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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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弗萊明的錢扔出窗外三十九天之後，弗格森用打字機錄完了他書稿的最後幾頁。
他原以為那一刻會體驗到各種美妙的感受，但他隻是在把最後五頁紙和複寫紙從打字機裡抽出來時有一陣突如其來的喜悅，随後便煙消雲散了，就連那種據說會一直擁有的美好感受也一樣：他證明了自己有能力寫完一本書，是個有始有終的人，不是那種意志薄弱的僞裝者，隻會做各種大夢但無法履行承諾，當然，這種人類品質遠不止與寫作有關，但是差不多過了一個小時，弗格森除了一種疲憊的悲傷之外沒有任何感覺，而到他在六點半下樓準備和薇薇安、麗莎在晚餐前喝一杯時，内心已經完全麻木了。
空虛。
他坐到沙發上喝下第一口紅酒時這樣想到，就是這個詞，就像薇薇安說起她寫完自己的書之後那種感覺時談到的那種空地方。
不是獨自站在一個沒有家具的房間裡那種意義上的空——而是心裡被掏空了的那種空。
對，就是這個，就像女人分娩之後被掏空那樣掏空了。
隻是對弗格森而言生出來的孩子夭折了，這個嬰兒永遠不會改變、長大或學會如何走路，因為你寫多久，書就在你的肚子裡活多久，一旦從你身體裡出來它們就沒用了，死了。
這會持續多久？他問薇薇安，想知道這隻是一種暫時性的危機，還是全面陷入憂郁症的開始，但薇薇安還沒來得及回答，興緻勃勃的麗莎便插進來說，不太長，阿奇。
也就一百多年。
對吧，薇薇？ 倒是有個速效解決法，薇薇安聽到一百年這幾個字後，微笑着說，開始寫下一本書。
下一本？弗格森說。
我現在已經筋疲力盡，都不知道還有沒有力氣再讀一本書了。
不過，薇薇安和麗莎還是舉杯祝賀弗格森生出了他的嬰孩，雖然對他來說可能已經死了，她們說，但對她倆來說，還活得好好的，簡直活蹦亂跳，麗莎繼續說道（雖然她一頁都還沒讀），如果弗格森答應雇她做保姆，她願意辭去她的法務工作。
麗莎的幽默感就是這樣——荒謬的幽默——不過通常還挺好笑的，因為她本人很滑稽，引得弗格森笑了。
接着他聯想到麗莎推着嬰兒車裡的死孩子在巴黎閑逛的場景，忍不住又笑起來。
第二天上午，弗格森和薇薇安步行去了拉斯帕伊大道上的郵局——國營PTT（郵件、電報和電話局）在當地的分局，這個縮寫詞用法語念出來是呸忒忒，三個字母從舌頭上跳落的聲音是那樣悅耳，弗格森從沒厭倦過重複它們。
他們走進那座為法蘭西共和國公民和所有其他在法國旅行或居住的人提供通信服務的堅固大廈，把弗格森的手稿副本用航空件寄往了倫敦。
但這封信不是寄給艾奧書局的奧布雷·赫爾，而是一個名叫諾瑪·斯泰爾絲的女人，她在薇薇安的英國出版社（泰晤士與哈德遜）做高級編輯，碰巧又和她在泰哈的年輕同事傑弗裡·伯納姆是朋友，而伯納姆又碰巧是赫爾的密友。
這就是薇薇安選擇遞交書稿的方式——通過朋友的介入，對方跟她保證說一定會立即開始看稿，然後把它轉給伯納姆，再由他轉交赫爾。
有必要這麼複雜嗎？薇薇安提出這個想法時，弗格森曾問過她，直接給赫爾寄去不是更快更簡單嗎？ 更快，是的，薇薇安說，也更簡單，但書稿被接受的可能性近乎為零，因為自薦稿一般都會被扔進廢稿堆裡——（對于外行的弗格森來說，這倆都是新詞兒）——而且幾乎總會被直接拒掉，沒人會去細看。
不，阿奇，在出書這件事兒上，彎路是更好的一條路，也是唯一一條路。
換而言之，弗格森說，就是那兩個人得先喜歡我的書，然後才會遞給那個意見真正算數的人。
恐怕是這樣。
好在那倆人不傻，我們可以信賴他們。
但赫爾就難說了。
不過，現在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可能，他會讀到你的書。
就這樣，他們在1966年3月10号上午，來到了巴黎七區的呸忒忒分局排隊，輪到他們後，弗格森驚訝地看着櫃台後面那個小個子麻利地把包裹放到灰色的鐵秤上稱了一下，又急切地把郵票貼到棕色的大信封上，然後拿着他的橡皮圖章，哐哐哐地往那些紅紅綠綠的郵票上蓋戳，把瑪麗安娜[1]的好幾張臉幾乎砸成毀容，弗格森突然想起《惡作劇》裡的瘋狂一幕——哈珀瘋了似的見東西就往上面蓋章，連海關官員的秃頭頂也不放過——霎時間他心裡充滿了對于法國的一切事物的熱愛，就連那些最愚蠢、最荒唐的東西也一樣，就這樣，好幾個星期以來他第一次對自己說，生活在巴黎真是太美好了，而這美好中有很大一部分源自他認識了薇薇安，和她成了朋友。
