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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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進領導層，其中一些很優秀，另一些很憤怒，還有一些既優秀又憤怒，但全都和拉德一樣大無畏，也就是說，有足夠的自信挺身而出，可以像和一個人交流那樣面對着一千人講話，對他們來說最大的議題就是哥倫比亞與哈萊姆的關系，國研院和處分那堆事可以交給白人學生，但體育館是他們的事。
金的悼念儀式之後兩天，格雷森·科克前往弗吉尼亞大學發表演講，慶祝托馬斯·傑斐遜誕辰二百二十五周年（那些日子或許動蕩，但也不乏荒謬之事），在那裡，這位曾經的政治學家、多家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董事會成員（如美孚石油、IBM、聯合愛迪生）、在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将軍離開哥大去競選美國總統之後繼任校長一職的格雷森·科克首次發聲反對越南戰争，但原因并非戰争本身有錯或者缺乏道義，他說，而是因為它現在禍及國内，接着他發表了幾句很快就會傳回哥倫比亞校園的話，在本就熊熊燃燒的烈火之上又澆了汽油：“我們現在的年輕人，而且人數十分令人憂慮，不問青紅皂白便拒絕任何形式的權威，在對政治虛無主義的理解都混亂不清、似懂非懂的情況下，就堕入其中尋求慰藉，唯一的目标就是破壞。
代際的鴻溝如此之闊，潛在的危險如此之大，在我國曆史上聞所未聞。
” 4月22号，也就是國研院六君子被處留校察看的當天，學民社發表了一份題為《趴到牆上！》的一次性四頁報紙，提前為第二天中午的集會造勢——據安排，聚會的高潮将是又一場在羅氏圖書館内舉行的室内示威活動，十幾名或者幾十名或者上百名學生将會違反讓國研院六君子身陷麻煩的那條規定，以示對他們的支持。
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拉德，他用一封長達八百五十字的公開信，回應了格雷森·科克在弗吉尼亞大學發表的言論。
公開信以三小段話結尾： 格雷森，我懷疑你無法理解這一切，因為你的幻想已經把真實世界排除在了你的思維之外。
副校長杜魯門說，社會基本上正常；你說越南戰争是一場弄巧成拙的事故。
但是我們，也就是你有理由懼怕的年輕人卻要說，社會生病了，你們和你們的資本主義就是病根。
你呼籲秩序與尊重權威；我們要呼籲公正、自由、社會主義。
最後還有一句話，或許在你聽來很虛無主義，因為這句話是打響解放戰争的第一槍。
我要引用的是勒魯瓦·瓊斯的話，而且我敢肯定，你非常不喜歡他：“趴到牆上，操你媽的，這是持槍搶劫。
” 弗格森愕然了。
在金的悼念儀式上，拉德的講話雄渾有力，現在卻犯下了如此糟糕的策略失誤，這沒道理。
不是說文章的内容沒有價值，但這口氣讓人反感，如果學民社是想提高他們在學生中的支持率，這麼辦事隻能适得其反。
學民社隻顧自言自語而不争取他人，這篇文章就是例證，弗格森當然希望學民社獲得勝利，盡管他對什麼可能什麼不可能仍然有所保留，但他依然支持這個組織，也笃信它的奮鬥目标，但高尚的目标需要其提倡者具有高尚的行為，更高尚，更有自控力，而不是毫無創意的辱罵和幼稚廉價的抨擊。
可惜的是弗格森挺喜歡馬克·拉德。
他們從大一開始就是朋友（同是新澤西男孩，出身背景幾乎一樣），而且在這之前，馬克一直是個令弗格森欽佩不已的主席，他甚至盲目地認為馬克不可能犯任何錯，可現在，馬克順嘴就說出親愛的格雷森和操你媽的這些話，弗格森感到很失望，他被困在了一個反對那些反對者的尴尬位置，而對于一個同樣反對那些贊成者的人來說，這也是一個孤獨的位置。
令人驚訝的是，艾米這次沒有反對他。
他們仍然處在兩張床的冷卻期，過去幾天裡沒怎麼見面，但是艾米22号晚上開完學民社的會回到家後同樣感到失望，不僅因為那篇文章（她承認既粗俗又幼稚），還因為來費耶維舍樓參加本學期最後一次會議的人隻有五六十個，而過去幾個月的大部分集會都能吸引到兩百名甚至更多的與會者，她擔心學民社正在節節敗退，曾經赢得的每一寸土地現在都在丢失，明天将是一場災難，她說，無力的最後一戰，會以失敗而告終，讓哥倫比亞的學民社從此關門。
她錯了。
1968年春（三）。
史無前例。
無人敢想。
越來越大的旋渦[9]，突然之間，其中的每個人一起開始盤旋。
無名之父[10]得了肚子疼，直不起腰來，拉肚子了。
飛将軍[11]狂奔，一個獅身人面的輪廓，一大群人。
