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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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紐約的街頭，譴責戰争，呼籲立即撤回在越南的美國軍隊。
五天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北邊，學生争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三百名成員來到約翰·傑伊樓，要向在裡面設立了招募點的海軍陸戰隊征兵人員“問些問題”，遭到一擁而上的五十名運動員和海軍後備軍官訓練隊成員的襲擊，進而引發了一場拳頭飛起來、鼻子陷下去的流血沖突，最後不得不由警方出面控制。
第二天下午，八百名學民社成員和支持者，在約翰·傑伊樓和漢密爾頓樓之間的範安四角地舉行了三十多年來哥倫比亞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抗議海軍陸戰隊在校園的征兵行為，五百名支持海軍陸戰隊的運動員鬧事者在南區舉辦了他們自己的反示威活動，并向圍牆另一邊的示威者投擲了雞蛋。
弗格森和艾米都卷入了這場混亂，隻不過她是參與者，他是目擊者兼記者，那天晚上在西區酒吧，弗格森跟她講了他的同心圓理論，她聽過之後沖他笑笑說，還真是這樣，我親愛的福爾摩斯，你真是聰明。
關鍵是哪邊的人都不高興。
約翰遜還沒打赢戰争，主戰人士越來越沮喪，而未能迫使約翰遜結束戰争，反戰人士也變得越來越沮喪。
與此同時，戰争仍在持續擴大，五十萬軍隊，五十五萬軍隊，而戰争越大，外圍的圈子就越往裡擠壓，讓它們比以前更緊密地擠在一起，沒過多久，它們之間的空隙被擠成了隻剩一絲空氣，困在中心的單獨個體難以呼吸，當一個人無法呼吸就會感到恐慌，而恐慌是接近瘋狂的感覺，讓你覺得自己好像已經瘋掉，快要死了，到1968年初，弗格森開始覺得每個人都瘋了，瘋得就跟那些在百老彙大街上大聲自言自語的瘋子一樣，而且一點一點地，他也像其他人那樣瘋掉了。
接着是新年的頭幾個月，局勢開始急轉直下。
1月30号開始的春節攻勢期間，越共的工兵突擊隊向南越的一百多座城鎮發起的突襲，證明了美國永遠無法赢得這場戰争，就算美軍奮力反撲，幾乎在每場進攻戰中都擊敗了敵人也無濟于事。
在這次激戰中美軍損失了兩千人，越共則有三萬七千名士兵被殺，受傷或被俘的越共更是數以萬計，而南越的五十萬平民也變成了無家可歸的難民，但這向美國公衆傳遞了一條信息，那就是北越永遠不會放棄，他們會繼續赴湯蹈火，直到他們國家的最後一個人倒下，到底還要派多少美國士兵才能打敗那個國家，已經在那裡的五十萬還要變成一百萬，變成二百萬，變成三百萬嗎？如果是這樣，那麼摧毀北越，不也等于摧毀了美國嗎？兩個月之後約翰遜發表電視講話，宣布他将不在秋季的選舉中謀求連任。
換句話說，他承認自己失敗了，承認公衆對戰争的支持已經被銷蝕殆盡，他的政策已被公衆拒絕。
弗格森曾經十分欽佩那個對貧窮宣戰、通過了《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的好約翰遜，痛恨越南戰争的這個壞約翰遜，但現在他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很不自在的位置，竟然為這位美國總統感到可惜，至少在他試着站在林登·約翰遜的立場，想象他決定放棄權位時内心有多麼痛苦的那一兩分鐘裡是這樣，可接着他又高興起來，既高興又寬慰：林登·貝恩斯·約翰遜不久之後就要滾蛋了。
五天之後，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身亡。
又是一顆被某個美國無名小卒打出的子彈，美國人的集體神經又遭受了一次重擊，随後數十萬人湧上街頭，開始砸窗戶，燒大樓。
一百二十八個紐瓦克。
五個同心圓融合成為一張黑盤。
現在它們成了一張密紋唱片，持續地放着一首藍調老歌，歌名叫《受不了了，親愛的，因為我的心好痛》。
1968年春（一）。
他很少能見到艾米了。
這是她在巴納德的最後一個學期，但她已經完成了學業要求，幾乎修夠了畢業所需的學分，所以那年春天的課業負擔很輕，讓她有更多時間參與學民社的政治工作。
在那之前，弗格森最大的擔心隻是伯克利的法學院（4月初，也就是金在孟菲斯遇刺幾天之後，她被錄取了），但現在他卻擔心暑假還沒到就會失去她。
在1968年初那幾個令人瘋狂的月份裡，她的政治态度愈加強硬，進一步深入到激進的好戰主義立場與反資本主義熱情中去，她再也無法對他們觀點之間的細微差别一笑置之，無法再理解為什麼他不能同意她的所有看法。