航空件的郵費很高，算上保險和遞件簽收證明費用，總共要九十多法郎（将近二十美元，相當于他每周零花錢的四分之一），但當薇薇安伸手從包裡拿錢給那位櫃員時，弗格森抓住她的手腕，告訴她别拿了。
這次免了，他說，裡面裝的是我的死孩子，所以錢該由我來付。
但是，阿奇，很貴的啊…… 我付，薇薇，在呸忒忒，我才是那個該付錢的人。
好吧，弗格森先生，那就請便。
但現在你的書要飛到倫敦了，你得答應我你不會再想它了，除非有什麼理由需要你再開始想。
行嗎？ 我會盡我所能，但沒法保證。
巴黎生活的第二個階段開始了。
沒有書需要寫，也不必去法語聯盟上語言課，弗格森不再受過去五個月苛刻的日間安排約束，除了與薇薇安的學習安排外，他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其中最重要的幾項包括，可以在平日下午去電影院，可以更頻繁地給他最在乎的人（他母親和吉爾、艾米和吉姆）寫更長的信，可以到哪兒找個室内或者室外球場重新開始打籃球，打聽一下招些學生開英文私教課。
籃球的問題直到5月初才解決，學生一個都沒招到，不過他倒是源源不斷地寫了很多信，看了大量電影，盡管紐約是個看電影的好地方，但巴黎更好，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他為自己的活頁夾增加了一百三十篇文章，有了這麼多新活頁，他從紐約帶來的那個活頁夾，現在已經有一個法國兄弟了。
他在整個初春寫的東西就是這些——寄往美國的信、無線電報和明信片，以及越摞越高的一兩頁電影梗概和簡評。
之前在最後修訂他的書時，弗格森還琢磨了一下完事之後他想寫的各種文章，但現在他意識到，這些想法原來一直是由促使他把書寫完的興奮感支撐着，而書寫完後興奮感消失，他的大腦也失靈了。
在重新啟動前他需要休息一小段時間，于是，在早春的幾個星期裡，他很滿足于在出去散步時把一些想法記在随身攜帶的袖珍筆記本上，或者坐在他房間的書桌前，簡單寫寫有關各種話題的一些可能的贊成理由和反對理由，為他想寫的那篇有關電影中的兒童角色及童年形象的文章找出更多例子，從《大衛·科波菲爾》中的巴茲爾·拉思伯恩左右開弓狠狠打費雷迪·巴塞洛缪的屁股，到《布魯克林有棵樹》中的佩吉·安·加納走進理發店拿走她去世父親的剃須杯，從《四百擊》中的讓——皮埃爾·利奧德頭上狠狠挨了一巴掌，到《大地之歌》中的阿普和妹妹坐在蘆葦叢中看火車疾馳而過，接着在滂沱大雨中一起躲進一棵中空的樹裡——這是弗格森在電影中看過的最凄美最令人震動的兒童形象，如此質樸而又充滿寓意，他每次想到它都得控制自己才不會讓眼淚湧上來，但這篇以及其他文章暫時隻能擱置了，因為他依然沒有從那本悲慘小書的創作中恢複過來，幾乎沒有精力連續思考二三十秒鐘，經常是想到第三個觀點時，早已把第一個忘記了。
盡管他打趣說不确定還有沒有力氣，弗格森那年春天還是讀了很多書，比他一生中任何時候都多，随着他和薇薇安的學習不斷深入，他也越來越樂在其中，越來越專注，因為薇薇安自己似乎也愈加自信，教師的角色得心應手。
就這樣他們一本接一本地快步穿過了莎士比亞的六部戲劇，以及拉辛、莫裡哀和卡爾德隆·德·拉·巴爾卡的戲劇，然後解決了蒙田的随筆，薇薇安帶他認識了parataxis（并列、意合）這個詞，他們一起讨論了散文的力量與速度，研究了這個據說發現或揭示或創造了薇薇安所謂的現代思維的人的思維，接着他們花了整整三個星期和喪臉騎士[2]在一起，這個人之于十九歲的弗格森，就像是勞萊和哈台之于小時候的他，一種對想象中的人才會有的毫無保留的愛征服了他的心，這位十七世紀初笨手笨腳、耽于幻想的瘋子，就像弗格森在書裡寫到的那兩個電影小醜，同樣永不言棄：“……并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在這裡絆一下，又跌倒在那裡，在一個地方栽倒，在另一個地方崛起，我實現了我的大部分意圖……” 