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關燈
小
中
大
：我的天，艾米，你幹什麼啊？
你看着像什麼，媽？艾米把嘴唇從弗格森的嘴上抽下來，看着她母親說道，我在親長着兩條腿的男人裡最酷的那個家夥呢。
這是弗格森最輝煌的一刻，是他青春抱負的巅峰，是他夢寐以求但從沒勇氣去做出的那種驚心動魄又愚蠢至極的姿态，因為他不想食言，破壞掉這一刻，便向艾米和他母親鞠了一躬，轉身下了樓。
來到街上後，他自言自語道：要是沒車的話，這絕對不可能。
1月的時候，車差點兒把他害死，可才過了兩個月，另一輛車卻讓他活了過來。
3月23号是個星期一，但他決定那天上學時不戴帽子了，他的頭發已經長了出來，腦袋看起來也恢複到了在佛蒙特被剃掉前的樣子，而除了法語課上的三四個女孩——其中之一是瑪格麗特·奧瑪拉，上六年級時，她還給他寫過一封情書——誰都沒問帽子的去向。
星期四早上，天氣比以往這個時節暖和很多，所以他決定手套也不戴了。
同樣，這次也沒人說什麼，在他越來越小的朋友圈裡，隻有波比·喬治提出想仔細看看他的手，弗格森不情願地允許了——伸出左胳膊讓波比握着，波比把手捧在面前六英寸的地方，聚精會神地檢查起來，神似某個資深的外科醫生，當然，也可以說像個愚蠢的小孩——不好判斷波比是哪個——前前後後地翻動着那隻手，用手指輕輕觸摸着受傷的區域，當他最終松開手，弗格森把胳膊收回後，波比說：看起來挺好的，阿奇，現在愈合得很好，恢複到以前的膚色了。
自從事故發生後，人們老是跟他講些同樣失去了手指，卻闖出了一番天地的名人事迹，比如棒球投手莫迪凱·布朗，也就是著名的三指布朗，在十四年的職業生涯中赢過二百三十九場比賽，還被選入了名人堂，再比如默片喜劇演員哈羅德·勞埃德，因為道具炸彈爆炸失去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但他還是設法趴在那塊巨型時鐘的指針上，還完成了無數其他驚險表演。
弗格森試着從這些鼓舞人心的故事裡汲取能量，想把自己也視為八指兄弟會中的驕傲一員，但那種打雞血的故事通常打動不了他，其中膩歪的樂觀情緒甚至讓他尴尬或者反感，不過，有沒有這些人的榜樣，他都在一點點地接受自己那隻異形的手，開始習慣它了，所以在3月26号脫下手套時，他滿以為最壞的已經過去了。
但他沒有考慮到那隻手套曾經有多讓他安心，他依賴那隻手套，把它當成盾牌來防備自慚形穢這種讓他局促不安的恐懼，現在他的手再次赤裸之後，試着裝作一切已經恢複到老樣子之後，他養成了隻要和别人在一起就把左手插在口袋裡的習慣，這意味着他在學校時幾乎無時無刻不如此，這個新習慣最讓他感到喪氣的是他根本意識不到在這麼做，那個動作是條件反射，不受意志控制，隻有需要把手從口袋裡掏出來時才會意識到。
學校之外的人都沒留意到他這個怪癖，艾米沒有，他母親和父親沒有，外公外婆也沒有，因為在那些在乎他的人面前勇敢一些并不難，但弗格森在學校卻變成了一個懦夫，并且越來越痛恨這一點。
可是他又怎麼阻止自己呢？他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這麼做。
這似乎成了一個無解的問題，那個古老又棘手的身心問題的又一個例證，隻不過在他的身上，是一個不會思考的身體部位仿佛有了自己的腦子，經過一個月徒勞的探索後，他終于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一個總的說來還算實際的方案，他一條一條地收拾好上學穿的四條褲子，交給他母親，然後讓她把每條褲子前後的左口袋都縫住了。
4月11号，艾米收到了巴納德的錄取通知書。
