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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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的靈魂中發出的咆哮似乎排除了任何堕入懷疑或不确定性的可能，但和其他人一樣，她也有不順的時刻，有悲傷、脆弱和悲觀自省的時刻，但因為這類情形很少發生，它們總會搞得弗格森措手不及。
最首要的是思想上的懷疑，比如她的政治觀點是否合理，比如她做過或說過或想過的事情對别人有沒有價值，比如去和一個永遠不會改變的體制抗争是否值得，比如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會不會适得其反，因為總會有人起來反對那些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的人，不過也有對自我的懷疑，比如那種瑣碎的女孩子的事，會突然毫無因由地折磨她，她嘴唇太薄了，她眼睛太小了，她牙太大了，她腿上痣太多了，弗格森很喜歡這些淺褐色的小點，才不是，她會說，醜死了，她以後再也不穿短褲了，現在她太胖了，現在她減肥減多了，為什麼她的胸那麼小，還有她那該死的猶太大鼻子，還有她那該死的頭發怎麼弄啊，亂七八糟，奇形怪狀，不可救藥，這頭發簡直沒法弄了，以及化妝品公司為了維系那台靠着讓人們渴望他們不需要的東西才能正常運轉的大資本主義利潤機器，不停給女性洗腦，讓她們逼着自己去迎合某種扭曲、虛假的女性形象，這麼一來她怎麼還可能想繼續抹口紅啊？而所有這些，都來自一個風華正茂、活潑漂亮的女生，如果艾米·施奈德曼都忍不住這樣懷疑屬于她自己的身體，那些根本連機會都沒有的身材肥胖、長相平凡或者醜陋不堪的女孩怎麼辦？不隻是男人和女人不一樣，弗格森總結認為，而且做女人要比做男人更難，如果他敢忘了這一點，他告訴自己，那麼諸神就會從山上下來，把他的眼珠子從腦袋裡摳出來。
1966年春，學生争取民主社會組織在哥倫比亞成立了分部。
到這個時候，學民社已經是一個全國性組織，哥大的大部分左翼學生組織一個接一個都選擇與學民社聯合起來，或者解散自己的團體，并入其中。
這些組織團體包括：社會嘲諷委員會——該組織去年曾在學院路附近舉着空白的牌子遊行，基本上算是在抗議一切（弗格森真希望自己目睹了這場盛況）；由進步勞工黨支持的五二運動組織；進步勞工黨自己的成員（走強硬路線的毛派勞工黨）；艾米從大一開始就加入的組織，越獨會（越南問題獨立委員會），去年5月，這個組織的二十五名成員曾大鬧海軍後備軍官訓練隊在羅氏圖書館舉行的頒獎儀式，并同警方發生了沖突。
學民社的口号是讓人民決定！對于該組織的立場（反内戰、反種族歧視、反帝國主義、反貧困——争取世界民主，讓所有公民平等共存），弗格森和艾米一樣熱烈支持，但艾米加入了學民社，弗格森沒有。
原因對兩人都顯而易見，所以他們并沒有多花時間讨論這件事，更沒有費事說服對方做出不同的決定，事實上，還是他鼓勵她加入的，而她也明白他為什麼不想加入任何組織，因為艾米是那種能想象自己扔磚頭的人，而且無疑天生就适合扔磚頭，但弗格森不能想象，也天生不适合，就算燒掉他的媒體證，從《觀察報》辭職，他也無論如何不會加入。
