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城市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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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垃圾的人
莎拉·康斯坦汀
夜晚剛過11點，我們從維特羅斯超市出發。
莎拉去巴勒姆附近撿垃圾的時候，總是随身帶着工具——通常來說是一根金屬棒和一卷耐用的橙色垃圾袋。
這些垃圾袋能把她揀出來的散裝胡蘿蔔、偶爾會找到的卷心菜和時不時會從凹陷的包裝袋裡漏出來的提拉米蘇都裝在一起。
在巴勒姆的維特羅斯超市，金屬棒尤其有用。
我跟她一起走在漆黑一片的巴勒姆街道上，她邊走邊繼續說着關于她人生的一連串故事。
一波波的傾訴如同小溪一般流過，其中的激流卻難以捕捉。
她42歲了。
她一次次地提及自己的年齡，有時候會講到她最近在跟紅斑狼瘡鬥争的過程中，不小心拉伸過度，把骨頭弄折了。
有時候，她提及42歲，是為了說明自己在這個年紀再也不能整晚跳舞了，或者說她的頭發可以怎麼樣，不能怎麼樣。
她的頭發就像一堆蘑菇，卷曲在前額之上。
“這麼盤着可穩了。
”她一邊拍打着頭，一邊說。
她做這個動作時，就如同在舞池跳舞一樣。
我們走着，她居然背誦起莎士比亞《亨利五世》裡面著名的聖克裡斯平紀念日演講的一部分，她的演出版本，可是比亨利五世本人講的還要大聲。
她就着演講中的重點詞，把金屬棒當作球拍一樣揮舞着，增添效果。
這演講在巴勒姆的房子之間回響。
快到巴勒姆主街時，她聲音軟了下來，又把演講從頭開始背誦，然後快速、輕輕地過了馬路。
今晚，她不需要用到那根金屬棒。
沒用多少工夫，她就接近了垃圾桶。
莎拉一手展開橙色垃圾袋，一手拿着她的手電筒，撕開塑料袋，扔開空包裝，繼續翻找。
突然，她快樂地尖叫起來——原來她在一堆破爛中間，找到了一包核桃牛奶巧克力卷。
克拉珀姆南地鐵站對面曾經是一家醫院，現在那裡變成公寓了。
那家醫院是南倫敦婦女醫院，我是在那裡出生的。
就在最高的那層樓，從左數的第三個窗戶的房間裡。
我問過母親一次。
我想她隻是随便指了一個房間，目的是讓我趕緊閉嘴。
我在羅西特路長大，那是一片相當髒亂的地方。
鄰居家是妓院——黑人女人服務黑人男人，他們老是在窗沿上用大揚聲器播放雷鬼音樂。
那時候，總有一個女人穿着白色的比基尼站在門裡。
我有時候會去看她。
“嘿，”她說，“小白。
别在這裡晃蕩，回家去吧，小白。
”那個區域完全是紅燈區，貝德福德山就在後面，到處都是招徕生意的姑娘。
現在的森寶利超市停車場曾經是一片廢棄的大樓。
位于栗樹林的那個學校曾經堆滿戰後的殘垣斷瓦。
這裡有很多轟炸形成的廢墟，真是又亂又髒。
有很多醉漢——許多人經曆了戰争的摧殘，回到這裡之後天天酗酒度日。
許多有創傷後遺症的人在此流連，到處亂糟糟，散落着殘垣斷瓦，又被許多鐵路軌道分割得七零八落。
我記得到處都是腐爛破碎的東西。
我母親完全是個瘋子。
她老是把一包包正在腐爛的垃圾堆到天花闆那麼高。
太可怕了。
我父親就像個野蠻人。
“二戰”期間，他在希臘當過土匪，屬于某個黨派，喜歡殺德國人，把他們的武器奪過來。
他看起來像是來自意大利西部的墨西哥土匪：大胡子、因充血而鼓脹圓睜的眼睛、重重的眼袋，總是抽煙。
