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一步步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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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沃爾什
我在劍橋城外的一個小鎮長大，特别想離開家生活——不是因為我不喜歡家裡，隻是因為每當想到倫敦，我就覺得興奮，覺得去倫敦對我來說會是一次很好的冒險。
我當時18歲，有點幼稚，會想當然地說：“這一定超棒，很簡單，很完美！” 後來，我來到倫敦上藝術學校，初來乍到時，被倫敦的景象驚呆了。
有一次，老師讓我們做一個雕塑作業，主題是“自我雕像”。
我做了一個真人大小的雕塑，有點抽象的感覺，還用竹條做了一個框，把它框起來，又弄了點紙巾加在上面，然後妄想着可以把這個東西帶上倫敦的公交車。
那玩意可是巨大無比。
我完全沒想到倫敦會這麼擁擠，也沒想到人們對這樣的東西根本毫無興趣，更别提會給它讓路了。
我如果是在我那個小村莊裡的校巴上扛着這件東西，所有人都會說：“哇，這整個座位都讓給你吧。
”但是在倫敦，大家就隻是心想：“蠢笨的藝術生。
” 大學畢業之後，我在布裡克斯頓住了兩年；後來，我有個朋友正好要出租一個房間，那個房間在老街的一棟公寓裡，于是我就搬到那裡去了。
我們住的這棟公寓以前是政府廉租房，就位于老街的消防站後面，那時候可真好玩。
我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時間。
我那時候的工作需要投入很多時間和精力，但同時也讓我擁有很多社交機會——突然，我就多了很多畫廊活動要參加，而老街附近又有很多酒吧。
我就把很多時間都花在外出上了。
不過，我們那整棟公寓都很破舊。
租金比較便宜，有水泥地，但沒有窗簾，在冬天冷得要死。
跟我一起住的那個朋友在一家雜志社工作，而我在畫廊工作，我們的生活交集不是那麼多；到最後，公寓就變成被我們胡亂扔東西的地方。
屋裡的三張沙發很明顯在那裡已經放了好多年，抱枕都破了，但我們沒人想花錢處理這個問題。
有一個周末，我朋友的父母過來看她，給她買了一條新沙發套，還給我們的客廳買了一株植物。
整個地方都脫胎換骨了。
我們當時想：“天啊，我們為什麼不早幹這事？”我們的生活完全被外出喝酒、社交還有工作絆住了，完全沒有花時間待在家裡。
我們一點也不在乎這個家。
我當時大概30歲，跟男朋友湯姆在一起也有七八年了。
我們用了很多時間思考自己的職業生涯，然後我們就開始想，除了工作以外，人生還應該有什麼東西。
一個女孩快到30歲時肯定會開始考慮孩子的問題了。
我們談論了家庭還有未來長期的打算，最後意識到，我們可能沒辦法在倫敦維持生計，因為要達到我們心目中讓孩子健康成長的生活方式，我們必須買一套大房子，而我們肯定買不起。
我們都受着很傳統的教育長大，家庭很穩定，一家人住在一套好房子裡面；在我們的觀念裡，我們的孩子也應該擁有這樣的環境。
對于在倫敦從事藝術行業的人來說，要想達到那樣的程度是很難的。
我覺得，我們除非能從哪裡繼承一大筆錢，否則肯定做不到。
在很偶然的機會下，我們去了百老彙市場。
我當時正好在為一家藝術雜志撰稿，有一個組織在倫敦東區新開了一個工作室，而我要為此寫一篇文章——很多藝術家都在百老彙市場開有工作室。
最後，我們在一個周六造訪此地，剛好碰上農民市場(5)開放，就覺得這裡可真不錯。
我們覺得這裡不像老街那樣時髦；當時我們本來準備在喬克農場或者更北一點的地方買套房子，但算了賬之後發現我們買不起。
最後，我們在百老彙市場附近買了套房子，可以眺望運河。
那個時候，我們可真喜歡那套房子啊。
