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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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十三個半小時裡，他将會一直困在裡面，孤零零地困在黑暗中，什麼都做不了，隻能審視他腦子裡的那些想法，盼着燈能在他的膀胱憋爆之前再次亮起。
從一開始，他就意識到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麻煩而是所有人的問題。
人們的叫喊聲響徹了整座樓——停電了！停電了！——不過就弗格森聽來，他們的聲音中沒有一絲慌亂，反倒帶着一種興高采烈的語調，一陣狂笑聲沖上了電梯井，在轎廂的四壁間回蕩着，無聊乏味的日常失去了意義，某種嶄新而意外的東西從天而降，一顆黑色的彗星正從城市上空劃過，咱們來開個派對，好好瘋一把！這挺好，弗格森心想，大家這種歡天喜地持續越久，他自己就越不容易慌，因為如果大家都不害怕，他為什麼要？——盡管他被困在了一個鐵箱子裡，不比最盲的盲人在北極某個沒有星星的冬夜裡能看到的東西多，盡管他覺得自己好像是被鎖進了棺材，在有辦法爬出去之前可能就已經餓死了。
兩三分鐘後，一些比較有責任心的學生開始大力敲電梯門，詢問裡面有沒有人。
有！聽到好幾個聲音這麼回答，弗格森才發現他并不是唯一一個困在半空中的倒黴鬼，事實上兩座電梯裡都有人，但另一個轎廂裡有六七個人，而弗格森這邊隻有他自己，不光和别人一樣被監禁了起來，還是單獨監禁，當他喊出自己的名字和房間号（1014B）之後，一個聲音回應說：阿奇啊！你這倒黴的！弗格森喊道：蒂姆！這還要多長時間啊？蒂姆的回答有些讓人洩氣：誰他媽知道？ 無計可施。
他隻能坐在那兒，耐心地等下去，笨手笨腳的倒黴先生本來正要去女朋友的公寓，現在卻意外地成為001号實驗，被關在一個離地面有六層半高的感官剝奪箱裡，常春藤聯盟的哈利·胡迪尼，紐約城和大都會地區的魯濱遜·克魯索，要不是被封在漆黑一片的監牢裡這種感覺太可怕，他肯定會嘲笑自己一番，然後鞠躬緻謝，慶祝自己成為世界頭号滑稽傻瓜，頭号宇宙傻瓜。
看來他得尿褲子了，他想到。
到時候如果迫不得已，必須開閘放水的話，他隻能再次采用嬰兒時期那種自我浸透法了，不能尿在地闆上，讓自己——在接下來的鬼知道多少個小時裡——坐在一攤冰冷、晃蕩的尿液裡。
煙沒了，火柴也是。
抽煙可以消磨時間，火柴也能讓他時不時看見點兒東西，更不用說他每抽一口時煙頭還會亮起來，但那天下午早些時候，他就已經把煙和火柴都用完了，本打算在去西111街上的施奈德曼意面屋吃晚飯時順路買一盒。
繼續做夢吧，你這搞笑的男人。
電話還通不通很難說，但抱着僥幸的心理，弗格森再次向蒂姆喊話，想拜托室友聯系一下艾米，跟她講一下出了什麼事，這樣他六點鐘沒露面的話，她就不用着急了，但蒂姆早已不知去向，弗格森喊他的名字時根本沒人答話。
過去的幾分鐘裡，叫聲和笑聲漸漸安靜了下來，走廊裡的人基本上都散去了，毫無疑問，蒂姆肯定回到了樓上，和他那些十樓的煙鬼朋友抽大麻去了。
裡面真黑啊，和一切都失去了關聯，被關在世界之外，或者說是弗格森心裡一直認為的那個世界，慢慢地他已經無法搞清楚他是不是還在自己的身體裡了。
