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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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是照片裡的那個小男孩，既然經常會想起你，我就很難不把我們想成朋友。
所以當吉爾寫信說你想來這兒的時候，我心想這太好了，現在我們可以真正做朋友了。
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兒傻，但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會一起度過一段有趣的時光，阿奇。
二樓的公寓很大，六樓的女傭房很小。
下面是七間大屋，上面是一間小屋，那七間屋子裡，每一間都擺着家具、落地燈、波斯地毯、畫作、照片和書，主卧、書房和客廳的一面牆上滿滿當當都是書，但這棟寬敞、挑高的公寓給人一種簡約整齊的印象，因為空間很大，足以容納所有裡面的物件而不會影響到人的活動，就是一種令人愉快的剛剛夠的感覺，而非太小或太大，讓弗格森着迷的還有全白的老式大廚房和腳下的黑白瓷磚，隔開客廳和餐廳的鏡面雙開門，門上細長的法式拉手完全不同于美國那種粗短的圓把手，客廳的巨大雙層玻璃窗躲在纖薄到幾乎透明的薄棉窗簾後，陽光從上午到下午，甚至經常到傍晚都可以照進來。
下面的公寓是一個中産階級天堂，但公寓六樓的女仆房——嚴格來講應該是第七層，因為法國人不把底樓算作一樓，而是叫“臨街樓”——是真正意義上的“家徒四壁”，斜屋頂下面的空間隻夠放下一張床、一個五層的書架、一個小書桌配一把嘎吱作響的柳條木椅、床下内置的儲物抽屜和一個隻出冷水的水槽。
走廊裡有公用的廁所；沒有淋浴或浴缸。
要到這層樓，得先坐電梯到五樓，再走樓梯上去，來到大樓北面的一條木質長廊，裡面一字排開六扇一模一樣的棕色門，每扇都是底層到五層那些公寓業主的财産，弗格森的門是第二扇，其他門後的房間裡住的都是為樓下業主工作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女傭。
來到巴黎的第一天上午，弗格森跟薇薇安走進房間後，他意識到這是個修道士住的陰暗小屋，和他預想的完全不一樣，是他有生以來住過的最狹小的地方，無疑得花些時間習慣一下，他才能學會在裡面住着而不覺得自己快要窒息而死，但房間确實有窗戶，或者說是被分成了兩半的窗戶，北牆上有一個高大的雙層玻璃窗，窗外有一個三邊圍着鐵欄杆的彈丸陽台，地方剛夠他那雙四十五點五碼大的腳立足，從陽台或者透過窗戶可以往北看到凱多塞碼頭、塞納河、河對岸的大皇宮，然後沿右岸一路眺望到蒙馬特聖心殿的象牙白穹頂，如果把身子盡力傾到陽台的欄杆外，往左可以看到戰勝廣場和埃菲爾鐵塔。
還不錯。
非常不錯，說到底他又不需要一直待在這個房間裡，這裡隻是他寫作、學習和睡覺的地方，吃飯、洗澡和聊天可以去樓下薇薇安的公寓，不管什麼時候他想吃東西了，廚師塞莉斯泰因都會給他弄吃的，早餐是可口的咖啡和黃油面包，如果沒去聖日耳曼大道附近的小咖啡館吃三明治的話，塞莉斯泰因會給他做熱騰騰的午飯，晚飯有時候和薇薇安一起在家吃，有時候是他自己在家吃，有時候和薇薇安去飯店，有時候和薇薇安以及其他人在飯店吃，有時候則會去參加在薇薇安的公寓或其他人的公寓裡舉辦的晚宴，随着薇薇安慢慢介紹他認識了她生活的那個複雜的巴黎世界，弗格森也開始習慣了這裡。