認識她的人都不驚訝，但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她自己卻一直在擔憂去年的代數二——三角學科目隻得了八十一分（把平均分從九十五拉到了九十三），懷疑她的學業能力傾向測驗的分數是不是有點兒低了（一千三百七十五分，不是她努力想考到的一千四百五十分），在那些等待的日子裡，不管弗格森如何叫她放心，她都會告訴他，人生沒有絕對，這世界派發各種失望的速度和熱情，堪比政客們和人握手那麼迅速和急切，她不想失望，所以已經做好了失望的準備，因此，當喜訊最終傳來時，她更多像是松了口氣，而不是高興。
但弗格森很高興，而且不光是為艾米，也為了他自己，甚至首先是為了他自己，因為如果她被巴納德拒掉，還有幾所備選學校，但每所都不在那座叫紐約的城市，那些日子弗格森過得戰戰兢兢，生怕她會跑到某個遙遠的地方，比如波士頓、芝加哥或者威斯康星的麥迪遜，那樣會讓一切變得複雜，讓他變得孤零零，每年隻能見她幾次，過節時匆匆忙忙回到西75街就又走了，接着是九個月的漫長時光，聯系很少或者根本杳無音訊，寫給她的信，她會因為太忙顧不上回，然後一點一點地，他們會不可避免地疏遠，也沒什麼能阻止她遇上别人，那些大學男生肯定會圍着她團團轉，而她則遲早會愛上其中一個，某個二十歲或者二十一歲的曆史系學生/民權激進人士，會讓她徹底忘記可憐的弗格森，忘記高中還沒畢業的弗格森，好在巴納德的錄取通知書終于來了，他不用再去想那些本有可能發生的可怕細節。
弗格森年紀尚輕，但已經大到能明白噩夢有時會變成現實——兄弟搶劫兄弟，總統被刺客的子彈打死，車撞到樹上——有時候卻不會，比如兩年前的那場危機，世界本應毀滅，但卻沒有，再比如艾米上大學的事，本有可能讓她離開紐約，但卻沒有，而現在，既然在接下來的四年裡艾米都會待在紐約，弗格森便明白了輪到他上大學時，他也要奔向紐約。
棒球賽季那會兒已經開始了，但弗格森盡可能不去想這回事，也不去看比賽，他對球隊的所有了解都來自早上開車上學和波比·喬治的聊天。
取代了弗格森三壘位置的安迪·馬龍顯然不太适應他的新職責，在局末頻頻犯錯，讓球隊輸了好幾場比賽。
弗格森很是替他和其他隊員遺憾，但也沒有太遺憾，沒有遺憾到讓他不覺得有些高興，因為盡管他不願意承認，但知道沒了他之後球隊不像以前那麼好了，還是有種扭曲的滿足感。
至于波比——同往常一樣，沒什麼好擔心的。
他一直都很好，但現在已經成了球隊最好的球員，一個打擊力超強的接球手，接球和擊球一樣優秀，在5月的第二周，當他最終說服弗格森去看了一場對陣哥倫比亞高中的主場比賽後，弗格森驚訝地發現波比的進步有多神速。
一分、兩分、三分的本壘打——以及兩次将對方盜二壘的跑壘員封殺出局。
曾經那個鼻涕多到不得不用嘴呼吸，愛吮大拇指的小男孩，已經長成一個身高六英尺二英寸的少年，肌肉發達，速度快，體重超過二百磅，在球場上看起來完全是個成年人，而他打球時表現出來的那種智慧，也着實讓弗格森大惑不解，因為除了打棒球、橄榄球和被各種下流笑話逗笑外，波比·喬治在其他方面都是個蠢蛋，他有一半功課能及格的唯一原因，是他父母為了不讓他的平均分掉到C以下，從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找了個學生來輔導他，因為要想參加校際體育比賽，文化課的成績必須達到C以上。
然而一旦讓他站上球場，波比卻打得聰明極了，現在弗格森終于見識了波比的優秀，那年春天就沒必要再去看比賽，繼續折磨自己了。
或許明年吧，他心想，但現在還是太痛苦了。
