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心情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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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托尼·加德納坐在遊客當中的那天早上，春天剛剛降臨威尼斯這裡。
我們搬到外面廣場上來剛好一個星期——跟你說，真是松了口氣，在咖啡廳的最裡面演奏又悶又擋着要用樓梯的客人的路。
那天早上微風習習，嶄新的帳篷在我們身邊啪啪作響，我們都覺得比平時更加愉悅和精神，我想這種心情一定反映在我們的音樂裡了。
瞧我說得好像我是樂隊的固定成員似的。
事實上，我隻是那些個“吉蔔賽人”中的一個，别的樂手這麼稱呼我們，我隻是那些個奔走于廣場、三個咖啡廳的管弦樂隊裡哪個缺人，就去哪裡幫忙的人中的一個。
我主要在這家拉弗娜咖啡廳演奏，但若遇上忙碌的下午，我就要先和誇德裡的小夥子們演奏一組，然後到弗洛裡安去，再穿過廣場回到拉弗娜。
我和這三支樂隊都相處得很好——和咖啡廳的服務生們也是——在别的哪個城市，我早就有固定職位了。
可是在這裡，傳統和曆史根深蒂固，事情都倒過來了。
在其他地方，吉他手可是受人歡迎的。
可是在這裡？吉他手！咖啡廳的經理們不自在了。
吉他太現代了，遊客不會喜歡的。
去年秋天，我弄來了一把老式橢圓形音孔的爵士吉他，像強哥·萊恩哈特[1]彈的那種，這樣大家就不會把我當成搖滾樂手了。
事情容易了些，可經理們還是不喜歡。
總之，實話告訴你吧：倘若你是個吉他手，就算你是吉他大師喬·帕斯，也甭想在這個廣場找到一份固定工作。
當然了，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原因：我不是意大利人，更别說是威尼斯人。
那個吹中音薩克斯風的捷克大個子情況和我一樣。
大夥兒都喜歡我們，樂隊需要我們，可我們就是不符合正式要求。
咖啡廳的經理們總是告訴你：閉上你的嘴，隻管演奏就是了。
這樣遊客們就不會知道你不是意大利人了。
穿上你的制服，戴上你的太陽鏡，頭發往後梳，沒有人看得出來，隻要别開口說話。
可是我混得還不錯。
三支樂隊都需要吉他手，特别是當他們與競争對手同時演奏的時候，他們需要一個輕柔、純淨，但是傳得遠的聲音作背景和弦。
我猜你會想：三支樂隊同時在一個廣場上演奏，聽起來多混亂啊。
可是聖馬可廣場很大，沒有問題。
在廣場上溜達的遊客會聽見一個曲子漸漸消失，另一個曲子漸漸大聲，就好像他在調收音機的台。
會讓遊客們受不了的是你演奏太多古典的東西，這些樂器演奏版的著名詠歎調。
得了，這裡是聖馬可，遊客們不想聽最新的流行音樂。
可是他們時不時要一些他們認得的東西，比如朱莉·安德魯斯[2]的老歌，或者某個著名電影的主題曲。
我記得去年夏天有一次，我奔走于各個樂隊間，一個下午演奏了九遍《教父》。
總之就是在這樣一個春天的早晨，當我們在一大群遊客面前演出的時候，我突然看見托尼·加德納，獨自一人坐在那裡，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差不多就在我們的正前方，離我們的帳篷大概隻有六米遠。
廣場上總是能看見名人，我們從來不大驚小怪。
隻在演奏完一曲後，樂隊成員間私下小聲說幾句。
看，是沃倫·比蒂[3]。
看，是基辛格。
那個女人就是在講兩個男人變臉的電影裡出現過的那個。
我們對此習以為常。
畢竟這裡是聖馬可廣場。
可是當我發現坐在那裡的是托尼·加德納時，情況就不一樣了，我激動極了。
托尼·加德納是我母親最喜愛的歌手。
在我離開家之前，在那個共産主義時代，那樣的唱片是很難弄到的，可我母親有他幾乎所有的唱片。
小時候我刮壞過一張母親的珍貴收藏。
我們住的公寓很擠，可像我那個年紀的男孩子有時就是好動，尤其是在冬天不能出去的時候。
所以我就從家裡的小沙發跳到扶手椅上這樣玩，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了唱片機。