3月26号，他又和她去第五大道參加了一場反戰遊行，但他能為這項事業做的貢獻，也就到此為止。
畢竟一天就那麼多個小時，完成學校的作業和報紙的稿件後，和他那些法國詩人待一會兒，要遠比參加那些喧鬧不堪、争吵不休的政治會議，策劃該組織将要針對議程上的下一個問題采取的行動，對他更有吸引力。
6月初，第二個學期結束了，弗格森和蒂姆·麥卡錫握了手，和卡曼樓道了别，搬到了更寬敞的校外公寓。
隻有大一學生才被要求住在校内的宿舍，現在上完了大一，他可以想去哪兒就去哪兒了。
一直以來他的希望都是搬去和艾米住，但出于自尊（或許也是為了考驗他們的愛情），弗格森忍住沒有問她，他能不能租下她公寓裡那兩間很有可能會空出來的卧室的其中一間（原來住的都是大四學生），想等着她自己張口來問，4月末時，當她得知兩位即将畢業的室友在拿到畢業證書當天就會離開紐約後，幾小時不到，她就問了，沒有不請自來，而是在她的邀請之下住到那裡，知道她也一樣想要跟他在一起，簡直不能再美了。
房間空出來後，他們立即搬了進去，兩間屋子都比艾米原先那間陰面的又小又擠的破洞寬敞、明亮，并排位于主走廊邊上，而且裡面配備了雙人床、桌子、櫃子、書架，全都是直接從要搬走的兩位租戶手上買來的，算下來倆人隻各掏了四十五塊錢，弗格森去年那種不停往返的生活結束了，再也不用每天在百老彙大街上坡下坡，在他的宿舍和艾米的公寓之間來回跑了，他們現在住到了一起，每周七天的七個晚上，全都睡在同一張床上，1966年的整個夏天，十九歲的弗格森都有一種不真實感，仿佛他進入了一個不同的世界，在這裡，他不必再向世界索要什麼東西，該給的都給了。
一個前所未有的時刻，萬般靜好，内心餍足。
既有魚也有熊掌，但是沒有人，哪有人，能一直這麼開心啊。
弗格森有時會好奇，他是不是耍了《凡人之書》的作者一把，是不是那一年他翻頁的速度太快，這幾個月所在的那頁漏了沒寫。
紐約那炎熱、窒息的夏天，一天接一天都是三十六度的高溫，滾燙的柏油馬路融化在烈日之下，混凝土路闆燙壞了鞋底，空氣潮濕到連建築外牆上的磚塊都在往外冒汗，垃圾爛在人行道上，臭味四處彌漫。
美國的炸彈落在了河内和海防，重量級拳擊冠軍和媒體談論越南（越共從沒罵我是黑鬼，他說，就這樣把美國的兩場戰争合成了一場），四十三歲的詩人弗蘭克·奧哈拉在火島的海灘上被一輛沙灘車碾死，弗格森和艾米雙雙困在了無聊的暑期工作中，他是書店店員，她是錄入和整理文件，全是低薪工作，逼得他們不得不開始限量配給他們的高盧香煙，但波比·喬治正在德國打棒球，西區酒吧有空調，而他們一回到悶熱不透氣的公寓，弗格森就可以拿着涼毛巾擦拭艾米的裸體，幻想着他們又回到了法國。
那個夏天他們聊政治，看電影，去施奈德曼家在西75街的公寓和阿德勒家在西58街的公寓吃晚飯，慶祝吉爾·施奈德曼在《先驅論壇報》關停印刷機、從此煙消雲散後去了《紐約時報》，跟吉爾和艾米的哥哥吉姆去卡内基音樂廳聽音樂會，以及坐104路公交車從百老彙去塔利亞和紐約客看電影避暑，在看什麼的問題上，他們一緻決定應該是喜劇，因為時局嚴峻，需要他們在能笑的時候就盡量笑，而能讓他們樂起來的，除了馬克斯兄弟和W.C.