夏天漸漸到來，大學那攤事兒塵埃落定後，艾米又開始聊起了政治，向弗格森傾訴她的看法，大聊特聊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争取種族平等大會以及民權運動的走向，痛心疾首于自己年紀太小，不能南下去參加學年最後幾個月組織的密西西比暑期計劃，這項由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發起的計劃要從北方征募一小批大學生，一千雙額外的手來來協助三個方向的工作：（一）推動該州被剝奪選舉權的黑人進行選民登記；（二）管理即将在十多個小城鎮為黑人孩子設立的自由學校；（三）創建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推選出一批黨代表候選人供選民選擇，參加8月末在亞特蘭大市舉行的民主黨代表大會，和傳統上全由白人種族主義者組成的民主黨代表團争奪席位。
艾米做夢都想深入到那個充滿了暴力與偏執的危險地區，甘願為民權運動赴湯蹈火，但十九歲是最低的年齡要求，她沒有資格申請，當然，從弗格森的角度來看，這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為雖然他也支持運動，但一夏天都沒有艾米的話，他可受不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還發生了很多讓人難以忍受的事情，隻是對他們沒什麼影響，或者說沒有直接影響，盡管他們在暑假都有工作，艾米在第八街書店當店員，弗格森在斯坦利電視機和收音機專賣店做職員，但他們還是努力地多見面，不光是周末，平日的很多晚上也會見，弗格森一下班就開車去城裡，從書店接上艾米，然後一起去小喬的店吃漢堡，去布裡克大街劇院看電影，到華盛頓廣場散步，或者趁艾米的某個朋友外出時到那人家中滾床單，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因為弗格森有自己的車了，自由之夏的自由之車，星期六和星期天他們會開車到瓊斯海灘，或者往北去鄉下、往南去澤西海岸，那個滿是偉大思想、熾熱愛情與無盡傷痛的夏天，剛開始時多麼令人鼓舞啊，參議院在6月底通過了《民權法案》，但緊接着，七十二小時之後，讓人無法忍受的事情便開始接踵而至。
6月23号，三名參加密西西比暑期項目的青年被報失蹤。
安德魯·古德曼、米奇·施沃納和詹姆斯·查内為了調查某教堂爆炸案，先于其他學生離開了該項目在俄亥俄州的培訓中心，離開之後再無音訊。
毫無疑問，他們已經被殺害了，被某些白人種族隔離主義者毆打、折磨并殺死了，這是殺雞儆猴，意在恐吓那群前來進犯的北方激進分子不要妄圖摧毀他們的生活方式，但是沒有人知道屍體在哪兒，而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似乎又都不在乎。
消息傳來時艾米難過得淚流滿面。
7月16号，也就是巴裡·戈德華特在舊金山赢得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當日，一名白人警察在哈萊姆槍殺了一名黑人少年，而詹姆斯·鮑威爾的死帶來的是哈萊姆和貝德福德——斯泰文森特連續六天的騷亂和搶劫，站在街上的紐約警方朝站在房頂上向他們扔石頭和垃圾的人群頭頂上方開槍，用的是真槍實彈，而不像南方各州驅散黑人暴亂分子時那樣用的是消防水帶和狗，艾米又哭了，不光是因為她終于明白北方的種族歧視和南方一樣根深蒂固，她自己的城市也不能免俗，還因為她意識到純真的理想主義已死，她夢想的那個黑人和白人并肩站在一起，不再有膚色偏見的美國，不過是愚蠢的一廂情願，就連貝阿德·拉斯廷，也就是十一個月前剛剛組織過向華盛頓進軍大遊行的人，也再無回天之力，當他站在哈萊姆的人群面前懇求他們停止暴力行為，不要再讓任何人受傷或犧牲時，人們呼喝着把他的聲音壓了下去，并且說他是湯姆叔叔。
和平抵抗已經失去了意義，馬丁·路德·金已是過去，黑人權力也成了至高無上的福音，高得甚至在幾個月之内就把黑鬼一詞從美國的日常語彙中抹去了。
8月4号，古德曼、施沃納和查内的屍體在密西西比州的費城附近一處土壩中被發現，他們半埋在污泥中、躺在大壩底部的照片看起來是如此駭人，弗格森不得不把頭扭到一邊，難受得歎息起來。
