意大利餐廳。
我們沒有訂座，但餐館的招待像朋友一樣招呼查理，領我們到了一張桌子。
我看了看四周，發現周圍都是西裝領帶的商務人士，所以很高興查理和我一樣一副髒兮兮的樣子。
他好像猜到了我在想什麼，我們坐下時，他說道： “哦，你真是鄉巴佬，雷。
如今都變了。
你離開這個國家太久了。
”接着他突然提高音量，很大聲地說：“我們看上去才是成功人士。
這兒的其他人看上去都像中層管理。
”說完他傾向我，輕聲說：“聽着，我們得談談。
我要你幫我一個忙。
” 我不記得上一次查理叫我幫忙是什麼時候，但我裝作随意地點點頭，等他開口。
他擺弄了一會兒菜單，然後放下。
“是這樣的，我和埃米莉正在鬧别扭。
事實上，最近，我們完全避開對方。
所以剛剛她沒有來迎接你。
如今恐怕你得從我們兩個中選一個。
有我就沒有她，有她就沒有我。
有點像戲裡一人分飾兩角。
很幼稚，是不是？” “顯然我來的不是時候。
我走，吃完午飯就走。
我去芬奇利找我姑媽凱蒂。
” “你說什麼啊？你沒有在聽我說話。
我說了，我要你幫我一個忙。
” “我以為你指的是……” “不是，你這個白癡，該離開的人是我。
我得去法蘭克福開會，今天下午的飛機。
兩天以後回來，最遲星期四。
而你留在這裡善後，讓一切恢複原樣。
等我回來的時候，我愉快地說聲‘哈羅’，親吻親愛的妻子，就當過去的兩個月沒發生過，我們又和好如初。
” 這時服務生過來點單，她走了以後，查理似乎不願接着剛才的話茬，而是開始一個勁兒地問我在西班牙過得怎麼樣。
每次我說了件什麼事情，不管好事壞事，他都會微微地苦笑一下，搖搖頭，好像我說的都驗證了他最擔心的。
我正說到我的廚藝大有進步——我幾乎是獨自一人為四十多名師生準備了一頓聖誕自助餐——他打斷我的話。
他說：“聽我說，你這樣子下去不行。
把工作辭了。
但辭職之前你得先找到新工作。
用那個愁眉苦臉的葡萄牙人當中間人。
保住馬德裡的職位，然後丢掉那個公寓，另找一個。
好，你要這樣，首先。
” 他扳起手指頭，開始一條條羅列應該做些什麼。
我們的菜來了，他還沒數完，可他不管，接着數到完。
開始吃飯時，他說道： “我敢說你一條都不會去做。
” “不，不，你說的每一條都很有道理。
” “你回去以後還是一切照舊。
一年以後我們再見時，你又抱怨一模一樣的事情。
” “我沒有在抱怨……” “要知道，雷，别人隻能建議你這麼多。
到了一定的時候，你得學會自主自己的生活。
” “好，我會的。
我答應你。
但是剛才你說有事要我幫忙。
” “啊，對。
”他若有所思地嚼着嘴裡的食物。
“說實話，這才是我叫你來的真正目的。
當然，我也很想見到你什麼的。
但是最主要的是，我想請你幫我一個忙。
畢竟你是我認識最久的朋友，一輩子的朋友……” 突然他又低頭吃飯，我驚訝地發現他在輕聲啜泣。
我伸手去拍拍他的肩膀，但他隻是低着頭、一個勁兒地往嘴裡塞意面。
就這樣過了一分鐘左右，我又伸手去拍拍他的肩頭，但跟第一次一樣沒有什麼效果。
這時服務生微笑着走過來問我們今天的菜怎麼樣，我倆都說菜好極了。
她走了以後，查理好像情緒穩定了一些。
“好，雷，聽着。
我要你做的事簡單得不得了。
我要你這幾天跟埃米莉待在一起，在我們家好好做客。
就這樣。
直到我回來。
” “就這樣？你要我在你不在的時候照顧她？” “沒錯。