兩年半以前，我有了莎拉，對我來說那可真是一個“頓悟”的瞬間。
她比預産期早了一個月出生，讓我們受了一點驚吓。
我當時本來完全不想要小孩，也剛剛完成建築節的相關工作。
我大概經手了500場活動，要處理所有的媒體相關事務，工作量真是超級大的。
我得在建築節之前停止工作，因為預産假馬上就要到了。
一天早上，我的肚子突然就動了，我們沖到醫院，完全進入馬達全開的狀态。
最後我在哈莫頓醫院待了五天。
現在想起來，我當時在那裡關了幾天之後都覺得有點抑郁了。
我和湯姆帶着小小的莎拉走出醫院，準備攔出租車。
這時，醫院外面有些喝醉酒的人在叫叫嚷嚷，我記得自己當時想：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我不是應該在劍橋那個為中産階級服務的阿登布魯克醫院生産嗎？但我現在真是沒空想這事，現在我不能像以前那樣隻為自己打算了。
在她身後的牆上，陽光斑駁搖動。
她正在等一個快遞。
在這個看似清閑的早晨，實際上有各種雜事等着她處理；同時，她也要像所有的年輕母親一樣，給自己計劃一些用作深度放松的時間，因為——用她的話來說——她們永遠也沒法真正“清閑”下來。
我們在家待了一天，然後就到百老彙市場去散步，因為我需要到外面走走。
我留意到周圍到處都是塗鴉，還有一群群牽着鬥牛犬的孩子。
我突然覺得，我得保證我的小嬰兒的安全，在這樣充滿危險的地方，我不能放松下來。
那個時候，比起興奮和有趣，我感到更多的是麻煩和困擾。
我也第一次留意到空氣質量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反正那天我走在百老彙旁的小運河橋上面時，聞到周圍很臭。
可能是因為在醫院待了五天之後，剛出來才開始留意到身邊的垃圾。
我覺得自己必須重新調整生活節奏，因為我的朋友們都還沒有小孩，我必須靠自己發掘一些新的組織，比如家長俱樂部或者是什麼玩樂小組之類的，但做到這些也挺難。
之前，我所有的朋友都從事藝術、創新産業相關工作，而突然間，和我打交道的人都變成律師、醫生或者社工什麼的了。
那堆人來自各行各業，非常有趣；但那個時候我卻不想社交，因為我有了孩子。
我隻想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調整自己，來适應一個母親的角色，我不想花那麼多精力去思考怎麼改善我身邊的環境。
以前，我是那種總是要逼自己做更多、更好的人。
比如，我會想，我傍晚可以先去謝潑德叢林一趟，然後在回家路上去一下布裡克斯頓，最後再回到老街。
我不用考慮什麼，隻是跳上地鐵，然後在那裡輕松度過一個小時，也不用想着随身帶飲品之類的，忘了也沒關系。
而這樣的狀況突然就變了，我得這麼想了：如果我要出門，我得先把尿布放在包裡，然後走到地鐵站——這就有點麻煩了，因為我如果走那條路，就有很多問題要注意，那條路又吵又臭，我不希望莎拉暴露在那樣的環境裡。
其實我壓根就不能上地鐵，因為地鐵站内的樓梯都很麻煩，所以我幹脆坐公交車好了。
哎呀不行，也不能坐公交車，因為人們很不喜歡帶着嬰兒車上來的乘客，現在正是高峰期，時間不對。
我想，當你有了孩子，你就不怎麼想離開家附近的地帶了，因為你隻想用更快的速度把事情做完，你得安排好睡眠、吃飯等事情，也要為各種偶發事件做好随機應變的準備。
突然，倫敦就變得有點“麻煩”了，我在這裡也開始感到有些受孤立。
搬回劍橋之後，我很驚訝，因為在街上，人們看到嬰兒車會讓路；你走在公園裡，人們會對你很禮貌，也會跟你打招呼。
而在倫敦，任何事情都是一成不變的，大家都很粗魯。
你在公交車上說：“抱歉打擾。
”他們會說：“什麼？你幹嗎？你小心點。
”他們根本不會給你讓路。
我不想把自己的生活當作一場社會實驗去體驗。
我隻想把最好的東西給孩子，給她盡可能大的玩樂空間。
但我感覺到，要想在倫敦擁有那麼多選擇的權利，就得有很多錢。