最初的五個月，他每天的生活節奏如下：上午九點到十二點寫書，十二點到下午一點吃午飯，一點到四點讀吉爾書單上的書，星期二和星期四除外，這兩天是從一點到兩點半看書，再在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裡，去薇薇安的書房和她聊那些書，之後去左岸附近的街區散步一小時（大多數時候是去聖日耳曼大道、拉丁區和蒙帕納斯），接着去拉斯帕伊大道的法國文化學會上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課。
在寫完書之前（在他3月過完生日後幾天完成了），在覺得自己的法語紮實到可以不用再去上課前（同樣是在3月），他一直都心無旁骛，嚴格堅持着寫作、閱讀、學習這些基本活動，也就是說，沒空看電影（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及偶爾的平日晚上），沒空打籃球，沒空輔導法國小孩英文。
弗格森以前從未這樣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一個目标上，從未這樣廢寝忘食地要完成給自己定下的任務，但他以前也從未在上午的陽光從窗戶照進來時感到如此平靜和沉着，對于自己身處某處感到如此開心，就連那些宿醉後醒來或者狀态不太好的上午也一樣。
那本書對他來說意味着一切。
那本書就是活着與不活着的區别，盡管弗格森年紀還輕，尤其是對于這樣大型的寫作項目來說更年輕，但在十八歲開始寫書的優勢，是童年剛過去沒多久，他對那一切記憶猶新，而且因為鄧巴先生和《濱河反叛者》，他寫東西已經有些年頭，嚴格來講早就不算是新手了。
迄今為止，他在鄧巴先生的報紙上總共發表過二十七篇長短各異的文章（最短的隻有兩頁半的打印稿，最長的則有十一頁），而開始在那個活頁文件夾裡記錄電影觀感後，他又養成了幾乎每天都要寫作的習慣，考慮到文件夾裡現在已經有一百六十多張活頁，所以從幾乎每天寫到每天死活都要寫的跳躍，其實都算不上是跳躍，更像是自然而然的下一步。
除了過去三年裡自己的努力外，他還經常和吉爾長談，從吉爾那裡學到如何寫出精煉、優雅、清晰的句子，如何讓一個句子和另一個句子連起來構成一個铿锵有力的段落，如何給下一段話開頭，去印證或反駁前一段話裡的主張（取決于你的論點或者目的），弗格森聽得很仔細，對于繼父的這些教誨了然于胸，換句話說就是，盡管他開始寫書時連高中都還沒畢業，但他早已向文字之旗宣示了效忠。
經曆了8月2号入伍體檢時的羞辱後，他萌生了寫書的念頭。
當時他不僅被迫暴露了犯罪前科這幾個字在他名字上抹下的污點，那個醫生還向他逼問了具體的細節，不光是喬治·泰勒的手拍到他肩膀上那天，他在偷書時被逮了個正着，還包括他以前偷書時有多少次沒被抓住，因為坐在白廳大街的政府大樓裡和美軍醫生說話讓弗格森既緊張又害怕，所以他向那個人交代了真相，針對那個問題，他說有過好多次，但除了被迫重新翻出四年級時那些盜竊行為的舊賬，更讓他感到羞辱的是他被迫交代了他不正常的性欲望，他既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然後那個人，馬克·L.