他想到了六歲生日時父母送他的手表，小孩戴的那種表，有可以伸縮的金屬表帶，表面上的數字在夜裡會發光。
他躺在床上，在困意合上他的雙眼讓他沉沉睡去之前，那些發着綠光的數字給了他多少安慰啊，早上太陽升起來，那些發着磷光的小夥伴就消失了，白天隻是畫上去的數字，夜裡又成了朋友，現在他不再戴表，有些好奇那份很久以前的生日禮物發生了什麼，有可能去了哪裡。
什麼都看不見，也失去了時間感，無法知道他在電梯裡是已經待了二十分鐘或三十分鐘，還是四十分鐘，或者一個小時。
高盧香煙。
他原本打算在經過百老彙時要買的就是這種香煙，這個牌子是他和艾米夏天去法國旅行時開始抽起來的，味道很重、煙草呈褐色的胖小子，裝在淡藍色的盒子裡，外面沒有玻璃紙包裝，法國香煙中最便宜的那種，現在光是在美國點着一根高盧煙，就像是回到了他們在那個不同的世界裡經曆的日日夜夜，煙霧的味道如雪茄一般濃重，與駱駝、幸運和切斯特菲爾德那種黃色煙草的氣味迥然不同，隻要抽一口、吐一口，就能把他們送回到市場對面那座小旅館的十八号客房，忽然之間他們的靈魂好像再次遊蕩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中，重新體驗到他們在一起時感到的幸福，而香煙就标志着那種幸福，一種嶄新、宏大的愛，這愛在他們出國的一個月中控制了他們，現在也仍然能表現出來，比如安排與寫黃詩的本科生詩人的意外見面，作為送給晨邊高地慫貨營新成員的禮物，上帝保佑艾米和她做出如此出乎意料的表示所需要的天賦，她閃電般迅速的應變能力，她機智、寬厚的心腸。
弗格森其實有點兒動心，想接受萊斯的提議，把他的一些作品呈送給《哥倫比亞評論》的人過目，但一個半月過去了，他還是沒想好去敲門。
他要給萊斯的不是他最近寫的詩，因為它們全都令他失望，根本不配發表，但他在巴黎時開始做的翻譯工作，現在已經成了一項更正經的事業，花錢買了好幾本字典來提高他那不夠完美的法語之後（《小羅貝爾詞典》《拉魯斯圖解大辭典》，以及必不可少的法英《哈拉普字典》），他已經不會再理解錯詩句，犯些白癡的錯誤了，一點一點地，他翻譯的阿波利奈爾和德斯諾開始聽起來像英語詩了，不再是法語詩歌被塞到語言絞肉機裡擠出來的法式英語詩，不過它們還不成熟，得再推敲推敲才能對味兒，在對這些輝煌詩歌中的每一句、每個詞感到滿意之前，他不想去敲那扇門，因為他太敬仰這些詩，必須要全力以赴地為它們投入一切，一次又一次地投入一切。
雜志願不願意出翻譯作品還不清楚，但是值得花精力去了解一下，因為《評論》吸引了不少他迄今為止遇到過的最有趣的新生，要是成為它的一部分，弗格森就可以加入到戴維·季默、丹尼爾·奎恩、吉姆·弗裡曼、亞當·沃克爾和彼得·艾倫這些詩人和散文作者的行列，他在不同的課上見過他們，在過去的六個星期裡對他們已經足夠熟悉，知道他們有多聰明，多博學，雖然是初出茅廬的作者，但似乎都有繼續下去的資本，有一天會成為真正的詩人和小說家，他們不僅是聰明伶俐、天賦極高的一年級慫貨，每個人在迎新周期間，也從來沒戴過自己的便帽。
弗格森不寫詩了，至少現在不寫了，就算這場冒險還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間再次開啟，但就眼下來說，他别無選擇，隻能把自己看作一個處在緩解期的詩人。