第二天，又傳來了兩艘美國驅逐艦在東京灣巡航時遭到北越魚雷快艇襲擊的消息，至少官方的正式報道是這麼說的，8月7号，國會通過《東京灣決議》，授權約翰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擊退任何針對美國軍隊的武裝襲擊，防止進一步的侵犯”。
仗打起來後，艾米不再哭了。
她現在已經認清約翰遜的真面目，而這把她氣壞了，看上去簡直火冒三丈，以至于弗格森差點兒想講個笑話，看看她是不是永遠不會再笑了。
一定會是場大仗，阿奇，比朝鮮戰争還大，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任何戰争都大，幸好你不會被卷進去。
此話怎講，邦葛羅斯博士？弗格森問道。
因為隻有一個拇指的男人不必應征入伍。
感謝上帝。
注釋： [1]指的是巴黎著名的嘉布遣會林蔭大道，舉世聞名的巴黎歌劇院即坐落于此，标志着世界電影誕生的《火車進站》，也是在這條大道上的大咖啡館中首次公映的。
[2]當時的大多數車輛沒有安全帶，或者隻有腰部的安全帶。
四年之後的1968年，全美才立法規定所有車輛都要在前排座位安裝現在常見的三點式安全帶。
[3]這些詞同“死”（dead）一樣，在英文中均已字母d開頭，且多為近義詞，依次為：demoralized，depressed，dumbfounded，discouraged，dejected，downinthedumps，desperate，defensive，despondent，discombobulated，distressed，deranged，defeated。
[4]這是貝克特用法語寫的小說，于1951年首次在法國出版。
[5]即拳王阿裡。
1964年爆冷擊敗原本被認為不可戰勝的利斯頓後，克萊加入了“伊斯蘭民族組織”（NationofIslam），并被命名為穆罕默德·阿裡。
這是弗格森最輝煌的一刻，是他青春抱負的巅峰，是他夢寐以求但從沒勇氣去做出的那種驚心動魄又愚蠢至極的姿态，因為他不想食言，破壞掉這一刻，便向艾米和他母親鞠了一躬，轉身下了樓。
來到街上後，他自言自語道：要是沒車的話，這絕對不可能。
1月的時候，車差點兒把他害死，可才過了兩個月，另一輛車卻讓他活了過來。
3月23号是個星期一，但他決定那天上學時不戴帽子了，他的頭發已經長了出來，腦袋看起來也恢複到了在佛蒙特被剃掉前的樣子，而除了法語課上的三四個女孩——其中之一是瑪格麗特·奧瑪拉，上六年級時，她還給他寫過一封情書——誰都沒問帽子的去向。
星期四早上，天氣比以往這個時節暖和很多，所以他決定手套也不戴了。
同樣，這次也沒人說什麼，在他越來越小的朋友圈裡，隻有波比·喬治提出想仔細看看他的手，弗格森不情願地允許了——伸出左胳膊讓波比握着，波比把手捧在面前六英寸的地方，聚精會神地檢查起來，神似某個資深的外科醫生，當然，也可以說像個愚蠢的小孩——不好判斷波比是哪個——前前後後地翻動着那隻手，用手指輕輕觸摸着受傷的區域，當他最終松開手，弗格森把胳膊收回後，波比說：看起來挺好的，阿奇，現在愈合得很好，恢複到以前的膚色了。
自從事故發生後，人們老是跟他講些同樣失去了手指，卻闖出了一番天地的名人事迹，比如棒球投手莫迪凱·布朗，也就是著名的三指布朗，在十四年的職業生涯中赢過二百三十九場比賽，還被選入了名人堂，再比如默片喜劇演員哈羅德·勞埃德，因為道具炸彈爆炸失去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但他還是設法趴在那塊巨型時鐘的指針上，還完成了無數其他驚險表演。