沃辛頓醫生，又讓弗格森講講這方面的細節，盡管弗格森明白說真話能确保他永遠不必去服役或者因拒絕服役而去聯邦監獄蹲上兩到五年，但說出真相還是很困難，因為他在沃辛頓醫生眼裡看到了嫌惡，他緊閉的嘴唇和咬緊的牙關顯露着他的反感，但他想知道細節，弗格森除了坦白别無選擇，他一一回顧了自己和帥氣的布萊恩·米謝夫斯基從初春開始直到布萊恩夏初離開紐約期間兩人發生過的所有性關系，是的，長官，弗格森說，他們有很多次沒穿衣服睡在一張床上，也就是說，他們兩個全都赤身裸體，是的，長官，弗格森說，他們曾經大張着嘴和對方親吻過，還把舌頭捅進了張開的嘴裡，是的，長官，他們曾經把勃起的陰莖插到對方的嘴裡，是的，長官，他們曾經射在了對方的嘴裡，是的，長官，他們曾經把勃起的陰莖插到各自的後面，也曾射在了裡面或者射在了後面兩邊的屁股上或者對方的臉上或肚子上，弗格森講得越多，那醫生臉上流露出的表情就越惡心，到面試結束時，永不會被錄用的弗格森已經渾身顫抖，那些從他嘴裡滾出來的話也讓他厭惡至極，不是因為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愧，而是醫生的眼神給他定了罪，将他視為一個道德淪喪之人，威脅到了美國生活的穩定性，讓弗格森覺得好像他自己的人生遭到了美國政府的唾棄——畢竟，且不管他愛不愛，美國終究是他的祖國——從大樓裡出來後，弗格森走在紐約夏日炎熱的空氣裡對自己說，為了報複，他要寫一本小書講講紐瓦克大火之後的那些黑暗歲月，這本書将會異常出色，有力，徹底浸潤在活着到底意味着什麼的真相中，讓美國人以後再也不會想朝他吐口水。
我七歲時，父親被一個縱火犯放的火活活燒死了。
他燒焦的遺骸被放進了一個木盒子裡，在我母親和我把那個盒子埋到地下之後，我們行走的土地也開始在腳下崩潰了。
我是獨生子。
我父親是我唯一的父親，我母親是他唯一的妻子。
但現在她不再是誰的妻子，我也不再是個有父親的男孩，我不再是一個男人的兒子，而是成了一個女人的兒子。
我們原來生活在新澤西的一個小城，離紐約不遠，但那晚的大火發生六周後，我母親和我離開小城，搬到了紐約，借住在我母親的父母位于西58街上的公寓裡。
我外公稱之為“奇妙的過渡期”。
他所指的是一段沒有固定地址和不用上學的時間，在随後的幾個月裡，也就是從1954年12月末到1955年初的寒冬臘月，我母親和我跋涉在曼哈頓的大街小巷，為我們尋找新的住所，為我尋找新的學校，我們經常會躲進電影院的黑暗中…… 10月中旬離開紐約前，弗格森完成了第一部分的第一稿。
從入伍體檢到坐飛機橫跨大西洋期間的兩個半月裡，他一共寫了七十二頁，平均每天一頁，正好達到弗格森給自己設定的目标，每天寫完像樣的一頁，超過的話可以被視為奇迹。
他沒有勇氣把沒修改過的那部分拿給吉爾或他母親看，而是希望真正寫完之後給他們看完成的作品，但在這些頁的文字中，他讨論了和他母親在奇妙的過渡期裡看過的大部分電影，以及奇妙的過渡期本身，然後是他在希利亞德學習生涯的開始，他和上帝的戰争及故意失敗的自毀性項目，接着是在“光輝的遺忘”期間，他和母親無數次跑到電影院的樓座上看更多好萊塢電影的無數次嘗試，随後是他母親作為攝影師的新開始，把他曾經明亮的遊戲室改造成了沖洗照片的暗房。
這童年的十一個半月，始于1954年11月3号早上：他母親告訴他，他父親在紐瓦克大火中燒死了；終于1955年10月17号下午：在他們那間位于三樓的公寓裡，弗格森打開電視，碰巧聽到了《布谷鳥》主題歌，看到了片頭字幕，這是他第一次看勞萊和哈台的電影。
他用幾個星期适應了他的新環境，跟他狹小的房間和平共處，但到11月1号他已經又鑽回了書裡，因為來紐約前他曾為“斯坦和奧列”一章做了些準備，先列了一個他們所有電影作品的清單，然後經他繼父的幫忙，在現代藝術博物館電影部主任克萊蒙特·諾爾斯的安排下，觀看了他們收藏的所有勞萊和哈台的電影，通常是在電影剪輯機上自己看，有時會給他投在大些的銀幕上看，因為弗格森詳細地記錄了他看過的每部片子，在巴黎寫這些電影時，它們在他腦子裡又再次鮮活起來。