而即便如此，我知道的那些很有錢的人，也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花很多時間讓孩子參加課外活動，這些都讓人感到壓力太大，競争太大。
在倫敦，他們的孩子一天晚上要上芭蕾課，另一天晚上要去遊
我當時18歲，有點幼稚，會想當然地說：“這一定超棒，很簡單，很完美！” 後來，我來到倫敦上藝術學校，初來乍到時，被倫敦的景象驚呆了。
有一次，老師讓我們做一個雕塑作業，主題是“自我雕像”。
我做了一個真人大小的雕塑，有點抽象的感覺，還用竹條做了一個框，把它框起來，又弄了點紙巾加在上面，然後妄想着可以把這個東西帶上倫敦的公交車。
那玩意可是巨大無比。
我完全沒想到倫敦會這麼擁擠，也沒想到人們對這樣的東西根本毫無興趣，更别提會給它讓路了。
我如果是在我那個小村莊裡的校巴上扛着這件東西，所有人都會說：“哇，這整個座位都讓給你吧。
”但是在倫敦，大家就隻是心想：“蠢笨的藝術生。
” 大學畢業之後，我在布裡克斯頓住了兩年；後來，我有個朋友正好要出租一個房間，那個房間在老街的一棟公寓裡，于是我就搬到那裡去了。
我們住的這棟公寓以前是政府廉租房，就位于老街的消防站後面，那時候可真好玩。
我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時間。
我那時候的工作需要投入很多時間和精力，但同時也讓我擁有很多社交機會——突然，我就多了很多畫廊活動要參加，而老街附近又有很多酒吧。
我就把很多時間都花在外出上了。
不過，我們那整棟公寓都很破舊。
租金比較便宜，有水泥地，但沒有窗簾，在冬天冷得要死。
跟我一起住的那個朋友在一家雜志社工作，而我在畫廊工作，我們的生活交集不是那麼多；到最後，公寓就變成被我們胡亂扔東西的地方。
屋裡的三張沙發很明顯在那裡已經放了好多年，抱枕都破了，但我們沒人想花錢處理這個問題。
有一個周末，我朋友的父母過來看她，給她買了一條新沙發套，還給我們的客廳買了一株植物。
整個地方都脫胎換骨了。
我們當時想：“天啊，我們為什麼不早幹這事？”我們的生活完全被外出喝酒、社交還有工作絆住了，完全沒有花時間待在家裡。
我們一點也不在乎這個家。
我當時大概30歲，跟男朋友湯姆在一起也有七八年了。
我們用了很多時間思考自己的職業生涯，然後我們就開始想，除了工作以外，人生還應該有什麼東西。
一個女孩快到30歲時肯定會開始考慮孩子的問題了。
我們談論了家庭還有未來長期的打算，最後意識到，我們可能沒辦法在倫敦維持生計，因為要達到我們心目中讓孩子健康成長的生活方式，我們必須買一套大房子，而我們肯定買不起。
我們都受着很傳統的教育長大，家庭很穩定，一家人住在一套好房子裡面；在我們的觀念裡，我們的孩子也應該擁有這樣的環境。
對于在倫敦從事藝術行業的人來說，要想達到那樣的程度是很難的。
我覺得，我們除非能從哪裡繼承一大筆錢，否則肯定做不到。
在很偶然的機會下，我們去了百老彙市場。
我當時正好在為一家藝術雜志撰稿，有一個組織在倫敦東區新開了一個工作室，而我要為此寫一篇文章——很多藝術家都在百老彙市場開有工作室。
最後，我們在一個周六造訪此地，剛好碰上農民市場(5)開放，就覺得這裡可真不錯。
我們覺得這裡不像老街那樣時髦；當時我們本來準備在喬克農場或者更北一點的地方買套房子，但算了賬之後發現我們買不起。
最後，我們在百老彙市場附近買了套房子，可以眺望運河。
那個時候，我們可真喜歡那套房子啊。
兩年半以前，我有了莎拉，對我來說那可真是一個“頓悟”的瞬間。
她比預産期早了一個月出生，讓我們受了一點驚吓。
我當時本來完全不想要小孩，也剛剛完成建築節的相關工作。
我大概經手了500場活動，要處理所有的媒體相關事務，工作量真是超級大的。
我得在建築節之前停止工作，因為預産假馬上就要到了。
一天早上，我的肚子突然就動了，我們沖到醫院，完全進入馬達全開的狀态。