深褐色的皮膚，總是坐在椅子的邊緣，像是一根随時準備往外蹦的彈簧。
他看上去簡直像一個嗜血的、瘋狂而殘暴的希臘人，流出來的汗可能全部是腎上腺素和睾酮素，好像誰要是膽敢看他一眼，他就會被激怒而爆炸。
在希臘那會兒，他殺了太多人，沒法再待下去了，于是他就跑路了。
20世紀50年代，他在伯爵宮展覽館的一個廚房幫工，我母親當時在那裡做兼職侍應。
後來，他在沃克斯豪爾橋路一家賣炸魚和薯條的飯店裡工作，每周六他都要出去找那些醉了酒的在街上晃蕩的人，跟他們打一架，就是為了打架而打架。
回來時身上總是有血。
他滿口金牙，鼻子也已經被打斷好多次了。
他有好多槍，每個周末都會去鄉下打鴿子。
有一次，他帶着一隻鼹鼠回來，我真不知道他是怎麼打到鼹鼠的。
他死的那年，剛好遇上武器大赦。
我上繳了一大批普通手槍、史密斯威森牌的左輪手槍、自動手槍，還有手榴彈。
他有六個手榴彈，還有一支十孔的霰彈槍。
這可不尋常。
這些武器他全都有，不知道是通過什麼途徑得來的，還有各種各樣的彈藥。
我想那應該是1995年吧，我開車把這一大堆武器都送到警察那裡。
我問，現在是不是武器大赦？他們說，是的。
我把車打開，警察看到裡面的東西，問我，你願意告訴我你的名字麼？我說，不了，再見。
我那個時候還不叫莎拉。
我還是喬治呢。
◇◆◇ 我小時候是個呆子。
我上的是圖爾斯山學校，那兒簡直是一塊叢林瘠地，大家都公然拉幫結派争來鬥去的。
那時候正好趕上嬰兒潮，學校的人非常多。
我長得很漂亮、圓乎乎的，但有點心理障礙，總是不知道周邊發生着什麼，回到家又滿屋子都是腐爛的垃圾。
我就埋頭蜷縮到我的電工研究裡去。
我老是逃學跑到電氣工程研究所，晃蕩進去聽課，好像我就是那個地方的主人——因為我有一套制服，黑色西服、黑褲子，還有領帶。
我就大搖大擺地走進去，假裝我是其中一員。
那個研究所就在北岸的滑鐵盧橋那裡。
我直接走進去，坐下來看書。
大概一年之後才被發現。
我那時總是試着偷帶一些機器回家。
舊電視、舊收音機、輕便摩托車、除草機，任何電動的、機械的東西我都試着帶，還帶過一個熱水器。
我把它們拿到花園裡，再找機會偷偷帶走。
真是酷啊。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給我父親打工，負責在賣炸魚的飯店把魚放到碟子上。
我當時15歲，十分讨厭這份工作。
我做了六個星期，大概賺了300英鎊，然後就用這筆錢買了一輛二手電動摩托車和一個頭盔。
我買了保險，就總是肆無忌憚地開着這輛排量50立方厘米的鈴木摩托車到處飛馳。
我認識一幫人，也是開鈴木的，我們總是一起在街上亂竄，現在想起來，我們真像一群憤怒的黃蜂啊。
在夜晚，五輛摩托車，離合器，還有五匹馬力的引擎，你一個小時内就能開100公裡。
巴勒姆、克拉珀姆，我們都遊遍了。
當然也遇到過糟心事。
我記得一個熱得猶如整個城市都被放進了烤箱的夏天，我們在肯甯頓、奧瓦爾一帶遊蕩，那裡有一大排政府廉租房。
其中一個房子裡住着一個體型龐大的男人，他穿着背心，坐在椅子上，開着房子的前後門通風。
我們的車就這麼從他的房子裡穿過去，他那會兒還在看電視呢。
嗚啊，嗚啊，嗚啊——摩托車的聲音還猶如在耳。
我們也會去博士山那裡跟地獄天使摩托車俱樂部(1)的人一起玩。
不過他們這堆人挺奇怪的。
後來我也加入他們的俱樂部，幫他們做機械維修。
我17歲時，就跟“地獄天使”的其中一派人一起騎車了。