不可思議的是，有關勞萊和哈台的英文書竟然隻有一本——約翰·麥凱布1961年出版的二百四十頁的雙人小傳，除此之外就沒了，據弗格森所知再沒有相關的英文作品。
奧列去世于1957年，歲數不算很大的斯坦（七十四歲）則死于1965年2月，距離弗格森想到要寫一下他們倆十多年前如何拯救了他的人生，還不到六個月，開始寫這部分後，他忍不住會去想他錯過了一個寶貴機會，因為沒有什麼能比終稿完成後寄給斯坦更讓他開心的事了。
和他在紐約上學時寫的那些文章一樣，弗格森的關注點仍然隻是電影本身，他八九歲第一次看到它們時的樣子，沒有任何這兩位戴圓頂禮帽朋友的背景，也沒有任何有關這個二人組成立過程的史料（1926年在哈爾·羅奇電影工作室由導演裡奧·麥凱利提議成立），更沒提到奧列的三次婚姻和斯坦的六次婚姻（有三次還是和同一個女人！）。
除了寫他的書，一個和寫書同樣重要、而且頑固地主宰着弗格森思緒的東西是性愛，但即便到了現在，在十八歲這樣成熟的年紀，他仍然發現自己無法想象斯坦·勞萊和任何人做愛，更别說他的六任妻子了，其中有三任還是同一個人。
他一鼓作氣從11月推進到12月，再到1月上半月，寫完了書的第二部分，這一部分以12月他外婆外公突然造訪中央公園西路的公寓結束，他們那次帶來了一大堆禮物，包括了一塊可以卷起的銀幕、一台十六毫米的電影放映機以及十部勞萊和哈台的短片，出于某種莫名其妙的原因，這部分竟然和第一部分一樣長，都是七十二頁，他在最後一段寫道：放映機是二手貨又怎樣——反正能放。
影片拷貝有點劃痕，聲音像從浴缸底部傳出來似的又怎樣——反正能看。
而随着這些片子的到來，我又學到了一堆新詞——比如“鍊輪”，想這個詞可比想到“燒焦”好多了。
但接着弗格森失去了方向。
書的第三部分，在中間這幾個月裡起了一個新标題——“廢品站和天才”，意在探索藝術影片和商業電影之間的差别，或者說基本上是好萊塢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區别，弗格森仔細考慮了他要選擇哪些電影人來寫，三位好萊塢“拾荒者”（茂文·勒魯瓦、約翰·福特和霍華德·霍克斯），擅長拍攝各種類型與風格的優秀商業電影，以及三位外國的天才（愛森斯坦、讓·雷諾阿和薩蒂亞吉特·雷伊），在那陷入困境的兩個半星期，弗格森試圖把他的想法寫到紙上，但意識到這個主題和書的其他部分根本沒有關系，他是在寫另一本書或者另一篇文章，而他的書裡講的是死去的父親、掙紮的寡婦和受傷的小男孩，根本不适合進行那類思考。
意識到自己嚴重曲解了原來的計劃讓他很吃驚，不過現在，借着這個拐錯的彎，他覺得自己知道該如何挽回損失。
他把“廢品站和天才”的前二十頁放到一邊，返回去把第一章一分為二，變成了“奇妙的過渡期”（包括了他在大火後到去希利亞德前的紐約時光，以他母親在上西區的電影院對那位女售票員說的話作結：你少管閑事，這位小姐，趕緊給我找錢）和“光輝的遺忘”（這部分現在始于一個不同的點，成了弗格森第一天去希利亞德上學，不過仍然以他的第一部勞萊和哈台的電影做結尾）。
在第三部分，他又加了幾段話，講了他母親對這兩個呆瓜的反應，更徹底地探究了一下每天的任務，但這章仍然是以燒焦那句結束。
之後他又加了第四部分——“樓座上的晚餐”，現在他明白這才是整本書的合理結尾，整本書的情感核心，而且他怎麼會這麼盲目這麼愚蠢，竟然忽視了他母親在客廳裡的那個場景，沒把它包含在書裡，事實上書裡的一切都在為那個時刻做鋪墊，于是，在2月中旬的三個上午，三個橫掃一切與全神貫注的上午，弗格森寫完了十頁他需要寫出來的内容，在這些文字裡他感到自己比寫書中任何其他段落都更有活力，他寫了失聲痛哭着向他母親坦白，他們坐在客廳的