菲爾茲，格蘭和鮑威爾、赫本、鄧恩、朗白主演的那些瘋狂鬧劇外還能有什麼，他們看不夠這些人，隻要發現又有喜劇片連場，他們就會立即跳上公交車，那幾個小時裡，可以坐在黑暗中吹着冷氣，不去想戰争和臭氣熏天的垃圾，真是一種解脫，但是如果附近和别的地方都沒有喜劇可看，他們會回到他們的暑期計劃中，啃那些被他們稱為異見文學的作品，讀人人必讀的馬克思和列甯，以及托洛茨基和羅莎·盧森堡、埃瑪·戈爾德曼和亞曆山大·伯克曼、薩特和加缪、馬爾科姆·艾克斯和弗朗茨·法農、索雷爾和巴枯甯、馬爾庫塞和阿多諾，在其中尋找答案，看看什麼能解釋他們的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因為這個國家似乎已經快要被自身的矛盾壓垮了，不過，在艾米發現自己越來越傾向于用馬克思主義來解讀各種事件時（資本主義必然會被推翻），弗格森卻有他自己的疑問，不光是因為在他看來，被改頭換面的黑格爾辯證法似乎是一種機械簡化的世界觀，還因為美國的工人根本沒有階級意識，美國的文化中也找不到任何對社會主義者的同情，所以，艾米預測的劇變門兒都沒有。
換句話說就是，雖然本質上他們站在同一邊，但他們有分歧，不過這些分歧似乎無關緊要，因為他們幾乎對任何事情都沒有十足的把握，各自都明白對方有可能是對的，或者他們都有可能是錯的，自由、公開地提出各自的疑問，總要好過步伐一緻地盲目前進，結果卻摔下了懸崖。
但最重要的是，他在那個夏天可以看到艾米，看她塗口紅，梳理她不可救藥的頭發，研究她的手，看她把身體乳擠到手心裡，然後用手心抹她的大腿、胳膊和乳房，還有在她閉上眼沉到浴缸的溫水裡之後，給她洗頭，那浴缸真是古老，支撐的四個腳就像爪子，滿是裂紋的瓷面上鏽迹斑斑，還有早晨醒來後，看她站在房間的角落裡穿衣服，陽光從窗戶照進來将她圍住，她一邊穿内褲、胸罩和棉襯衫，一邊沖他笑，還有各種生活在她的女性軌道之内時見識到的生活細節，衛生棉條，避孕藥，經期反應嚴重時治療胃痙攣的藥丸，還有他們一起做的家務事，采購食物，洗碗，以及他們站在廚房裡切洋蔥和西紅柿，做一鍋可以夠他們吃一個星期晚餐的辣醬時，她偶爾會咬着下嘴唇的樣子，還有為了在工作場合給别人留個好印象，她塗手指甲或者腳趾甲時那種專注的眼神，還有看着她安靜地坐在浴缸裡刮腿毛和腋毛，然後他也進去，用香皂擦洗她滑溜白皙的皮膚，用手撫摩她那柔滑得好像不屬于這塵世的皮膚，還有做愛做愛做愛，汗涔涔的夏日性愛，身上不用蓋被子或床單，就那麼在她卧室的床上滾來滾去，吱吱呀呀的老電扇在空氣中帶來了些微的攪動，可什麼都沒涼下來，顫抖和歎息，号叫和呻吟，在她裡面，在她上面，在她下面，在她旁邊，卡在她喉嚨裡的低沉的笑，突如其來的撓癢癢大戰，突然來一段兒時的流行金曲、兒歌、下流的打油詩、鵝媽媽童謠，愛鬧脾氣的艾米怄氣時眯縫起來的雙眼，興高采烈的艾米咕咚咕咚喝下冰水和冰啤酒，狼吞虎咽地吃，像個饑腸辘辘的碼頭搬運工那樣大口往嘴裡塞，看菲爾茲和馬克斯兄弟時的哼笑——哪有什麼精神正常條款[4]，阿奇！——和一天晚上他把翻譯的一首詩遞給她時，她那一聲無與倫比的啊，是勒内·夏爾早期的一首詩，很短，隻有六個單詞組成，眨眼就能讀完，名叫《拉斯納爾的手[5]》，也就是十九世紀的罪犯/詩人、後來成為《天堂的孩子》中角色之一的拉斯納爾： 雄辯之世已逝。
它永遠不會結束。