如果你認同我的分析，有一天她告訴他，你就一定要接受我的結論。
不，我不能，弗格森回答，資本主義是症結所在，并不意味着學民社就能消滅資本主義。
我是努力生活在現實世界裡，艾米，你是在夢想永遠不會發生的事情。
一個例子：約翰遜退出後，尤金·麥卡錫和羅伯特·肯尼迪正在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弗格森也沒有支持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但他密切關注着他們的競選——尤其是肯尼迪，因為他很清楚麥卡錫沒有機會——就算他對這位紐約州參議員沒什麼熱情，但比起名譽掃地的漢弗萊，羅伯特·肯尼迪是個更好的選擇，任何民主黨人都要好過尼克松，好過艾米未來的州長羅納德·裡根，裡根更讓人頭疼，他比戈德華特保守得還厲害。
不是說弗格森對民主黨有多大的熱情，但重要的是要做出區分，他告訴自己，重要的是認識到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裡，沒有最壞，隻有更壞，在選區投票的問題上最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但艾米拒絕再行這類區分。
反正在她看來民主黨都是一丘之貉，都是背信棄義的自由派，她絕不會支持他們，越戰以及其他所有美國強加給世界的災難都是他們一手造成的，他們和他們代表的一切通通去死吧，如果共和黨有機會赢，呵，或許長遠看來對國家更有好處，因為美國會被變成法西斯主義警察國家，最終人們會揭竿而起——就好像共和黨執政以後，那些剛剛投票選舉他們的人就會想把他們推翻，就好像人們不會願意生活在一個法西斯主義警察國家，如果那個國家會把她這種反美激進分子關起來。
那個1963年為約翰·肯尼迪被殺而潸然淚下的女孩，現在把他弟弟羅伯特視作資本主義壓迫的工具。
弗格森很樂意一聳肩膀，把這類言辭當做過度的意識形态熱情，但到了4月初他自己也成了被抨擊的對象，政治上的争論突然變得私人起來，而且非常私人，矛頭更多指向了他們，而非他們在讨論的那些理念。
弗格森猜測艾米是不是和她的某個學民社兄弟偷偷好上了，還是她和她的巴納德姐妹帕琪·杜根在一起探索薩福式愛情的奧秘，抑或是她還在為他暑假時沒陪她去加利福尼亞的事情生悶氣。
不會，不可能，他意識到，這些可能性連一絲一毫的可能都沒有，因為背着他幹什麼事不是艾米的性格，要是她喜歡上誰了就會告訴他，如果她還在為暑假的事恨他，肯定不是有意識地恨，因為那件事幾個月以前就了結了，随後的幾個月裡他們有過無數次快樂時光，更别提他外婆死後的那些悲傷日子裡她有多棒，替他幾乎無法動彈的母親承擔了安排公寓清理的任務，辦事的速度和精準度堪比山迪·柯法斯打出的快球。
但那之後肯定又發生了什麼事，如果不是通常那些原因的話，那也不太可能是什麼愚蠢的政治分歧。
他和艾米一直有分歧。
和她共同生活的樂趣之一，就是盡管存在各種分歧，他們仍然彼此相愛。
他們的争論向來都是為理念而争，從來不是關于他們自己，但現在艾米卻已經把矛頭對準了他，因為他的想法并沒有與她的吻合，因為他不願意和她一起跳進革命的火山，所以他成了一個思想落後的反革命自由派，一個悲觀主義者，一個愛冷嘲熱諷的人，一個良心自責的男生（他猜測，應該是指他太喜歡喬伊斯和所有和文學有關的東西），一個旁觀者，一個業餘藝術愛好者，一個老頑固，一坨屎。
從弗格森的角度看，這一切都歸結為一個本質的區别：艾米是信徒，而他是不可知論者。
有天晚上艾米和朋友出去後——無疑是跟邁克·勒布在西區酒吧的某個小隔間裡坐着，或者是和帕琪·杜根謀劃如何讓學民社多吸納一些女性成員——弗格森去了艾米的房間，爬到她床上，過去兩年裡大部分時間，他都是在這張床上睡的覺，那天晚上他特别累，所以在艾米回來前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來後，他發現艾米沒和他睡在一起，接着他發現艾米的枕頭還是鼓鼓的，他斷定艾米晚上沒回來，肯定去别的地方過夜了。
但他沒想到别的地方竟然就是隔壁弗格森房間的床，他走進自己的卧室去找襪子和内褲時，鑲木地闆嘎吱的響聲吵醒了她。
你在這兒幹什麼？弗格森問道。
我想自己睡，她說。
什麼？ 自己一個人睡一次感覺挺好的。
是嗎？ 是啊，非常好。
我覺得我們應該繼續自己睡一段時間，阿奇。
你睡你的床，我睡我的床。
用你的話來說就是冷卻期。
你要想的話，那就這樣吧。
反正最近我們睡在一張床上時，也沒多暖和。
謝謝你，阿奇。
不用謝，艾米。
就這樣，所謂的冷卻期開始了。
