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生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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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聖誕節前的周六晚上，畢竟是倫敦，畢竟是卡姆登嘛。
我們站得離地鐵列車進站的位置很近，大概有一節半車廂的距離，也就是不在站台的最尾端，但非常接近它——我們當時想盡可能往前端位置走，那裡不會太擠；我們就站在那裡等車。
地鐵列車駛進站台時，我看到了車頭，它開得很快，不是快得出奇，但确實很快。
地鐵列車從我的右手邊開過，緊接着我聽到左手邊傳來一聲尖叫。
一聲決絕的尖叫。
這聲尖叫并不可怕，但引人注意。
不是恐怖，也不是驚奇，它帶着……完全的決絕。
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描述。
我用眼角餘光可以看到，在站台尾端——我們差不多是站在人群的最前面——那個姑娘從站台邊緣跳下去，迎向開來的列車。
她整個人基本上在車的沖勁之下四分五裂了，直白地說是這樣。
她不存在了。
她瞬間變成了血、肉、骨，真的就是一瞬間。
天知道這件事情對地鐵司機造成了多大的影響……因為她直接撞在他面前。
她和他之間僅隔着一面玻璃。
可以說她的身體是直接爆炸、碎裂了，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被碎片濺到身上，但好像并沒有弄到任何人或者任何東西上，因為列車繼續往前開。
我們這邊的站台上一下子變得混亂極了。
幾秒鐘之後，另一邊的人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也亂起來。
我們三個人隻是轉頭看着彼此，然後說：“我們趕快離開這鬼地方吧。
”然後跑向出口。
但所有人都在這麼做。
所以我不太記得自己是怎麼離開站台的，我隻記得我們沖向扶手電梯，想要走到卡姆登大街上去。
我們都很震驚。
我們跳上一輛出租車，繼續前往我們原本計劃的目的地，同時想搞清楚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
那幅景象停留在我的腦海裡：列車開進來，開得飛快，但還不算太猛，然後是一聲尖叫，一個人在奔跑。
我一直想，她應該是一個相當漂亮的女孩子，留着長長的金發，但是明顯已經露宿街頭好一陣子。
她看起來有些衣衫褴褛，穿一條破爛的牛仔褲，一件髒髒的棒球衫和一雙球鞋。
她面色蒼白，但以前一定很美。
我隻記得她尖叫、奔跑、跳躍，然後就碎裂了。
我想，這件事情要是從物理角度分析，一定包含許多不同的因素，你懂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這個女孩隻是碰巧“做對了”，我是說，她下定決心，一定要“成功”。
她應該花了不少時間觀察列車，并且想辦法搞清楚了做這件事的最佳方式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最糟糕的情況是你被列車碾過去，卻仍然活着。
列車的速度和她奔跑的速度結合起來，加上她那幹淨利落的跳躍方式，她是直接朝列車跳去的。
她找準一個角度跳向列車，而不是橫過去。
她跳下去，擊中目标。
這件事發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會在列車進站時轉身沿着站台走動。
我很樂意站在那裡等，隻是當列車進站時，我會轉身走開，以防自己跟她做一樣的事。
這種感覺很像是站在高樓上往下看的那種眩暈感。
你知道，那種眩暈可能會讓你忍不住往下跳。
你不是畏高，而是害怕控制不住自己。
我想，不管是想從山上跳下去，還是想在地鐵北線的卡姆登站縱身躍下，從心理學角度來看，都是痛苦的過程。
随着時間的推移，你的理性思維會與非理性思維、不可理喻的想法不斷進行鬥争。