太陽卡在天空，書的一頁不知所終，隻要他們不會熱得透不過氣來或者要求太多，這個夏天就會一直繼續下去，一直是他們十九歲的夏天，是他們最終、幾乎最終、或許差一點就最終要和那個一切都還在他們面前的時刻道别的夏天。
注釋： [1]此處原文為Puke（原意為嘔吐，嘔吐物）。
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賽艇隊教練比爾·斯托曾對體育記者羅伯特·李普塞特說，校園裡或者說世界上隻有兩種人——Jock和Puke。
Jock（大學生運動員，含貶義）勇敢、強悍、有抱負、專注、愛國、目标堅定，而Puke則慌亂、困惑，跟娘們兒似的，并且不太認定沒有什麼比赢更重要。
在他看來，那些行為怪異、邋遢懶散的人，比如嬉皮士、抽大麻的、搞抗議的人，都算是Puke。
[2]靈魂轉世是metempsychosis，其中的psychosis在英文中是精神錯亂的意思。
[3]這裡代指死亡，在英文中，有用“送到制膠廠”來形容動物死亡的說法，因為動物身上的結締組織可用來制造明膠。
前面的“趿拉着拖鞋”和後面的“沒有牙齒，沒有一切”則出自莎士比亞喜劇《皆大歡喜》中的著名段落——“整個世界都是一座舞台”。
[4]此處原文為Thereain'tnosanityclause，出自馬克斯兄弟的電影《歌聲俪影》的著名喜劇橋段，其中的角色之一Driftwood向另一個角色Fiorello解釋合約中的一項條款——“如果本合約中的任何一方被證明精神不正常，則整份合約自動作廢”——在所有合約中都會有，即所謂的“精神正常條款”（sanityclause），但Fiorello卻聽成了SantyClaus（聖誕老人），認為Driftwood在騙他，因而便說“哪有什麼聖誕老人”。
[5]拉斯納爾因殺人罪而上了斷頭台，他死後，手被割了下來（所謂的“榮譽之手”），而在審判中，口才極佳的拉斯納爾曾為自己進行了激情辯護。
最首要的是思想上的懷疑，比如她的政治觀點是否合理，比如她做過或說過或想過的事情對别人有沒有價值，比如去和一個永遠不會改變的體制抗争是否值得，比如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會不會适得其反，因為總會有人起來反對那些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的人，不過也有對自我的懷疑，比如那種瑣碎的女孩子的事，會突然毫無因由地折磨她，她嘴唇太薄了，她眼睛太小了，她牙太大了，她腿上痣太多了，弗格森很喜歡這些淺褐色的小點，才不是，她會說，醜死了，她以後再也不穿短褲了，現在她太胖了，現在她減肥減多了，為什麼她的胸那麼小，還有她那該死的猶太大鼻子，還有她那該死的頭發怎麼弄啊，亂七八糟，奇形怪狀，不可救藥，這頭發簡直沒法弄了，以及化妝品公司為了維系那台靠着讓人們渴望他們不需要的東西才能正常運轉的大資本主義利潤機器，不停給女性洗腦，讓她們逼着自己去迎合某種扭曲、虛假的女性形象，這麼一來她怎麼還可能想繼續抹口紅啊？而所有這些，都來自一個風華正茂、活潑漂亮的女生，如果艾米·施奈德曼都忍不住這樣懷疑屬于她自己的身體，那些根本連機會都沒有的身材肥胖、長相平凡或者醜陋不堪的女孩怎麼辦？不隻是男人和女人不一樣，弗格森總結認為，而且做女人要比做男人更難，如果他敢忘了這一點，他告訴自己，那麼諸神就會從山上下來，把他的眼珠子從腦袋裡摳出來。
