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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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用着那已經發黃的鍵盤，一群十幾歲的少年正在我背後玩多人電腦遊戲。
我發現電腦的下載文件夾裡裝滿别的用戶遺留下來的、嘗試在倫敦紮根的痕迹。
有一天，我打開這些文件，裡面有尼日利亞人的簡曆、新西蘭人的簡曆、波蘭人的簡曆，還有用舊倫敦地圖做的遊覽計劃的PDF文件、面試注意事項……這些都是嘗試削尖了腦袋在這座城市生存下來的人遺留下來的電子碎片。
那裡面滿滿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經曆啊。
在别的地方的成就，在這裡是不是不值一提？ 我又搬回到河的南邊。
我在海布裡的房東太太說：“我以前有朋友住在河的南邊。
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
”說得好像要有護照才能去河的南邊一樣。
又一次，我和二手家具、地毯和網眼窗簾住在一起。
公寓樓下的葡萄牙商店賣蛋撻和沾滿灰塵的鹹魚幹。
葡萄牙男人在店後方的房間裡聚在一起；有時候，店主人把門拉開一厘米，而在早晨去樓下想買一個松脆柔軟的牛角包的我就能看到他們坐在那裡，雙手扣在一起，輕聲交談着。
在倫敦，這樣半開的門到處都是。
我有時瞥見聖詹姆斯廣場的一些俱樂部，有時看到加裡克酒吧牆上的畫，有時看到多爾斯頓的舊費内巴切俱樂部桌球台上飄起來的缭繞煙霧。
在倫敦，即使敲了門，我能進的門也沒有多少扇。
我的簽證過期了。
過期日悄悄地就過去了。
我咨詢了律師，她建議我馬上離開英國，逾期居留在世界各國的移民法上都是嚴重的違法行為。
我接受建議，馬上離開，然後在多倫多的一個朋友的沙發上借住。
朋友問我，是否要回倫敦，對倫敦感覺如何。
面對這個問題，我在各種可能的回答中跟自己交戰。
我有一種錯綜複雜的感覺：有愛，有猶豫，又有反感。
在加拿大，我記得住在鄉下的感受：我在陰暗的天底下走路，聽到樹搖動的聲音，感受着那種始終如一的節奏感，那種生命的節奏。
一天是分上午和下午的，而每周的周日都有固定要做的事情，有儀式感。
我曾經想，這就是生命應有的樣子。
成長、家庭、死亡。
可是倫敦，讓所有這些都被免除了。
倫敦鼓勵對儀式和規則的抵抗和違背。
我想念倫敦給我的一切，還有倫敦允許我成為的那個樣子。
在那裡，有那麼一些為數不多的夜晚，我付得起車費，坐小出租車回家；我搖下車窗，看着泰晤士河上的點點燈光。
大多數夜班出租車司機都會對我強調他們對倫敦的愛，他們也有與我相似的觀感。
我愛倫敦的混亂，還有混亂之中人們嘗試找尋的那種秩序感。
我愛它提供的隐匿性。
而我最想念的，是倫敦的能量。
倫敦是推進力的化身：它給那些上進的人回報。
我記得我行走在紐約時感受到的失望、走投無路和退縮。
在倫敦，我即使膝蓋疼、腰疼、跟腱疼，也能繼續往前走。
我可以繼續努力。
我不是一個親英派。
我的口音可沒有為這種大西洋主義(12)讓步。
倫敦對我來說不是一件裝飾品，我不是想成為一個“曾在倫敦待過的人”，然後給我父母已退休的朋友制作一下旅行行程單。
我隻是想回到倫敦。
我跟倫敦的關系可不是雙向的。
想都不用想，這座城市根本不可能因為我而失眠。
這座城市每天都目睹着埋頭苦幹、灰頭土臉的人離開，回到這個國家的其他角落或是這個世界上更遠的一些角落。
可與此同時，這座城市也吸收着那些坐着私人飛機抵達這裡的、有錢的俄羅斯人。
來自華沙的24小時大巴，同時抵達維多利亞汽車站。
M25高速公路(13)上，擠滿從這個國家别的地方來的車輛，車上裝滿行李箱和盆栽。
在過去十年裡，非英國出生的倫敦人口數量翻了一番，現在超過220萬人，占這座城市總人口的大約1/3。