所以當吉爾寫信說你想來這兒的時候，我心想這太好了，現在我們可以真正做朋友了。
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兒傻，但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會一起度過一段有趣的時光，阿奇。
二樓的公寓很大，六樓的女傭房很小。
下面是七間大屋，上面是一間小屋，那七間屋子裡，每一間都擺着家具、落地燈、波斯地毯、畫作、照片和書，主卧、書房和客廳的一面牆上滿滿當當都是書，但這棟寬敞、挑高的公寓給人一種簡約整齊的印象，因為空間很大，足以容納所有裡面的物件而不會影響到人的活動，就是一種令人愉快的剛剛夠的感覺，而非太小或太大，讓弗格森着迷的還有全白的老式大廚房和腳下的黑白瓷磚，隔開客廳和餐廳的鏡面雙開門，門上細長的法式拉手完全不同于美國那種粗短的圓把手，客廳的巨大雙層玻璃窗躲在纖薄到幾乎透明的薄棉窗簾後，陽光從上午到下午，甚至經常到傍晚都可以照進來。
下面的公寓是一個中産階級天堂，但公寓六樓的女仆房——嚴格來講應該是第七層，因為法國人不把底樓算作一樓，而是叫“臨街樓”——是真正意義上的“家徒四壁”，斜屋頂下面的空間隻夠放下一張床、一個五層的書架、一個小書桌配一把嘎吱作響的柳條木椅、床下内置的儲物抽屜和一個隻出冷水的水槽。
走廊裡有公用的廁所；沒有淋浴或浴缸。
要到這層樓，得先坐電梯到五樓，再走樓梯上去，來到大樓北面的一條木質長廊，裡面一字排開六扇一模一樣的棕色門，每扇都是底層到五層那些公寓業主的财産，弗格森的門是第二扇，其他門後的房間裡住的都是為樓下業主工作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女傭。
來到巴黎的第一天上午，弗格森跟薇薇安走進房間後，他意識到這是個修道士住的陰暗小屋，和他預想的完全不一樣，是他有生以來住過的最狹小的地方，無疑得花些時間習慣一下，他才能學會在裡面住着而不覺得自己快要窒息而死，但房間确實有窗戶，或者說是被分成了兩半的窗戶，北牆上有一個高大的雙層玻璃窗，窗外有一個三邊圍着鐵欄杆的彈丸陽台，地方剛夠他那雙四十五點五碼大的腳立足，從陽台或者透過窗戶可以往北看到凱多塞碼頭、塞納河、河對岸的大皇宮，然後沿右岸一路眺望到蒙馬特聖心殿的象牙白穹頂，如果把身子盡力傾到陽台的欄杆外，往左可以看到戰勝廣場和埃菲爾鐵塔。
還不錯。
非常不錯，說到底他又不需要一直待在這個房間裡，這裡隻是他寫作、學習和睡覺的地方，吃飯、洗澡和聊天可以去樓下薇薇安的公寓，不管什麼時候他想吃東西了，廚師塞莉斯泰因都會給他弄吃的，早餐是可口的咖啡和黃油面包，如果沒去聖日耳曼大道附近的小咖啡館吃三明治的話，塞莉斯泰因會給他做熱騰騰的午飯，晚飯有時候和薇薇安一起在家吃，有時候是他自己在家吃，有時候和薇薇安去飯店，有時候和薇薇安以及其他人在飯店吃，有時候則會去參加在薇薇安的公寓或其他人的公寓裡舉辦的晚宴，随着薇薇安慢慢介紹他認識了她生活的那個複雜的巴黎世界，弗格森也開始習慣了這裡。