1966年春，學生争取民主社會組織在哥倫比亞成立了分部。
到這個時候，學民社已經是一個全國性組織，哥大的大部分左翼學生組織一個接一個都選擇與學民社聯合起來，或者解散自己的團體，并入其中。
這些組織團體包括：社會嘲諷委員會——該組織去年曾在學院路附近舉着空白的牌子遊行，基本上算是在抗議一切（弗格森真希望自己目睹了這場盛況）；由進步勞工黨支持的五二運動組織；進步勞工黨自己的成員（走強硬路線的毛派勞工黨）；艾米從大一開始就加入的組織，越獨會（越南問題獨立委員會），去年5月，這個組織的二十五名成員曾大鬧海軍後備軍官訓練隊在羅氏圖書館舉行的頒獎儀式，并同警方發生了沖突。
學民社的口号是讓人民決定！對于該組織的立場（反内戰、反種族歧視、反帝國主義、反貧困——争取世界民主，讓所有公民平等共存），弗格森和艾米一樣熱烈支持，但艾米加入了學民社，弗格森沒有。
原因對兩人都顯而易見，所以他們并沒有多花時間讨論這件事，更沒有費事說服對方做出不同的決定，事實上，還是他鼓勵她加入的，而她也明白他為什麼不想加入任何組織，因為艾米是那種能想象自己扔磚頭的人，而且無疑天生就适合扔磚頭，但弗格森不能想象，也天生不适合，就算燒掉他的媒體證，從《觀察報》辭職，他也無論如何不會加入。
3月26号，他又和她去第五大道參加了一場反戰遊行，但他能為這項事業做的貢獻，也就到此為止。
畢竟一天就那麼多個小時，完成學校的作業和報紙的稿件後，和他那些法國詩人待一會兒，要遠比參加那些喧鬧不堪、争吵不休的政治會議，策劃該組織将要針對議程上的下一個問題采取的行動，對他更有吸引力。
6月初，第二個學期結束了，弗格森和蒂姆·麥卡錫握了手，和卡曼樓道了别，搬到了更寬敞的校外公寓。
隻有大一學生才被要求住在校内的宿舍，現在上完了大一，他可以想去哪兒就去哪兒了。
一直以來他的希望都是搬去和艾米住，但出于自尊（或許也是為了考驗他們的愛情），弗格森忍住沒有問她，他能不能租下她公寓裡那兩間很有可能會空出來的卧室的其中一間（原來住的都是大四學生），想等着她自己張口來問，4月末時，當她得知兩位即将畢業的室友在拿到畢業證書當天就會離開紐約後，幾小時不到，她就問了，沒有不請自來，而是在她的邀請之下住到那裡，知道她也一樣想要跟他在一起，簡直不能再美了。
房間空出來後，他們立即搬了進去，兩間屋子都比艾米原先那間陰面的又小又擠的破洞寬敞、明亮，并排位于主走廊邊上，而且裡面配備了雙人床、桌子、櫃子、書架，全都是直接從要搬走的兩位租戶手上買來的，算下來倆人隻各掏了四十五塊錢，弗格森去年那種不停往返的生活結束了，再也不用每天在百老彙大街上坡下坡，在他的宿舍和艾米的公寓之間來回跑了，他們現在住到了一起，每周七天的七個晚上，全都睡在同一張床上，1966年的整個夏天，十九歲的弗格森都有一種不真實感，仿佛他進入了一個不同的世界，在這裡，他不必再向世界索要什麼東西，該給的都給了。
一個前所未有的時刻，萬般靜好，内心餍足。
既有魚也有熊掌，但是沒有人，哪有人，能一直這麼開心啊。
弗格森有時會好奇，他是不是耍了《凡人之書》的作者一把，是不是那一年他翻頁的速度太快，這幾個月所在的那頁漏了沒寫。