除了吉爾書單上的書，還有談電影、曆史的書和選集，英文版和法文版的都有，安德烈·巴贊、洛特·艾斯納的随筆和論文，新浪潮導演們開始自己拍電影之前寫的東西，比如戈達爾、特呂弗和夏布洛爾的早期文章，重讀了愛森斯坦的兩本書，帕克·泰勒、曼尼·法伯、詹姆斯·艾吉的沉思，齊格弗裡德·克拉考爾、魯道夫·阿恩海姆、貝拉·巴拉茲這些德高望重之人的研究和思考，每一期的《電影手冊》從頭看到尾，坐在英國文化協會圖書館讀《試與聽》，等着他訂閱的《電影文化》和《電影評論》從紐約寄來，從早上八點讀到中午十二點之後，下午去河對岸的電影資料館逛逛，用他那張濱河學院的舊學生證，買張票隻需要一法郎，因為售票員從來都懶得檢查學生證是否還在有效期，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大和最好的電影資料館，創建者是又胖、又癡迷、就像堂吉诃德一樣的亨利·朗格洛瓦，電影人中的電影人，而且看帶着瑞典語字幕的罕見英國影片或者沒有音樂伴奏的默片簡直太怪異了，但這就是朗格洛瓦的規矩，沒有音樂，盡管費了很長一段時間，弗格森才習慣完全沉默的大銀幕和除了觀衆的咳嗽聲、打噴嚏以及放映機偶爾發出的噼啪聲外完全安靜的電影院，但他逐漸意識到了靜默具有的力量，因為通常情況下看電影的時候其實是在聽東西，比如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一杯水被放在桌子上，或者一枚炸彈在戰場上爆炸，而默片的靜默制造出了各種瘋狂的幻聽感，這些幻覺表明了一些關于人類感知的東西，他想到，人們全情參與某種體驗時，對事物的感知會很不一樣，而當他不去電影資料館時，他會去寶塔電影院、商博良電影院或者王子先生大街上的電影院，或者學院路附近的聖米歇爾大道上或後面的那些電影院，然後，對他的教育最有助益的，還是意外發現了拉法耶動作片劇場、共和國動作片劇場和克裡斯汀動作片劇場，動作片劇場的三巨頭，放的全是好萊塢老電影，已經沒有幾個美國人記得的那個很久以前的美國拍攝的黑白精神食糧，喜劇片、犯罪片、大蕭條時代的情節片、拳擊片、戰争片，都是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早期那些大量粗制濫造的片子，有幾千部之多，這些為他提供了如此豐富的可能性，以至于搬到巴黎後他對美國電影的了解大大增加——就像他對法國電影的熱愛，誕生于紐約的塔利亞劇院和現代藝術博物館一樣。
與此同時，弗萊明仍然追着他不放，弗萊明不顧一切地想道歉，弗萊明使出渾身解數想要彌補那個金錢和眼淚的夜晚，那晚之後，他連續很多天每天至少打一個電話到薇薇安的公寓，想和弗格森說話，但塞莉斯泰因把留言從門縫塞進弗格森的卧室後，他會直接撕毀，從來不回。
連續打了兩個星期沒有回複的電話之後，弗萊明不再打電話，轉而寫信和字條。
求你了，阿奇，讓我證明給你看我不是你認為的那種人。
求你了，阿奇，讓我做你的朋友。
求你了，阿奇，我在巴黎遇到了很多有趣的學生，我很樂意介紹你認識，你可以交到年紀相仿的朋友。
連續三個星期，每個星期兩三封信，全都石沉大海，全都被撕爛後扔掉了，最終，信也不再來了。
弗格森祈禱着事情可以到此結束，但他在某個餐廳遇上弗萊明或者在街上撞見他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故事要正式結束，還得等到弗萊明在8月回到美國之後，也就是說，得到幾個月之後。
夜晚仍然痛苦難耐，仍然沒有能把他從孤獨中拯救出來的床伴或吻伴，且不說是哪個性别，但茕茕孑立、無人觸碰，還是要好過被弗萊明這種人碰，他對自己說道，就算弗萊明隻是在做他自己，并沒有犯什麼錯，然後，弗格森會把燈關掉，把頭枕在枕頭上，在黑暗中回憶過去。
常年忙碌又高效的PTT在法國提供的服務，相當于美國三家機構加起來（美國郵政局、西部聯合電報公司和貝爾大媽），PTT保證每天投遞兩次郵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因為弗格森的地址和薇薇安的一樣，他的信件和包裹會先被送到樓下的公寓。
送達之後，好心的塞莉斯泰因會把它們抱上樓，如果隻有信的話，就從門縫下面塞進弗格森的房間，要是東西太大，塞不進那條窄縫，她才會敲門——比如他的美國電影雜志，或者吉爾和艾米時常給他寄來的書。
4月11号上午九點十分，弗格森正在他房間看卡爾德隆·德·拉·巴爾卡的《人生如夢》，聽到樓梯間傳來了塞莉斯泰因輕快而熟悉的腳步聲，接着是她往他房間走的時候走廊裡的木地闆嘎吱作響，又過了一會兒，一個薄薄的白信封躺在了地闆上，離他的腳隻有幾英寸遠。
英國郵戳。