怎麼誰，誰什麼，突然間都在問他：為何您的聖言與聖戒如此黑暗、晦澀？中心無法，萬物無法，人群無法不能不這樣做，但被釋放出來的不是混亂，而是世界釋放了自己，至少在一段時間之内如此，就這樣，美國曆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學生抗議開始了。
當天早上有将近一千人。
三分之二是反對者，聚集在校園中心的日晷周圍，三分之一是反對者的反對者，站在羅氏圖書館的台階上，大概是要防止有人沖擊大樓，如有必要也可以鎮壓反擊。
他們已經事先發布過警告，群毆的威脅還招來了一隊準備在必要情況下驅散人群的年輕教授。
先是演講，學民社的成員一個接一個，還是老一套，不過學生美國黑人學會也來了，因此這是哥倫比亞曆史上第一場種族融合的集會，随後，新當選的學生美國黑人協會主席西塞羅·威爾遜站到日晷上開始向人群講話，他先談了一下哈萊姆和體育館，但很快（讓弗格森震驚無比）他便開始攻擊白人學生。
“如果你們想知道他們說的是誰，”他說，指的是種族主義者，“那就去照照鏡子——因為你們對黑人根本一無所知。
” 站在前排的艾米打斷他，并喊道：“你憑什麼認為沒有白人站在你那邊？你憑什麼認為我們不會患難與共？我們是你們的兄弟姐妹，哥們兒，我們站在你身邊的時候，你也站在我們身邊，我們所有人都會更強大。
” 出師不利。
你得佩服艾米的大膽直言，但這個頭開得不太好，混亂持續了好一段時間。
羅氏圖書館牢不可破，大門緊鎖，也沒人願意把門砸開或者跟保安發生沖突。
又回到了日晷，基座上的銘文刻的是HORAMEXPECTAVENIET（靜候時機，它必到來），但時間是已經來了呢，還是4月23号會淪為又一個錯失的良機？又一輪演講，但這時現場已是一潭死水，人群的能力揮發殆盡。
就在集會似乎要這樣草草收場時，有人突然喊道，去體育館工地！這句話好像一記耳光，突然間三百名學生開始沿着學院路，往東跑向晨邊公園。
艾米低估了不滿的嚴重程度，沮喪的情緒已經蔓延到了那些占了大多數的非學民社成員學生身上，随着打不赢的戰争繼續隆隆作響，白宮和羅氏圖書館裡那些無名之父們繼續講着他們的黑暗言辭，發布他們的晦澀法律，這些學生中的大多數似乎已經瀕臨精神崩潰，弗格森跟着跑向公園的人群往前跑時，突然意識到他們已經着了魔，他們的靈魂已經被他暑假時在紐瓦克的大街小巷中目睹的那種憤怒與快樂的混雜體占據了，隻要沒人開槍，這群人就無法被控制。
公園那邊是有警察，但人數根本不足以制止一幫學生在環繞建築工地的鐵絲網圍牆上拆出一個四十英尺長的缺口，其他學生則跟寡不敵衆的保安扭打在一起，戴維·季默也來了，弗格森注意到，還有季默的朋友馬可·弗格，文質彬彬的季默和更加文質彬彬的弗格正和一幫人在沖擊圍牆，有一刻，弗格森有些嫉妒他們，真想自己也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但這種感覺很快便過去了，他堅守住了自己的陣地。
幾乎算是一場戰鬥，但不完全是。
争執，摩擦，你推我搡，警察對學生，學生對警察，學生撲向警察，學生踹警察，把他們推到地上，其間有個哥倫比亞的男生被拖走了（白人、非學民社成員），并被指控過失緻人重傷罪、故意毀壞财物罪和拒捕，最終，增援的警察手持警棍到達公園後，學生才離開工地返回校園。
與此同時，另一群學生——就是留在學校的那些——正在向公園進發，前進的隊伍和撤退的隊伍在晨邊大道的中途相遇後，撤退方告訴前進方，他們在公園的事已經結束，于是雙方一起走回學校，重新聚集在日晷周圍。
此時大概還有五百多人，但沒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一個半小時前他們還有個計劃，但一切變化太快，無論接下來發生什麼都隻能是見機行事。
反正在弗格森看來，清晰無誤的隻有一個事實：這群人仍然魔性不減——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
幾分鐘後，大部分學生開始前往漢密爾頓樓，數百人湧入一層的大廳，全都擠在了那塊狹小的空間内，運動員和慫貨們互相推來推去，但更多人湧了進來，每個人的情緒都很激動，但又不知所措，甚至糊塗到了在校園造反的第一項行動上犯了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錯誤——把本科生院的院長反鎖在他的辦公室中作為人質（第二天下午亨利·赫爾曼被放出來後，這個錯誤才得以糾正）——不過，參與占領大樓的學生采取必要手段，成立了一個指導委員會，其中三人來自學民社，三人來自學生美國黑人協會，三人來自大學公民協會，還有一位不隸屬于任何組織的同情人士，他們共同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陳述了抗議的目的： 一、所有待決的紀律處分和已經針對六名學生實行的留校察看處分，立即終止，并赦免所有參與此次示威活動的學生。