或者說，讓她照顧你。
你是客人。
我給你找了些事做，看戲什麼的。
我最遲星期四就回來了。
你的任務就是讓她一直保持好心情。
這樣當我回來的時候，我說‘哈羅，親愛的’，擁抱她，她就回答說，‘哦，哈羅，親愛的，歡迎回來，這幾天好嗎？’然後擁抱我。
這樣我們就和好如初。
如同當初噩夢開始以前。
這就是你的任務。
很簡單。
” “我很樂意盡我所能，”我說。
“可是，查理，你确定她現在有心情招待客人？你們顯然出現了什麼危機。
她一定和你一樣心煩意亂。
老實說，我不理解為什麼你這個時候叫我來。
” “你不理解？什麼意思？我叫你來是因為你是我認識最久的朋友。
對，沒錯，我有很多朋友。
可是在這件事情上，我想來想去，發現隻有你能行。
” 我承認聽了他的話我很感動。
但同時，我能察覺到這裡頭有什麼事不對勁，有什麼事他沒有告訴我。
“要是你們倆都在這裡的話，我能理解你叫我來住，”我說。
“我能理解那樣做的用意。
你們互相不說話，找個客人來轉移目标，你們倆都拿出最好的表現來，事情就慢慢緩和了。
可現在不是這樣的，你不在這裡。
”
她比較喜歡節奏快一點的曲子，像歐文·伯林[1]的《臉貼着臉》、科爾·波特[2]的《當他們跳起比津舞》，而我傾向于半苦半甜的傷心情歌——《今天下雨天》啦、《我從未想到》啦。
但還是有很多歌是我們都喜歡的，而且在那個時候，在英格蘭南部的大學校園裡，發現有人跟你一樣喜歡百老彙算得上是奇迹。
現在的年輕人什麼歌都聽。
我侄子今年秋天開始上大學，最近喜歡上了阿根廷探戈。
他也喜歡最新的獨立樂隊的随便什麼歌，還喜歡艾迪特·皮雅芙[3]。
可是在我們那個時候，口味比較單一。
我的同學分為兩大陣營：嬉皮士型的，留着長發，穿着飄逸的衣服，喜愛“前衛搖滾”；另一類穿着整齊、高雅，認為古典音樂以外的東西都是可怕的噪音。
偶爾也會碰到聲稱喜歡爵士樂的人，但你每每會發現這種人都是半路出家型的——隻知道即興，不懂得應該從認真打造優美的歌曲開始。
所以發現有人也喜歡美國爵士金曲，還是個女生，真是欣慰。
和我一樣，埃米莉也喜歡收集敏感、坦率的聲音翻唱的經典曲目的唱片——這類唱片要麼在舊貨店裡慢慢貶值，要麼被父輩們丢棄。
她喜歡薩拉·沃恩[4]和切特·貝克。
我偏好朱莉·倫敦[5]和佩吉·李[6]。
我們倆都對辛納特拉或埃拉·菲茨傑拉德[7]不太感冒。
第一年埃米莉住在學校裡，她的宿舍裡有一台便攜式唱片機，當時很常見的那種。
長得像個大帽盒，淺藍色人造皮的面，一個内嵌式喇叭。
打開蓋子以後才能看見裡面的唱機轉盤。
按今天的标準來講，它發出來的聲音夠原始的，可我記得我們常常一連幾個小時愉快地蹲在唱片機旁，把一張唱片拿下來，再小心翼翼地把唱針放到另一張上面。
我們喜歡放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然後争論歌詞或歌手的演繹。
那句歌詞是應該唱得這麼諷刺嗎？唱《喬治亞在我心》這歌應該把喬治亞當作個女人還是美國的一個地方？若發現一首歌——比如雷·查爾斯[8]演唱的《不論下雨或晴天》——歌詞本身是快樂的，而演唱成十分悲傷，我們會特别高興。
埃米莉太喜歡這些唱片了，每次我無意中撞見她在和别的同學講某個自命不凡的搖滾樂隊或某個空虛無物的加利福尼亞創作歌手，我都會吓一跳。