一個商業信封，左上角印着回寄地址：艾奧書局。
弗格森已經做好了收到壞消息的準備，但彎腰撿起信封後，他磨蹭了六七分鐘才把信拆開，長到足以讓他開始質問為什麼會對一件他本已說服自己并不重要的事感到如此害怕。
他又花了三四十秒才明白，他一直預料的壞消息事實上是個好消息，懷着熱情的期待，艾奧願意支付四百英鎊的版稅預付款，在明年3月或者4月出版《勞萊和哈台如何救了我的命》，但即使奧布雷·赫爾的肯定答複也無法讓他相信竟然有人真的願意出版他的書，所以弗格森編造了一個故事來解釋這封信，默默地指責薇薇安準備自己出錢支付書的出版費用，而且無疑在那些陰險的幕後交易中收買了赫爾，以後還會再開一張數千英鎊的支票來負擔更多艾奧書局的出版費用。
自從來到巴黎後，他一次都沒和薇薇安紅過臉，一次都沒有對她疾言厲色或者懷疑過她不是個正直善良之人，但這次善良得過分了，他對自己說，這把善良變成了某種羞辱，更不用說還非常非常的不正直，簡直太糟了。
九點半時，他已經到了樓下薇薇安的公寓，把赫爾的信遞到她面前，要求她承認自己所做的一切。
薇薇安從沒見過弗格森的情緒如此暴躁。
這個年輕人情緒失控，對于陰謀詭計和卑鄙的欺騙充滿憤慨偏執的幻想，事後薇薇安對弗格森說，當時她站在那兒看着他徹底崩潰，隻想到了兩種可能的反應：要麼照臉扇他一巴掌，要麼哈哈大笑。
她選擇了哈哈大笑。
笑是兩種解決方案中起效較慢的那種，但在十分鐘内她就設法說服了驕傲、過度敏感、自我懷疑到病态的弗格森，他的書被簽下來，和她沒有半點兒關系，她連一法尋、一個蘇或者一分錢的硬币都沒給過赫爾。
相信你自己，阿奇，她說，露出點牛氣來。
還有，看在上帝分上，以後可别再這麼指責我了。
弗格森保證說他不會了。
他感到無地自容，他說，對于自己不可饒恕的無理取鬧羞愧難當，最糟糕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怎麼會這樣。
瘋狂，就是這樣，純粹的瘋狂，如果以後再發生這種事，她也别笑了，直接扇他巴掌就行。
薇薇安接受了他的道歉，兩人和好如初。
風暴過去了，過了一會兒，他們甚至一起跑到廚房，吃了第二頓早餐，用含羞草雞尾酒和抹着魚子醬的小餅幹來慶祝了好消息，隻是盡管他逐漸接受了赫爾信裡的好消息，先前的暴怒依然讓他心有餘悸，懷疑和薇薇安的那一幕是不是他精神最終會崩潰的前兆。
平生第一次，他開始有一點害怕他自己了。
15号時，赫爾寫來了第二封信，說他會在19号星期二來巴黎。
艾奧書局的老闆在信中為這麼晚才告訴他要來表示歉意，但如果弗格森那天下午碰巧沒事的話，他很願意和他見一面。
他建議他們十二點半在福凱特餐廳吃個午飯，順便聊聊書的出版計劃，如果吃完飯之後還沒聊完，他的酒店就在拐角的香榭麗舍大街上，可以到那兒繼續聊。
無論接受還是拒絕，弗格森可以通過喬治五世酒店的前台給他留言。
祝好，雲雲。
根據薇薇安從她朋友諾瑪·斯泰爾絲那兒打聽來的消息——諾瑪也是從她的同事傑弗裡·伯納姆那兒道聽途說了解到的——弗格森對奧布雷·赫爾的了解僅限于這幾項事實：三十歲，已婚，妻子叫菲奧娜，有兩個小孩（分别是四歲和一歲），畢業于牛津的貝利奧爾學院（在那兒結識了伯納姆），一位富有的巧克力和餅幹制造商的兒子，一隻半黑的綿羊[3]（灰綿羊？），熱衷于混迹藝術圈，對文學作品有很好的嗅覺，是個嚴肅的出版人，但也是個公認的派對狂人，而且有點兒古怪。
這幅模糊的肖像讓弗格森想象赫爾是美國電影裡經常出現的那種浮華的英國紳士，狡猾、傲慢的家夥，臉色紅潤，喜歡說一些看似幽默但實則相反的嘲諷之語。
或許弗格森看了太多電影了，或許他對未知事物的本能恐懼讓他在任何新情況下都愛往最壞處想，但事實是，奧布雷·赫爾非但沒有一張紅臉或者愛挖苦人的性格，還是弗格森在人生旅途上遇到過的最柔情、最可愛的人之一。
小個子，迷你男，隻有五英尺三英寸，身上的每一處都按比例縮小了：小頭，小臉，小手，小嘴，小手臂和腿。
明亮的藍眼睛。
一個生活在常年不見陽光、雨水淋漓的國家的人才有的乳白膚色，一頭鬈曲的頭發，顔色介于紅和黃之間，弗格森曾聽人管這叫姜黃色。
19号下午，他們握了手，在福凱特餐廳落座準備吃午飯，弗格森一時語塞，隻能強迫自己試着聊天，傻乎乎地對赫爾說他是自己認識的第一個叫奧布雷的人。
赫爾笑了，問弗格森是否知道這個名字的含義。
不知道，弗格森說，他不了解。
