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好好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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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小，但都把領帶系得漂漂亮亮，紐扣也扣得好好的，雖然他們穿的校服有點大；他們很乖，總是舉手回答問題，還顯得很興奮。
但是，可能十個人中隻有一個人能一直保持這個狀态。
我們教出過一些非常成功的黑人孩子，他們很努力，成績也很好，準備去上大學，未來從事醫生、律師之類的職業。
可是，剩下的大多數都不會成功。
你會看到他們互相打鬥。
他們其實也想做聰明的人、成績好的人，但同時也想被看作很酷的人，希望被别人喜歡，希望别人覺得自己有趣。
這種情況實在令人心碎。
很快，那些系得好好的領帶越來越松，也越來越低；他們的行為越壞，領帶就越低越松。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會把領結系得那麼大，都跟我的手差不多大了。
我們學校有個規定，就是領帶結上要能看到三道條紋；于是他們就想盡辦法把領帶系得短短的，同時還能露出三道條紋。
今年我又開始教新一屆學生，都是年齡小一些的孩子，因為上一屆學生去年畢業了。
我幫上一屆學生填的學校申請裡，大概有25份都是水管工和木工的課程申請。
我又被安排教最差的班，雖然學校領導跟我承諾過，我在上一屆差班那裡經受那麼多痛苦之後，他們會給我安排好一些的班。
但領導居然又說，你把差班教得很好啊！來吧！再來一次。
反正，我還是在他們早上出去之前幫他們系緊領帶，把領帶結推高，把領扣扣好，然後才讓他們出去。
A班的學生會在外面說，老師，他們一走到走廊盡頭就會馬上解開領結，你幹嗎費那麼大勁啊？ 好吧，原因是，如果有人一直對你說，你很聰明，你會變聰明，你會好好學習……我也不确定這樣對他們有沒有效果，反正是某種暗示吧，逼他們做好孩子。
我也不會幫他們把領帶結系得太緊，而是要不太緊也不太松，我不想把他們勒死。
◇◆◇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有公民教育。
一個不教孩子政府、政治或社會學的國家是瘋狂的。
公民教育在2002年由伯納德·克裡克(8)提出，克裡克認為，公民教育能夠改善人們政治冷漠、脫離社會之類的态度。
所以公民教育包含犯罪和法律、政治和政治組織，以及社會、社會學和社會變革等内容。
政治課裡，學生得出去跟一名政客對話；環境課裡，學生要在學校裡圍繞環保做一個項目，比如呼籲廢品回收等。
學生們很喜歡這樣的課程，因為在這些課程裡他們有參與感。
我很早就開始教多元文化主義課，當我講到英國國家黨，孩子們問，他們怎麼證明自己的立場呢？我說，我們打電話問問他們吧。
我教的這個班是十年級，挺優秀的，大概有15個學生。
我把電話的擴音器打開，然後打給英國國家黨的助選熱線，電話那頭的可憐女人說：“哦，你們問我什麼是英國人的特性？”我們那節課的學習目标是：搞清楚英國人意味着什麼。
我們讨論說，根據英國國家黨的定義，隻有白人才是英國人，這很明顯是錯的，因為從這個國家形成伊始，居民就來自一百萬個不同的地方。