有時，她會像在和我談論格什溫[9]或哈羅德·阿倫[10]那樣開始談論一張“概念”唱片，我得咬緊嘴唇才不把憤怒表現出來。
那時候的埃米莉苗條、漂亮，要不是她早早就和查理在一起，我相信會有一大堆人追求她。
可她從來不風騷、放蕩，所以她和查理在一起後，其他追求者就撤退了。
“所以我才把查理留在身邊，”有一次她一臉嚴肅地這樣對我說，看見我很吃驚的樣子她撲哧笑了出來。
“開玩笑的，傻瓜。
我愛他，愛他，愛他。
” 查理是我大學時最好的朋友。
一年級時我們成天在一起，因此我才認識了埃米莉。
第二年，查理和埃米莉在城裡找了間房子同居。
雖然我常常去他們那，但是那些與埃米莉在唱片機旁的交談已經成為往事。
一來，我每次去，都有幾個其他同學坐在那裡又說又笑。
再者，如今有了一台漂亮的立體聲音響大聲地播放着搖滾樂，說話都得用喊的。
這些年來查理和我還是好朋友。
确實我們不如以前那樣常見面，但這主要是因為距離太遠。
我在意大利、葡萄牙，還有西班牙這裡待了好幾年，而查理則一直待在倫敦。
要是這麼說讓你覺得好像我是個空中飛人，他是個宅男，那就好笑了。
因為查理才是整天飛來飛去的人——得克薩斯、東京、紐約——參加一個個高端會議，而我則年複一年困在潮濕的房子裡，安排拼寫測試，或者重複着一成不變的慢速英語談話：“我叫雷。
”“你叫什麼？”“你有孩子嗎？” 大學畢業後我選擇了教英語，剛開始貌似還不錯——很像大學生活的延伸。
語言學校在歐洲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若說教書很無聊、課酬很低，那個年紀的你不會太在乎。
你泡在酒吧裡，很容易就交到朋友，感覺自己是一個遍布全球的巨大網絡的一部分。
你會遇見剛從秘魯或泰國教了一陣子書回來的人，你會覺得隻要你願意就可以滿世界跑，就可以利用你的關系在哪個你向往的遙遠的角落找到一份工作。
而且你永遠是這個舒适的巡回教師大家庭的一分子，一邊喝酒一邊聊着以前的同事、神經質的學校主管、英國文化協會裡的怪人。
八十年代末期聽說去日本教書很賺錢，我認真地計劃要去，但最終沒去成。
我還想過去巴西，甚至讀了一些介紹那裡的文化的書，要了申請表。
可不知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去那麼遠的地方。
我隻去意大利南部、葡萄牙教了一陣子書，又回到西班牙。
不知不覺就到了四十七歲，身邊共事的人早就變成了聊不同話題、嗑不同藥、聽不同音樂的另一代人。
與此同時，查理和埃米莉結了婚，在倫敦定居下來。
有一次查理對我說，等他們有了孩子以後，要我做一個孩子的教父。
可到現在都還沒有。
我的意思是他們一直沒有孩子，我想如今要孩子已經太遲了。
我必須承認，我一直覺得有點失望。
也許我一直幻想給他們的孩子做教父能讓他們在英國的生活與我在這裡的生活有了正式的聯系，不管這種聯系多麼微小。
總而言之，今年初夏，我去了倫敦待在他們那裡。
事情已經事先安排妥當，動身前兩天，我打電話确認時，查理說他們倆都“很好”。
所以我一心隻想着在經曆了肯定不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幾個月後好好休息、放松一下，根本沒想到别的。