唱針“嗞”的一聲劃過唱片——那時還沒有CD——母親從廚房裡出來，沖我大聲嚷嚷。
我很傷心，不是因為她沖我大聲嚷嚷，而是因為我知道那是托尼·加德納的唱片，我知道那張唱片對她來說多麼重要。
我還知道從此以後，當加德納輕聲吟唱那些美國歌曲時，唱片就會發出“嗞嗞”的聲音。
多年以後，我在華沙工作時得知了黑市唱片，我給母親買了所有的托尼·加德納的唱片，代替舊的那些，包括我刮壞的那一張。
我花了三年才買齊，可我堅持不懈地買，一張張地買，每次回去看望她都帶回去一張。
現在你知道當我認出托尼·加德納時為什麼會那麼激動了吧，就在六米以外啊。
起初我不敢相信，我換一個和弦時一定慢了一拍。
是托尼·加德納！我親愛的母親要是知道了會說什麼啊！為了她，為了她的回憶，我一定要去跟托尼·加德納說句話，才不管其他樂手會不會笑話我，說我像個小聽差。
但是我當然不可能推開桌椅，朝他沖過去。
我還得把演出演完。
跟你說，真是痛苦極了，還有三四首歌，每一秒鐘我都以為他要起身離開了。
可是他一直坐在那裡，獨自一人，盯着眼前的咖啡，攪呀攪，好像搞不清楚服務生給他端來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的裝扮與一般的美國遊客一樣，淺藍色的套頭運動衫、寬松的灰褲子。
以前唱片封面上又黑又亮的頭發如今幾乎都白了，但還挺濃密，而且梳得整整齊齊，發型也沒有變。
我剛認出他時，他把墨鏡拿在手裡——他要是戴着墨鏡我不一定能認出來——但是後來我一邊演奏一邊盯着他，他一會兒把墨鏡戴上，一會兒拿下來，一會兒又戴上。
他看上去心事重重，而且沒有認真在聽我們演奏，讓我很是失望。
這組歌曲終于演完了。
我什麼也沒有對其他人說，匆匆走出帳篷，朝托尼·加德納的桌子走去，突然想到不知如何與他攀談，心裡緊張了一下。
我站在他的身後，他的第六感卻讓他轉過身來，看着我——我想這是出于多年來有歌迷來找他的習慣——接着我就介紹自己，告訴他我多麼崇拜他，我在他剛剛聽的那個樂隊裡，我母親是他熱情的歌迷等等，一古腦兒全都說了。
他表情嚴肅地聽着，時不時點點頭，好像他是我的醫生。
我不停地講，他隻偶爾說一聲：“是嗎？”過了一會兒我想我該走了，轉身要離開，突然聽見他說： “你說你是從波蘭來的。
日子一定不好過吧？” “都過去了。
”我笑笑，聳了聳肩。
“如今我們是個自由的國家了。
一個民主的國家。
” “那太好了。
那就是剛剛為我們演奏的你的同仁吧。
坐下。
來杯咖啡？” 我說我不想叨擾他，可是加德納先生的語氣裡有絲絲溫和的堅持。
“不會，不會，坐下。
你剛才說你母親喜歡我的唱片。
” 于是我就坐了下來，接着說。
說我的母親、我們住的公寓、黑市上的唱片。
我記不得那些唱片的名字，但我能夠描述我印象中那些唱片套子的樣子，每當我這麼做時，他就會舉起一根手指說“哦，那張是《獨一無二》。
《獨一無二的托尼·加德納》”之類的。
我覺得我們倆都很喜歡這個遊戲，突然我注意到加德納先生的視線從我身上移開了，我轉過頭去，剛好看見一個女人朝我們走來。
她是那種非常優雅的美國女人，頭發優美，衣服漂亮，身材姣好，不仔細看的話不會發現她們已經不年輕了。
遠遠地看，我還以為是從光鮮的時尚雜志裡走出來的模特兒呢。
可是當她在加德納先生身旁坐下，把墨鏡推到額頭上去時，我發現她至少五十了，甚至不止。
加德納先生對我說：“這位是我的妻子琳迪。
” 加德納太太朝我敷衍地笑了笑，問她丈夫：“這位是誰？你交了個朋友。
” “是的，親愛的。
我們聊得正歡呢，我和……抱歉，朋友，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 “揚，”我立刻答道。
“但朋友們都叫我雅内克。
” 琳迪·加德納說：“你是說你的小名比真名長？怎麼會這樣呢？” “别對人家無禮，親愛的。
” “我沒有無禮。
” “别取笑人家的名字，親愛的。
這樣才是好姑娘。
” 琳迪·加德納無助地轉向我說：“你瞧瞧他說些什麼？我冒犯你了嗎？” “不，不，”我說，“一點也沒有，加德納太太。
” “他總是說我對歌迷無禮。
可是我沒有無禮。
我剛剛對你無禮了嗎？”然後她轉向加德納先生，“我很正常地在跟歌迷講話，親愛的。