小精靈的統治者，赫爾說，這個回答太滑稽也太出乎意料，弗格森必須拼命把肺裡湧上來的笑聲壓回去，他的笑很可能被錯會為某種侮辱的笑，他意識到，所以為什麼要冒這個險，在第一次見面的頭兩分鐘就冒犯一個簽下了他的書的人？但話說
他原以為那一刻會體驗到各種美妙的感受，但他隻是在把最後五頁紙和複寫紙從打字機裡抽出來時有一陣突如其來的喜悅，随後便煙消雲散了，就連那種據說會一直擁有的美好感受也一樣：他證明了自己有能力寫完一本書，是個有始有終的人，不是那種意志薄弱的僞裝者，隻會做各種大夢但無法履行承諾，當然，這種人類品質遠不止與寫作有關，但是差不多過了一個小時，弗格森除了一種疲憊的悲傷之外沒有任何感覺，而到他在六點半下樓準備和薇薇安、麗莎在晚餐前喝一杯時，内心已經完全麻木了。
空虛。
他坐到沙發上喝下第一口紅酒時這樣想到，就是這個詞，就像薇薇安說起她寫完自己的書之後那種感覺時談到的那種空地方。
不是獨自站在一個沒有家具的房間裡那種意義上的空——而是心裡被掏空了的那種空。
對，就是這個，就像女人分娩之後被掏空那樣掏空了。
隻是對弗格森而言生出來的孩子夭折了，這個嬰兒永遠不會改變、長大或學會如何走路，因為你寫多久，書就在你的肚子裡活多久，一旦從你身體裡出來它們就沒用了，死了。
這會持續多久？他問薇薇安，想知道這隻是一種暫時性的危機，還是全面陷入憂郁症的開始，但薇薇安還沒來得及回答，興緻勃勃的麗莎便插進來說，不太長，阿奇。
也就一百多年。
對吧，薇薇？ 倒是有個速效解決法，薇薇安聽到一百年這幾個字後，微笑着說，開始寫下一本書。
下一本？弗格森說。
我現在已經筋疲力盡，都不知道還有沒有力氣再讀一本書了。
不過，薇薇安和麗莎還是舉杯祝賀弗格森生出了他的嬰孩，雖然對他來說可能已經死了，她們說，但對她倆來說，還活得好好的，簡直活蹦亂跳，麗莎繼續說道（雖然她一頁都還沒讀），如果弗格森答應雇她做保姆，她願意辭去她的法務工作。
麗莎的幽默感就是這樣——荒謬的幽默——不過通常還挺好笑的，因為她本人很滑稽，引得弗格森笑了。
接着他聯想到麗莎推着嬰兒車裡的死孩子在巴黎閑逛的場景，忍不住又笑起來。
第二天上午，弗格森和薇薇安步行去了拉斯帕伊大道上的郵局——國營PTT（郵件、電報和電話局）在當地的分局，這個縮寫詞用法語念出來是呸忒忒，三個字母從舌頭上跳落的聲音是那樣悅耳，弗格森從沒厭倦過重複它們。
他們走進那座為法蘭西共和國公民和所有其他在法國旅行或居住的人提供通信服務的堅固大廈，把弗格森的手稿副本用航空件寄往了倫敦。
但這封信不是寄給艾奧書局的奧布雷·赫爾，而是一個名叫諾瑪·斯泰爾絲的女人，她在薇薇安的英國出版社（泰晤士與哈德遜）做高級編輯，碰巧又和她在泰哈的年輕同事傑弗裡·伯納姆是朋友，而伯納姆又碰巧是赫爾的密友。
這就是薇薇安選擇遞交書稿的方式——通過朋友的介入，對方跟她保證說一定會立即開始看稿，然後把它轉給伯納姆，再由他轉交赫爾。
有必要這麼複雜嗎？薇薇安提出這個想法時，弗格森曾問過她，直接給赫爾寄去不是更快更簡單嗎？ 更快，是的，薇薇安說，也更簡單，但書稿被接受的可能性近乎為零，因為自薦稿一般都會被扔進廢稿堆裡——（對于外行的弗格森來說，這倆都是新詞兒）——而且幾乎總會被直接拒掉，沒人會去細看。
不，阿奇，在出書這件事兒上，彎路是更好的一條路，也是唯一一條路。
換而言之，弗格森說，就是那兩個人得先喜歡我的書，然後才會遞給那個意見真正算數的人。
恐怕是這樣。
好在那倆人不傻，我們可以信賴他們。
但赫爾就難說了。
不過，現在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可能，他會讀到你的書。
就這樣，他們在1966年3月10号上午，來到了巴黎七區的呸忒忒分局排隊，輪到他們後，弗格森驚訝地看着櫃台後面那個小個子麻利地把包裹放到灰色的鐵秤上稱了一下，又急切地把郵票貼到棕色的大信封上，然後拿着他的橡皮圖章，哐哐哐地往那些紅紅綠綠的郵票上蓋戳，把瑪麗安娜[1]的好幾張臉幾乎砸成毀容，弗格森突然想起《惡作劇》裡的瘋狂一幕——哈珀瘋了似的見東西就往上面蓋章，連海關官員的秃頭頂也不放過——霎時間他心裡充滿了對于法國的一切事物的熱愛，就連那些最愚蠢、最荒唐的東西也一樣，就這樣，好幾個星期以來他第一次對自己說，生活在巴黎真是太美好了，而這美好中有很大一部分源自他認識了薇薇安，和她成了朋友。
航空件的郵費很高，算上保險和遞件簽收證明費用，總共要九十多法郎（将近二十美元，相當于他每周零花錢的四分之一），但當薇薇安伸手從包裡拿錢給那位櫃員時，弗格森抓住她的手腕，告訴她别拿了。