事實上，那個陽光燦爛的早晨，當我走出倫敦地鐵站時，腦子裡想着：不知自從我上次來了以後，他們會對“我的”房間做怎樣的改進。
這些年來，幾乎每次都有不一樣的東西。
有一次，房間的角落裡擺着一個閃着光的電子小玩意兒；還有一次，整個房間都重新裝修過了。
但不管怎樣，幾乎有一條基本原則，他們按着高級旅館的樣子為我布置房間：擺好毛巾，床頭放着一小罐餅幹，梳妝台上備着幾張CD。
幾年前，查理帶我走進房間，若無其事地炫耀着打開各種開關，各種巧妙地隐藏起來的燈開了關、關了開：床頭闆後面、衣櫥上面等等。
還有一個開關按了以後，隆隆隆，兩扇窗戶上的百葉窗慢慢放了下來。
“查理，我要百葉窗幹嗎？”那一次我問道。
“醒來的時候我想看見外面。
窗簾就可以了。
” “這些百葉窗是瑞士的，”他這麼回答，好像這就說明了一切。
可是這一次帶我上樓時，查理一直小聲咕哝着，等到了我的房間，我才明白他是在道歉。
眼前的景象我從未見過。
床上空蕩蕩的，床墊污漬點點、歪歪斜斜。
地上一堆堆的雜志、書和舊衣服，還散落着一支曲棍和一個喇叭。
我吃驚地站在門口，查理則清理出一個地方放下我的包。
“你那樣子好像要見經理，”他挖苦地說。
“沒有，沒有。
隻是這裡看上去和以前不太一樣。
” “亂糟糟的，我知道。
亂糟糟的。
”他在床墊上坐下，歎了口氣。
“我以為清潔工會來打掃。
結果沒有。
鬼知道怎麼沒來。
” 他好像很沮喪，可突然他騰地站了起來。
“走，我們去外面吃午飯吧。
我給埃米莉留個信。
我們慢慢吃，等我們回來，你的房間——這整間公寓——就都收拾好了。
” “可我們不能叫埃米莉收拾。
” “哦，她不會自己收拾的。
她會去叫清潔工。
她知道怎麼煩他們。
我，我連他們的電話都沒有。
午飯，我們吃午飯吧。
點它三道菜，來瓶紅酒什麼的。
” 查理所說的公寓其實是一棟四層樓高的排屋的最頂上兩層，位于一條繁華而忙碌的大街上。
一出大門就是川流的人群和車輛。
我跟着查理走過一家家商店、辦公室，到了一家小巧的意大利餐廳。
我們沒有訂座，但餐館的招待像朋友一樣招呼查理，領我們到了一張桌子。
我看了看四周，發現周圍都是西裝領帶的商務人士，所以很高興查理和我一樣一副髒兮兮的樣子。
他好像猜到了我在想什麼，我們坐下時，他說道： “哦，你真是鄉巴佬，雷。
如今都變了。
你離開這個國家太久了。
”接着他突然提高音量，很大聲地說：“我們看上去才是成功人士。
這兒的其他人看上去都像中層管理。
”說完他傾向我，輕聲說：“聽着，我們得談談。
我要你幫我一個忙。
” 我不記得上一次查理叫我幫忙是什麼時候，但我裝作随意地點點頭，等他開口。
他擺弄了一會兒菜單，然後放下。
“是這樣的，我和埃米莉正在鬧别扭。
事實上，最近，我們完全避開對方。
所以剛剛她沒有來迎接你。
如今恐怕你得從我們兩個中選一個。
有我就沒有她，有她就沒有我。
有點像戲裡一人分飾兩角。
很幼稚，是不是？” “顯然我來的不是時候。
我走，吃完午飯就走。
我去芬奇利找我姑媽凱蒂。
” “你說什麼啊？你沒有在聽我說話。
我說了，我要你幫我一個忙。
” “我以為你指的是……” “不是，你這個白癡，該離開的人是我。
我得去法蘭克福開會，今天下午的飛機。
兩天以後回來，最遲星期四。