接下來的六個晚上，弗格森和艾米各自在自己房間的床上睡覺，兩個人都不确定他們是已經結束了，或者隻是按下了暫停鍵，在第七天早上，4月23号，就在他們爬下各自的床，又各自離開公寓幾個小時後，革命開始了。
1968年春（二）。
3月14号，弗格森和《觀察報》的同志們推選羅伯特·弗裡德曼擔任了新的總編輯，在同一天，艾米和她那些學民社的同志們投票選舉馬克·拉德擔任了他們的新主席，轉眼間，兩個組織都變了。
報紙照舊報道新聞，但社論的調子越來越強硬和直白，弗格森對此感到欣慰，越南、黑人與白人的關系以及哥倫比亞大學在延長戰争中扮演的角色終于得到了公開讨論，而且通常很犀利，以此來表明原則和信念。
在學生争取民主社會組織那邊，策略的轉變更加明顯。
最高領導層号召其成員要從“抗議到抵抗”，在哥倫比亞，所謂的實踐軸心小組已被更好鬥的行動派取代。
去年該組織的目标還是教育與覺醒，還是怯生生地找到海軍陸戰隊的征兵人員，想“問些問題”，而現在，目标變成了盡可能去挑釁，去破壞，去煽動。
拉德接任主席一周之後，義務征兵系統紐約總部的主任保羅·B.阿克斯特上校來到哥倫比亞，準備在厄爾樓就征兵法規的一些最新修改發表演講。
現場總共來了一百五十人，但就在阿克斯特走上前去準備開始他的講話時（一個又矮又胖的男人，身上的軍裝都快被撐爆了），禮堂的後排突然一陣騷動。
幾名穿着迷彩服的學生開始用長笛和鼓演奏《勝利之歌》，其他幾個則揮舞着玩具武器。
好像條件反射一樣，一群運動員一躍而上，想要鎮壓、擊退、驅逐這些慫貨，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後排的争吵吸引過去時，坐在前排的一個人站起來，把一個檸檬酥皮餡餅扔到阿克斯特将軍的臉上，就像所有優秀的打鬧電影中那樣，直中目标。
等到觀衆們再次轉過頭時，扔餡餅的人和另一位同夥早已從一扇被神秘打開的邊門逃之夭夭了。
那天晚上，艾米告訴弗格森，那位面點突擊隊員是伯克利學民社的成員，而他的同夥不是别人，正是馬克·拉德。
弗格森聽得興緻盎然。
上校真是倒黴啊，他心想，沒造成什麼傷害，尤其是考慮到戰争造成的巨大傷害，而且，多機靈的小惡作劇啊。
實踐軸心做夢都不會搞這種把戲（太無聊了），但行動派顯然不反對把胡鬧當成表明其政治立場的工具。
校方當然十分震怒，發誓搗亂者如果不是哥倫比亞的學生，一定會嚴懲不貸，如果是的話，就對其進行停課處理，但一周之後校方遇上了一個比檸檬酥皮餡餅更嚴重的挑戰，所以犯事者從未被抓到。
在這一事件的早期，學民社的行動主要針對兩個議題：國防分析研究院和禁止在學校建築内部示威和（或）糾察，後者是校長格雷森·科克在秋季着手實施的一項新政策。
國研院由五角大樓在1956年設立，旨在延攬大學的科學家，協助政府進行武器研究，但直到1967年人們才了解到哥倫比亞與該項目的關系，當時學民社的兩名成員在圖書館的資料庫中發現了國研院的成員資料，其十二所大學成員中，哥倫比亞赫然在列，現在，普林斯頓和芝加哥大學的校務委員會正在向各自學校的領導建議退出該項目，哥倫比亞的師生也要求自己的學校這樣做，盡管科克在過去九年裡都是董事會的成員，但在諸多事實面前，這樣的行為怎能叫人不反感至極？正是國研院的研究開發了橙劑這類被用來在越南叢林中除去樹葉的化學除草劑，正是國研院的反暴動技術研究搞出了“地毯式轟炸”這樣殘暴的戰術。
換句話說，哥倫比亞大學也參與了戰争，手上也不幹淨（艾米的口頭禅），而唯一合理的行動，就是迫使它不再參與。
雖然戰争沒有停止，但經過了那麼多大大小小的失敗，勸服哥倫比亞停止參與總能算是個小小的勝利。
至于嚴禁在室内示威抗議，學生們則争辯說，這違反了憲法的第一修正案賦予他們的權利，違反了憲法中的言論自由原則，因此科克的命令完全無效。
過去幾個星期裡，學民社一直在校園裡散發一份請願書，要求哥倫比亞退出國研院，現在有一千五百名師生的聯名支持（弗格森和艾米包括在内），學民社決定用一箭雙雕的方式來直面這兩個問題，3月27号，也就是現在早已被忘掉的扔餡餅鬧劇發生一周之後，一百名學生高舉标語牌，無視有關室内糾察與示威的禁令，走進了仿照羅馬萬神殿風格建造且兼做大學管理中心的羅氏圖書館，牌子上大書“國研院滾蛋！”的字樣。
艾米是示威的參與者，弗格森的身份仍然是目擊記者，學生們在大廳裡邊走邊喊了半個小時的口号後（其中一個還拿着擴音器），上了二樓把請願書交給了一位學校的高層領導，對方向他們保證一定會把請願書轉交給科克校長之後，遊行隊伍離開了圖書館，但第二天其中六人卻被給予了紀律處分，學民社占了五人，排第一的是拉德，剩下的四人均為指導委員會的成員，據一位院長解釋說，之所以參與者共有一百人，受處分的隻有六個，是因為能被确認身份的隻有這幾個。
在接下來的兩周中，國研院六君子拒絕與院長會面——這是解決紀律問題的标準程序（先私下商讨，然後是所謂的公正處罰——大多數私設的法庭都是如此）——堅持要求他們在公開聽證會上接受質詢。