這次免了，他說，裡面裝的是我的死孩子，所以錢該由我來付。
但是，阿奇，很貴的啊…… 我付，薇薇，在呸忒忒，我才是那個該付錢的人。
好吧，弗格森先生，那就請便。
但現在你的書要飛到倫敦了，你得答應我你不會再想它了，除非有什麼理由需要你再開始想。
行嗎？ 我會盡我所能，但沒法保證。
巴黎生活的第二個階段開始了。
沒有書需要寫，也不必去法語聯盟上語言課，弗格森不再受過去五個月苛刻的日間安排約束，除了與薇薇安的學習安排外，他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其中最重要的幾項包括，可以在平日下午去電影院，可以更頻繁地給他最在乎的人（他母親和吉爾、艾米和吉姆）寫更長的信，可以到哪兒找個室内或者室外球場重新開始打籃球，打聽一下招些學生開英文私教課。
籃球的問題直到5月初才解決，學生一個都沒招到，不過他倒是源源不斷地寫了很多信，看了大量電影，盡管紐約是個看電影的好地方，但巴黎更好，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他為自己的活頁夾增加了一百三十篇文章，有了這麼多新活頁，他從紐約帶來的那個活頁夾，現在已經有一個法國兄弟了。
他在整個初春寫的東西就是這些——寄往美國的信、無線電報和明信片，以及越摞越高的一兩頁電影梗概和簡評。
之前在最後修訂他的書時，弗格森還琢磨了一下完事之後他想寫的各種文章，但現在他意識到，這些想法原來一直是由促使他把書寫完的興奮感支撐着，而書寫完後興奮感消失，他的大腦也失靈了。
在重新啟動前他需要休息一小段時間，于是，在早春的幾個星期裡，他很滿足于在出去散步時把一些想法記在随身攜帶的袖珍筆記本上，或者坐在他房間的書桌前，簡單寫寫有關各種話題的一些可能的贊成理由和反對理由，為他想寫的那篇有關電影中的兒童角色及童年形象的文章找出更多例子，從《大衛·科波菲爾》中的巴茲爾·拉思伯恩左右開弓狠狠打費雷迪·巴塞洛缪的屁股，到《布魯克林有棵樹》中的佩吉·安·加納走進理發店拿走她去世父親的剃須杯，從《四百擊》中的讓——皮埃爾·利奧德頭上狠狠挨了一巴掌，到《大地之歌》中的阿普和妹妹坐在蘆葦叢中看火車疾馳而過，接着在滂沱大雨中一起躲進一棵中空的樹裡——這是弗格森在電影中看過的最凄美最令人震動的兒童形象，如此質樸而又充滿寓意，他每次想到它都得控制自己才不會讓眼淚湧上來，但這篇以及其他文章暫時隻能擱置了，因為他依然沒有從那本悲慘小書的創作中恢複過來，幾乎沒有精力連續思考二三十秒鐘，經常是想到第三個觀點時，早已把第一個忘記了。
盡管他打趣說不确定還有沒有力氣，弗格森那年春天還是讀了很多書，比他一生中任何時候都多，随着他和薇薇安的學習不斷深入，他也越來越樂在其中，越來越專注，因為薇薇安自己似乎也愈加自信，教師的角色得心應手。
就這樣他們一本接一本地快步穿過了莎士比亞的六部戲劇，以及拉辛、莫裡哀和卡爾德隆·德·拉·巴爾卡的戲劇，然後解決了蒙田的随筆，薇薇安帶他認識了parataxis（并列、意合）這個詞，他們一起讨論了散文的力量與速度，研究了這個據說發現或揭示或創造了薇薇安所謂的現代思維的人的思維，接着他們花了整整三個星期和喪臉騎士[2]在一起，這個人之于十九歲的弗格森，就像是勞萊和哈台之于小時候的他，一種對想象中的人才會有的毫無保留的愛征服了他的心，這位十七世紀初笨手笨腳、耽于幻想的瘋子，就像弗格森在書裡寫到的那兩個電影小醜，同樣永不言棄：“……并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在這裡絆一下，又跌倒在那裡，在一個地方栽倒，在另一個地方崛起，我實現了我的大部分意圖……” 