最初的五個月，他每天的生活節奏如下：上午九點到十二點寫書，十二點到下午一點吃午飯，一點到四點讀吉爾書單上的書，星期二和星期四除外，這兩天是從一點到兩點半看書，再在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裡，去薇薇安的書房和她聊那些書，之後去左岸附近的街區散步一小時（大多數時候是去聖日耳曼大道、拉丁區和蒙帕納斯），接着去拉斯帕伊大道的法國文化學會上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課。
在寫完書之前（在他3月過完生日後幾天完成了），在覺得自己的法語紮實到可以不用再去上課前（同樣是在3月），他一直都心無旁骛，嚴格堅持着寫作、閱讀、學習這些基本活動，也就是說，沒空看電影（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及偶爾的平日晚上），沒空打籃球，沒空輔導法國小孩英文。
弗格森以前從未這樣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一個目标上，從未這樣廢寝忘食地要完成給自己定下的任務，但他以前也從未在上午的陽光從窗戶照進來時感到如此平靜和沉着，對于自己身處某處感到如此開心，就連那些宿醉後醒來或者狀态不太好的上午也一樣。
那本書對他來說意味着一切。
那本書就是活着與不活着的區别，盡管弗格森年紀還輕，尤其是對于這樣大型的寫作項目來說更年輕，但在十八歲開始寫書的優勢，是童年剛過去沒多久，他對那一切記憶猶新，而且因為鄧巴先生和《濱河反叛者》，他寫東西已經有些年頭，嚴格來講早就不算是新手了。
迄今為止，他在鄧巴先生的報紙上總共發表過二十七篇長短各異的文章（最短的隻有兩頁半的打印稿，最長的則有十一頁），而開始在那個活頁文件夾裡記錄電影觀感後，他又養成了幾乎每天都要寫作的習慣，考慮到文件夾裡現在已經有一百六十多張活頁，所以從幾乎每天寫到每天死活都要寫的跳躍，其實都算不上是跳躍，更像是自然而然的下一步。
除了過去三年裡自己的努力外，他還經常和吉爾長談，從吉爾那裡學到如何寫出精煉、優雅、清晰的句子，如何讓一個句子和另一個句子連起來構成一個铿锵有力的段落，如何給下一段話開頭，去印證或反駁前一段話裡的主張（取決于你的論點或者目的），弗格森聽得很仔細，對于繼父的這些教誨了然于胸，換句話說就是，盡管他開始寫書時連高中都還沒畢業，但他早已向文字之旗宣示了效忠。
經曆了8月2号入伍體檢時的羞辱後，他萌生了寫書的念頭。
當時他不僅被迫暴露了犯罪前科這幾個字在他名字上抹下的污點，那個醫生還向他逼問了具體的細節，不光是喬治·泰勒的手拍到他肩膀上那天，他在偷書時被逮了個正着，還包括他以前偷書時有多少次沒被抓住，因為坐在白廳大街的政府大樓裡和美軍醫生說話讓弗格森既緊張又害怕，所以他向那個人交代了真相，針對那個問題，他說有過好多次，但除了被迫重新翻出四年級時那些盜竊行為的舊賬，更讓他感到羞辱的是他被迫交代了他不正常的性欲望，他既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然後那個人，馬克·L.沃辛頓醫生，又讓弗格森講講這方面的細節，盡管弗格森明白說真話能确保他永遠不必去服役或者因拒絕服役而去聯邦監獄蹲上兩到五年，但說出真相還是很困難，因為他在沃辛頓醫生眼裡看到了嫌惡，他緊閉的嘴唇和咬緊的牙關顯露着他的反感，但他想知道細節，弗格森除了坦白别無選擇，他一一回顧了自己和帥氣的布萊恩·米謝夫斯基從初春開始直到布萊恩夏初離開紐約期間兩人發生過的所有性關系，是的，長官，弗格森說，他們有很多次沒穿衣服睡在一張床上，也就是說，他們兩個全都赤身裸體，是的，長官，弗格森說，他們曾經大張着嘴和對方親吻過，還把舌頭捅進了張開的嘴裡，是的，長官，他們曾經把勃起的