院長回應說，如果他們不去他的辦公室，将會全部被停課。
4月22号，他們最終去見了他，但拒絕讨論他們是否參與了國研院示威活動。
離開辦公室後，他們全部受到了留校察看的處分。
與此同時，馬丁·路德·金被謀殺。
哈萊姆變成了一年前的紐瓦克，但市長林賽不是阿多尼諾，沒有召來國民警衛隊或者州警察向示威者發射子彈，離哥倫比亞大學不遠處的山坡下，哈萊姆在燃燒，晨邊高地本就已經瘋狂的氣氛，逐漸變成了發高燒時的那種噩夢。
4月9号，全校停課一天，向金緻哀。
隻安排了一場活動——在校園中央的聖保羅小教堂舉行悼念儀式，該活動最終吸引了一千一百人參加——就在副校長戴維·杜魯門打算代表哥倫比亞校方緻悼詞時，一位穿着西服、打着領帶的學生從靠近前排的座位上站起來，緩緩朝布道壇走去。
馬克·拉德——又是他。
話筒立即被關掉了。
沒有講稿，沒有擴音設備，也不确定有多少人能聽清他說話，拉德用柔和的聲音對着人群說話。
“杜魯門博士和科克校長，在道德上嚴重玷污了金博士的記憶，”他說，“多年以來，學校領導一直反對本校的黑人和波多黎各工人組建工會，現在卻來頌揚一個曾經竭力幫助清潔工人組織工會的人？他們自己竊取哈萊姆百姓的土地，現在卻贊美一個為争取人類尊嚴而奮鬥的人？這些領導一面處罰本校那些參與和平示威的學生，一面又贊美一個宣揚非暴力反抗的人？”他頓了頓，然後重複了一遍開頭那句話。
“杜魯門博士和科克校長，在道德上嚴重玷污了金博士的記憶。
因此，我們必須抗議這場猥瑣的表演。
”話畢，拉德連同四五十名抗議者（黑人白人都有，學生和非學生都有）一起走出了教堂。
坐在中間某排的弗格森，默默地為剛剛發生的事鼓掌。
幹得好，馬克，他對自己說，有膽量站出來發聲，有你的。
馬丁·路德·金遇刺前，推動校園左翼政治活動的有一個組織（學民社）和兩個議題（國研院和處分）。
随後，出現了第二個組織（學生美國黑人協會）和第三個議題（體育館），在金的悼念儀式後的兩周之内，沒人料到會發生、沒人想象過竟然可能發生的大事件，開始像所有大事件那樣，以種種意想不到和無法想象的方式發生了。
别稱“幾畝克勞[8]”的哥倫比亞體育館，将要建在哈萊姆的一塊公有土地上，也就是拉德先前指控哥倫比亞竊取的地皮——危險、傾圮、白人從來不去的晨邊公園，其實就是從哥倫比亞城向下延伸到哈萊姆城的一條陡坡，裡面到處是石頭和垂死的樹木。
毫無疑問學校需要一所新的體育館。
哥倫比亞籃球隊剛剛赢得了常春藤的冠軍，以全國排名第四的成績晉級全國大學生體育協會錦标賽，現在的體育館已經超過六十歲，太小太舊，沒法用了，但校方和市政府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簽訂的合同卻史無前例。
晨邊公園的兩英畝土地，将以三千美元一年的總費用象征性地租給哥倫比亞大學，使之成為紐約史上第一家在公用土地上建造私有建築的私立機構。
在下面位于哈萊姆的公園那頭，會為當地居民開設一個入口，允許他們進入體育館中的一個獨立體育館，但後者隻占了前者總體空間的百分之十二點五。
在本地活動人士施壓後，哥倫比亞同意将哈萊姆的比例提升至百分之十五——額外再建一個遊泳池和一間更衣室。
1967年12月，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H.拉普·布朗來紐約參加一次社區會議時說：“如果他們修了一層，把它炸掉。
如果他們半夜偷偷回來修了三層，把它燒掉。
如果他們修建好了九層，那樓就是我們的了。
搶過來，也許我們會在周末讓他們用一用。
”1968年2月19号，哥倫比亞大學新體育館破土動工。
第二天，二十個人來到晨邊公園，躺在推土機和翻鬥車前面阻止施工現場的工作。
六名哥倫比亞學生和六名附近居民被捕，一周過後，一百五十人前來抗議體育館的修建，其中又有十二名哥倫比亞學生被捕。
所有被捕的學生都不是學民社的成員，在那之前體育館并不是學民社關注的議題，但現在校方拒絕重新考慮其規劃，甚至連有關重新考慮本身的讨論都拒絕進行，所以此事很快就成了一個議題，不隻學民社，還成了學校所有黑人學生的關注點。
學生美國黑人協會有一百多名成員，在金遇刺前，該組織從未參加任何公開的政治活動，他們關注的是如何讓更多黑人被大學錄取，與學院院長和部門領導讨論在本科生的教學安排中增加黑人曆史和文化的相關課程。
和美國那個時代的其他精英院校一樣，哥倫比亞的黑人學生屈指可數，很稀少，弗格森在所有本科同學中隻有兩個黑人朋友，而且交往不深，他的大部分白人熟人也差不多，似乎也沒有親密的黑人朋友。
這些黑人學生因為他們的數量而被孤立，因為不和其他群體來往而加倍孤立，毫無疑問，他們在那個傳統與權力的白人飛地中有點失落和憤慨，甚至時常會被視為局外人，甚至學校的黑人保安也會攔住他們，要求他們出示身份證明，因為長着黑臉的年輕人不可能是哥倫比亞的學生，他們根本不應該在這裡。