二、科克校長有關禁止在校内建築中舉行示威活動的禁令，立即作廢。
三、晨邊公園的哥倫比亞體育館施工立即停止。
四、将來所有針對本校學生的紀律處分，必須舉行公開聽證會，由全體師生參加，并且嚴格遵守合理的程序标準。
五、哥倫比亞大學不隻在書面上，還要在事實上，立即正式退出國防研究院；科克校長、董事會成員威廉·A.M.博登，立即辭去各自在國研院董事會與執行委員會的職務。
六、哥倫比亞大學動用其影響力，使針對那些在晨邊公園的體育館施工工地進行示威的學生的待決指控得到撤銷。
大樓的各扇門仍然敞開着。
當時中午剛過，那天又是正常的上學日，拉德後來告訴弗格森，學民社的人覺得那些沒參加示威的學生還要到樓上各層去上課，堵住門不讓人進來隻會惹惱他們，這個風險冒不起。
畢竟他們想争取這些學生的支持，做出什麼讓這些多數派轉過頭來反對他們的事，絕不是明智之舉。
那會兒大樓還沒有被“占領”，但接着，學生們開始在樓裡舉行靜坐抗議，而随着時間的推移，有關漢密爾頓樓的消息傳開後，很多與本校沒有關系的人，比如其他學校的學民社成員，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和争取種族平等大會的成員，各個“現在就要和平”組織的代表，也聞訊趕來給予支持，随着這些人的到來，食物、毯子以及其他供人們在大樓裡過夜的必需品也送來了。
艾米就是準備在這裡過夜的人之一，但弗格森在忙着做筆記，無暇和她說話，向她抛了一個飛吻。
她笑了笑，又揮了揮手（過去幾個星期裡，她沖他這麼笑的次數少之又少），然後弗格森便飛奔到《觀察報》位于菲利斯·布斯樓的辦公室寫稿了。
那天晚上，學民社與學生美國黑人協會之間本就脆弱、短命的結盟瓦解了。
黑人學生想要堵住門，在六條要求獲得同意前，任何人不許進入漢密爾頓樓。
他們說，他們準備好放手一搏了，大廳裡開始風傳槍支已經被偷偷帶入大樓，言下之意很可能是，他們所謂的一搏，将會是充滿暴力的一搏。
此時已是淩晨五點，經過幾個小時的讨論，雙方陷入了僵局，開門還是關門的争論仍舊相持不下，學生美國黑人協會開始禮貌地建議學民社離開大樓，自己再去占一座别的樓。
弗格森理解學生美國黑人協會的立場，與此同時他感到這樣的分裂讓人垂頭喪氣，他也明白學民社為什麼可能對此感到不快。
這和朗達·威廉姆斯拒絕他的理由沒什麼兩樣。
這和他父親在紐瓦克騷亂之後說的所有那些令人厭惡的話沒什麼兩樣。
世界已經到了這步田地。
諷刺的是，如果那天早上學民社沒有被驅逐，哥倫比亞的造反根本不可能蔓延到漢密爾頓樓之外，接下來六周裡發生的事也将會是完全不同、規模更小的事，而最終發生的大事，更不會大到足以讓每個人都注意到它。
4月24号黎明時分，被趕出來的學民社成員闖入羅氏圖書館，把自己關在科克校長的辦公室裡。
十六個小時後，一百名建築系的學生控制了艾弗裡樓。
又過了四個小時，也就是25号淩晨兩點，兩百名研究生将自己堵在了費耶維舍樓裡。
26号淩晨一點，從羅氏圖書館湧出來的一群人占領了數學樓，幾個小時之内，兩百名學生和不是學生的激進人士便控制了第五座樓。
當晚，哥倫比亞宣布，校方将應允林賽市長有關暫定體育館施工的請求。
學校全面停課，除了政治集會外，校園内沒有别的活動。
羅氏圖書館、艾弗裡樓、費耶維舍樓和數學樓不再是一座圖書館和三座教學樓，而是四個公社。
漢密爾頓樓則被重新命名為馬爾科姆·艾克斯大學。
無名之父的孩子們在說不，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依然無人知曉。
弗格森早已手忙腳亂。
每周隻出五天的報紙成了七天都要出的日報，文章得寫，地方得去，人得采訪，會得參加，幾乎或者根本沒空睡覺，一晚上頂多能眯兩三個小時，幾乎或者根本沒空好好吃頓飯，全靠卷餅、意大利香腸三明治和咖啡撐着，咖啡以及一千根香煙，但他意識到這樣的手忙腳亂對他很有好處，忙得不可開交、累得筋疲力盡，産生了讓他同時清醒又麻木的雙重效果，他需要保持清醒的狀态來看清楚周圍發生的事，然後以這些事件所需的速度和精度，把它們寫下來，但他也需要自己麻木，這樣才不會去想艾米，因為她幾乎已經不屬于他，幾乎已經離開了，盡管他不停告訴自己，一定要努力把她赢回來，竭盡所能阻止不堪設想之事的發生，但他也明白，無論他們在過去對彼此意味着什麼，現在已經不是了。
她和羅氏圖書館的那些人在一起，是他們中的堅定分子。
26号下午，在匆匆趕往數學樓的路上，弗格森瞥見她正站在二樓科克辦公室窗外的台子上。