陰莖插到對方的嘴裡，是的，長官，他們曾經射在了對方的嘴裡，是的，長官，他們曾經把勃起的陰莖插到各自的後面，也曾射在了裡面或者射在了後面兩邊的屁股上或者對方的臉上或肚子上，弗格森講得越多，那醫生臉上流露出的表情就越惡心，到面試結束時，永不會被錄用的弗格森已經渾身顫抖，那些從他嘴裡滾出來的話也讓他厭惡至極，不是因為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愧，而是醫生的眼神給他定了罪，将他視為一個道德淪喪之人，威脅到了美國生活的穩定性，讓弗格森覺得好像他自己的人生遭到了美國政府的唾棄——畢竟，且不管他愛不愛，美國終究是他的祖國——從大樓裡出來後，弗格森走在紐約夏日炎熱的空氣裡對自己說，為了報複，他要寫一本小書講講紐瓦克大火之後的那些黑暗歲月，這本書将會異常出色，有力，徹底浸潤在活着到底意味着什麼的真相中，讓美國人以後再也不會想朝他吐口水。
我七歲時，父親被一個縱火犯放的火活活燒死了。
他燒焦的遺骸被放進了一個木盒子裡，在我母親和我把那個盒子埋到地下之後，我們行走的土地也開始在腳下崩潰了。
我是獨生子。
我父親是我唯一的父親，我母親是他唯一的妻子。
但現在她不再是誰的妻子，我也不再是個有父親的男孩，我不再是一個男人的兒子，而是成了一個女人的兒子。
我們原來生活在新澤西的一個小城，離紐約不遠，但那晚的大火發生六周後，我母親和我離開小城，搬到了紐約，借住在我母親的父母位于西58街上的公寓裡。
我外公稱之為“奇妙的過渡期”。
他所指的是一段沒有固定地址和不用上學的時間，在随後的幾個月裡，也就是從1954年12月末到1955年初的寒冬臘月，我母親和我跋涉在曼哈頓的大街小巷，為我們尋找新的住所，為我尋找新的學校，我們經常會躲進電影院的黑暗中…… 10月中旬離開紐約前，弗格森完成了第一部分的第一稿。
從入伍體檢到坐飛機橫跨大西洋期間的兩個半月裡，他一共寫了七十二頁，平均每天一頁，正好達到弗格森給自己設定的目标，每天寫完像樣的一頁，超過的話可以被視為奇迹。
他沒有勇氣把沒修改過的那部分拿給吉爾或他母親看，而是希望真正寫完之後給他們看完成的作品，但在這些頁的文字中，他讨論了和他母親在奇妙的過渡期裡看過的大部分電影，以及奇妙的過渡期本身，然後是他在希利亞德學習生涯的開始，他和上帝的戰争及故意失敗的自毀性項目，接着是在“光輝的遺忘”期間，他和母親無數次跑到電影院的樓座上看更多好萊塢電影的無數次嘗試，随後是他母親作為攝影師的新開始，把他曾經明亮的遊戲室改造成了沖洗照片的暗房。
這童年的十一個半月，始于1954年11月3号早上：他母親告訴他，他父親在紐瓦克大火中燒死了；終于1955年10月17号下午：在他們那間位于三樓的公寓裡，弗格森打開電視，碰巧聽到了《布谷鳥》主題歌，看到了片頭字幕，這是他第一次看勞萊和哈台的電影。
他用幾個星期适應了他的新環境，跟他狹小的房間和平共處，但到11月1号他已經又鑽回了書裡，因為來紐約前他曾為“斯坦和奧列”一章做了些準備，先列了一個他們所有電影作品的清單，然後經他繼父的幫忙，在現代藝術博物館電影部主任克萊蒙特·諾爾斯的安排下，觀看了他們收藏的所有勞萊和哈台的電影，通常是在電影剪輯機上自己看，有時會給他投在大些的銀幕上看，因為弗格森詳細地記錄了他看過的每部片子，在巴黎寫這些電影時，它們在他腦子裡又再次鮮活起來。
不可思議的是，有關勞萊和哈台的英文書竟然隻有一本——約翰·麥凱布1961年出版的二百四十頁的雙人小傳，除此之外就沒了，據弗格森所知再沒有相關的英文作品。