我就是這樣講話的。
我從來沒有無禮。
” “好了，親愛的，”加德納先生說，“别小題大做了。
而且，這位先生也不是什麼歌迷。
” “哦，他不是歌迷？那他是誰？失散多年的侄子？
我們搬到外面廣場上來剛好一個星期——跟你說，真是松了口氣，在咖啡廳的最裡面演奏又悶又擋着要用樓梯的客人的路。
那天早上微風習習，嶄新的帳篷在我們身邊啪啪作響，我們都覺得比平時更加愉悅和精神，我想這種心情一定反映在我們的音樂裡了。
瞧我說得好像我是樂隊的固定成員似的。
事實上，我隻是那些個“吉蔔賽人”中的一個，别的樂手這麼稱呼我們，我隻是那些個奔走于廣場、三個咖啡廳的管弦樂隊裡哪個缺人，就去哪裡幫忙的人中的一個。
我主要在這家拉弗娜咖啡廳演奏，但若遇上忙碌的下午，我就要先和誇德裡的小夥子們演奏一組，然後到弗洛裡安去，再穿過廣場回到拉弗娜。
我和這三支樂隊都相處得很好——和咖啡廳的服務生們也是——在别的哪個城市，我早就有固定職位了。
可是在這裡，傳統和曆史根深蒂固，事情都倒過來了。
在其他地方，吉他手可是受人歡迎的。
可是在這裡？吉他手！咖啡廳的經理們不自在了。
吉他太現代了，遊客不會喜歡的。
去年秋天，我弄來了一把老式橢圓形音孔的爵士吉他，像強哥·萊恩哈特[1]彈的那種，這樣大家就不會把我當成搖滾樂手了。
事情容易了些，可經理們還是不喜歡。
總之，實話告訴你吧：倘若你是個吉他手，就算你是吉他大師喬·帕斯，也甭想在這個廣場找到一份固定工作。
當然了，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原因：我不是意大利人，更别說是威尼斯人。
那個吹中音薩克斯風的捷克大個子情況和我一樣。
大夥兒都喜歡我們，樂隊需要我們，可我們就是不符合正式要求。
咖啡廳的經理們總是告訴你：閉上你的嘴，隻管演奏就是了。
這樣遊客們就不會知道你不是意大利人了。
穿上你的制服，戴上你的太陽鏡，頭發往後梳，沒有人看得出來，隻要别開口說話。
可是我混得還不錯。
三支樂隊都需要吉他手，特别是當他們與競争對手同時演奏的時候，他們需要一個輕柔、純淨，但是傳得遠的聲音作背景和弦。
我猜你會想：三支樂隊同時在一個廣場上演奏，聽起來多混亂啊。
可是聖馬可廣場很大，沒有問題。
在廣場上溜達的遊客會聽見一個曲子漸漸消失，另一個曲子漸漸大聲，就好像他在調收音機的台。
會讓遊客們受不了的是你演奏太多古典的東西，這些樂器演奏版的著名詠歎調。
得了，這裡是聖馬可，遊客們不想聽最新的流行音樂。
可是他們時不時要一些他們認得的東西，比如朱莉·安德魯斯[2]的老歌，或者某個著名電影的主題曲。
我記得去年夏天有一次，我奔走于各個樂隊間，一個下午演奏了九遍《教父》。
總之就是在這樣一個春天的早晨，當我們在一大群遊客面前演出的時候，我突然看見托尼·加德納，獨自一人坐在那裡，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差不多就在我們的正前方，離我們的帳篷大概隻有六米遠。
廣場上總是能看見名人，我們從來不大驚小怪。
隻在演奏完一曲後，樂隊成員間私下小聲說幾句。
看，是沃倫·比蒂[3]。
看，是基辛格。
那個女人就是在講兩個男人變臉的電影裡出現過的那個。
我們對此習以為常。
畢竟這裡是聖馬可廣場。
可是當我發現坐在那裡的是托尼·加德納時，情況就不一樣了，我激動極了。
托尼·加德納是我母親最喜愛的歌手。
在我離開家之前，在那個共産主義時代，那樣的唱片是很難弄到的，可我母親有他幾乎所有的唱片。
小時候我刮壞過一張母親的珍貴收藏。
我們住的公寓很擠，可像我那個年紀的男孩子有時就是好動，尤其是在冬天不能出去的時候。
所以我就從家裡的小沙發跳到扶手椅上這樣玩，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了唱片機。
唱針“嗞”的一聲劃過唱片——那時還沒有CD——母親從廚房裡出來，沖我大聲嚷嚷。
我很傷心，不是因為她沖我大聲嚷嚷，而是因為我知道那是托尼·加德納的唱片，我知道那張唱片對她來說多麼重要。
我還知道從此以後，當加德納輕聲吟唱那些美國歌曲時，唱片就會發出“嗞嗞”的聲音。