他們跟美國的“地獄天使”不一樣——英國的這些人都還跟母親住在一起，是一堆有心理障礙的人，一天到晚隻吃焗豆子、喝啤酒。
外界看起來，他們的主要賺錢方式就是參加賽車，或者是做巡回樂隊管理員、搖滾音樂會的保安什麼的。
但我遇見的大部分人其實都是一幫慫貨。
莎拉去巴勒姆附近撿垃圾的時候，總是随身帶着工具——通常來說是一根金屬棒和一卷耐用的橙色垃圾袋。
這些垃圾袋能把她揀出來的散裝胡蘿蔔、偶爾會找到的卷心菜和時不時會從凹陷的包裝袋裡漏出來的提拉米蘇都裝在一起。
在巴勒姆的維特羅斯超市，金屬棒尤其有用。
我跟她一起走在漆黑一片的巴勒姆街道上，她邊走邊繼續說着關于她人生的一連串故事。
一波波的傾訴如同小溪一般流過，其中的激流卻難以捕捉。
她42歲了。
她一次次地提及自己的年齡，有時候會講到她最近在跟紅斑狼瘡鬥争的過程中，不小心拉伸過度，把骨頭弄折了。
有時候，她提及42歲，是為了說明自己在這個年紀再也不能整晚跳舞了，或者說她的頭發可以怎麼樣，不能怎麼樣。
她的頭發就像一堆蘑菇，卷曲在前額之上。
“這麼盤着可穩了。
”她一邊拍打着頭，一邊說。
她做這個動作時，就如同在舞池跳舞一樣。
我們走着，她居然背誦起莎士比亞《亨利五世》裡面著名的聖克裡斯平紀念日演講的一部分，她的演出版本，可是比亨利五世本人講的還要大聲。
她就着演講中的重點詞，把金屬棒當作球拍一樣揮舞着，增添效果。
這演講在巴勒姆的房子之間回響。
快到巴勒姆主街時，她聲音軟了下來，又把演講從頭開始背誦，然後快速、輕輕地過了馬路。
今晚，她不需要用到那根金屬棒。
沒用多少工夫，她就接近了垃圾桶。
莎拉一手展開橙色垃圾袋，一手拿着她的手電筒，撕開塑料袋，扔開空包裝，繼續翻找。
突然，她快樂地尖叫起來——原來她在一堆破爛中間，找到了一包核桃牛奶巧克力卷。
克拉珀姆南地鐵站對面曾經是一家醫院，現在那裡變成公寓了。
那家醫院是南倫敦婦女醫院，我是在那裡出生的。
就在最高的那層樓，從左數的第三個窗戶的房間裡。
我問過母親一次。
我想她隻是随便指了一個房間，目的是讓我趕緊閉嘴。
我在羅西特路長大，那是一片相當髒亂的地方。
鄰居家是妓院——黑人女人服務黑人男人，他們老是在窗沿上用大揚聲器播放雷鬼音樂。
那時候，總有一個女人穿着白色的比基尼站在門裡。
我有時候會去看她。
“嘿，”她說，“小白。
别在這裡晃蕩，回家去吧，小白。
”那個區域完全是紅燈區，貝德福德山就在後面，到處都是招徕生意的姑娘。
現在的森寶利超市停車場曾經是一片廢棄的大樓。
位于栗樹林的那個學校曾經堆滿戰後的殘垣斷瓦。
這裡有很多轟炸形成的廢墟，真是又亂又髒。
有很多醉漢——許多人經曆了戰争的摧殘，回到這裡之後天天酗酒度日。
許多有創傷後遺症的人在此流連，到處亂糟糟，散落着殘垣斷瓦，又被許多鐵路軌道分割得七零八落。
我記得到處都是腐爛破碎的東西。
我母親完全是個瘋子。
她老是把一包包正在腐爛的垃圾堆到天花闆那麼高。
太可怕了。
我父親就像個野蠻人。
“二戰”期間，他在希臘當過土匪，屬于某個黨派，喜歡殺德國人，把他們的武器奪過來。
他看起來像是來自意大利西部的墨西哥土匪：大胡子、因充血而鼓脹圓睜的眼睛、重重的眼袋，總是抽煙。
深褐色的皮膚，總是坐在椅子的邊緣，像是一根随時準備往外蹦的彈簧。
他看上去簡直像一個嗜血的、瘋狂而殘暴的希臘人，流出來的汗可能全部是腎上腺素和睾酮素，好像誰要是膽敢看他一眼，他就會被激怒而爆炸。
在希臘那會兒，他殺了太多人，沒法再待下去了，于是他就跑路了。
20世紀50年代，他在伯爵宮展覽館的一個廚房幫工，我母親當時在那裡做兼職侍應。