最後我在哈莫頓醫院待了五天。
現在想起來，我當時在那裡關了幾天之後都覺得有點抑郁了。
我和湯姆帶着小小的莎拉走出醫院，準備攔出租車。
這時，醫院外面有些喝醉酒的人在叫叫嚷嚷，我記得自己當時想：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我不是應該在劍橋那個為中産階級服務的阿登布魯克醫院生産嗎？但我現在真是沒空想這事，現在我不能像以前那樣隻為自己打算了。
在她身後的牆上，陽光斑駁搖動。
她正在等一個快遞。
在這個看似清閑的早晨，實際上有各種雜事等着她處理；同時，她也要像所有的年輕母親一樣，給自己計劃一些用作深度放松的時間，因為——用她的話來說——她們永遠也沒法真正“清閑”下來。
我們在家待了一天，然後就到百老彙市場去散步，因為我需要到外面走走。
我留意到周圍到處都是塗鴉，還有一群群牽着鬥牛犬的孩子。
我突然覺得，我得保證我的小嬰兒的安全，在這樣充滿危險的地方，我不能放松下來。
那個時候，比起興奮和有趣，我感到更多的是麻煩和困擾。
我也第一次留意到空氣質量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反正那天我走在百老彙旁的小運河橋上面時，聞到周圍很臭。
可能是因為在醫院待了五天之後，剛出來才開始留意到身邊的垃圾。
我覺得自己必須重新調整生活節奏，因為我的朋友們都還沒有小孩，我必須靠自己發掘一些新的組織，比如家長俱樂部或者是什麼玩樂小組之類的，但做到這些也挺難。
之前，我所有的朋友都從事藝術、創新産業相關工作，而突然間，和我打交道的人都變成律師、醫生或者社工什麼的了。
那堆人來自各行各業，非常有趣；但那個時候我卻不想社交，因為我有了孩子。
我隻想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調整自己，來适應一個母親的角色，我不想花那麼多精力去思考怎麼改善我身邊的環境。
以前，我是那種總是要逼自己做更多、更好的人。
比如，我會想，我傍晚可以先去謝潑德叢林一趟，然後在回家路上去一下布裡克斯頓，最後再回到老街。
我不用考慮什麼，隻是跳上地鐵，然後在那裡輕松度過一個小時，也不用想着随身帶飲品之類的，忘了也沒關系。
而這樣的狀況突然就變了，我得這麼想了：如果我要出門，我得先把尿布放在包裡，然後走到地鐵站——這就有點麻煩了，因為我如果走那條路，就有很多問題要注意，那條路又吵又臭，我不希望莎拉暴露在那樣的環境裡。
其實我壓根就不能上地鐵，因為地鐵站内的樓梯都很麻煩，所以我幹脆坐公交車好了。
哎呀不行，也不能坐公交車，因為人們很不喜歡帶着嬰兒車上來的乘客，現在正是高峰期，時間不對。
我想，當你有了孩子，你就不怎麼想離開家附近的地帶了，因為你隻想用更快的速度把事情做完，你得安排好睡眠、吃飯等事情，也要為各種偶發事件做好随機應變的準備。
突然，倫敦就變得有點“麻煩”了，我在這裡也開始感到有些受孤立。
搬回劍橋之後，我很驚訝，因為在街上，人們看到嬰兒車會讓路；你走在公園裡，人們會對你很禮貌，也會跟你打招呼。
而在倫敦，任何事情都是一成不變的，大家都很粗魯。
你在公交車上說：“抱歉打擾。
”他們會說：“什麼？你幹嗎？你小心點。
”他們根本不會給你讓路。
我不想把自己的生活當作一場社會實驗去體驗。
我隻想把最好的東西給孩子，給她盡可能大的玩樂空間。
但我感覺到，要想在倫敦擁有那麼多選擇的權利，就得有很多錢。
而即便如此，我知道的那些很有錢的人，也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花很多時間讓孩子參加課外活動，這些都讓人感到壓力太大，競争太大。
在倫敦，他們的孩子一天晚上要上芭蕾課，另一天晚上要去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