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留在頂端
關燈
小
中
大
一座藝術城市。
所以要如何解釋呢？這裡為什麼有如此多的利益令人趨之若鹜呢？世界上這麼多年輕人都來到這裡。
這些聰明而又受過高等教育的孩子，來這裡學習貿易嗎？他們學到了什麼技巧嗎？他們會搶着去那些應對氣候變化的慈善機構工作嗎？不。
他們隻是在學習數字。
他們學習如何逃稅，學習如何轉移資金。
逃稅，轉移資金，邊轉移資金邊逃稅。
當然，他們會想辦法讓這樣的事情聽起來很重要。
這就是這座城市的運行方式。
但是到頭來，這些年輕人服務的是誰呢？你覺得呢？是服務這裡的人嗎？但這裡的人可不是那些把俄羅斯榨幹的壞蛋呀。
不，不，不。
他們服務的是那些“國際商務人士”。
他們是怎麼變成國際商務人士的？就是因為我們說，來吧，來倫敦。
把你的東西帶上，把你妻子的消費卡帶上，把你情婦的信用卡帶上，把你所有的麻煩、壞脾氣都帶上——記得被下毒的那個俄羅斯人嗎？——都帶過來。
你無法将所有反抗情緒從倫敦消除。
現在，警察會強制人們提前申報抗議活動，要把遊行路線公布出來。
這确實有用——有用到某一天，它會失效——失效的那一天就是有事情發生的那一天。
他們把抗議的學生限制在某個區域，但總會有人在這個城市裡挂起标語，也可能會有傻傻的單親父親穿上蜘蛛俠或蝙蝠俠的衣服，把自己懸垂在白金漢宮外面；或者在提問時間，會有人把一罐粉砸到首相頭上。
好極了。
危險的是，這種遊行示威慢慢變成“一日遊”了。
記得在伊拉克發生了什麼嗎？來抗議吧，出來玩一玩，喊一喊，然後回家。
結果呢？什麼都沒有。
在倫敦，你可以通過抗議活動達成一些事，但如果我們隻是在一個下午進行一場秩序良好的遊行，是什麼都達不到的。
對沖基金經理 保羅·哈丁 緊鄰勞斯萊斯展廳的是伯克利廣場大廈寬敞的入口大廳。
穿着西裝的男人們排着隊準備過安檢。
投資公司一共占九層樓，你看到的全是“××資産管理”這幾個字。
先乘坐扶手電梯，然後乘坐廂式電梯，再走過安靜的會議室，我來到哈丁的辦公室。
這是一個小單間，隻夠放兩張辦公桌，一張是他的，一張是他的合夥人，也就是他弟弟的。
一個占很小空間的暖氣扇就放在他們身後，正輕輕地把一張聖誕卡片吹到地上。
我和弟弟是來自德比郡的鄉村男孩。
我們的父母住在田野裡的一所房子裡，他們養了一些牛和羊，這是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
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
我得到這個來倫敦做證券經紀人實習生的機會時，非常興奮；但同時，這個機會也讓人覺得有些可怕。
我在一個周五來到倫敦，而正式工作從接下來的那個周一開始。
我穿好襯衫打好領帶，把自己拾掇幹淨，然後出現在公司。
那是一棟很漂亮的大樓，我想：“這是我的第一天啊。
”你很快就會意識到，這是一個競争很激烈的環境。
你會期待有人為你這個新人把一切安排妥當，但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那是一間很小的辦公室，中間擺着一排辦公桌，經紀人們相對坐着；一排大概有八個人，共有兩排，高級員工坐在其中一頭，實習生則坐在另外一頭。
高級員工非常賺錢，他們把我們當作斟茶倒水的小弟。
這讓我想起我在寄宿學校時的情境：你是低年級小男生時，那些大男生就會打你。
所以低年級小男生會組成一個小團體，相互照顧。