後來，他在沃克斯豪爾橋路一家賣炸魚和薯條的飯店裡工作，每周六他都要出去找那些醉了酒的在街上晃蕩的人，跟他們打一架，就是為了打架而打架。
回來時身上總是有血。
他滿口金牙，鼻子也已經被打斷好多次了。
他有好多槍，每個周末都會去鄉下打鴿子。
有一次，他帶着一隻鼹鼠回來，我真不知道他是怎麼打到鼹鼠的。
他死的那年，剛好遇上武器大赦。
我上繳了一大批普通手槍、史密斯威森牌的左輪手槍、自動手槍，還有手榴彈。
他有六個手榴彈，還有一支十孔的霰彈槍。
這可不尋常。
這些武器他全都有，不知道是通過什麼途徑得來的，還有各種各樣的彈藥。
我想那應該是1995年吧，我開車把這一大堆武器都送到警察那裡。
我問，現在是不是武器大赦？他們說，是的。
我把車打開，警察看到裡面的東西，問我，你願意告訴我你的名字麼？我說，不了，再見。
我那個時候還不叫莎拉。
我還是喬治呢。
◇◆◇ 我小時候是個呆子。
我上的是圖爾斯山學校，那兒簡直是一塊叢林瘠地，大家都公然拉幫結派争來鬥去的。
那時候正好趕上嬰兒潮，學校的人非常多。
我長得很漂亮、圓乎乎的，但有點心理障礙，總是不知道周邊發生着什麼，回到家又滿屋子都是腐爛的垃圾。
我就埋頭蜷縮到我的電工研究裡去。
我老是逃學跑到電氣工程研究所，晃蕩進去聽課，好像我就是那個地方的主人——因為我有一套制服，黑色西服、黑褲子，還有領帶。
我就大搖大擺地走進去，假裝我是其中一員。
那個研究所就在北岸的滑鐵盧橋那裡。
我直接走進去，坐下來看書。
大概一年之後才被發現。
我那時總是試着偷帶一些機器回家。
舊電視、舊收音機、輕便摩托車、除草機，任何電動的、機械的東西我都試着帶，還帶過一個熱水器。
我把它們拿到花園裡，再找機會偷偷帶走。
真是酷啊。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給我父親打工，負責在賣炸魚的飯店把魚放到碟子上。
我當時15歲，十分讨厭這份工作。
我做了六個星期，大概賺了300英鎊，然後就用這筆錢買了一輛二手電動摩托車和一個頭盔。
我買了保險，就總是肆無忌憚地開着這輛排量50立方厘米的鈴木摩托車到處飛馳。
我認識一幫人，也是開鈴木的，我們總是一起在街上亂竄，現在想起來，我們真像一群憤怒的黃蜂啊。
在夜晚，五輛摩托車，離合器，還有五匹馬力的引擎，你一個小時内就能開100公裡。
巴勒姆、克拉珀姆，我們都遊遍了。
當然也遇到過糟心事。
我記得一個熱得猶如整個城市都被放進了烤箱的夏天，我們在肯甯頓、奧瓦爾一帶遊蕩，那裡有一大排政府廉租房。
其中一個房子裡住着一個體型龐大的男人，他穿着背心，坐在椅子上，開着房子的前後門通風。
我們的車就這麼從他的房子裡穿過去，他那會兒還在看電視呢。
嗚啊，嗚啊，嗚啊——摩托車的聲音還猶如在耳。
我們也會去博士山那裡跟地獄天使摩托車俱樂部(1)的人一起玩。
不過他們這堆人挺奇怪的。
後來我也加入他們的俱樂部，幫他們做機械維修。
我17歲時，就跟“地獄天使”的其中一派人一起騎車了。
他們跟美國的“地獄天使”不一樣——英國的這些人都還跟母親住在一起，是一堆有心理障礙的人，一天到晚隻吃焗豆子、喝啤酒。
外界看起來，他們的主要賺錢方式就是參加賽車，或者是做巡回樂隊管理員、搖滾音樂會的保安什麼的。
但我遇見的大部分人其實都是一幫慫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