金去世後，學生美國黑人協會推選出了新
五天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北邊，學生争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三百名成員來到約翰·傑伊樓，要向在裡面設立了招募點的海軍陸戰隊征兵人員“問些問題”，遭到一擁而上的五十名運動員和海軍後備軍官訓練隊成員的襲擊，進而引發了一場拳頭飛起來、鼻子陷下去的流血沖突，最後不得不由警方出面控制。
第二天下午，八百名學民社成員和支持者，在約翰·傑伊樓和漢密爾頓樓之間的範安四角地舉行了三十多年來哥倫比亞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抗議海軍陸戰隊在校園的征兵行為，五百名支持海軍陸戰隊的運動員鬧事者在南區舉辦了他們自己的反示威活動，并向圍牆另一邊的示威者投擲了雞蛋。
弗格森和艾米都卷入了這場混亂，隻不過她是參與者，他是目擊者兼記者，那天晚上在西區酒吧，弗格森跟她講了他的同心圓理論，她聽過之後沖他笑笑說，還真是這樣，我親愛的福爾摩斯，你真是聰明。
關鍵是哪邊的人都不高興。
約翰遜還沒打赢戰争，主戰人士越來越沮喪，而未能迫使約翰遜結束戰争，反戰人士也變得越來越沮喪。
與此同時，戰争仍在持續擴大，五十萬軍隊，五十五萬軍隊，而戰争越大，外圍的圈子就越往裡擠壓，讓它們比以前更緊密地擠在一起，沒過多久，它們之間的空隙被擠成了隻剩一絲空氣，困在中心的單獨個體難以呼吸，當一個人無法呼吸就會感到恐慌，而恐慌是接近瘋狂的感覺，讓你覺得自己好像已經瘋掉，快要死了，到1968年初，弗格森開始覺得每個人都瘋了，瘋得就跟那些在百老彙大街上大聲自言自語的瘋子一樣，而且一點一點地，他也像其他人那樣瘋掉了。
接着是新年的頭幾個月，局勢開始急轉直下。
1月30号開始的春節攻勢期間，越共的工兵突擊隊向南越的一百多座城鎮發起的突襲，證明了美國永遠無法赢得這場戰争，就算美軍奮力反撲，幾乎在每場進攻戰中都擊敗了敵人也無濟于事。
在這次激戰中美軍損失了兩千人，越共則有三萬七千名士兵被殺，受傷或被俘的越共更是數以萬計，而南越的五十萬平民也變成了無家可歸的難民，但這向美國公衆傳遞了一條信息，那就是北越永遠不會放棄，他們會繼續赴湯蹈火，直到他們國家的最後一個人倒下，到底還要派多少美國士兵才能打敗那個國家，已經在那裡的五十萬還要變成一百萬，變成二百萬，變成三百萬嗎？如果是這樣，那麼摧毀北越，不也等于摧毀了美國嗎？兩個月之後約翰遜發表電視講話，宣布他将不在秋季的選舉中謀求連任。
換句話說，他承認自己失敗了，承認公衆對戰争的支持已經被銷蝕殆盡，他的政策已被公衆拒絕。
弗格森曾經十分欽佩那個對貧窮宣戰、通過了《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的好約翰遜，痛恨越南戰争的這個壞約翰遜，但現在他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很不自在的位置，竟然為這位美國總統感到可惜，至少在他試着站在林登·約翰遜的立場，想象他決定放棄權位時内心有多麼痛苦的那一兩分鐘裡是這樣，可接着他又高興起來，既高興又寬慰：林登·貝恩斯·約翰遜不久之後就要滾蛋了。
五天之後，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身亡。
又是一顆被某個美國無名小卒打出的子彈，美國人的集體神經又遭受了一次重擊，随後數十萬人湧上街頭，開始砸窗戶，燒大樓。
一百二十八個紐瓦克。
五個同心圓融合成為一張黑盤。
現在它們成了一張密紋唱片，持續地放着一首藍調老歌，歌名叫《受不了了，親愛的，因為我的心好痛》。
1968年春（一）。
他很少能見到艾米了。
這是她在巴納德的最後一個學期，但她已經完成了學業要求，幾乎修夠了畢業所需的學分，所以那年春天的課業負擔很輕，讓她有更多時間參與學民社的政治工作。
在那之前，弗格森最大的擔心隻是伯克利的法學院（4月初，也就是金在孟菲斯遇刺幾天之後，她被錄取了），但現在他卻擔心暑假還沒到就會失去她。
在1968年初那幾個令人瘋狂的月份裡，她的政治态度愈加強硬，進一步深入到激進的好戰主義立場與反資本主義熱情中去，她再也無法對他們觀點之間的細微差别一笑置之，無法再理解為什麼他不能同意她的所有看法。
如果你認同我的分析，有一天她告訴他，你就一定要接受我的結論。
不，我不能，弗格森回答，資本主義是症結所在，并不意味着學民社就能消滅資本主義。
我是努力生活在現實世界裡，艾米，你是在夢想永遠不會發生的事情。