電話那頭的英國國家黨女接線人說：“你必須生于英國，且全家人都來自英國，你才算一個英國人。
”我的學生就問，這樣的話，你的家人最早是什麼時候到英國的呢？是你之前四代嗎？還是五代？這個女人回答說：“對啊，反正很久了。
”孩子們說，那你怎麼界定一個人到這裡夠不夠久呢？女人回答說：“夠不夠久一看就知道的呀，不是麼？”她用了這樣一句話來掩飾她的種族主義。
問答一直持續，直到一個孩子問了一個關鍵性問題：你會對人們進行基因檢測麼？你會看看他們的基因夠不夠“白”麼？ 又有一次，我給他們一張地圖，想讓他們探索“英國是多元文化國家”這個話題。
我想讓他們去問不同的人，問問他們的家庭來自哪裡，然後畫一條線，把故鄉和英國連起來。
這個項目的最終目的是希望表達，我們其實都來自五湖四海。
但他們做不出來，因為他們缺乏地理知識，不知道哪裡是哪裡。
他們問，老師，德國在哪裡？美國在哪裡？英國在哪裡？我回答說，好啦，你回到座位上吧，我們聊聊。
大家看到這個小島了嗎？這是英國。
誰知道哪裡是倫敦呀？ ◇◆◇ 另外，我也特别喜歡我帶領的辯論社。
他們上周四才上了電視——是我訓練出來的辯手呀。
我為他們感到驕傲，他們都非常非常棒。
我在上綜合師範學院時，就參加了辯論，一開始是别人拉我去的，因為我特别愛講話；有人說，天啊，這個女孩挺能講的，讓她去辯論吧。
這也是我後來申請牛津大學的原因。
在這之前，我從未想過要申請牛津大學，直到有一次我去牛津大學參加辯論賽，居然打敗來自伊頓公學的、戴着昂貴領帶的男生，于是我想，好吧，我要試試。
于是我成立了這個辯論社，并且有了一支很友愛的辯論隊。
辯論隊裡有一個女孩，父母都是老師，中産階級背景，很可愛。
還有一個女孩，她媽媽生她的時候隻有14歲，懷孕時被學校開除了，到了周末，她就和媽媽一起喝醉。
這個女孩非常聰明，她說她想成為一名律師，然後好好運用這些辯論技巧。
這兩個女孩是很好的朋友，總是結伴辯論。
看她們跟那些上私立學校的富二代對戰，那感覺真是太好了。
有一次，她們辯論的主題是關于從阿富汗撤軍的問題，這兩個留着棕色長頭發的漂亮女孩，操着埃爾瑟姆口音說：“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好琢磨琢磨，你可能覺得自己什麼都不知道，但艾哈邁迪—内賈德(9)是不會後退一步的，他會說，不，我才不要後退呢。
”關鍵是，她們的表達非常機智，但她們講話的口音很重，所以當她們一張嘴，對面幾位頂着松松軟軟的頭發、穿着貴得離譜的衣服的男生就想，哈，我們肯定要赢了。
但隻要比賽開局兩分鐘，你就能看到他們臉上的表情開始轉變。
比如當她們滔滔不絕地陳述外部影響如何導緻社群内部分裂的一系列觀點時，你會看到男生們突然開始在草稿紙上飛快地記筆記、做準備。
辯論社的常規成員有大概八個人。
我有一個三年計劃：第一年，我要帶着他們去參加很多比賽，在那些比賽上，他們會被很多中學生打敗——因為人家是十年級嘛。
他們會被比他們大、比他們有錢的孩子打敗，這種情況會持續好一陣。
但沒關系，沒關系。
他們一開始會度過一段艱難的時期，因為一直在被這些大孩子打敗。
比賽過後，我會給他們買比薩，然後鼓勵他們說，沒關系，會好的。
這麼一來，到了年底，他們就會赢得倫敦所有公立學校參與的比賽。
最後一場決賽，他們的對手是恩菲爾德的一所學校。
辯題是家長應不應該因為孩子曠課而被起訴。
(10)我的這些孩子們顯然知道現有法律規定孩子曠課學校可以起訴家長。