除了早已長期存在的愛爾蘭人、印度人、牙買加人和孟加拉國人群體，現在突然又多了來自尼日利亞、斯洛文尼亞、越南和索馬裡的許多移民。
倫敦就像一台呼吸着的手風琴，人如氣流一樣，進來又出去。
這些移民擠進倫敦這個大盒子裡，這盒子的内牆閃閃發光又滑滑膩膩，人們死死地靠在牆上，想辦法抓住些什麼。
不知怎的，我被給予了回到倫敦的許可。
來自英國内政部(14)的這一張紙變成我的防身器，我記得自己是怎麼向希思羅機場的移民官大方地展開我的護照，朝他展示這标示了我的歸屬的、無可争議的證據的。
這真是有點受虐狂傾向了；倫敦是幸福，是目的，是一個決定、一條道路。
沒有什麼能比再次漫步在一個你本來已離開的城市更能讓人發現自我内心的改變。
我感到不一樣了；我感到更自主、更大膽、更成功了。
◇◆◇ 我不敢把自己稱作倫敦人。
但是到這個時候，我開始問自己：那誰又是倫敦人呢？誰才選擇成為倫敦人？我開始有了歸屬感。
我偷偷地想，我應該是給“倫敦人”這個字眼附上了另一個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定義：如果一個人能來到這裡，無論他憑什麼方式留下來，那這個人就成了倫敦人。
寫這本書的想法随後開始形成。
對我來說，這座城市的地理、建築，或者關于它的大量事實和數據，它全部的曆史，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末尾，對比起在這裡生活的人來說，都是次要的。
我開始構思這樣一本書：這本書要表現出倫敦當下的豐富多彩——錯綜複雜的聲音聚集、拼接在一起，展現出城市的圖景，在這生機勃勃的、充滿大衆生活氣息的講述中，關于這座城市的證詞将會出現，就好像斯特茲·特克爾(15)和羅納德·布萊斯(16)先鋒式地開創了基于口述史的文學創作一樣。
要想寫一部關于倫敦的作品，就得面對一大堆已有著作的壓力。
我想沒有必要期望超過彼得·阿克羅伊德(17)或是伊恩·辛克萊(18)，也絕不要嘗試寫出比傑瑞·懷特(19)寫得更精細又實在的、關于過去兩個世紀的史實。
可是，也許我能夠接觸到另外一種不同的曆史。
我想要找到那些對倫敦充滿幻想、跟倫敦角力、被倫敦回報、又或是被倫敦傷害的人。
那些在這裡隻待了一天，然後就逃掉的人。
還有那些從來沒離開過這座城市的人。
說不定我能找到跟這座城市的日常運作息
我發現電腦的下載文件夾裡裝滿别的用戶遺留下來的、嘗試在倫敦紮根的痕迹。
有一天，我打開這些文件，裡面有尼日利亞人的簡曆、新西蘭人的簡曆、波蘭人的簡曆，還有用舊倫敦地圖做的遊覽計劃的PDF文件、面試注意事項……這些都是嘗試削尖了腦袋在這座城市生存下來的人遺留下來的電子碎片。
那裡面滿滿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經曆啊。
在别的地方的成就，在這裡是不是不值一提？ 我又搬回到河的南邊。
我在海布裡的房東太太說：“我以前有朋友住在河的南邊。
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
”說得好像要有護照才能去河的南邊一樣。
又一次，我和二手家具、地毯和網眼窗簾住在一起。
公寓樓下的葡萄牙商店賣蛋撻和沾滿灰塵的鹹魚幹。
葡萄牙男人在店後方的房間裡聚在一起；有時候，店主人把門拉開一厘米，而在早晨去樓下想買一個松脆柔軟的牛角包的我就能看到他們坐在那裡，雙手扣在一起，輕聲交談着。
在倫敦，這樣半開的門到處都是。
我有時瞥見聖詹姆斯廣場的一些俱樂部，有時看到加裡克酒吧牆上的畫，有時看到多爾斯頓的舊費内巴切俱樂部桌球台上飄起來的缭繞煙霧。
在倫敦，即使敲了門，我能進的門也沒有多少扇。
我的簽證過期了。
過期日悄悄地就過去了。
我咨詢了律師，她建議我馬上離開英國，逾期居留在世界各國的移民法上都是嚴重的違法行為。
我接受建議，馬上離開，然後在多倫多的一個朋友的沙發上借住。