奧列去世于1957年，歲數不算很大的斯坦（七十四歲）則死于1965年2月，距離弗格森想到要寫一下他們倆十多年前如何拯救了他的人生，還不到六個月，開始寫這部分後，他忍不住會去想他錯過了一個寶貴機會，因為沒有什麼能比終稿完成後寄給斯坦更讓他開心的事了。
和他在紐約上學時寫的那些文章一樣，弗格森的關注點仍然隻是電影本身，他八九歲第一次看到它們時的樣子，沒有任何這兩位戴圓頂禮帽朋友的背景，也沒有任何有關這個二人組成立過程的史料（1926年在哈爾·羅奇電影工作室由導演裡奧·麥凱利提議成立），更沒提到奧列的三次婚姻和斯坦的六次婚姻（有三次還是和同一個女人！）。
除了寫他的書，一個和寫書同樣重要、而且頑固地主宰着弗格森思緒的東西是性愛，但即便到了現在，在十八歲這樣成熟的年紀，他仍然發現自己無法想象斯坦·勞萊和任何人做愛，更别說他的六任妻子了，其中有三任還是同一個人。
他一鼓作氣從11月推進到12月，再到1月上半月，寫完了書的第二部分，這一部分以12月他外婆外公突然造訪中央公園西路的公寓結束，他們那次帶來了一大堆禮物，包括了一塊可以卷起的銀幕、一台十六毫米的電影放映機以及十部勞萊和哈台的短片，出于某種莫名其妙的原因，這部分竟然和第一部分一樣長，都是七十二頁，他在最後一段寫道：放映機是二手貨又怎樣——反正能放。
影片拷貝有點劃痕，聲音像從浴缸底部傳出來似的又怎樣——反正能看。
而随着這些片子的到來，我又學到了一堆新詞——比如“鍊輪”，想這個詞可比想到“燒焦”好多了。
但接着弗格森失去了方向。
書的第三部分，在中間這幾個月裡起了一個新标題——“廢品站和天才”，意在探索藝術影片和商業電影之間的差别，或者說基本上是好萊塢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區别，弗格森仔細考慮了他要選擇哪些電影人來寫，三位好萊塢“拾荒者”（茂文·勒魯瓦、約翰·福特和霍華德·霍克斯），擅長拍攝各種類型與風格的優秀商業電影，以及三位外國的天才（愛森斯坦、讓·雷諾阿和薩蒂亞吉特·雷伊），在那陷入困境的兩個半星期，弗格森試圖把他的想法寫到紙上，但意識到這個主題和書的其他部分根本沒有關系，他是在寫另一本書或者另一篇文章，而他的書裡講的是死去的父親、掙紮的寡婦和受傷的小男孩，根本不适合進行那類思考。
意識到自己嚴重曲解了原來的計劃讓他很吃驚，不過現在，借着這個拐錯的彎，他覺得自己知道該如何挽回損失。
他把“廢品站和天才”的前二十頁放到一邊，返回去把第一章一分為二，變成了“奇妙的過渡期”（包括了他在大火後到去希利亞德前的紐約時光，以他母親在上西區的電影院對那位女售票員說的話作結：你少管閑事，這位小姐，趕緊給我找錢）和“光輝的遺忘”（這部分現在始于一個不同的點，成了弗格森第一天去希利亞德上學，不過仍然以他的第一部勞萊和哈台的電影做結尾）。
在第三部分，他又加了幾段話，講了他母親對這兩個呆瓜的反應，更徹底地探究了一下每天的任務，但這章仍然是以燒焦那句結束。
之後他又加了第四部分——“樓座上的晚餐”，現在他明白這才是整本書的合理結尾，整本書的情感核心，而且他怎麼會這麼盲目這麼愚蠢，竟然忽視了他母親在客廳裡的那個場景，沒把它包含在書裡，事實上書裡的一切都在為那個時刻做鋪墊，于是，在2月中旬的三個上午，三個橫掃一切與全神貫注的上午，弗格森寫完了十頁他需要寫出來的内容，在這些文字裡他感到自己比寫書中任何其他段落都更有活力，他寫了失聲痛哭着向他母親坦白，他們坐在客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