這個辯題剛公布時，那個媽媽還特别年輕的女孩子說：“老師，現有法律規定就是那樣的，對吧？”我說，是的，是的。
去好好打吧，孩子。
最後，他們赢了。
太棒了。
除了每隔十二周，你的手機會被偷一次之外，老師這個職業真是世上最好的工作。
翻譯 吉蒂·基恩斯 在倫敦，我是外國人。
我不在這裡出生。
不管我在這裡住了多久——我的兒子是英國人，我的丈夫是英國人——我還是伊朗人。
但我對英國移民法的了解比任何律師都多。
每一個新的法案我都了如指掌。
人們說我來自伊朗，但我能準确地告訴你，這個該怎麼做，那個該怎麼做。
我跟許多來自伊朗或阿富汗的移民打交道，因為在阿富汗的部分地區，人們講波斯語，隻不過他們稱之為達利語，那是波斯語的一種古老形式。
我經曆過許多有趣但也很艱難、很令人悲傷的事情。
她剛從劍橋回到倫敦，今天早些時候，她還在劍橋有些工作要處理。
她說，她在那裡的拘留中心的自行車棚裡抽了一陣煙。
她塗了指甲油，還畫了眼線，說話時眼裡不時落下淚來。
我以前從來不工作。
我一直是個隻懂得享受閑暇、喝喝下午茶的人。
我上過大學，也有學位。
這樣的生活讓我覺得很無聊。
我的一個朋友，也是伊朗人，剛好碰上法律糾紛，就問我能不能陪她一起去法庭。
她會講英語，但講得不好。
于是我就跟她和她的律師一起去參加了那場訴訟。
那裡應該是個治安法院(11)。
我那位朋友被控違章駕駛。
我問他們，我能擔任翻譯嗎？他們說，可以，就你吧。
就這樣，我們最後赢了那場訴訟。
完事之後，我們一起去大喝了一場。
朋友說，吉蒂啊，你幹脆就當翻譯好了。
我說，我沒經驗啊，也沒工作過，你知道的。
後來，我回家好好想了想，同時這位朋友也一直在鼓勵我。
我就跟我丈夫說，邁克爾啊，我應該沒法勝任工作吧，我沒自信啊。
邁克爾說，可你已經做了二十年翻譯啦！伊朗革命發生時，我剛剛結婚，那會兒我的家人、朋友還有好多其他人都湧到英國來，所以我帶他們去英國内政部，帶他們去見律師，帶他們上醫院
但是，可能十個人中隻有一個人能一直保持這個狀态。
我們教出過一些非常成功的黑人孩子，他們很努力，成績也很好，準備去上大學，未來從事醫生、律師之類的職業。
可是，剩下的大多數都不會成功。
你會看到他們互相打鬥。
他們其實也想做聰明的人、成績好的人，但同時也想被看作很酷的人，希望被别人喜歡，希望别人覺得自己有趣。
這種情況實在令人心碎。
很快，那些系得好好的領帶越來越松，也越來越低；他們的行為越壞，領帶就越低越松。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會把領結系得那麼大，都跟我的手差不多大了。
我們學校有個規定，就是領帶結上要能看到三道條紋；于是他們就想盡辦法把領帶系得短短的，同時還能露出三道條紋。
今年我又開始教新一屆學生，都是年齡小一些的孩子，因為上一屆學生去年畢業了。
我幫上一屆學生填的學校申請裡，大概有25份都是水管工和木工的課程申請。
我又被安排教最差的班，雖然學校領導跟我承諾過，我在上一屆差班那裡經受那麼多痛苦之後，他們會給我安排好一些的班。
但領導居然又說，你把差班教得很好啊！來吧！再來一次。
反正，我還是在他們早上出去之前幫他們系緊領帶，把領帶結推高，把領扣扣好，然後才讓他們出去。
A班的學生會在外面說，老師，他們一走到走廊盡頭就會馬上解開領結，你幹嗎費那麼大勁啊？ 好吧，原因是，如果有人一直對你說，你很聰明，你會變聰明，你會好好學習……我也不确定這樣對他們有沒有效果，反正是某種暗示吧，逼他們做好孩子。