你在這個過程中把所有感覺釋放出來，與自己對峙，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正确的選擇，然後你就走過來了。
我沒有看到那位姑娘嘗試讓身邊的人讓開。
那個時候，在她身邊的，除了我之外，應該還有四五個人。
但我完全不記得她有推搡大家，讓大家讓開的動作。
她隻是用那聲尖叫清出一條路。
她那時離站台邊緣大概有2米的樣子。
她得跑過去。
她在奔跑之前就開始尖叫，她撞到列車上時，尖叫聲戛然而止。
所有人，不約而同的、即時的反應就是“離開”。
每個人都想盡快離開。
沒人想留在那裡。
如果你開車經過一場車禍，情況就完全相反了。
但在地鐵站台，每個人都想趕緊離開，越快越好。
◇◆◇ 那件事發生時，我24歲，那是我生命中對死亡最直接的體驗。
大概八年後，我在中學和大學時的一個好友在肯薩綠地被謀殺了。
他叫湯姆。
那是2006年1月，他是被人突然襲擊的。
他那時候在肯薩台站以北的一條公路上買了一套公寓。
他是一名年輕的律師，那時才31歲，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他預備在當年6月結婚，那個時候在籌備婚禮。
我到現在與他的女朋友還有聯系，也就是他的前未婚妻，我們很熟。
實際上，是我介紹他們認識的，所以我在他們在一起之前就跟她是朋友了。
他下了班，準備回家見未婚妻；他沿着巴瑟斯特花園走着，突然被兩個十七八歲的家夥襲擊。
他們用刀砍他，他還擊，因為那是他的本能，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們管他要錢；他給了他們一些錢，把錢包也給他們了。
我不記得事情的先後順序是怎麼樣的，反正他們搶劫了他，而他确實給了他們一些錢，但沒有全給。
他們就再次攻擊他，他還擊，然後他們沿着街追他，把他砍倒。
他們砍他的後腿，砍斷他的腿筋，最後把他生生捅死。
這兩個人最後拿到的不過是20英鎊和一張牡蛎卡(3)而已。
這就是這場謀殺的全部“價值”。
發生在湯姆身上的事情并不典型。
我是說，那種住在倫敦不安全的說法實際上是鬼話。
從概率上來說不成立。
從經驗來說也不成立。
媒體會渲染，讓你覺得這樣的事情是典型，它随時可能發生在你身上。
我想，這座城市裡有一個巨大的問題，是媒體的問題，不管是倫敦的地方媒體，還是那些以倫敦為中心的國家媒體，他們通過煽動恐懼增加報紙的銷量，而糟糕的是，這些媒體被用作控制人民的器官，限制人們的期待、希望和自信。
在這方面，倫敦的情況比這個國家其他地方的情況都要嚴重。
我認為從經驗上來說，被雷擊兩次的概率微乎其微，接近于零。
同樣，我這位好友在一次街頭搶劫中被謀殺的可能性非常小。
他沒有做任何蠢事，隻是非常倒黴，這種情況再次發生在我或我認識的人身上的可能性更小。
在他死後，我有好長一段時間都在想，可能我要搬離倫敦，到鄉下生活。
這也是這座城市裡90％的人在90％的時間裡的夢想。
這是一種持續性的願望。
總有一天我會這麼做的。
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但是四年過去了，我還沒有這麼做。
急救護理人員 佩裡·鮑爾 我們哪裡都去，這也正是這份工作的好處之一。
我去過銀行的保險庫，去過賣漢堡的小車和豪宅，真的是哪裡都去過。
還有公園——有一次我在公園裡接生了一個孩子，那可真是有趣。
你能去很多别人從未去過的地方，比如聖潘克拉斯的歐洲之星終點站，那裡也很有趣，因為法國警察不太情願放我們進去。
地點不同，工作的具體内容也不太一樣。
在紹索爾(4)，你會遇到很多醫療問題。
打比方說，南亞人更容易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要處理心髒病發的問題，或者呼吸道問題。
在最貧窮的那些地區，會有很多藥物濫用的問題，所以我們處理的可能是海洛因服用過量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在伊靈基本上聞所未聞。
如果是在市區，比如威斯敏斯特或者倫敦西區，那我們救助的很多都是遊客。