除了吉爾書單上的書，還有談電影、曆史的書和選集，英文版和法文版的都有，安德烈·巴贊、洛特·艾斯納的随筆和論文，新浪潮導演們開始自己拍電影之前寫的東西，比如戈達爾、特呂弗和夏布洛爾的早期文章，重讀了愛森斯坦的兩本書，帕克·泰勒、曼尼·法伯、詹姆斯·艾吉的沉思，齊格弗裡德·克拉考爾、魯道夫·阿恩海姆、貝拉·巴拉茲這些德高望重之人的研究和思考，每一期的《電影手冊》從頭看到尾，坐在英國文化協會圖書館讀《試與聽》，等着他訂閱的《電影文化》和《電影評論》從紐約寄來，從早上八點讀到中午十二點之後，下午去河對岸的電影資料館逛逛，用他那張濱河學院的舊學生證，買張票隻需要一法郎，因為售票員從來都懶得檢查學生證是否還在有效期，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大和最好的電影資料館，創建者是又胖、又癡迷、就像堂吉诃德一樣的亨利·朗格洛瓦，電影人中的電影人，而且看帶着瑞典語字幕的罕見英國影片或者沒有音樂伴奏的默片簡直太怪異了，但這就是朗格洛瓦的規矩，沒有音樂，盡管費了很長一段時間，弗格森才習慣完全沉默的大銀幕和除了觀衆的咳嗽聲、打噴嚏以及放映機偶爾發出的噼啪聲外完全安靜的電影院，但他逐漸意識到了靜默具有的力量，因為通常情況下看電影的時候其實是在聽東西，比如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一杯水被放在桌子上，或者一枚炸彈在戰場上爆炸，而默片的靜默制造出了各種瘋狂的幻聽感，這些幻覺表明了一些關于人類感知的東西，他想到，人們全情參與某種體驗時，對事物的感知會很不一樣，而當他不去電影資料館時，他會去寶塔電影院、商博良電影院或者王子先生大街上的電影院，或者學院路附近的聖米歇爾大道上或後面的那些電影院，然後，對他的教育最有助益的，還是意外發現了拉法耶動作片劇場、共和國動作片劇場和克裡斯汀動作片劇場，動作片劇場的三巨頭，放的全是好萊塢老電影，已經沒有幾個美國人記得的那個很久以前的美國拍攝的黑白精神食糧，喜劇片、犯罪片、大蕭條時代的情節片、拳擊片、戰争片，都是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早期那些大量粗制濫造的片子，有幾千部之多，這些為他提供了如此豐富的可能性，以至于搬到巴黎後他對美國電影的了解大大增加——就像他對法國電影的熱愛，誕生于紐約的塔利亞劇院和現代藝術博物館一樣。
與此同時，弗萊明仍然追着他不放，弗萊明不顧一切地想道歉，弗萊明使出渾身解數想要彌補那個金錢和眼淚的夜晚，那晚之後，他連續很多天每天至少打一個電話到薇薇安的公寓，想和弗格森說話，但塞莉斯泰因把留言從門縫塞進弗格森的卧室後，他會直接撕毀，從來不回。
連續打了兩個星期沒有回複的電話之後，弗萊明不再打電話，轉而寫信和字條。
求你了，阿奇，讓我證明給你看我不是你認為的那種人。
求你了，阿奇，讓我做你的朋友。
求你了，阿奇，我在巴黎遇到了很多有趣的學生，我很樂意介紹你認識，你可以交到年紀相仿的朋友。
連續三個星期，每個星期兩三封信，全都石沉大海，全都被撕爛後扔掉了，最終，信也不再來了。
弗格森祈禱着事情可以到此結束，但他在某個餐廳遇上弗萊明或者在街上撞見他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故事要正式結束，還得等到弗萊明在8月回到美國之後，也就是說，得到幾個月之後。
夜晚仍然痛苦難耐，仍然沒有能把他從孤獨中拯救出來的床伴或吻伴，且不說是哪個性别，但茕茕孑立、無人觸碰，還是要好過被弗萊明這種人碰，他對自己說道，就算弗萊明隻是在做他自己，并沒有犯什麼錯，然後，弗格森會把燈關掉，把頭枕在枕頭上，在黑暗中回憶過去。
常年忙碌又高效的PTT在法國提供的服務，相當于美國三家機構加起來（美國郵政局、西部聯合電報公司和貝爾大媽），PTT保證每天投遞兩次郵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因為弗格森的地址和薇薇安的一樣，他的信件和包裹會先被送到樓下的公寓。
送達之後，好心的塞莉斯泰因會把它們抱上樓，如果隻有信的話，就從門縫下面塞進弗格森的房間，要是東西太大，塞不進那條窄縫，她才會敲門——比如他的美國電影雜志，或者吉爾和艾米時常給他寄來的書。
4月11号上午九點十分，弗格森正在他房間看卡爾德隆·德·拉·巴爾卡的《人生如夢》，聽到樓梯間傳來了塞莉斯泰因輕快而熟悉的腳步聲，接着是她往他房間走的時候走廊裡的木地闆嘎吱作響，又過了一會兒，一個薄薄的白信封躺在了地闆上，離他的腳隻有幾英寸遠。
英國郵戳。
一個商業信封，左上角印着回寄地址：艾奧書局。
弗格森已經做好了收到壞消息的準備，但彎腰撿起信封後，他磨蹭了六七分鐘才把信拆開，長到足以讓他開始質問為什麼會對一件他本已說服自己并不重要的事感到如此害怕。