紐約那炎熱、窒息的夏天，一天接一天都是三十六度的高溫，滾燙的柏油馬路融化在烈日之下，混凝土路闆燙壞了鞋底，空氣潮濕到連建築外牆上的磚塊都在往外冒汗，垃圾爛在人行道上，臭味四處彌漫。
美國的炸彈落在了河内和海防，重量級拳擊冠軍和媒體談論越南（越共從沒罵我是黑鬼，他說，就這樣把美國的兩場戰争合成了一場），四十三歲的詩人弗蘭克·奧哈拉在火島的海灘上被一輛沙灘車碾死，弗格森和艾米雙雙困在了無聊的暑期工作中，他是書店店員，她是錄入和整理文件，全是低薪工作，逼得他們不得不開始限量配給他們的高盧香煙，但波比·喬治正在德國打棒球，西區酒吧有空調，而他們一回到悶熱不透氣的公寓，弗格森就可以拿着涼毛巾擦拭艾米的裸體，幻想着他們又回到了法國。
那個夏天他們聊政治，看電影，去施奈德曼家在西75街的公寓和阿德勒家在西58街的公寓吃晚飯，慶祝吉爾·施奈德曼在《先驅論壇報》關停印刷機、從此煙消雲散後去了《紐約時報》，跟吉爾和艾米的哥哥吉姆去卡内基音樂廳聽音樂會，以及坐104路公交車從百老彙去塔利亞和紐約客看電影避暑，在看什麼的問題上，他們一緻決定應該是喜劇，因為時局嚴峻，需要他們在能笑的時候就盡量笑，而能讓他們樂起來的，除了馬克斯兄弟和W.C.菲爾茲，格蘭和鮑威爾、赫本、鄧恩、朗白主演的那些瘋狂鬧劇外還能有什麼，他們看不夠這些人，隻要發現又有喜劇片連場，他們就會立即跳上公交車，那幾個小時裡，可以坐在黑暗中吹着冷氣，不去想戰争和臭氣熏天的垃圾，真是一種解脫，但是如果附近和别的地方都沒有喜劇可看，他們會回到他們的暑期計劃中，啃那些被他們稱為異見文學的作品，讀人人必讀的馬克思和列甯，以及托洛茨基和羅莎·盧森堡、埃瑪·戈爾德曼和亞曆山大·伯克曼、薩特和加缪、馬爾科姆·艾克斯和弗朗茨·法農、索雷爾和巴枯甯、馬爾庫塞和阿多諾，在其中尋找答案，看看什麼能解釋他們的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因為這個國家似乎已經快要被自身的矛盾壓垮了，不過，在艾米發現自己越來越傾向于用馬克思主義來解讀各種事件時（資本主義必然會被推翻），弗格森卻有他自己的疑問，不光是因為在他看來，被改頭換面的黑格爾辯證法似乎是一種機械簡化的世界觀，還因為美國的工人根本沒有階級意識，美國的文化中也找不到任何對社會主義者的同情，所以，艾米預測的劇變門兒都沒有。
換句話說就是，雖然本質上他們站在同一邊，但他們有分歧，不過這些分歧似乎無關緊要，因為他們幾乎對任何事情都沒有十足的把握，各自都明白對方有可能是對的，或者他們都有可能是錯的，自由、公開地提出各自的疑問，總要好過步伐一緻地盲目前進，結果卻摔下了懸崖。
但最重要的是，他在那個夏天可以看到艾米，看她塗口紅，梳理她不可救藥的頭發，研究她的手，看她把身體乳擠到手心裡，然後用手心抹她的大腿、胳膊和乳房，還有在她閉上眼沉到浴缸的溫水裡之後，給她洗頭，那浴缸真是古老，支撐的四個腳就像爪子，滿是裂紋的瓷面上鏽迹斑斑，還有早晨醒來後，看她站在房間的角落裡穿衣服，陽光從窗戶照進來将她圍住，她一邊穿内褲、胸罩和棉襯衫，一邊沖他笑，還有各種生活在她的女性軌道之内時見識到的生活細節，衛生棉條，避孕藥，經期反應嚴重時治療胃痙攣的藥丸，還有他們一起做的家務事，采購食物，洗碗，以及他們站在廚房裡切洋蔥和西紅柿，做一鍋可以夠他們吃一個