弗格森試着從這些鼓舞人心的故事裡汲取能量，想把自己也視為八指兄弟會中的驕傲一員，但那種打雞血的故事通常打動不了他，其中膩歪的樂觀情緒甚至讓他尴尬或者反感，不過，有沒有這些人的榜樣，他都在一點點地接受自己那隻異形的手，開始習慣它了，所以在3月26号脫下手套時，他滿以為最壞的已經過去了。
但他沒有考慮到那隻手套曾經有多讓他安心，他依賴那隻手套，把它當成盾牌來防備自慚形穢這種讓他局促不安的恐懼，現在他的手再次赤裸之後，試着裝作一切已經恢複到老樣子之後，他養成了隻要和别人在一起就把左手插在口袋裡的習慣，這意味着他在學校時幾乎無時無刻不如此，這個新習慣最讓他感到喪氣的是他根本意識不到在這麼做，那個動作是條件反射，不受意志控制，隻有需要把手從口袋裡掏出來時才會意識到。
學校之外的人都沒留意到他這個怪癖，艾米沒有，他母親和父親沒有，外公外婆也沒有，因為在那些在乎他的人面前勇敢一些并不難，但弗格森在學校卻變成了一個懦夫，并且越來越痛恨這一點。
可是他又怎麼阻止自己呢？他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這麼做。
這似乎成了一個無解的問題，那個古老又棘手的身心問題的又一個例證，隻不過在他的身上，是一個不會思考的身體部位仿佛有了自己的腦子，經過一個月徒勞的探索後，他終于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一個總的說來還算實際的方案，他一條一條地收拾好上學穿的四條褲子，交給他母親，然後讓她把每條褲子前後的左口袋都縫住了。
4月11号，艾米收到了巴納德的錄取通知書。
認識她的人都不驚訝，但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她自己卻一直在擔憂去年的代數二——三角學科目隻得了八十一分（把平均分從九十五拉到了九十三），懷疑她的學業能力傾向測驗的分數是不是有點兒低了（一千三百七十五分，不是她努力想考到的一千四百五十分），在那些等待的日子裡，不管弗格森如何叫她放心，她都會告訴他，人生沒有絕對，這世界派發各種失望的速度和熱情，堪比政客們和人握手那麼迅速和急切，她不想失望，所以已經做好了失望的準備，因此，當喜訊最終傳來時，她更多像是松了口氣，而不是高興。
但弗格森很高興，而且不光是為艾米，也為了他自己，甚至首先是為了他自己，因為如果她被巴納德拒掉，還有幾所備選學校，但每所都不在那座叫紐約的城市，那些日子弗格森過得戰戰兢兢，生怕她會跑到某個遙遠的地方，比如波士頓、芝加哥或者威斯康星的麥迪遜，那樣會讓一切變得複雜，讓他變得孤零零，每年隻能見她幾次，過節時匆匆忙忙回到西75街就又走了，接着是九個月的漫長時光，聯系很少或者根本杳無音訊，寫給她的信，她會因為太忙顧不上回，然後一點一點地，他們會不可避免地疏遠，也沒什麼能阻止她遇上别人，那些大學男生肯定會圍着她團團轉，而她則遲早會愛上其中一個，某個二十歲或者二十一歲的曆史系學生/民權激進人士，會讓她徹底忘記可憐的弗格森，忘記高中還沒畢業的弗格森，好在巴納德的錄取通知書終于來了，他不用再去想那些本有可能發生的可怕細節。
弗格森年紀尚輕，但已經大到能明白噩夢有時會變成現實——兄弟搶劫兄弟，總統被刺客的子彈打死，車撞到樹上——有時候卻不會，比如兩年前的那場危機，世界本應毀滅，但卻沒有，再比如艾米上大學的事，本有可能讓她離開紐約，但卻沒有，而現在，既然在接下來的四年裡艾米都會待在紐約，弗格森便明白了輪到他上大學時，他也要奔向紐約。
棒球賽季那會兒已經開始了，但弗格森盡可能不去想這回事，也不去看比賽，他對球隊的所有了解都來自早上開車上學和波比·喬治的聊天。
取代了弗格森三壘位置的安迪·馬龍顯然不太适應他的新職責，在局末頻頻犯錯，讓球隊輸了好幾場比賽。
弗格森很是替他和其他隊員遺憾，但也沒有太遺憾，沒有遺憾到讓他不覺得有些高興，因為盡管他不願意承認，但知道沒了他之後球隊不像以前那麼好了，還是有種扭曲的滿足感。