他十五六歲染上的那種病，讓他發了兩年燒，寫出了将近一百首詩，但後來弗蘭茜在佛蒙特州把車撞壞了，突然間詩就再也寫不出來了，原因是什麼他搞不清，隻是自從那之後就一直感到警惕又害怕，好不容易寫出來的幾首也不好，或者不夠好，永遠不夠好。
新聞寫作将他從這樣的僵局中解救了出來，但他心裡有一部分還會懷念詩歌創作的那種慢，感覺就像拿鐵鍬鏟土，嘴裡還有泥土的味道，因此，他聽從了龐德給年輕詩人的建議，小試一下翻譯。
起初他隻是把這當作練手，可以帶來寫詩的樂趣，但又省掉了寫詩的煩惱，但現在翻譯了一段時間後，他明白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你熱愛正在翻譯的詩，那麼把它拆解開再用你的語言組合好，就是一種虔誠的奉獻，為大師效力，你手中捧着美好之物正是他們交給你的，大大師阿波利奈爾和小大師德斯諾寫的一些詩，讓弗格森感受到美妙、大膽和驚人的創新，每一首詩同時蘊藏着憂郁和樂觀的精神，這種罕見的組合以某種方式迎合了弗格森十八歲的内心中各種矛盾、相争的沖動，所以他隻要能抽出空來，就會做這件事，重新修改、重新思考、重新完善他的翻譯，直到這些譯作足夠紮實，讓他有資格去敲那扇門為止。
門是菲利斯·布斯樓303室那扇門，這裡是學生活動中心，位于校園西南角，正對着他現在被困其中的宿舍樓，假如他沒有先在黑暗中瘋掉，出去以後他一定要寫一下這次經曆，以第一人稱寫一篇诙諧、挑釁的文章，然後登在《哥倫比亞每日觀察報》上，因為他現在是該報的工作人員之一，這份學生報現在一共有四十名本科生，而且不受校方管理機構和院系審查人員的幹涉，盡管他仍然沒有鼓起勇氣去敲303室的們，但在迎新周的第二天，他卻走進了大樓另一端一間更大的辦公室318室，告訴負責人說他想加入。
然後就加入了。
沒有試用期，沒有測試文章，不需要給他們看他為《蒙特克萊爾時報》寫過的報道——出去做就是了，如果你能按時交稿，證明你是個合格的記者，那你就入選了。
拜拜了，英霍夫先生！ 新生們可以跑的口包括學術事務、學生活動、體育活動和附近社區的報道，當弗格森說别派給我體育，求你們了，除了體育什麼都行之後，他們就把學生活動給了他，要求每周平均要提交兩篇報道，不過多數都很短，連他去年報道高中籃球和橄榄球比賽的那些稿子的一半長度都不到。
到目前為止，他的稿件觸及了一些政治話題，左翼和右翼的運動都有，比如“五二委員會”計劃在學校籌辦一個反征兵社團，來反對他們所謂的“一場非正義的壓迫戰争”，以及一群共和黨學生決定支持威廉·巴克利競選市長，因為現任市長約翰·林賽“背離了共和黨的原則”。
其他一些弗格森稱之為無足輕重和雞毛蒜皮的文章，則讓他參與了一些大學裡面的事情，比如十三名新生在新學期開始三個星期以後，仍然沒有宿舍可住，以及為約翰·傑伊樓裡面的新“咖啡廳”命名的比賽，這裡現在會提供“類似霍恩和哈達特自動販賣式餐廳裡的那種販賣機美食”，比賽的贊助方是大學飲食服務中心，獲勝者将有機會在紐約城任何一家餐廳享用一頓免費的雙人餐。
目前，也就是大停電前幾天，弗格森在忙一篇關于一位巴納德新生的報道，這名女生在非法時間把一位男性客人帶回了宿舍，正面臨停課的處罰，因為現行的政策隻允許男性在星期天下午兩點到五點間來訪，而被指控的客人和她在一起時是淩晨一點。