經紀人給了我們實習生一張名單，上面有幾千個名字。
早上九點，我們就拿起電話，不停地給這些人打電話。
“我們是某某公司，不知道您對投資股市有沒有興趣呢？您炒股嗎？”這些人可能才剛剛睡醒，一般會這樣說：“股票？你在說什麼啊，我準備去喝咖啡啊。
”簡直是地獄。
我們每天要打好幾百個電話，大多數人接到電話都會直接挂掉。
但這不會影響你繼續給别人打，你說那些話已經流利得不得了，反正拿起來就是一通說。
不過，最後總會有個人說：“哦，是啊，我還挺感興趣的。
”這時你才突然反應過來：“老天，我現在要說啥？” 我們每天大概要打300個電話，發出10到15個快遞。
這10到15個收到快遞的人裡面可能隻有兩三個是有點感興趣的，每50個收到快遞的人裡面可能有一個人是會開戶的。
所以這真是一個數字遊戲。
我進步很快，不久就成了證券交易員。
他們不會告訴你他們要賣什麼。
他們隻是在某天早上走進來說：“對，這就是我們要賣的東西，就是這家公司，話術是這樣……”你早上七點半要開會，九點就要開始銷售。
“好，保羅，你要賣掉價值5萬美金的股票。
”我如果把這部分賣掉，就能拿5千美金。
我就想，老天，5千，一天！這就是這些痛苦背後的價值了。
他們以前在牆上挂一塊大白闆，上面列着所有證券交易員的名字，以及我們每個人在那一天要賣出的股票價值。
比如說，你要賣5萬，你打了電話，有人買了其中5千，你就寫“剩4萬5千”，過了一會兒變成“剩3萬5千”，一直寫。
你們相互競争，看誰能最快賣完自己的股票。
全賣掉時，他們會在底部畫一個笑臉，旁邊跟着“成交”。
我記得有一個叫布萊恩的男人，他在推銷上非常聰明，簡直是個天才，他大概兩三個小時就能賣完，然後剩下的時間他就可以休假了。
老闆會跟他說：“做得好啊，布萊恩，
所以要如何解釋呢？這裡為什麼有如此多的利益令人趨之若鹜呢？世界上這麼多年輕人都來到這裡。
這些聰明而又受過高等教育的孩子，來這裡學習貿易嗎？他們學到了什麼技巧嗎？他們會搶着去那些應對氣候變化的慈善機構工作嗎？不。
他們隻是在學習數字。
他們學習如何逃稅，學習如何轉移資金。
逃稅，轉移資金，邊轉移資金邊逃稅。
當然，他們會想辦法讓這樣的事情聽起來很重要。
這就是這座城市的運行方式。
但是到頭來，這些年輕人服務的是誰呢？你覺得呢？是服務這裡的人嗎？但這裡的人可不是那些把俄羅斯榨幹的壞蛋呀。
不，不，不。
他們服務的是那些“國際商務人士”。
他們是怎麼變成國際商務人士的？就是因為我們說，來吧，來倫敦。
把你的東西帶上，把你妻子的消費卡帶上，把你情婦的信用卡帶上，把你所有的麻煩、壞脾氣都帶上——記得被下毒的那個俄羅斯人嗎？——都帶過來。
你無法将所有反抗情緒從倫敦消除。
現在，警察會強制人們提前申報抗議活動，要把遊行路線公布出來。
這确實有用——有用到某一天，它會失效——失效的那一天就是有事情發生的那一天。
他們把抗議的學生限制在某個區域，但總會有人在這個城市裡挂起标語，也可能會有傻傻的單親父親穿上蜘蛛俠或蝙蝠俠的衣服，把自己懸垂在白金漢宮外面；或者在提問時間，會有人把一罐粉砸到首相頭上。
好極了。
危險的是，這種遊行示威慢慢變成“一日遊”了。
記得在伊拉克發生了什麼嗎？來抗議吧，出來玩一玩，喊一喊，然後回家。
結果呢？什麼都沒有。
在倫敦，你可以通過抗議活動達成一些事，但如果我們隻是在一個下午進行一場秩序良好的遊行，是什麼都達不到的。
對沖基金經理 保羅·哈丁 緊鄰勞斯萊斯展廳的是伯克利廣場大廈寬敞的入口大廳。
穿着西裝的男人們排着隊準備過安檢。