而你留在這裡善後，讓一切恢複原樣。
等我回來的時候，我愉快地說聲‘哈羅’，親吻親愛的妻子，就當過去的兩個月沒發生過，我們又和好如初。
” 這時服務生過來點單，她走了以後，查理似乎不願接着剛才的話茬，而是開始一個勁兒地問我在西班牙過得怎麼樣。
每次我說了件什麼事情，不管好事壞事，他都會微微地苦笑一下，搖搖頭，好像我說的都驗證了他最擔心的。
我正說到我的廚藝大有進步——我幾乎是獨自一人為四十多名師生準備了一頓聖誕自助餐——他打斷我的話。
他說：“聽我說，你這樣子下去不行。
把工作辭了。
但辭職之前你得先找到新工作。
用那個愁眉苦臉的葡萄牙人當中間人。
保住馬德裡的職位，然後丢掉那個公寓，另找一個。
好，你要這樣，首先。
” 他扳起手指頭，開始一條條羅列應該做些什麼。
我們的菜來了，他還沒數完，可他不管，接着數到完。
開始吃飯時，他說道： “我敢說你一條都不會去做。
” “不，不，你說的每一條都很有道理。
” “你回去以後還是一切照舊。
一年以後我們再見時，你又抱怨一模一樣的事情。
” “我沒有在抱怨……” “要知道，雷，别人隻能建議你這麼多。
到了一定的時候，你得學會自主自己的生活。
” “好，我會的。
我答應你。
但是剛才你說有事要我幫忙。
” “啊，對。
”他若有所思地嚼着嘴裡的食物。
“說實話，這才是我叫你來的真正目的。
當然，我也很想見到你什麼的。
但是最主要的是，我想請你幫我一個忙。
畢竟你是我認識最久的朋友，一輩子的朋友……” 突然他又低頭吃飯，我驚訝地發現他在輕聲啜泣。
我伸手去拍拍他的肩膀，但他隻是低着頭、一個勁兒地往嘴裡塞意面。
就這樣過了一分鐘左右，我又伸手去拍拍他的肩頭，但跟第一次一樣沒有什麼效果。
這時服務生微笑着走過來問我們今天的菜怎麼樣，我倆都說菜好極了。
她走了以後，查理好像情緒穩定了一些。
“好，雷，聽着。
我要你做的事簡單得不得了。
我要你這幾天跟埃米莉待在一起，在我們家好好做客。
就這樣。
直到我回來。
” “就這樣？你要我在你不在的時候照顧她？” “沒錯。
或者說，讓她照顧你。
你是客人。
我給你找了些事做，看戲什麼的。
我最遲星期四就回來了。
你的任務就是讓她一直保持好心情。
這樣當我回來的時候，我說‘哈羅，親愛的’，擁抱她，她就回答說，‘哦，哈羅，親愛的，歡迎回來，這幾天好嗎？’然後擁抱我。
這樣我們就和好如初。
如同當初噩夢開始以前。
這就是你的任務。
很簡單。
” “我很樂意盡我所能，”我說。
“可是，查理，你确定她現在有心情招待客人？你們顯然出現了什麼危機。
她一定和你一樣心煩意亂。
老實說，我不理解為什麼你這個時候叫我來。
” “你不理解？什麼意思？我叫你來是因為你是我認識最久的朋友。
對，沒錯，我有很多朋友。
可是在這件事情上，我想來想去，發現隻有你能行。
” 我承認聽了他的話我很感動。
但同時，我能察覺到這裡頭有什麼事不對勁，有什麼事他沒有告訴我。
“要是你們倆都在這裡的話，我能理解你叫我來住，”我說。
“我能理解那樣做的用意。
你們互相不說話，找個客人來轉移目标，你們倆都拿出最好的表現來，事情就慢慢緩和了。
可現在不是這樣的，你不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