那個女生——出于對她的保護，文章中沒有提及她的姓名——認為懲罰很不公平，“因為其他人也這麼做，隻不過我恰好被抓住而已”。
難怪艾米會在剛入學時連蒙帶騙地逃過了住在這種宿舍監獄裡的命運。
記者A.I.弗格森在報道這件事時，寫的是一篇不偏不倚的新聞稿，因為這份工作要求他這麼做，但同為大一新生的阿奇·弗格森，則希望他可以在文章的第一句引用萊斯·高茨曼的詩給這個女學生辯護。
讓事實自己說話。
報紙的工作既是對世界的參與，又是對世界的回避。
如果弗格森決意要把工作做好，他就得接受這個悖論的兩面，學會活在一種雙重狀态中：既要一頭紮進事物當中，又要站在邊線上當一個中立的觀察者。
一頭紮進去從來都讓他興奮——無論是報道籃球比賽時的那種高速俯沖，還是調查女校過時的宿管規定那種緩慢、深入的挖掘——但他發現克制自己不發表意見是個潛在的問題，或者至少是一件他在未來的幾個月或者幾年中要不得不适應的事，因為記者要發誓做到公正、客觀，就像加入修道會，餘生都在要一座玻璃修道院裡度過一樣——就算人類世界的事務依然在你周圍盤旋，你也隻能置身事外。
做記者就意味着你永遠不能成為那個用磚頭砸碎窗戶，進而引發革命的人。
你可以看别人扔磚頭，你可以試着理解他為什麼會扔磚頭，你可以跟别人解釋那塊磚頭在發動革命的過程中具有的重要性，但你自己永遠不能扔磚頭，或者站在亂民之中催促那個人扔磚頭。
弗格森從性格上來說并不是一個傾向于扔磚頭的人。
他希望自己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但時局又是如此動蕩，不扔磚頭的理由現在看起來越來越沒有道理，當扔出第一塊磚頭的時刻最終到來，弗格森的同情心會在磚頭那一邊，而不是窗戶。
他的思緒遊離了一會兒，被周圍無盡的黑暗沉沉地壓在下面，當他從這種神遊狀态恢複過來後，發現自己想起了他翻譯的一首德斯諾短詩的最後幾句： 世界的某個地方 在某座
從一開始，他就意識到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麻煩而是所有人的問題。
人們的叫喊聲響徹了整座樓——停電了！停電了！——不過就弗格森聽來，他們的聲音中沒有一絲慌亂，反倒帶着一種興高采烈的語調，一陣狂笑聲沖上了電梯井，在轎廂的四壁間回蕩着，無聊乏味的日常失去了意義，某種嶄新而意外的東西從天而降，一顆黑色的彗星正從城市上空劃過，咱們來開個派對，好好瘋一把！這挺好，弗格森心想，大家這種歡天喜地持續越久，他自己就越不容易慌，因為如果大家都不害怕，他為什麼要？——盡管他被困在了一個鐵箱子裡，不比最盲的盲人在北極某個沒有星星的冬夜裡能看到的東西多，盡管他覺得自己好像是被鎖進了棺材，在有辦法爬出去之前可能就已經餓死了。
兩三分鐘後，一些比較有責任心的學生開始大力敲電梯門，詢問裡面有沒有人。
有！聽到好幾個聲音這麼回答，弗格森才發現他并不是唯一一個困在半空中的倒黴鬼，事實上兩座電梯裡都有人，但另一個轎廂裡有六七個人，而弗格森這邊隻有他自己，不光和别人一樣被監禁了起來，還是單獨監禁，當他喊出自己的名字和房間号（1014B）之後，一個聲音回應說：阿奇啊！你這倒黴的！弗格森喊道：蒂姆！這還要多長時間啊？蒂姆的回答有些讓人洩氣：誰他媽知道？ 無計可施。