她右邊站着萊斯·高茨曼，他已經不是本科生了，而是英文系的研究生，她左邊站着希爾頓·奧本辛格，萊斯的好朋友，同時也是弗格森的朋友，《哥倫比亞評論》的中堅力量之一，艾米站在萊斯和希爾頓中間，午後明媚的陽光灑在她身上，讓她那一頭沒法收拾的頭發看起來就像着了火，她看着很開心，弗格森心想，太他媽開心，讓他都想哭了。
1968年春（四）。
弗格森認定他正在見證的是一場微縮版的革命，是一場玩具屋中的革命。
學民社的目标是逼迫哥倫比亞大學攤牌，讓人們認清校方的真面目确如他們所言（拒不妥協、閉目塞聽、美國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大全集的小子集），而一旦學民社向其他學生證明這一點，中間那部分人便會倒向他們這邊。
這就是目的所在：消滅中間派，營造一種局面，逼着所有人要麼來這個陣營，要麼去那個，分出支持者和反對者，絲毫不給騎牆派或者溫和派留出餘地。
照學民社的說法就是激進化，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标，他們必須表現得和校方當局一樣堅決，寸步都不能讓。
雙方都很強硬，但因為學生在哥倫比亞無權無勢，所以學民社的強硬态度看上去像是一種優勢，而校方大權在握，相比之下他們的強硬态度給人的印象就成了一種劣勢。
學民社是想刺激一下科克，讓他用武力把學生從各座大樓中趕出去，其他人當然都想避免這種情況，但幾百名警察突襲校園的場面，肯定會引起那些中立者的恐懼和厭惡，讓他們轉而支持學生的訴求，結果，愚蠢的校方（比弗格森預想的更蠢——和俄國沙皇一樣蠢，和法國國王一樣蠢）竟然真的掉進了圈套裡。
校方之所以死守自己的強硬立場，是因為科克認為哥倫比亞是全國所有大學的表率，如果他屈從了學生們那些荒唐透頂的要求，那其他地方會怎樣？絕對會是多米諾理論的縮影，讓五十萬美國士兵深陷越南的不正是這個理論嗎？但正如弗格森剛來紐約生活時發現的，多米諾隻不過是哈萊姆西班牙裔聚居區的波多黎各人在人行道上的牛奶筐和折疊桌上玩的一種骨牌遊戲而已，與政治和大學管理完全扯不上關系。
相比之下，學民社則是走一步看一步。
每天的事态充斥着各種出人意料的進展，每個小時給人的感覺就像一天那麼漫長，把該做的事情做成，需要絕對的全神貫注，以及那種唯有頂尖爵士樂手才具備的不拘氣質。
身為學民社的領導，馬克·拉德自然成了那名爵士音樂家，随着大樓占領行動的繼續，弗格森越來越佩服拉德，他揮灑自如地适應着每個新情況，不但随機應變的能力驚人，面對每一場危機，他還願意做出變通，對症下藥。
科克頑固死闆，拉德輕松靈活，時常還很調皮，科克是軍樂隊的指揮，演奏的是約翰·菲利普·蘇沙的進行曲，而拉德則正在舞台上和查理·帕克玩比波普爵士樂，弗格森猜想學民社的成員中應該沒有誰能比他更勝任組織發言人這個角色。
到4月23号晚上，他已經徹底原諒了馬克在親愛的格雷森——操你媽的那件事上的嚴重失誤，而且順便說一句，人們對那封公開信似乎沒有他預想的那樣反感——當然，人們指的是學生，支持學民社、反對校方的學生——這讓弗格森自問他究竟對這種事了解多少，因為那些話不僅沒有冒犯别人，還成了整個運動中的戰鬥口号之一。
當然，并不是說弗格森聽到一大群學生喊出趴到牆上，操你媽的這種話時很開心，但他發現馬克對事态的理解程度顯然勝過他，這解釋了為什麼領導革命的人是馬克，而弗格森隻是個旁觀的記錄者。
無論何時，校園裡到處都是成片成片黑壓壓的人群，就連深更半夜也是，整整一星期不舍晝夜的蜂擁，接着是随後那個月裡斷斷續續的蜂擁，後來，每當弗格森想起那段時間，想起從4月23号持續到6月4号畢業典禮當天的混亂時期，腦海裡冒出來的第一個情景就是一窩蜂似的人群。
師生們成群結隊，胳膊上綁着五顔六色的臂帶，白帶子是教師隊伍（因為他們要努力維持和平），黃帶子是激進分子，綠帶子是激進分子以及六條要求的支持者，藍帶子是運動員和右派們，最後這一組自稱是多數派聯盟，他們舉行了各種喧鬧的示威活動，憤怒地批判其他示威活動，還在某天晚上沖擊費耶維舍樓，企圖驅走占領者（經過一番推搡之後敗下陣來），并且在靜坐示威的最後一天成功地封鎖了羅氏圖書館，阻止食物被送進大樓，進而引發了更多的推搡扭打，有些人的頭上還挂了彩。
對于哥倫比亞這樣一所規模的學校來說（本科生部和研究生部的學生加起來共有一萬七千五百人），不難預料的是教師們也分裂成了不同的派别，從全面支持校方的到全面支持學生的都有。
他們提出了各種建議，組成了各種委員會，比如在新的紀律處分規程方面，三邊委員會主張由人數均等的校方、教師和學生共同裁定，而雙邊委員會則提倡調查組的成員隻包括教師和學生，校方當局不參與，但其中最活躍的委員會是一個自稱為臨時教工部的組織，基本上全是年輕教授，在接下來的幾天中他們開了很多又長又鬧的會，企圖找出和平解決的方案，滿足學生的大部分要求，以便在不驚動警方的情況下讓他們離開各座樓。