我想，很多外國人都會對我們的服務印象深刻吧：救護車會在你呼叫後的八分鐘内趕到，不管你來自何方，不論你姓甚名誰，而且免費。
我們坐在夏洛特街上的一張桌子旁，時近中午，周圍是來往穿行的車流——穿着西裝的人騎着鮑裡斯自行車(5)拐進旁邊的斯卡拉街，那裡的單車停放架上滿滿當當的全是自行車。
大家開始罵罵咧咧，說着市長和共享單車計劃的壞話。
離我們不遠處，一個亞洲男人兩口就吃掉一整個雞蛋芹菜三明治，好像他整個職業生涯都在練習怎麼快速吃完東西；卡車在他身後轟鳴而過，往拉斯伯恩廣場開去。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與人交談，跟各種各樣的人交談，跟很多我從未接觸過的人交談。
跟那些淩晨三點躺在貧民區、想辦法看清你臉的酒鬼交談；跟那些身患絕症的臨終老人交談。
我覺得救助孩子是一項很難的任務。
在這之前，我完全沒有救助孩子的經驗。
我覺得，對大部分急救人員來說，健康狀況很差的孩子是最令人恐懼的，因為很難對他們進行評測。
他們的情況經常急轉直下，而且你要跟他們的父母打交道。
對啊，有些人根本不會說英語，也增加了困難。
你要靠電話那頭的翻譯或者手語來幫助他們穩定情緒，同時采集他們的疾病信息，并且全程保持微笑。
我知道倫敦是個混雜的城市，但我以前實在不喜歡那種族群聚居。
去年，我在漢韋爾工作，那地方就在伊靈附近，等于是在紹索爾的門檻上，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那個地方跟我看到的倫敦其他地區都不一樣：你開車經過高街和百老彙，一張白人臉都看不見，但你會看到所有的雜貨鋪和商店都湧上街頭，人們從敞開的櫥窗裡叫賣食物。
那種景象迷人、獨一無二。
我竟從未見識過這樣的地方。
我一直認為，倫敦相當混雜，人跟人都緊挨在一起。
但這樣的景象着實令我大開眼界。
這跟我在奧瓦爾工作時見識到的一樣，很多非裔加勒比人聚居在一起，他們跟其他地區是隔離的。
我原以為文化隔膜會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但文化隔膜其實并沒有那麼嚴重。
有人告訴過我們，進清真寺需要脫鞋，但我們不能脫掉靴子，因為它們是安全靴，鞋頭是用不鏽鋼做的；所以
我們站得離地鐵列車進站的位置很近，大概有一節半車廂的距離，也就是不在站台的最尾端，但非常接近它——我們當時想盡可能往前端位置走，那裡不會太擠；我們就站在那裡等車。
地鐵列車駛進站台時，我看到了車頭，它開得很快，不是快得出奇，但确實很快。
地鐵列車從我的右手邊開過，緊接着我聽到左手邊傳來一聲尖叫。
一聲決絕的尖叫。
這聲尖叫并不可怕，但引人注意。
不是恐怖，也不是驚奇，它帶着……完全的決絕。
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描述。
我用眼角餘光可以看到，在站台尾端——我們差不多是站在人群的最前面——那個姑娘從站台邊緣跳下去，迎向開來的列車。
她整個人基本上在車的沖勁之下四分五裂了，直白地說是這樣。
她不存在了。
她瞬間變成了血、肉、骨，真的就是一瞬間。
天知道這件事情對地鐵司機造成了多大的影響……因為她直接撞在他面前。
她和他之間僅隔着一面玻璃。
可以說她的身體是直接爆炸、碎裂了，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被碎片濺到身上，但好像并沒有弄到任何人或者任何東西上，因為列車繼續往前開。
我們這邊的站台上一下子變得混亂極了。
幾秒鐘之後，另一邊的人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也亂起來。
我們三個人隻是轉頭看着彼此，然後說：“我們趕快離開這鬼地方吧。
”然後跑向出口。
但所有人都在這麼做。
所以我不太記得自己是怎麼離開站台的，我隻記得我們沖向扶手電梯，想要走到卡姆登大街上去。
我們都很震驚。
我們跳上一輛出租車，繼續前往我們原本計劃的目的地，同時想搞清楚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