投資公司一共占九層樓，你看到的全是“××資産管理”這幾個字。
先乘坐扶手電梯，然後乘坐廂式電梯，再走過安靜的會議室，我來到哈丁的辦公室。
這是一個小單間，隻夠放兩張辦公桌，一張是他的，一張是他的合夥人，也就是他弟弟的。
一個占很小空間的暖氣扇就放在他們身後，正輕輕地把一張聖誕卡片吹到地上。
我和弟弟是來自德比郡的鄉村男孩。
我們的父母住在田野裡的一所房子裡，他們養了一些牛和羊，這是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
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
我得到這個來倫敦做證券經紀人實習生的機會時，非常興奮；但同時，這個機會也讓人覺得有些可怕。
我在一個周五來到倫敦，而正式工作從接下來的那個周一開始。
我穿好襯衫打好領帶，把自己拾掇幹淨，然後出現在公司。
那是一棟很漂亮的大樓，我想：“這是我的第一天啊。
”你很快就會意識到，這是一個競争很激烈的環境。
你會期待有人為你這個新人把一切安排妥當，但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那是一間很小的辦公室，中間擺着一排辦公桌，經紀人們相對坐着；一排大概有八個人，共有兩排，高級員工坐在其中一頭，實習生則坐在另外一頭。
高級員工非常賺錢，他們把我們當作斟茶倒水的小弟。
這讓我想起我在寄宿學校時的情境：你是低年級小男生時，那些大男生就會打你。
所以低年級小男生會組成一個小團體，相互照顧。
經紀人給了我們實習生一張名單，上面有幾千個名字。
早上九點，我們就拿起電話，不停地給這些人打電話。
“我們是某某公司，不知道您對投資股市有沒有興趣呢？您炒股嗎？”這些人可能才剛剛睡醒，一般會這樣說：“股票？你在說什麼啊，我準備去喝咖啡啊。
”簡直是地獄。
我們每天要打好幾百個電話，大多數人接到電話都會直接挂掉。
但這不會影響你繼續給别人打，你說那些話已經流利得不得了，反正拿起來就是一通說。
不過，最後總會有個人說：“哦，是啊，我還挺感興趣的。
”這時你才突然反應過來：“老天，我現在要說啥？” 我們每天大概要打300個電話，發出10到15個快遞。
這10到15個收到快遞的人裡面可能隻有兩三個是有點感興趣的，每50個收到快遞的人裡面可能有一個人是會開戶的。
所以這真是一個數字遊戲。
我進步很快，不久就成了證券交易員。
他們不會告訴你他們要賣什麼。
他們隻是在某天早上走進來說：“對，這就是我們要賣的東西，就是這家公司，話術是這樣……”你早上七點半要開會，九點就要開始銷售。
“好，保羅，你要賣掉價值5萬美金的股票。
”我如果把這部分賣掉，就能拿5千美金。
我就想，老天，5千，一天！這就是這些痛苦背後的價值了。
他們以前在牆上挂一塊大白闆，上面列着所有證券交易員的名字，以及我們每個人在那一天要賣出的股票價值。
比如說，你要賣5萬，你打了電話，有人買了其中5千，你就寫“剩4萬5千”，過了一會兒變成“剩3萬5千”，一直寫。
你們相互競争，看誰能最快賣完自己的股票。
全賣掉時，他們會在底部畫一個笑臉，旁邊跟着“成交”。
我記得有一個叫布萊恩的男人，他在推銷上非常聰明，簡直是個天才，他大概兩三個小時就能賣完，然後剩下的時間他就可以休假了。
老闆會跟他說：“做得好啊，布萊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