但他們的努力都失敗了。
不是說他們沒想出什麼好辦法，而是所有辦法都遭到了校方的阻撓，對于任何有關紀律處分的要求，校方都拒絕妥協或者讓步，
金的悼念儀式之後兩天，格雷森·科克前往弗吉尼亞大學發表演講，慶祝托馬斯·傑斐遜誕辰二百二十五周年（那些日子或許動蕩，但也不乏荒謬之事），在那裡，這位曾經的政治學家、多家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董事會成員（如美孚石油、IBM、聯合愛迪生）、在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将軍離開哥大去競選美國總統之後繼任校長一職的格雷森·科克首次發聲反對越南戰争，但原因并非戰争本身有錯或者缺乏道義，他說，而是因為它現在禍及國内，接着他發表了幾句很快就會傳回哥倫比亞校園的話，在本就熊熊燃燒的烈火之上又澆了汽油：“我們現在的年輕人，而且人數十分令人憂慮，不問青紅皂白便拒絕任何形式的權威，在對政治虛無主義的理解都混亂不清、似懂非懂的情況下，就堕入其中尋求慰藉，唯一的目标就是破壞。
代際的鴻溝如此之闊，潛在的危險如此之大，在我國曆史上聞所未聞。
” 4月22号，也就是國研院六君子被處留校察看的當天，學民社發表了一份題為《趴到牆上！》的一次性四頁報紙，提前為第二天中午的集會造勢——據安排，聚會的高潮将是又一場在羅氏圖書館内舉行的室内示威活動，十幾名或者幾十名或者上百名學生将會違反讓國研院六君子身陷麻煩的那條規定，以示對他們的支持。
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拉德，他用一封長達八百五十字的公開信，回應了格雷森·科克在弗吉尼亞大學發表的言論。
公開信以三小段話結尾： 格雷森，我懷疑你無法理解這一切，因為你的幻想已經把真實世界排除在了你的思維之外。
副校長杜魯門說，社會基本上正常；你說越南戰争是一場弄巧成拙的事故。
但是我們，也就是你有理由懼怕的年輕人卻要說，社會生病了，你們和你們的資本主義就是病根。
你呼籲秩序與尊重權威；我們要呼籲公正、自由、社會主義。
最後還有一句話，或許在你聽來很虛無主義，因為這句話是打響解放戰争的第一槍。
我要引用的是勒魯瓦·瓊斯的話，而且我敢肯定，你非常不喜歡他：“趴到牆上，操你媽的，這是持槍搶劫。
” 弗格森愕然了。
在金的悼念儀式上，拉德的講話雄渾有力，現在卻犯下了如此糟糕的策略失誤，這沒道理。
不是說文章的内容沒有價值，但這口氣讓人反感，如果學民社是想提高他們在學生中的支持率，這麼辦事隻能适得其反。
學民社隻顧自言自語而不争取他人，這篇文章就是例證，弗格森當然希望學民社獲得勝利，盡管他對什麼可能什麼不可能仍然有所保留，但他依然支持這個組織，也笃信它的奮鬥目标，但高尚的目标需要其提倡者具有高尚的行為，更高尚，更有自控力，而不是毫無創意的辱罵和幼稚廉價的抨擊。
可惜的是弗格森挺喜歡馬克·拉德。
他們從大一開始就是朋友（同是新澤西男孩，出身背景幾乎一樣），而且在這之前，馬克一直是個令弗格森欽佩不已的主席，他甚至盲目地認為馬克不可能犯任何錯，可現在，馬克順嘴就說出親愛的格雷森和操你媽的這些話，弗格森感到很失望，他被困在了一個反對那些反對者的尴尬位置，而對于一個同樣反對那些贊成者的人來說，這也是一個孤獨的位置。
令人驚訝的是，艾米這次沒有反對他。
他們仍然處在兩張床的冷卻期，過去幾天裡沒怎麼見面，但是艾米22号晚上開完學民社的會回到家後同樣感到失望，不僅因為那篇文章（她承認既粗俗又幼稚），還因為來費耶維舍樓參加本學期最後一次會議的人隻有五六十個，而過去幾個月的大部分集會都能吸引到兩百名甚至更多的與會者，她擔心學民社正在節節敗退，曾經赢得的每一寸土地現在都在丢失，明天将是一場災難，她說，無力的最後一戰，會以失敗而告終，讓哥倫比亞的學民社從此關門。
她錯了。
1968年春（三）。
史無前例。
無人敢想。
越來越大的旋渦[9]，突然之間，其中的每個人一起開始盤旋。
無名之父[10]得了肚子疼，直不起腰來，拉肚子了。
飛将軍[11]狂奔，一個獅身人面的輪廓，一大群人。
怎麼誰，誰什麼，突然間都在問他：為何您的聖言與聖戒如此黑暗、晦澀？中心無法，萬物無法，人群無法不能不這樣做，但被釋放出來的不是混亂，而是世界釋放了自己，至少在一段時間之内如此，就這樣，美國曆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學生抗議開始了。
當天早上有将近一千人。