我也不會幫他們把領帶結系得太緊，而是要不太緊也不太松，我不想把他們勒死。
◇◆◇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有公民教育。
一個不教孩子政府、政治或社會學的國家是瘋狂的。
公民教育在2002年由伯納德·克裡克(8)提出，克裡克認為，公民教育能夠改善人們政治冷漠、脫離社會之類的态度。
所以公民教育包含犯罪和法律、政治和政治組織，以及社會、社會學和社會變革等内容。
政治課裡，學生得出去跟一名政客對話；環境課裡，學生要在學校裡圍繞環保做一個項目，比如呼籲廢品回收等。
學生們很喜歡這樣的課程，因為在這些課程裡他們有參與感。
我很早就開始教多元文化主義課，當我講到英國國家黨，孩子們問，他們怎麼證明自己的立場呢？我說，我們打電話問問他們吧。
我教的這個班是十年級，挺優秀的，大概有15個學生。
我把電話的擴音器打開，然後打給英國國家黨的助選熱線，電話那頭的可憐女人說：“哦，你們問我什麼是英國人的特性？”我們那節課的學習目标是：搞清楚英國人意味着什麼。
我們讨論說，根據英國國家黨的定義，隻有白人才是英國人，這很明顯是錯的，因為從這個國家形成伊始，居民就來自一百萬個不同的地方。
電話那頭的英國國家黨女接線人說：“你必須生于英國，且全家人都來自英國，你才算一個英國人。
”我的學生就問，這樣的話，你的家人最早是什麼時候到英國的呢？是你之前四代嗎？還是五代？這個女人回答說：“對啊，反正很久了。
”孩子們說，那你怎麼界定一個人到這裡夠不夠久呢？女人回答說：“夠不夠久一看就知道的呀，不是麼？”她用了這樣一句話來掩飾她的種族主義。
問答一直持續，直到一個孩子問了一個關鍵性問題：你會對人們進行基因檢測麼？你會看看他們的基因夠不夠“白”麼？ 又有一次，我給他們一張地圖，想讓他們探索“英國是多元文化國家”這個話題。
我想讓他們去問不同的人，問問他們的家庭來自哪裡，然後畫一條線，把故鄉和英國連起來。
這個項目的最終目的是希望表達，我們其實都來自五湖四海。
但他們做不出來，因為他們缺乏地理知識，不知道哪裡是哪裡。
他們問，老師，德國在哪裡？美國在哪裡？英國在哪裡？我回答說，好啦，你回到座位上吧，我們聊聊。
大家看到這個小島了嗎？這是英國。
誰知道哪裡是倫敦呀？ ◇◆◇ 另外，我也特别喜歡我帶領的辯論社。
他們上周四才上了電視——是我訓練出來的辯手呀。
我為他們感到驕傲，他們都非常非常棒。
我在上綜合師範學院時，就參加了辯論，一開始是别人拉我去的，因為我特别愛講話；有人說，天啊，這個女孩挺能講的，讓她去辯論吧。
這也是我後來申請牛津大學的原因。
在這之前，我從未想過要申請牛津大學，直到有一次我去牛津大學參加辯論賽，居然打敗來自伊頓公學的、戴着昂貴領帶的男生，于是我想，好吧，我要試試。
于是我成立了這個辯論社，并且有了一支很友愛的辯論隊。
辯論隊裡有一個女孩，父母都是老師，中産階級背景，很可愛。
還有一個女孩，她媽媽生她的時候隻有14歲，懷孕時被學校開除了，到了周末，她就和媽媽一起喝醉。
這個女孩非常聰明，她說她想成為一名律師，然後好好運用這些辯論技巧。
這兩個女孩是很好的朋友，總是結伴辯論。
看她們跟那些上私立學校的富二代對戰，那感覺真是太好了。