他又花了三四十秒才明白，他一直預料的壞消息事實上是個好消息，懷着熱情的期待，艾奧願意支付四百英鎊的版稅預付款，在明年3月或者4月出版《勞萊和哈台如何救了我的命》，但即使奧布雷·赫爾的肯定答複也無法讓他相信竟然有人真的願意出版他的書，所以弗格森編造了一個故事來解釋這封信，默默地指責薇薇安準備自己出錢支付書的出版費用，而且無疑在那些陰險的幕後交易中收買了赫爾，以後還會再開一張數千英鎊的支票來負擔更多艾奧書局的出版費用。
自從來到巴黎後，他一次都沒和薇薇安紅過臉，一次都沒有對她疾言厲色或者懷疑過她不是個正直善良之人，但這次善良得過分了，他對自己說，這把善良變成了某種羞辱，更不用說還非常非常的不正直，簡直太糟了。
九點半時，他已經到了樓下薇薇安的公寓，把赫爾的信遞到她面前，要求她承認自己所做的一切。
薇薇安從沒見過弗格森的情緒如此暴躁。
這個年輕人情緒失控，對于陰謀詭計和卑鄙的欺騙充滿憤慨偏執的幻想，事後薇薇安對弗格森說，當時她站在那兒看着他徹底崩潰，隻想到了兩種可能的反應：要麼照臉扇他一巴掌，要麼哈哈大笑。
她選擇了哈哈大笑。
笑是兩種解決方案中起效較慢的那種，但在十分鐘内她就設法說服了驕傲、過度敏感、自我懷疑到病态的弗格森，他的書被簽下來，和她沒有半點兒關系，她連一法尋、一個蘇或者一分錢的硬币都沒給過赫爾。
相信你自己，阿奇，她說，露出點牛氣來。
還有，看在上帝分上，以後可别再這麼指責我了。
弗格森保證說他不會了。
他感到無地自容，他說，對于自己不可饒恕的無理取鬧羞愧難當，最糟糕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怎麼會這樣。
瘋狂，就是這樣，純粹的瘋狂，如果以後再發生這種事，她也别笑了，直接扇他巴掌就行。
薇薇安接受了他的道歉，兩人和好如初。
風暴過去了，過了一會兒，他們甚至一起跑到廚房，吃了第二頓早餐，用含羞草雞尾酒和抹着魚子醬的小餅幹來慶祝了好消息，隻是盡管他逐漸接受了赫爾信裡的好消息，先前的暴怒依然讓他心有餘悸，懷疑和薇薇安的那一幕是不是他精神最終會崩潰的前兆。
平生第一次，他開始有一點害怕他自己了。
15号時，赫爾寫來了第二封信，說他會在19号星期二來巴黎。
艾奧書局的老闆在信中為這麼晚才告訴他要來表示歉意，但如果弗格森那天下午碰巧沒事的話，他很願意和他見一面。
他建議他們十二點半在福凱特餐廳吃個午飯，順便聊聊書的出版計劃，如果吃完飯之後還沒聊完，他的酒店就在拐角的香榭麗舍大街上，可以到那兒繼續聊。
無論接受還是拒絕，弗格森可以通過喬治五世酒店的前台給他留言。
祝好，雲雲。
根據薇薇安從她朋友諾瑪·斯泰爾絲那兒打聽來的消息——諾瑪也是從她的同事傑弗裡·伯納姆那兒道聽途說了解到的——弗格森對奧布雷·赫爾的了解僅限于這幾項事實：三十歲，已婚，妻子叫菲奧娜，有兩個小孩（分别是四歲和一歲），畢業于牛津的貝利奧爾學院（在那兒結識了伯納姆），一位富有的巧克力和餅幹制造商的兒子，一隻半黑的綿羊[3]（灰綿羊？），熱衷于混迹藝術圈，對文學作品有很好的嗅覺，是個嚴肅的出版人，但也是個公認的派對狂人，而且有點兒古怪。
這幅模糊的肖像讓弗格森想象赫爾是美國電影裡經常出現的那種浮華的英國紳士，狡猾、傲慢的家夥，臉色紅潤，喜歡說一些看似幽默但實則相反的嘲諷之語。
或許弗格森看了太多電影了，或許他對未知事物的本能恐懼讓他在任何新情況下都愛往最壞處想，但事實是，奧布雷·赫爾非但沒有一張紅臉或者愛挖苦人的性格，還是弗格森在人生旅途上遇到過的最柔情、最可愛的人之一。
小個子，迷你男，隻有五英尺三英寸，身上的每一處都按比例縮小了：小頭，小臉，小手，小嘴，小手臂和腿。
明亮的藍眼睛。
一個生活在常年不見陽光、雨水淋漓的國家的人才有的乳白膚色，一頭鬈曲的頭發，顔色介于紅和黃之間，弗格森曾聽人管這叫姜黃色。
19号下午，他們握了手，在福凱特餐廳落座準備吃午飯，弗格森一時語塞，隻能強迫自己試着聊天，傻乎乎地對赫爾說他是自己認識的第一個叫奧布雷的人。
赫爾笑了，問弗格森是否知道這個名字的含義。
不知道，弗格森說，他不了解。
小精靈的統治者，赫爾說，這個回答太滑稽也太出乎意料，弗格森必須拼命把肺裡湧上來的笑聲壓回去，他的笑很可能被錯會為某種侮辱的笑，他意識到，所以為什麼要冒這個險，在第一次見面的頭兩分鐘就冒犯一個簽下了他的書的人？但話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