一個例子：約翰遜退出後，尤金·麥卡錫和羅伯特·肯尼迪正在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弗格森也沒有支持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但他密切關注着他們的競選——尤其是肯尼迪，因為他很清楚麥卡錫沒有機會——就算他對這位紐約州參議員沒什麼熱情，但比起名譽掃地的漢弗萊，羅伯特·肯尼迪是個更好的選擇，任何民主黨人都要好過尼克松，好過艾米未來的州長羅納德·裡根，裡根更讓人頭疼，他比戈德華特保守得還厲害。
不是說弗格森對民主黨有多大的熱情，但重要的是要做出區分，他告訴自己，重要的是認識到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裡，沒有最壞，隻有更壞，在選區投票的問題上最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但艾米拒絕再行這類區分。
反正在她看來民主黨都是一丘之貉，都是背信棄義的自由派，她絕不會支持他們，越戰以及其他所有美國強加給世界的災難都是他們一手造成的，他們和他們代表的一切通通去死吧，如果共和黨有機會赢，呵，或許長遠看來對國家更有好處，因為美國會被變成法西斯主義警察國家，最終人們會揭竿而起——就好像共和黨執政以後，那些剛剛投票選舉他們的人就會想把他們推翻，就好像人們不會願意生活在一個法西斯主義警察國家，如果那個國家會把她這種反美激進分子關起來。
那個1963年為約翰·肯尼迪被殺而潸然淚下的女孩，現在把他弟弟羅伯特視作資本主義壓迫的工具。
弗格森很樂意一聳肩膀，把這類言辭當做過度的意識形态熱情，但到了4月初他自己也成了被抨擊的對象，政治上的争論突然變得私人起來，而且非常私人，矛頭更多指向了他們，而非他們在讨論的那些理念。
弗格森猜測艾米是不是和她的某個學民社兄弟偷偷好上了，還是她和她的巴納德姐妹帕琪·杜根在一起探索薩福式愛情的奧秘，抑或是她還在為他暑假時沒陪她去加利福尼亞的事情生悶氣。
不會，不可能，他意識到，這些可能性連一絲一毫的可能都沒有，因為背着他幹什麼事不是艾米的性格，要是她喜歡上誰了就會告訴他，如果她還在為暑假的事恨他，肯定不是有意識地恨，因為那件事幾個月以前就了結了，随後的幾個月裡他們有過無數次快樂時光，更别提他外婆死後的那些悲傷日子裡她有多棒，替他幾乎無法動彈的母親承擔了安排公寓清理的任務，辦事的速度和精準度堪比山迪·柯法斯打出的快球。
但那之後肯定又發生了什麼事，如果不是通常那些原因的話，那也不太可能是什麼愚蠢的政治分歧。
他和艾米一直有分歧。
和她共同生活的樂趣之一，就是盡管存在各種分歧，他們仍然彼此相愛。
他們的争論向來都是為理念而争，從來不是關于他們自己，但現在艾米卻已經把矛頭對準了他，因為他的想法并沒有與她的吻合，因為他不願意和她一起跳進革命的火山，所以他成了一個思想落後的反革命自由派，一個悲觀主義者，一個愛冷嘲熱諷的人，一個良心自責的男生（他猜測，應該是指他太喜歡喬伊斯和所有和文學有關的東西），一個旁觀者，一個業餘藝術愛好者，一個老頑固，一坨屎。
從弗格森的角度看，這一切都歸結為一個本質的區别：艾米是信徒，而他是不可知論者。
有天晚上艾米和朋友出去後——無疑是跟邁克·勒布在西區酒吧的某個小隔間裡坐着，或者是和帕琪·杜根謀劃如何讓學民社多吸納一些女性成員——弗格森去了艾米的房間，爬到她床上，過去兩年裡大部分時間，他都是在這張床上睡的覺，那天晚上他特别累，所以在艾米回來前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來後，他發現艾米沒和他睡在一起，接着他發現艾米的枕頭還是鼓鼓的，他斷定艾米晚上沒回來，肯定去别的地方過夜了。
但他沒想到别的地方竟然就是隔壁弗格森房間的床，他走進自己的卧室去找襪子和内褲時，鑲木地闆嘎吱的響聲吵醒了她。
你在這兒幹什麼？弗格森問道。
我想自己睡，她說。
什麼？ 自己一個人睡一次感覺挺好的。
是嗎？ 是啊，非常好。
我覺得我們應該繼續自己睡一段時間，阿奇。
你睡你的床，我睡我的床。
用你的話來說就是冷卻期。
你要想的話，那就這樣吧。
反正最近我們睡在一張床上時，也沒多暖和。
謝謝你，阿奇。
不用謝，艾米。
就這樣，所謂的冷卻期開始了。
接下來的六個晚上，弗格森和艾米各自在自己房間的床上睡覺，兩個人都不确定他們是已經結束了，或者隻是按下了暫停鍵，在第七天早上，4月23号，就在他們爬下各自的床，又各自離開公寓幾個小時後，革命開始了。
1968年春（二）。
3月14号，弗格森和《觀察報》的同志們推選羅伯特·弗裡德曼擔任了新的總編輯，在同一天，艾米和她那些學民社的同志們投票選舉馬克·拉德擔任了他們的新主席，轉眼間，兩個組織都變了。