他隻能坐在那兒，耐心地等下去，笨手笨腳的倒黴先生本來正要去女朋友的公寓，現在卻意外地成為001号實驗，被關在一個離地面有六層半高的感官剝奪箱裡，常春藤聯盟的哈利·胡迪尼，紐約城和大都會地區的魯濱遜·克魯索，要不是被封在漆黑一片的監牢裡這種感覺太可怕，他肯定會嘲笑自己一番，然後鞠躬緻謝，慶祝自己成為世界頭号滑稽傻瓜，頭号宇宙傻瓜。
看來他得尿褲子了，他想到。
到時候如果迫不得已，必須開閘放水的話，他隻能再次采用嬰兒時期那種自我浸透法了，不能尿在地闆上，讓自己——在接下來的鬼知道多少個小時裡——坐在一攤冰冷、晃蕩的尿液裡。
煙沒了，火柴也是。
抽煙可以消磨時間，火柴也能讓他時不時看見點兒東西，更不用說他每抽一口時煙頭還會亮起來，但那天下午早些時候，他就已經把煙和火柴都用完了，本打算在去西111街上的施奈德曼意面屋吃晚飯時順路買一盒。
繼續做夢吧，你這搞笑的男人。
電話還通不通很難說，但抱着僥幸的心理，弗格森再次向蒂姆喊話，想拜托室友聯系一下艾米，跟她講一下出了什麼事，這樣他六點鐘沒露面的話，她就不用着急了，但蒂姆早已不知去向，弗格森喊他的名字時根本沒人答話。
過去的幾分鐘裡，叫聲和笑聲漸漸安靜了下來，走廊裡的人基本上都散去了，毫無疑問，蒂姆肯定回到了樓上，和他那些十樓的煙鬼朋友抽大麻去了。
裡面真黑啊，和一切都失去了關聯，被關在世界之外，或者說是弗格森心裡一直認為的那個世界，慢慢地他已經無法搞清楚他是不是還在自己的身體裡了。
他想到了六歲生日時父母送他的手表，小孩戴的那種表，有可以伸縮的金屬表帶，表面上的數字在夜裡會發光。
他躺在床上，在困意合上他的雙眼讓他沉沉睡去之前，那些發着綠光的數字給了他多少安慰啊，早上太陽升起來，那些發着磷光的小夥伴就消失了，白天隻是畫上去的數字，夜裡又成了朋友，現在他不再戴表，有些好奇那份很久以前的生日禮物發生了什麼，有可能去了哪裡。
什麼都看不見，也失去了時間感，無法知道他在電梯裡是已經待了二十分鐘或三十分鐘，還是四十分鐘，或者一個小時。
高盧香煙。
他原本打算在經過百老彙時要買的就是這種香煙，這個牌子是他和艾米夏天去法國旅行時開始抽起來的，味道很重、煙草呈褐色的胖小子，裝在淡藍色的盒子裡，外面沒有玻璃紙包裝，法國香煙中最便宜的那種，現在光是在美國點着一根高盧煙，就像是回到了他們在那個不同的世界裡經曆的日日夜夜，煙霧的味道如雪茄一般濃重，與駱駝、幸運和切斯特菲爾德那種黃色煙草的氣味迥然不同，隻要抽一口、吐一口，就能把他們送回到市場對面那座小旅館的十八号客房，忽然之間他們的靈魂好像再次遊蕩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中，重新體驗到他們在一起時感到的幸福，而香煙就标志着那種幸福，一種嶄新、宏大的愛，這愛在他們出國的一個月中控制了他們，現在也仍然能表現出來，比如安排與寫黃詩的本科生詩人的意外見面，作為送給晨邊高地慫貨營新成員的禮物，上帝保佑艾米和她做出如此出乎意料的表示所需要的天賦，她閃電般迅速的應變能力，她機智、寬厚的心腸。
弗格森其實有點兒動心，想接受萊斯的提議，把他的一些作品呈送給《哥倫比亞評論》的人過目，但一個半月過去了，他還是沒想好去敲門。