三分之二是反對者，聚集在校園中心的日晷周圍，三分之一是反對者的反對者，站在羅氏圖書館的台階上，大概是要防止有人沖擊大樓，如有必要也可以鎮壓反擊。
他們已經事先發布過警告，群毆的威脅還招來了一隊準備在必要情況下驅散人群的年輕教授。
先是演講，學民社的成員一個接一個，還是老一套，不過學生美國黑人學會也來了，因此這是哥倫比亞曆史上第一場種族融合的集會，随後，新當選的學生美國黑人協會主席西塞羅·威爾遜站到日晷上開始向人群講話，他先談了一下哈萊姆和體育館，但很快（讓弗格森震驚無比）他便開始攻擊白人學生。
“如果你們想知道他們說的是誰，”他說，指的是種族主義者，“那就去照照鏡子——因為你們對黑人根本一無所知。
” 站在前排的艾米打斷他，并喊道：“你憑什麼認為沒有白人站在你那邊？你憑什麼認為我們不會患難與共？我們是你們的兄弟姐妹，哥們兒，我們站在你身邊的時候，你也站在我們身邊，我們所有人都會更強大。
” 出師不利。
你得佩服艾米的大膽直言，但這個頭開得不太好，混亂持續了好一段時間。
羅氏圖書館牢不可破，大門緊鎖，也沒人願意把門砸開或者跟保安發生沖突。
又回到了日晷，基座上的銘文刻的是HORAMEXPECTAVENIET（靜候時機，它必到來），但時間是已經來了呢，還是4月23号會淪為又一個錯失的良機？又一輪演講，但這時現場已是一潭死水，人群的能力揮發殆盡。
就在集會似乎要這樣草草收場時，有人突然喊道，去體育館工地！這句話好像一記耳光，突然間三百名學生開始沿着學院路，往東跑向晨邊公園。
艾米低估了不滿的嚴重程度，沮喪的情緒已經蔓延到了那些占了大多數的非學民社成員學生身上，随着打不赢的戰争繼續隆隆作響，白宮和羅氏圖書館裡那些無名之父們繼續講着他們的黑暗言辭，發布他們的晦澀法律，這些學生中的大多數似乎已經瀕臨精神崩潰，弗格森跟着跑向公園的人群往前跑時，突然意識到他們已經着了魔，他們的靈魂已經被他暑假時在紐瓦克的大街小巷中目睹的那種憤怒與快樂的混雜體占據了，隻要沒人開槍，這群人就無法被控制。
公園那邊是有警察，但人數根本不足以制止一幫學生在環繞建築工地的鐵絲網圍牆上拆出一個四十英尺長的缺口，其他學生則跟寡不敵衆的保安扭打在一起，戴維·季默也來了，弗格森注意到，還有季默的朋友馬可·弗格，文質彬彬的季默和更加文質彬彬的弗格正和一幫人在沖擊圍牆，有一刻，弗格森有些嫉妒他們，真想自己也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但這種感覺很快便過去了，他堅守住了自己的陣地。
幾乎算是一場戰鬥，但不完全是。
争執，摩擦，你推我搡，警察對學生，學生對警察，學生撲向警察，學生踹警察，把他們推到地上，其間有個哥倫比亞的男生被拖走了（白人、非學民社成員），并被指控過失緻人重傷罪、故意毀壞财物罪和拒捕，最終，增援的警察手持警棍到達公園後，學生才離開工地返回校園。
與此同時，另一群學生——就是留在學校的那些——正在向公園進發，前進的隊伍和撤退的隊伍在晨邊大道的中途相遇後，撤退方告訴前進方，他們在公園的事已經結束，于是雙方一起走回學校，重新聚集在日晷周圍。
此時大概還有五百多人，但沒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一個半小時前他們還有個計劃，但一切變化太快，無論接下來發生什麼都隻能是見機行事。
反正在弗格森看來，清晰無誤的隻有一個事實：這群人仍然魔性不減——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
幾分鐘後，大部分學生開始前往漢密爾頓樓，數百人湧入一層的大廳，全都擠在了那塊狹小的空間内，運動員和慫貨們互相推來推去，但更多人湧了進來，每個人的情緒都很激動，但又不知所措，甚至糊塗到了在校園造反的第一項行動上犯了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錯誤——把本科生院的院長反鎖在他的辦公室中作為人質（第二天下午亨利·赫爾曼被放出來後，這個錯誤才得以糾正）——不過，參與占領大樓的學生采取必要手段，成立了一個指導委員會，其中三人來自學民社，三人來自學生美國黑人協會，三人來自大學公民協會，還有一位不隸屬于任何組織的同情人士，他們共同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陳述了抗議的目的： 一、所有待決的紀律處分和已經針對六名學生實行的留校察看處分，立即終止，并赦免所有參與此次示威活動的學生。
二、科克校長有關禁止在校内建築中舉行示威活動的禁令，立即作廢。
三、晨邊公園的哥倫比亞體育館施工立即停止。
四、将來所有針對本校學生的紀律處分，必須舉行公開聽證會，由全體師生參加，并且嚴格遵守合理的程序标準。