星期晚餐的辣醬時，她偶爾會咬着下嘴唇的樣子，還有為了在工作場合給别人留個好印象，她塗手指甲或者腳趾甲時那種專注的眼神，還有看着她安靜地坐在浴缸裡刮腿毛和腋毛，然後他也進去，用香皂擦洗她滑溜白皙的皮膚，用手撫摩她那柔滑得好像不屬于這塵世的皮膚，還有做愛做愛做愛，汗涔涔的夏日性愛，身上不用蓋被子或床單，就那麼在她卧室的床上滾來滾去，吱吱呀呀的老電扇在空氣中帶來了些微的攪動，可什麼都沒涼下來，顫抖和歎息，号叫和呻吟，在她裡面，在她上面，在她下面，在她旁邊，卡在她喉嚨裡的低沉的笑，突如其來的撓癢癢大戰，突然來一段兒時的流行金曲、兒歌、下流的打油詩、鵝媽媽童謠，愛鬧脾氣的艾米怄氣時眯縫起來的雙眼，興高采烈的艾米咕咚咕咚喝下冰水和冰啤酒，狼吞虎咽地吃，像個饑腸辘辘的碼頭搬運工那樣大口往嘴裡塞，看菲爾茲和馬克斯兄弟時的哼笑——哪有什麼精神正常條款[4]，阿奇！——和一天晚上他把翻譯的一首詩遞給她時，她那一聲無與倫比的啊，是勒内·夏爾早期的一首詩，很短，隻有六個單詞組成，眨眼就能讀完，名叫《拉斯納爾的手[5]》，也就是十九世紀的罪犯/詩人、後來成為《天堂的孩子》中角色之一的拉斯納爾： 雄辯之世已逝。
它永遠不會結束。
太陽卡在天空，書的一頁不知所終，隻要他們不會熱得透不過氣來或者要求太多，這個夏天就會一直繼續下去，一直是他們十九歲的夏天，是他們最終、幾乎最終、或許差一點就最終要和那個一切都還在他們面前的時刻道别的夏天。
注釋： [1]此處原文為Puke（原意為嘔吐，嘔吐物）。
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賽艇隊教練比爾·斯托曾對體育記者羅伯特·李普塞特說，校園裡或者說世界上隻有兩種人——Jock和Puke。
Jock（大學生運動員，含貶義）勇敢、強悍、有抱負、專注、愛國、目标堅定，而Puke則慌亂、困惑，跟娘們兒似的，并且不太認定沒有什麼比赢更重要。
在他看來，那些行為怪異、邋遢懶散的人，比如嬉皮士、抽大麻的、搞抗議的人，都算是Puke。
[2]靈魂轉世是metempsychosis，其中的psychosis在英文中是精神錯亂的意思。
[3]這裡代指死亡，在英文中，有用“送到制膠廠”來形容動物死亡的說法，因為動物身上的結締組織可用來制造明膠。
前面的“趿拉着拖鞋”和後面的“沒有牙齒，沒有一切”則出自莎士比亞喜劇《皆大歡喜》中的著名段落——“整個世界都是一座舞台”。
[4]此處原文為Thereain'tnosanityclause，出自馬克斯兄弟的電影《歌聲俪影》的著名喜劇橋段，其中的角色之一Driftwood向另一個角色Fiorello解釋合約中的一項條款——“如果本合約中的任何一方被證明精神不正常，則整份合約自動作廢”——在所有合約中都會有，即所謂的“精神正常條款”（sanityclause），但Fiorello卻聽成了SantyClaus（聖誕老人），認為Driftwood在騙他，因而便說“哪有什麼聖誕老人”。
[5]拉斯納爾因殺人罪而上了斷頭台，他死後，手被割了下來（所謂的“榮譽之手”），而在審判中，口才極佳的拉斯納爾曾為自己進行了激情辯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