他要給萊斯的不是他最近寫的詩，因為它們全都令他失望，根本不配發表，但他在巴黎時開始做的翻譯工作，現在已經成了一項更正經的事業，花錢買了好幾本字典來提高他那不夠完美的法語之後（《小羅貝爾詞典》《拉魯斯圖解大辭典》，以及必不可少的法英《哈拉普字典》），他已經不會再理解錯詩句，犯些白癡的錯誤了，一點一點地，他翻譯的阿波利奈爾和德斯諾開始聽起來像英語詩了，不再是法語詩歌被塞到語言絞肉機裡擠出來的法式英語詩，不過它們還不成熟，得再推敲推敲才能對味兒，在對這些輝煌詩歌中的每一句、每個詞感到滿意之前，他不想去敲那扇門，因為他太敬仰這些詩，必須要全力以赴地為它們投入一切，一次又一次地投入一切。
雜志願不願意出翻譯作品還不清楚，但是值得花精力去了解一下，因為《評論》吸引了不少他迄今為止遇到過的最有趣的新生，要是成為它的一部分，弗格森就可以加入到戴維·季默、丹尼爾·奎恩、吉姆·弗裡曼、亞當·沃克爾和彼得·艾倫這些詩人和散文作者的行列，他在不同的課上見過他們，在過去的六個星期裡對他們已經足夠熟悉，知道他們有多聰明，多博學，雖然是初出茅廬的作者，但似乎都有繼續下去的資本，有一天會成為真正的詩人和小說家，他們不僅是聰明伶俐、天賦極高的一年級慫貨，每個人在迎新周期間，也從來沒戴過自己的便帽。
弗格森不寫詩了，至少現在不寫了，就算這場冒險還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間再次開啟，但就眼下來說，他别無選擇，隻能把自己看作一個處在緩解期的詩人。
他十五六歲染上的那種病，讓他發了兩年燒，寫出了将近一百首詩，但後來弗蘭茜在佛蒙特州把車撞壞了，突然間詩就再也寫不出來了，原因是什麼他搞不清，隻是自從那之後就一直感到警惕又害怕，好不容易寫出來的幾首也不好，或者不夠好，永遠不夠好。
新聞寫作将他從這樣的僵局中解救了出來，但他心裡有一部分還會懷念詩歌創作的那種慢，感覺就像拿鐵鍬鏟土，嘴裡還有泥土的味道，因此，他聽從了龐德給年輕詩人的建議，小試一下翻譯。
起初他隻是把這當作練手，可以帶來寫詩的樂趣，但又省掉了寫詩的煩惱，但現在翻譯了一段時間後，他明白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你熱愛正在翻譯的詩，那麼把它拆解開再用你的語言組合好，就是一種虔誠的奉獻，為大師效力，你手中捧着美好之物正是他們交給你的，大大師阿波利奈爾和小大師德斯諾寫的一些詩，讓弗格森感受到美妙、大膽和驚人的創新，每一首詩同時蘊藏着憂郁和樂觀的精神，這種罕見的組合以某種方式迎合了弗格森十八歲的内心中各種矛盾、相争的沖動，所以他隻要能抽出空來，就會做這件事，重新修改、重新思考、重新完善他的翻譯，直到這些譯作足夠紮實，讓他有資格去敲那扇門為止。
門是菲利斯·布斯樓303室那扇門，這裡是學生活動中心，位于校園西南角，正對着他現在被困其中的宿舍樓，假如他沒有先在黑暗中瘋掉，出去以後他一定要寫一下這次經曆，以第一人稱寫一篇诙諧、挑釁的文章，然後登在《哥倫比亞每日觀察報》上，因為他現在是該報的工作人員之一，這份學生報現在一共有四十名本科生，而且不受校方管理機構和院系審查人員的幹涉，盡管他仍然沒有鼓起勇氣去敲303室的們，但在迎新周的第二天，他卻走進了大樓另一端一間更大的辦公室318室，告訴負責人說他想加入。
然後就加入了。
沒有試用期，沒有測試文章，不需要給他們看他為《蒙特克萊爾時報》寫過的報道——出去做就是了，如果你能按時交稿，證明你是個合格的記者，那你就入選了。