報紙照舊報道新聞，但社論的調子越來越強硬和直白，弗格森對此感到欣慰，越南、黑人與白人的關系以及哥倫比亞大學在延長戰争中扮演的角色終于得到了公開讨論，而且通常很犀利，以此來表明原則和信念。
在學生争取民主社會組織那邊，策略的轉變更加明顯。
最高領導層号召其成員要從“抗議到抵抗”，在哥倫比亞，所謂的實踐軸心小組已被更好鬥的行動派取代。
去年該組織的目标還是教育與覺醒，還是怯生生地找到海軍陸戰隊的征兵人員，想“問些問題”，而現在，目标變成了盡可能去挑釁，去破壞，去煽動。
拉德接任主席一周之後，義務征兵系統紐約總部的主任保羅·B.阿克斯特上校來到哥倫比亞，準備在厄爾樓就征兵法規的一些最新修改發表演講。
現場總共來了一百五十人，但就在阿克斯特走上前去準備開始他的講話時（一個又矮又胖的男人，身上的軍裝都快被撐爆了），禮堂的後排突然一陣騷動。
幾名穿着迷彩服的學生開始用長笛和鼓演奏《勝利之歌》，其他幾個則揮舞着玩具武器。
好像條件反射一樣，一群運動員一躍而上，想要鎮壓、擊退、驅逐這些慫貨，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後排的争吵吸引過去時，坐在前排的一個人站起來，把一個檸檬酥皮餡餅扔到阿克斯特将軍的臉上，就像所有優秀的打鬧電影中那樣，直中目标。
等到觀衆們再次轉過頭時，扔餡餅的人和另一位同夥早已從一扇被神秘打開的邊門逃之夭夭了。
那天晚上，艾米告訴弗格森，那位面點突擊隊員是伯克利學民社的成員，而他的同夥不是别人，正是馬克·拉德。
弗格森聽得興緻盎然。
上校真是倒黴啊，他心想，沒造成什麼傷害，尤其是考慮到戰争造成的巨大傷害，而且，多機靈的小惡作劇啊。
實踐軸心做夢都不會搞這種把戲（太無聊了），但行動派顯然不反對把胡鬧當成表明其政治立場的工具。
校方當然十分震怒，發誓搗亂者如果不是哥倫比亞的學生，一定會嚴懲不貸，如果是的話，就對其進行停課處理，但一周之後校方遇上了一個比檸檬酥皮餡餅更嚴重的挑戰，所以犯事者從未被抓到。
在這一事件的早期，學民社的行動主要針對兩個議題：國防分析研究院和禁止在學校建築内部示威和（或）糾察，後者是校長格雷森·科克在秋季着手實施的一項新政策。
國研院由五角大樓在1956年設立，旨在延攬大學的科學家，協助政府進行武器研究，但直到1967年人們才了解到哥倫比亞與該項目的關系，當時學民社的兩名成員在圖書館的資料庫中發現了國研院的成員資料，其十二所大學成員中，哥倫比亞赫然在列，現在，普林斯頓和芝加哥大學的校務委員會正在向各自學校的領導建議退出該項目，哥倫比亞的師生也要求自己的學校這樣做，盡管科克在過去九年裡都是董事會的成員，但在諸多事實面前，這樣的行為怎能叫人不反感至極？正是國研院的研究開發了橙劑這類被用來在越南叢林中除去樹葉的化學除草劑，正是國研院的反暴動技術研究搞出了“地毯式轟炸”這樣殘暴的戰術。
換句話說，哥倫比亞大學也參與了戰争，手上也不幹淨（艾米的口頭禅），而唯一合理的行動，就是迫使它不再參與。
雖然戰争沒有停止，但經過了那麼多大大小小的失敗，勸服哥倫比亞停止參與總能算是個小小的勝利。
至于嚴禁在室内示威抗議，學生們則争辯說，這違反了憲法的第一修正案賦予他們的權利，違反了憲法中的言論自由原則，因此科克的命令完全無效。
過去幾個星期裡，學民社一直在校園裡散發一份請願書，要求哥倫比亞退出國研院，現在有一千五百名師生的聯名支持（弗格森和艾米包括在内），學民社決定用一箭雙雕的方式來直面這兩個問題，3月27号，也就是現在早已被忘掉的扔餡餅鬧劇發生一周之後，一百名學生高舉标語牌，無視有關室内糾察與示威的禁令，走進了仿照羅馬萬神殿風格建造且兼做大學管理中心的羅氏圖書館，牌子上大書“國研院滾蛋！”的字樣。
艾米是示威的參與者，弗格森的身份仍然是目擊記者，學生們在大廳裡邊走邊喊了半個小時的口号後（其中一個還拿着擴音器），上了二樓把請願書交給了一位學校的高層領導，對方向他們保證一定會把請願書轉交給科克校長之後，遊行隊伍離開了圖書館，但第二天其中六人卻被給予了紀律處分，學民社占了五人，排第一的是拉德，剩下的四人均為指導委員會的成員，據一位院長解釋說，之所以參與者共有一百人，受處分的隻有六個，是因為能被确認身份的隻有這幾個。
在接下來的兩周中，國研院六君子拒絕與院長會面——這是解決紀律問題的标準程序（先私下商讨，然後是所謂的公正處罰——大多數私設的法庭都是如此）——堅持要求他們在公開聽證會上接受質詢。
院長回應說，如果他們不去他的辦公室，将會全部被停課。
4月22号，他們最終去見了他，但拒絕讨論他們是否參與了國研院示威活動。
離開辦公室後，他們全部受到了留校察看的處分。
與此同時，馬丁·路德·金被謀殺。