有一次，她們辯論的主題是關于從阿富汗撤軍的問題，這兩個留着棕色長頭發的漂亮女孩，操着埃爾瑟姆口音說：“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好琢磨琢磨，你可能覺得自己什麼都不知道，但艾哈邁迪—内賈德(9)是不會後退一步的，他會說，不，我才不要後退呢。
”關鍵是，她們的表達非常機智，但她們講話的口音很重，所以當她們一張嘴，對面幾位頂着松松軟軟的頭發、穿着貴得離譜的衣服的男生就想，哈，我們肯定要赢了。
但隻要比賽開局兩分鐘，你就能看到他們臉上的表情開始轉變。
比如當她們滔滔不絕地陳述外部影響如何導緻社群内部分裂的一系列觀點時，你會看到男生們突然開始在草稿紙上飛快地記筆記、做準備。
辯論社的常規成員有大概八個人。
我有一個三年計劃：第一年，我要帶着他們去參加很多比賽，在那些比賽上，他們會被很多中學生打敗——因為人家是十年級嘛。
他們會被比他們大、比他們有錢的孩子打敗，這種情況會持續好一陣。
但沒關系，沒關系。
他們一開始會度過一段艱難的時期，因為一直在被這些大孩子打敗。
比賽過後，我會給他們買比薩，然後鼓勵他們說，沒關系，會好的。
這麼一來，到了年底，他們就會赢得倫敦所有公立學校參與的比賽。
最後一場決賽，他們的對手是恩菲爾德的一所學校。
辯題是家長應不應該因為孩子曠課而被起訴。
(10)我的這些孩子們顯然知道現有法律規定孩子曠課學校可以起訴家長。
這個辯題剛公布時，那個媽媽還特别年輕的女孩子說：“老師，現有法律規定就是那樣的，對吧？”我說，是的，是的。
去好好打吧，孩子。
最後，他們赢了。
太棒了。
除了每隔十二周，你的手機會被偷一次之外，老師這個職業真是世上最好的工作。
翻譯 吉蒂·基恩斯 在倫敦，我是外國人。
我不在這裡出生。
不管我在這裡住了多久——我的兒子是英國人，我的丈夫是英國人——我還是伊朗人。
但我對英國移民法的了解比任何律師都多。
每一個新的法案我都了如指掌。
人們說我來自伊朗，但我能準确地告訴你，這個該怎麼做，那個該怎麼做。
我跟許多來自伊朗或阿富汗的移民打交道，因為在阿富汗的部分地區，人們講波斯語，隻不過他們稱之為達利語，那是波斯語的一種古老形式。
我經曆過許多有趣但也很艱難、很令人悲傷的事情。
她剛從劍橋回到倫敦，今天早些時候，她還在劍橋有些工作要處理。
她說，她在那裡的拘留中心的自行車棚裡抽了一陣煙。
她塗了指甲油，還畫了眼線，說話時眼裡不時落下淚來。
我以前從來不工作。
我一直是個隻懂得享受閑暇、喝喝下午茶的人。
我上過大學，也有學位。
這樣的生活讓我覺得很無聊。
我的一個朋友，也是伊朗人，剛好碰上法律糾紛，就問我能不能陪她一起去法庭。
她會講英語，但講得不好。
于是我就跟她和她的律師一起去參加了那場訴訟。
那裡應該是個治安法院(11)。
我那位朋友被控違章駕駛。
我問他們，我能擔任翻譯嗎？他們說，可以，就你吧。
就這樣，我們最後赢了那場訴訟。
完事之後，我們一起去大喝了一場。
朋友說，吉蒂啊，你幹脆就當翻譯好了。
我說，我沒經驗啊，也沒工作過，你知道的。
後來，我回家好好想了想，同時這位朋友也一直在鼓勵我。
我就跟我丈夫說，邁克爾啊，我應該沒法勝任工作吧，我沒自信啊。
邁克爾說，可你已經做了二十年翻譯啦！伊朗革命發生時，我剛剛結婚，那會兒我的家人、朋友還有好多其他人都湧到英國來，所以我帶他們去英國内政部，帶他們去見律師，帶他們上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