拜拜了，英霍夫先生！ 新生們可以跑的口包括學術事務、學生活動、體育活動和附近社區的報道，當弗格森說别派給我體育，求你們了，除了體育什麼都行之後，他們就把學生活動給了他，要求每周平均要提交兩篇報道，不過多數都很短，連他去年報道高中籃球和橄榄球比賽的那些稿子的一半長度都不到。
到目前為止，他的稿件觸及了一些政治話題，左翼和右翼的運動都有，比如“五二委員會”計劃在學校籌辦一個反征兵社團，來反對他們所謂的“一場非正義的壓迫戰争”，以及一群共和黨學生決定支持威廉·巴克利競選市長，因為現任市長約翰·林賽“背離了共和黨的原則”。
其他一些弗格森稱之為無足輕重和雞毛蒜皮的文章，則讓他參與了一些大學裡面的事情，比如十三名新生在新學期開始三個星期以後，仍然沒有宿舍可住，以及為約翰·傑伊樓裡面的新“咖啡廳”命名的比賽，這裡現在會提供“類似霍恩和哈達特自動販賣式餐廳裡的那種販賣機美食”，比賽的贊助方是大學飲食服務中心，獲勝者将有機會在紐約城任何一家餐廳享用一頓免費的雙人餐。
目前，也就是大停電前幾天，弗格森在忙一篇關于一位巴納德新生的報道，這名女生在非法時間把一位男性客人帶回了宿舍，正面臨停課的處罰，因為現行的政策隻允許男性在星期天下午兩點到五點間來訪，而被指控的客人和她在一起時是淩晨一點。
那個女生——出于對她的保護，文章中沒有提及她的姓名——認為懲罰很不公平，“因為其他人也這麼做，隻不過我恰好被抓住而已”。
難怪艾米會在剛入學時連蒙帶騙地逃過了住在這種宿舍監獄裡的命運。
記者A.I.弗格森在報道這件事時，寫的是一篇不偏不倚的新聞稿，因為這份工作要求他這麼做，但同為大一新生的阿奇·弗格森，則希望他可以在文章的第一句引用萊斯·高茨曼的詩給這個女學生辯護。
讓事實自己說話。
報紙的工作既是對世界的參與，又是對世界的回避。
如果弗格森決意要把工作做好，他就得接受這個悖論的兩面，學會活在一種雙重狀态中：既要一頭紮進事物當中，又要站在邊線上當一個中立的觀察者。
一頭紮進去從來都讓他興奮——無論是報道籃球比賽時的那種高速俯沖，還是調查女校過時的宿管規定那種緩慢、深入的挖掘——但他發現克制自己不發表意見是個潛在的問題，或者至少是一件他在未來的幾個月或者幾年中要不得不适應的事，因為記者要發誓做到公正、客觀，就像加入修道會，餘生都在要一座玻璃修道院裡度過一樣——就算人類世界的事務依然在你周圍盤旋，你也隻能置身事外。
做記者就意味着你永遠不能成為那個用磚頭砸碎窗戶，進而引發革命的人。
你可以看别人扔磚頭，你可以試着理解他為什麼會扔磚頭，你可以跟别人解釋那塊磚頭在發動革命的過程中具有的重要性，但你自己永遠不能扔磚頭，或者站在亂民之中催促那個人扔磚頭。
弗格森從性格上來說并不是一個傾向于扔磚頭的人。
他希望自己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但時局又是如此動蕩，不扔磚頭的理由現在看起來越來越沒有道理，當扔出第一塊磚頭的時刻最終到來，弗格森的同情心會在磚頭那一邊，而不是窗戶。
他的思緒遊離了一會兒，被周圍無盡的黑暗沉沉地壓在下面，當他從這種神遊狀态恢複過來後，發現自己想起了他翻譯的一首德斯諾短詩的最後幾句： 世界的某個地方 在某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