哈萊姆變成了一年前的紐瓦克，但市長林賽不是阿多尼諾，沒有召來國民警衛隊或者州警察向示威者發射子彈，離哥倫比亞大學不遠處的山坡下，哈萊姆在燃燒，晨邊高地本就已經瘋狂的氣氛，逐漸變成了發高燒時的那種噩夢。
4月9号，全校停課一天，向金緻哀。
隻安排了一場活動——在校園中央的聖保羅小教堂舉行悼念儀式，該活動最終吸引了一千一百人參加——就在副校長戴維·杜魯門打算代表哥倫比亞校方緻悼詞時，一位穿着西服、打着領帶的學生從靠近前排的座位上站起來，緩緩朝布道壇走去。
馬克·拉德——又是他。
話筒立即被關掉了。
沒有講稿，沒有擴音設備，也不确定有多少人能聽清他說話，拉德用柔和的聲音對着人群說話。
“杜魯門博士和科克校長，在道德上嚴重玷污了金博士的記憶，”他說，“多年以來，學校領導一直反對本校的黑人和波多黎各工人組建工會，現在卻來頌揚一個曾經竭力幫助清潔工人組織工會的人？他們自己竊取哈萊姆百姓的土地，現在卻贊美一個為争取人類尊嚴而奮鬥的人？這些領導一面處罰本校那些參與和平示威的學生，一面又贊美一個宣揚非暴力反抗的人？”他頓了頓，然後重複了一遍開頭那句話。
“杜魯門博士和科克校長，在道德上嚴重玷污了金博士的記憶。
因此，我們必須抗議這場猥瑣的表演。
”話畢，拉德連同四五十名抗議者（黑人白人都有，學生和非學生都有）一起走出了教堂。
坐在中間某排的弗格森，默默地為剛剛發生的事鼓掌。
幹得好，馬克，他對自己說，有膽量站出來發聲，有你的。
馬丁·路德·金遇刺前，推動校園左翼政治活動的有一個組織（學民社）和兩個議題（國研院和處分）。
随後，出現了第二個組織（學生美國黑人協會）和第三個議題（體育館），在金的悼念儀式後的兩周之内，沒人料到會發生、沒人想象過竟然可能發生的大事件，開始像所有大事件那樣，以種種意想不到和無法想象的方式發生了。
别稱“幾畝克勞[8]”的哥倫比亞體育館，将要建在哈萊姆的一塊公有土地上，也就是拉德先前指控哥倫比亞竊取的地皮——危險、傾圮、白人從來不去的晨邊公園，其實就是從哥倫比亞城向下延伸到哈萊姆城的一條陡坡，裡面到處是石頭和垂死的樹木。
毫無疑問學校需要一所新的體育館。
哥倫比亞籃球隊剛剛赢得了常春藤的冠軍，以全國排名第四的成績晉級全國大學生體育協會錦标賽，現在的體育館已經超過六十歲，太小太舊，沒法用了，但校方和市政府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簽訂的合同卻史無前例。
晨邊公園的兩英畝土地，将以三千美元一年的總費用象征性地租給哥倫比亞大學，使之成為紐約史上第一家在公用土地上建造私有建築的私立機構。
在下面位于哈萊姆的公園那頭，會為當地居民開設一個入口，允許他們進入體育館中的一個獨立體育館，但後者隻占了前者總體空間的百分之十二點五。
在本地活動人士施壓後，哥倫比亞同意将哈萊姆的比例提升至百分之十五——額外再建一個遊泳池和一間更衣室。
1967年12月，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H.拉普·布朗來紐約參加一次社區會議時說：“如果他們修了一層，把它炸掉。
如果他們半夜偷偷回來修了三層，把它燒掉。
如果他們修建好了九層，那樓就是我們的了。
搶過來，也許我們會在周末讓他們用一用。
”1968年2月19号，哥倫比亞大學新體育館破土動工。
第二天，二十個人來到晨邊公園，躺在推土機和翻鬥車前面阻止施工現場的工作。
六名哥倫比亞學生和六名附近居民被捕，一周過後，一百五十人前來抗議體育館的修建，其中又有十二名哥倫比亞學生被捕。
所有被捕的學生都不是學民社的成員，在那之前體育館并不是學民社關注的議題，但現在校方拒絕重新考慮其規劃，甚至連有關重新考慮本身的讨論都拒絕進行，所以此事很快就成了一個議題，不隻學民社，還成了學校所有黑人學生的關注點。
學生美國黑人協會有一百多名成員，在金遇刺前，該組織從未參加任何公開的政治活動，他們關注的是如何讓更多黑人被大學錄取，與學院院長和部門領導讨論在本科生的教學安排中增加黑人曆史和文化的相關課程。
和美國那個時代的其他精英院校一樣，哥倫比亞的黑人學生屈指可數，很稀少，弗格森在所有本科同學中隻有兩個黑人朋友，而且交往不深，他的大部分白人熟人也差不多，似乎也沒有親密的黑人朋友。
這些黑人學生因為他們的數量而被孤立，因為不和其他群體來往而加倍孤立，毫無疑問，他們在那個傳統與權力的白人飛地中有點失落和憤慨，甚至時常會被視為局外人，甚至學校的黑人保安也會攔住他們，要求他們出示身份證明，因為長着黑臉的年輕人不可能是哥倫比亞的學生，他們根本不應該在這裡。
金去世後，學生美國黑人協會推選出了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