五、哥倫比亞大學不隻在書面上，還要在事實上，立即正式退出國防研究院；科克校長、董事會成員威廉·A.M.博登，立即辭去各自在國研院董事會與執行委員會的職務。
六、哥倫比亞大學動用其影響力，使針對那些在晨邊公園的體育館施工工地進行示威的學生的待決指控得到撤銷。
大樓的各扇門仍然敞開着。
當時中午剛過，那天又是正常的上學日，拉德後來告訴弗格森，學民社的人覺得那些沒參加示威的學生還要到樓上各層去上課，堵住門不讓人進來隻會惹惱他們，這個風險冒不起。
畢竟他們想争取這些學生的支持，做出什麼讓這些多數派轉過頭來反對他們的事，絕不是明智之舉。
那會兒大樓還沒有被“占領”，但接着，學生們開始在樓裡舉行靜坐抗議，而随着時間的推移，有關漢密爾頓樓的消息傳開後，很多與本校沒有關系的人，比如其他學校的學民社成員，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和争取種族平等大會的成員，各個“現在就要和平”組織的代表，也聞訊趕來給予支持，随着這些人的到來，食物、毯子以及其他供人們在大樓裡過夜的必需品也送來了。
艾米就是準備在這裡過夜的人之一，但弗格森在忙着做筆記，無暇和她說話，向她抛了一個飛吻。
她笑了笑，又揮了揮手（過去幾個星期裡，她沖他這麼笑的次數少之又少），然後弗格森便飛奔到《觀察報》位于菲利斯·布斯樓的辦公室寫稿了。
那天晚上，學民社與學生美國黑人協會之間本就脆弱、短命的結盟瓦解了。
黑人學生想要堵住門，在六條要求獲得同意前，任何人不許進入漢密爾頓樓。
他們說，他們準備好放手一搏了，大廳裡開始風傳槍支已經被偷偷帶入大樓，言下之意很可能是，他們所謂的一搏，将會是充滿暴力的一搏。
此時已是淩晨五點，經過幾個小時的讨論，雙方陷入了僵局，開門還是關門的争論仍舊相持不下，學生美國黑人協會開始禮貌地建議學民社離開大樓，自己再去占一座别的樓。
弗格森理解學生美國黑人協會的立場，與此同時他感到這樣的分裂讓人垂頭喪氣，他也明白學民社為什麼可能對此感到不快。
這和朗達·威廉姆斯拒絕他的理由沒什麼兩樣。
這和他父親在紐瓦克騷亂之後說的所有那些令人厭惡的話沒什麼兩樣。
世界已經到了這步田地。
諷刺的是，如果那天早上學民社沒有被驅逐，哥倫比亞的造反根本不可能蔓延到漢密爾頓樓之外，接下來六周裡發生的事也将會是完全不同、規模更小的事，而最終發生的大事，更不會大到足以讓每個人都注意到它。
4月24号黎明時分，被趕出來的學民社成員闖入羅氏圖書館，把自己關在科克校長的辦公室裡。
十六個小時後，一百名建築系的學生控制了艾弗裡樓。
又過了四個小時，也就是25号淩晨兩點，兩百名研究生将自己堵在了費耶維舍樓裡。
26号淩晨一點，從羅氏圖書館湧出來的一群人占領了數學樓，幾個小時之内，兩百名學生和不是學生的激進人士便控制了第五座樓。
當晚，哥倫比亞宣布，校方将應允林賽市長有關暫定體育館施工的請求。
學校全面停課，除了政治集會外，校園内沒有别的活動。
羅氏圖書館、艾弗裡樓、費耶維舍樓和數學樓不再是一座圖書館和三座教學樓，而是四個公社。
漢密爾頓樓則被重新命名為馬爾科姆·艾克斯大學。
無名之父的孩子們在說不，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依然無人知曉。
弗格森早已手忙腳亂。
每周隻出五天的報紙成了七天都要出的日報，文章得寫，地方得去，人得采訪，會得參加，幾乎或者根本沒空睡覺，一晚上頂多能眯兩三個小時，幾乎或者根本沒空好好吃頓飯，全靠卷餅、意大利香腸三明治和咖啡撐着，咖啡以及一千根香煙，但他意識到這樣的手忙腳亂對他很有好處，忙得不可開交、累得筋疲力盡，産生了讓他同時清醒又麻木的雙重效果，他需要保持清醒的狀态來看清楚周圍發生的事，然後以這些事件所需的速度和精度，把它們寫下來，但他也需要自己麻木，這樣才不會去想艾米，因為她幾乎已經不屬于他，幾乎已經離開了，盡管他不停告訴自己，一定要努力把她赢回來，竭盡所能阻止不堪設想之事的發生，但他也明白，無論他們在過去對彼此意味着什麼，現在已經不是了。
她和羅氏圖書館的那些人在一起，是他們中的堅定分子。
26号下午，在匆匆趕往數學樓的路上，弗格森瞥見她正站在二樓科克辦公室窗外的台子上。
她右邊站着萊斯·高茨曼，他已經不是本科生了，而是英文系的研究生，她左邊站着希爾頓·奧本辛格，萊斯的好朋友，同時也是弗格森的朋友，《哥倫比亞評論》的中堅力量之一，艾米站在萊斯和希爾頓中間，午後明媚的陽光灑在她身上，讓她那一頭沒法收拾的頭發看起來就像着了火，她看着很開心，弗格森心想，太他媽開心，讓他都想哭了。
1968年春（四）。
弗格森認定他正在見證的是一場微縮版的革命，是一場玩具屋中的革命。