那幅景象停留在我的腦海裡：列車開進來，開得飛快，但還不算太猛，然後是一聲尖叫，一個人在奔跑。
我一直想，她應該是一個相當漂亮的女孩子，留着長長的金發，但是明顯已經露宿街頭好一陣子。
她看起來有些衣衫褴褛，穿一條破爛的牛仔褲，一件髒髒的棒球衫和一雙球鞋。
她面色蒼白，但以前一定很美。
我隻記得她尖叫、奔跑、跳躍，然後就碎裂了。
我想，這件事情要是從物理角度分析，一定包含許多不同的因素，你懂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這個女孩隻是碰巧“做對了”，我是說，她下定決心，一定要“成功”。
她應該花了不少時間觀察列車，并且想辦法搞清楚了做這件事的最佳方式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最糟糕的情況是你被列車碾過去，卻仍然活着。
列車的速度和她奔跑的速度結合起來，加上她那幹淨利落的跳躍方式，她是直接朝列車跳去的。
她找準一個角度跳向列車，而不是橫過去。
她跳下去，擊中目标。
這件事發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會在列車進站時轉身沿着站台走動。
我很樂意站在那裡等，隻是當列車進站時，我會轉身走開，以防自己跟她做一樣的事。
這種感覺很像是站在高樓上往下看的那種眩暈感。
你知道，那種眩暈可能會讓你忍不住往下跳。
你不是畏高，而是害怕控制不住自己。
我想，不管是想從山上跳下去，還是想在地鐵北線的卡姆登站縱身躍下，從心理學角度來看，都是痛苦的過程。
随着時間的推移，你的理性思維會與非理性思維、不可理喻的想法不斷進行鬥争。
你在這個過程中把所有感覺釋放出來，與自己對峙，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正确的選擇，然後你就走過來了。
我沒有看到那位姑娘嘗試讓身邊的人讓開。
那個時候，在她身邊的，除了我之外，應該還有四五個人。
但我完全不記得她有推搡大家，讓大家讓開的動作。
她隻是用那聲尖叫清出一條路。
她那時離站台邊緣大概有2米的樣子。
她得跑過去。
她在奔跑之前就開始尖叫，她撞到列車上時，尖叫聲戛然而止。
所有人，不約而同的、即時的反應就是“離開”。
每個人都想盡快離開。
沒人想留在那裡。
如果你開車經過一場車禍，情況就完全相反了。
但在地鐵站台，每個人都想趕緊離開，越快越好。
◇◆◇ 那件事發生時，我24歲，那是我生命中對死亡最直接的體驗。
大概八年後，我在中學和大學時的一個好友在肯薩綠地被謀殺了。
他叫湯姆。
那是2006年1月，他是被人突然襲擊的。
他那時候在肯薩台站以北的一條公路上買了一套公寓。
他是一名年輕的律師，那時才31歲，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他預備在當年6月結婚，那個時候在籌備婚禮。
我到現在與他的女朋友還有聯系，也就是他的前未婚妻，我們很熟。
實際上，是我介紹他們認識的，所以我在他們在一起之前就跟她是朋友了。
他下了班，準備回家見未婚妻；他沿着巴瑟斯特花園走着，突然被兩個十七八歲的家夥襲擊。
他們用刀砍他，他還擊，因為那是他的本能，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們管他要錢；他給了他們一些錢，把錢包也給他們了。
我不記得事情的先後順序是怎麼樣的，反正他們搶劫了他，而他确實給了他們一些錢，但沒有全給。
他們就再次攻擊他，他還擊，然後他們沿着街追他，把他砍倒。
他們砍他的後腿，砍斷他的腿筋，最後把他生生捅死。
這兩個人最後拿到的不過是20英鎊和一張牡蛎卡(3)而已。
這就是這場謀殺的全部“價值”。
發生在湯姆身上的事情并不典型。
我是說，那種住在倫敦不安全的說法實際上是鬼話。
從概率上來說不成立。
從經驗來說也不成立。
媒體會渲染，讓你覺得這樣的事情是典型，它随時可能發生在你身上。
我想，這座城市裡有一個巨大的問題，是媒體的問題，不管是倫敦的地方媒體，還是那些以倫敦為中心的國家媒體，他們通過煽動恐懼增加報紙的銷量，而糟糕的是，這些媒體被用作控制人民的器官，限制人們的期待、希望和自信。