至于波比——同往常一樣，沒什麼好擔心的。
他一直都很好，但現在已經成了球隊最好的球員，一個打擊力超強的接球手，接球和擊球一樣優秀，在5月的第二周，當他最終說服弗格森去看了一場對陣哥倫比亞高中的主場比賽後，弗格森驚訝地發現波比的進步有多神速。
一分、兩分、三分的本壘打——以及兩次将對方盜二壘的跑壘員封殺出局。
曾經那個鼻涕多到不得不用嘴呼吸，愛吮大拇指的小男孩，已經長成一個身高六英尺二英寸的少年，肌肉發達，速度快，體重超過二百磅，在球場上看起來完全是個成年人，而他打球時表現出來的那種智慧，也着實讓弗格森大惑不解，因為除了打棒球、橄榄球和被各種下流笑話逗笑外，波比·喬治在其他方面都是個蠢蛋，他有一半功課能及格的唯一原因，是他父母為了不讓他的平均分掉到C以下，從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找了個學生來輔導他，因為要想參加校際體育比賽，文化課的成績必須達到C以上。
然而一旦讓他站上球場，波比卻打得聰明極了，現在弗格森終于見識了波比的優秀，那年春天就沒必要再去看比賽，繼續折磨自己了。
或許明年吧，他心想，但現在還是太痛苦了。
夏天漸漸到來，大學那攤事兒塵埃落定後，艾米又開始聊起了政治，向弗格森傾訴她的看法，大聊特聊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争取種族平等大會以及民權運動的走向，痛心疾首于自己年紀太小，不能南下去參加學年最後幾個月組織的密西西比暑期計劃，這項由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發起的計劃要從北方征募一小批大學生，一千雙額外的手來來協助三個方向的工作：（一）推動該州被剝奪選舉權的黑人進行選民登記；（二）管理即将在十多個小城鎮為黑人孩子設立的自由學校；（三）創建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推選出一批黨代表候選人供選民選擇，參加8月末在亞特蘭大市舉行的民主黨代表大會，和傳統上全由白人種族主義者組成的民主黨代表團争奪席位。
艾米做夢都想深入到那個充滿了暴力與偏執的危險地區，甘願為民權運動赴湯蹈火，但十九歲是最低的年齡要求，她沒有資格申請，當然，從弗格森的角度來看，這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為雖然他也支持運動，但一夏天都沒有艾米的話，他可受不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還發生了很多讓人難以忍受的事情，隻是對他們沒什麼影響，或者說沒有直接影響，盡管他們在暑假都有工作，艾米在第八街書店當店員，弗格森在斯坦利電視機和收音機專賣店做職員，但他們還是努力地多見面，不光是周末，平日的很多晚上也會見，弗格森一下班就開車去城裡，從書店接上艾米，然後一起去小喬的店吃漢堡，去布裡克大街劇院看電影，到華盛頓廣場散步，或者趁艾米的某個朋友外出時到那人家中滾床單，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因為弗格森有自己的車了，自由之夏的自由之車，星期六和星期天他們會開車到瓊斯海灘，或者往北去鄉下、往南去澤西海岸，那個滿是偉大思想、熾熱愛情與無盡傷痛的夏天，剛開始時多麼令人鼓舞啊，參議院在6月底通過了《民權法案》，但緊接着，七十二小時之後，讓人無法忍受的事情便開始接踵而至。
6月23号，三名參加密西西比暑期項目的青年被報失蹤。
安德魯·古德曼、米奇·施沃納和詹姆斯·查内為了調查某教堂爆炸案，先于其他學生離開了該項目在俄亥俄州的培訓中心，離開之後再無音訊。