學民社的目标是逼迫哥倫比亞大學攤牌，讓人們認清校方的真面目确如他們所言（拒不妥協、閉目塞聽、美國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大全集的小子集），而一旦學民社向其他學生證明這一點，中間那部分人便會倒向他們這邊。
這就是目的所在：消滅中間派，營造一種局面，逼着所有人要麼來這個陣營，要麼去那個，分出支持者和反對者，絲毫不給騎牆派或者溫和派留出餘地。
照學民社的說法就是激進化，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标，他們必須表現得和校方當局一樣堅決，寸步都不能讓。
雙方都很強硬，但因為學生在哥倫比亞無權無勢，所以學民社的強硬态度看上去像是一種優勢，而校方大權在握，相比之下他們的強硬态度給人的印象就成了一種劣勢。
學民社是想刺激一下科克，讓他用武力把學生從各座大樓中趕出去，其他人當然都想避免這種情況，但幾百名警察突襲校園的場面，肯定會引起那些中立者的恐懼和厭惡，讓他們轉而支持學生的訴求，結果，愚蠢的校方（比弗格森預想的更蠢——和俄國沙皇一樣蠢，和法國國王一樣蠢）竟然真的掉進了圈套裡。
校方之所以死守自己的強硬立場，是因為科克認為哥倫比亞是全國所有大學的表率，如果他屈從了學生們那些荒唐透頂的要求，那其他地方會怎樣？絕對會是多米諾理論的縮影，讓五十萬美國士兵深陷越南的不正是這個理論嗎？但正如弗格森剛來紐約生活時發現的，多米諾隻不過是哈萊姆西班牙裔聚居區的波多黎各人在人行道上的牛奶筐和折疊桌上玩的一種骨牌遊戲而已，與政治和大學管理完全扯不上關系。
相比之下，學民社則是走一步看一步。
每天的事态充斥着各種出人意料的進展，每個小時給人的感覺就像一天那麼漫長，把該做的事情做成，需要絕對的全神貫注，以及那種唯有頂尖爵士樂手才具備的不拘氣質。
身為學民社的領導，馬克·拉德自然成了那名爵士音樂家，随着大樓占領行動的繼續，弗格森越來越佩服拉德，他揮灑自如地适應着每個新情況，不但随機應變的能力驚人，面對每一場危機，他還願意做出變通，對症下藥。
科克頑固死闆，拉德輕松靈活，時常還很調皮，科克是軍樂隊的指揮，演奏的是約翰·菲利普·蘇沙的進行曲，而拉德則正在舞台上和查理·帕克玩比波普爵士樂，弗格森猜想學民社的成員中應該沒有誰能比他更勝任組織發言人這個角色。
到4月23号晚上，他已經徹底原諒了馬克在親愛的格雷森——操你媽的那件事上的嚴重失誤，而且順便說一句，人們對那封公開信似乎沒有他預想的那樣反感——當然，人們指的是學生，支持學民社、反對校方的學生——這讓弗格森自問他究竟對這種事了解多少，因為那些話不僅沒有冒犯别人，還成了整個運動中的戰鬥口号之一。
當然，并不是說弗格森聽到一大群學生喊出趴到牆上，操你媽的這種話時很開心，但他發現馬克對事态的理解程度顯然勝過他，這解釋了為什麼領導革命的人是馬克，而弗格森隻是個旁觀的記錄者。
無論何時，校園裡到處都是成片成片黑壓壓的人群，就連深更半夜也是，整整一星期不舍晝夜的蜂擁，接着是随後那個月裡斷斷續續的蜂擁，後來，每當弗格森想起那段時間，想起從4月23号持續到6月4号畢業典禮當天的混亂時期，腦海裡冒出來的第一個情景就是一窩蜂似的人群。
師生們成群結隊，胳膊上綁着五顔六色的臂帶，白帶子是教師隊伍（因為他們要努力維持和平），黃帶子是激進分子，綠帶子是激進分子以及六條要求的支持者，藍帶子是運動員和右派們，最後這一組自稱是多數派聯盟，他們舉行了各種喧鬧的示威活動，憤怒地批判其他示威活動，還在某天晚上沖擊費耶維舍樓，企圖驅走占領者（經過一番推搡之後敗下陣來），并且在靜坐示威的最後一天成功地封鎖了羅氏圖書館，阻止食物被送進大樓，進而引發了更多的推搡扭打，有些人的頭上還挂了彩。
對于哥倫比亞這樣一所規模的學校來說（本科生部和研究生部的學生加起來共有一萬七千五百人），不難預料的是教師們也分裂成了不同的派别，從全面支持校方的到全面支持學生的都有。
他們提出了各種建議，組成了各種委員會，比如在新的紀律處分規程方面，三邊委員會主張由人數均等的校方、教師和學生共同裁定，而雙邊委員會則提倡調查組的成員隻包括教師和學生，校方當局不參與，但其中最活躍的委員會是一個自稱為臨時教工部的組織，基本上全是年輕教授，在接下來的幾天中他們開了很多又長又鬧的會，企圖找出和平解決的方案，滿足學生的大部分要求，以便在不驚動警方的情況下讓他們離開各座樓。
但他們的努力都失敗了。
不是說他們沒想出什麼好辦法，而是所有辦法都遭到了校方的阻撓，對于任何有關紀律處分的要求，校方都拒絕妥協或者讓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