多年以後，我在華沙工作時得知了黑市唱片，我給母親買了所有的托尼·加德納的唱片，代替舊的那些，包括我刮壞的那一張。
我花了三年才買齊，可我堅持不懈地買，一張張地買，每次回去看望她都帶回去一張。
現在你知道當我認出托尼·加德納時為什麼會那麼激動了吧，就在六米以外啊。
起初我不敢相信，我換一個和弦時一定慢了一拍。
是托尼·加德納！我親愛的母親要是知道了會說什麼啊！為了她，為了她的回憶，我一定要去跟托尼·加德納說句話，才不管其他樂手會不會笑話我，說我像個小聽差。
但是我當然不可能推開桌椅，朝他沖過去。
我還得把演出演完。
跟你說，真是痛苦極了，還有三四首歌，每一秒鐘我都以為他要起身離開了。
可是他一直坐在那裡，獨自一人，盯着眼前的咖啡，攪呀攪，好像搞不清楚服務生給他端來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的裝扮與一般的美國遊客一樣，淺藍色的套頭運動衫、寬松的灰褲子。
以前唱片封面上又黑又亮的頭發如今幾乎都白了，但還挺濃密，而且梳得整整齊齊，發型也沒有變。
我剛認出他時，他把墨鏡拿在手裡——他要是戴着墨鏡我不一定能認出來——但是後來我一邊演奏一邊盯着他，他一會兒把墨鏡戴上，一會兒拿下來，一會兒又戴上。
他看上去心事重重，而且沒有認真在聽我們演奏，讓我很是失望。
這組歌曲終于演完了。
我什麼也沒有對其他人說，匆匆走出帳篷，朝托尼·加德納的桌子走去，突然想到不知如何與他攀談，心裡緊張了一下。
我站在他的身後，他的第六感卻讓他轉過身來，看着我——我想這是出于多年來有歌迷來找他的習慣——接着我就介紹自己，告訴他我多麼崇拜他，我在他剛剛聽的那個樂隊裡，我母親是他熱情的歌迷等等，一古腦兒全都說了。
他表情嚴肅地聽着，時不時點點頭，好像他是我的醫生。
我不停地講，他隻偶爾說一聲：“是嗎？”過了一會兒我想我該走了，轉身要離開，突然聽見他說： “你說你是從波蘭來的。
日子一定不好過吧？” “都過去了。
”我笑笑，聳了聳肩。
“如今我們是個自由的國家了。
一個民主的國家。
” “那太好了。
那就是剛剛為我們演奏的你的同仁吧。
坐下。
來杯咖啡？” 我說我不想叨擾他，可是加德納先生的語氣裡有絲絲溫和的堅持。
“不會，不會，坐下。
你剛才說你母親喜歡我的唱片。
” 于是我就坐了下來，接着說。
說我的母親、我們住的公寓、黑市上的唱片。
我記不得那些唱片的名字，但我能夠描述我印象中那些唱片套子的樣子，每當我這麼做時，他就會舉起一根手指說“哦，那張是《獨一無二》。
《獨一無二的托尼·加德納》”之類的。
我覺得我們倆都很喜歡這個遊戲，突然我注意到加德納先生的視線從我身上移開了，我轉過頭去，剛好看見一個女人朝我們走來。
她是那種非常優雅的美國女人，頭發優美，衣服漂亮，身材姣好，不仔細看的話不會發現她們已經不年輕了。
遠遠地看，我還以為是從光鮮的時尚雜志裡走出來的模特兒呢。
可是當她在加德納先生身旁坐下，把墨鏡推到額頭上去時，我發現她至少五十了，甚至不止。
加德納先生對我說：“這位是我的妻子琳迪。
” 加德納太太朝我敷衍地笑了笑，問她丈夫：“這位是誰？你交了個朋友。
” “是的，親愛的。
我們聊得正歡呢，我和……抱歉，朋友，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 “揚，”我立刻答道。
“但朋友們都叫我雅内克。
” 琳迪·加德納說：“你是說你的小名比真名長？怎麼會這樣呢？” “别對人家無禮，親愛的。
” “我沒有無禮。
” “别取笑人家的名字，親愛的。
這樣才是好姑娘。
” 琳迪·加德納無助地轉向我說：“你瞧瞧他說些什麼？我冒犯你了嗎？” “不，不，”我說，“一點也沒有，加德納太太。
” “他總是說我對歌迷無禮。
可是我沒有無禮。
我剛剛對你無禮了嗎？”然後她轉向加德納先生，“我很正常地在跟歌迷講話，親愛的。
我就是這樣講話的。
我從來沒有無禮。
” “好了，親愛的，”加德納先生說，“别小題大做了。
而且，這位先生也不是什麼歌迷。
” “哦，他不是歌迷？那他是誰？失散多年的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