毫無疑問，他們已經被殺害了，被某些白人種族隔離主義者毆打、折磨并殺死了，這是殺雞儆猴，意在恐吓那群前來進犯的北方激進分子不要妄圖摧毀他們的生活方式，但是沒有人知道屍體在哪兒，而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似乎又都不在乎。
消息傳來時艾米難過得淚流滿面。
7月16号，也就是巴裡·戈德華特在舊金山赢得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當日，一名白人警察在哈萊姆槍殺了一名黑人少年，而詹姆斯·鮑威爾的死帶來的是哈萊姆和貝德福德——斯泰文森特連續六天的騷亂和搶劫，站在街上的紐約警方朝站在房頂上向他們扔石頭和垃圾的人群頭頂上方開槍，用的是真槍實彈，而不像南方各州驅散黑人暴亂分子時那樣用的是消防水帶和狗，艾米又哭了，不光是因為她終于明白北方的種族歧視和南方一樣根深蒂固，她自己的城市也不能免俗，還因為她意識到純真的理想主義已死，她夢想的那個黑人和白人并肩站在一起，不再有膚色偏見的美國，不過是愚蠢的一廂情願，就連貝阿德·拉斯廷，也就是十一個月前剛剛組織過向華盛頓進軍大遊行的人，也再無回天之力，當他站在哈萊姆的人群面前懇求他們停止暴力行為，不要再讓任何人受傷或犧牲時，人們呼喝着把他的聲音壓了下去，并且說他是湯姆叔叔。
和平抵抗已經失去了意義，馬丁·路德·金已是過去，黑人權力也成了至高無上的福音，高得甚至在幾個月之内就把黑鬼一詞從美國的日常語彙中抹去了。
8月4号，古德曼、施沃納和查内的屍體在密西西比州的費城附近一處土壩中被發現，他們半埋在污泥中、躺在大壩底部的照片看起來是如此駭人，弗格森不得不把頭扭到一邊，難受得歎息起來。
第二天，又傳來了兩艘美國驅逐艦在東京灣巡航時遭到北越魚雷快艇襲擊的消息，至少官方的正式報道是這麼說的，8月7号，國會通過《東京灣決議》，授權約翰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擊退任何針對美國軍隊的武裝襲擊，防止進一步的侵犯”。
仗打起來後，艾米不再哭了。
她現在已經認清約翰遜的真面目，而這把她氣壞了，看上去簡直火冒三丈，以至于弗格森差點兒想講個笑話，看看她是不是永遠不會再笑了。
一定會是場大仗，阿奇，比朝鮮戰争還大，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任何戰争都大，幸好你不會被卷進去。
此話怎講，邦葛羅斯博士？弗格森問道。
因為隻有一個拇指的男人不必應征入伍。
感謝上帝。
注釋： [1]指的是巴黎著名的嘉布遣會林蔭大道，舉世聞名的巴黎歌劇院即坐落于此，标志着世界電影誕生的《火車進站》，也是在這條大道上的大咖啡館中首次公映的。
[2]當時的大多數車輛沒有安全帶，或者隻有腰部的安全帶。
四年之後的1968年，全美才立法規定所有車輛都要在前排座位安裝現在常見的三點式安全帶。
[3]這些詞同“死”（dead）一樣，在英文中均已字母d開頭，且多為近義詞，依次為：demoralized，depressed，dumbfounded，discouraged，dejected，downinthedumps，desperate，defensive，despondent，discombobulated，distressed，deranged，defeated。
[4]這是貝克特用法語寫的小說，于1951年首次在法國出版。
[5]即拳王阿裡。
1964年爆冷擊敗原本被認為不可戰勝的利斯頓後，克萊加入了“伊斯蘭民族組織”（NationofIslam），并被命名為穆罕默德·阿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