在這方面，倫敦的情況比這個國家其他地方的情況都要嚴重。
我認為從經驗上來說，被雷擊兩次的概率微乎其微，接近于零。
同樣，我這位好友在一次街頭搶劫中被謀殺的可能性非常小。
他沒有做任何蠢事，隻是非常倒黴，這種情況再次發生在我或我認識的人身上的可能性更小。
在他死後，我有好長一段時間都在想，可能我要搬離倫敦，到鄉下生活。
這也是這座城市裡90％的人在90％的時間裡的夢想。
這是一種持續性的願望。
總有一天我會這麼做的。
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但是四年過去了，我還沒有這麼做。
急救護理人員 佩裡·鮑爾 我們哪裡都去，這也正是這份工作的好處之一。
我去過銀行的保險庫，去過賣漢堡的小車和豪宅，真的是哪裡都去過。
還有公園——有一次我在公園裡接生了一個孩子，那可真是有趣。
你能去很多别人從未去過的地方，比如聖潘克拉斯的歐洲之星終點站，那裡也很有趣，因為法國警察不太情願放我們進去。
地點不同，工作的具體内容也不太一樣。
在紹索爾(4)，你會遇到很多醫療問題。
打比方說，南亞人更容易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要處理心髒病發的問題，或者呼吸道問題。
在最貧窮的那些地區，會有很多藥物濫用的問題，所以我們處理的可能是海洛因服用過量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在伊靈基本上聞所未聞。
如果是在市區，比如威斯敏斯特或者倫敦西區，那我們救助的很多都是遊客。
我想，很多外國人都會對我們的服務印象深刻吧：救護車會在你呼叫後的八分鐘内趕到，不管你來自何方，不論你姓甚名誰，而且免費。
我們坐在夏洛特街上的一張桌子旁，時近中午，周圍是來往穿行的車流——穿着西裝的人騎着鮑裡斯自行車(5)拐進旁邊的斯卡拉街，那裡的單車停放架上滿滿當當的全是自行車。
大家開始罵罵咧咧，說着市長和共享單車計劃的壞話。
離我們不遠處，一個亞洲男人兩口就吃掉一整個雞蛋芹菜三明治，好像他整個職業生涯都在練習怎麼快速吃完東西；卡車在他身後轟鳴而過，往拉斯伯恩廣場開去。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與人交談，跟各種各樣的人交談，跟很多我從未接觸過的人交談。
跟那些淩晨三點躺在貧民區、想辦法看清你臉的酒鬼交談；跟那些身患絕症的臨終老人交談。
我覺得救助孩子是一項很難的任務。
在這之前，我完全沒有救助孩子的經驗。
我覺得，對大部分急救人員來說，健康狀況很差的孩子是最令人恐懼的，因為很難對他們進行評測。
他們的情況經常急轉直下，而且你要跟他們的父母打交道。
對啊，有些人根本不會說英語，也增加了困難。
你要靠電話那頭的翻譯或者手語來幫助他們穩定情緒，同時采集他們的疾病信息，并且全程保持微笑。
我知道倫敦是個混雜的城市，但我以前實在不喜歡那種族群聚居。
去年，我在漢韋爾工作，那地方就在伊靈附近，等于是在紹索爾的門檻上，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那個地方跟我看到的倫敦其他地區都不一樣：你開車經過高街和百老彙，一張白人臉都看不見，但你會看到所有的雜貨鋪和商店都湧上街頭，人們從敞開的櫥窗裡叫賣食物。
那種景象迷人、獨一無二。
我竟從未見識過這樣的地方。
我一直認為，倫敦相當混雜，人跟人都緊挨在一起。
但這樣的景象着實令我大開眼界。
這跟我在奧瓦爾工作時見識到的一樣，很多非裔加勒比人聚居在一起，他們跟其他地區是隔離的。
我原以為文化隔膜會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但文化隔膜其實并沒有那麼嚴重。
有人告訴過我們，進清真寺需要脫鞋，但我們不能脫掉靴子，因為它們是安全靴，鞋頭是用不鏽鋼做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