朋友問我，是否要回倫敦，對倫敦感覺如何。
面對這個問題，我在各種可能的回答中跟自己交戰。
我有一種錯綜複雜的感覺：有愛，有猶豫，又有反感。
在加拿大，我記得住在鄉下的感受：我在陰暗的天底下走路，聽到樹搖動的聲音，感受着那種始終如一的節奏感，那種生命的節奏。
一天是分上午和下午的，而每周的周日都有固定要做的事情，有儀式感。
我曾經想，這就是生命應有的樣子。
成長、家庭、死亡。
可是倫敦，讓所有這些都被免除了。
倫敦鼓勵對儀式和規則的抵抗和違背。
我想念倫敦給我的一切，還有倫敦允許我成為的那個樣子。
在那裡，有那麼一些為數不多的夜晚，我付得起車費，坐小出租車回家；我搖下車窗，看着泰晤士河上的點點燈光。
大多數夜班出租車司機都會對我強調他們對倫敦的愛，他們也有與我相似的觀感。
我愛倫敦的混亂，還有混亂之中人們嘗試找尋的那種秩序感。
我愛它提供的隐匿性。
而我最想念的，是倫敦的能量。
倫敦是推進力的化身：它給那些上進的人回報。
我記得我行走在紐約時感受到的失望、走投無路和退縮。
在倫敦，我即使膝蓋疼、腰疼、跟腱疼，也能繼續往前走。
我可以繼續努力。
我不是一個親英派。
我的口音可沒有為這種大西洋主義(12)讓步。
倫敦對我來說不是一件裝飾品，我不是想成為一個“曾在倫敦待過的人”，然後給我父母已退休的朋友制作一下旅行行程單。
我隻是想回到倫敦。
我跟倫敦的關系可不是雙向的。
想都不用想，這座城市根本不可能因為我而失眠。
這座城市每天都目睹着埋頭苦幹、灰頭土臉的人離開，回到這個國家的其他角落或是這個世界上更遠的一些角落。
可與此同時，這座城市也吸收着那些坐着私人飛機抵達這裡的、有錢的俄羅斯人。
來自華沙的24小時大巴，同時抵達維多利亞汽車站。
M25高速公路(13)上，擠滿從這個國家别的地方來的車輛，車上裝滿行李箱和盆栽。
在過去十年裡，非英國出生的倫敦人口數量翻了一番，現在超過220萬人，占這座城市總人口的大約1/3。
除了早已長期存在的愛爾蘭人、印度人、牙買加人和孟加拉國人群體，現在突然又多了來自尼日利亞、斯洛文尼亞、越南和索馬裡的許多移民。
倫敦就像一台呼吸着的手風琴，人如氣流一樣，進來又出去。
這些移民擠進倫敦這個大盒子裡，這盒子的内牆閃閃發光又滑滑膩膩，人們死死地靠在牆上，想辦法抓住些什麼。
不知怎的，我被給予了回到倫敦的許可。
來自英國内政部(14)的這一張紙變成我的防身器，我記得自己是怎麼向希思羅機場的移民官大方地展開我的護照，朝他展示這标示了我的歸屬的、無可争議的證據的。
這真是有點受虐狂傾向了；倫敦是幸福，是目的，是一個決定、一條道路。
沒有什麼能比再次漫步在一個你本來已離開的城市更能讓人發現自我内心的改變。
我感到不一樣了；我感到更自主、更大膽、更成功了。
◇◆◇ 我不敢把自己稱作倫敦人。
但是到這個時候，我開始問自己：那誰又是倫敦人呢？誰才選擇成為倫敦人？我開始有了歸屬感。
我偷偷地想，我應該是給“倫敦人”這個字眼附上了另一個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定義：如果一個人能來到這裡，無論他憑什麼方式留下來，那這個人就成了倫敦人。
寫這本書的想法随後開始形成。
對我來說，這座城市的地理、建築，或者關于它的大量事實和數據，它全部的曆史，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末尾，對比起在這裡生活的人來說，都是次要的。
我開始構思這樣一本書：這本書要表現出倫敦當下的豐富多彩——錯綜複雜的聲音聚集、拼接在一起，展現出城市的圖景，在這生機勃勃的、充滿大衆生活氣息的講述中，關于這座城市的證詞将會出現，就好像斯特茲·特克爾(15)和羅納德·布萊斯(16)先鋒式地開創了基于口述史的文學創作一樣。
要想寫一部關于倫敦的作品，就得面對一大堆已有著作的壓力。
我想沒有必要期望超過彼得·阿克羅伊德(17)或是伊恩·辛克萊(18)，也絕不要嘗試寫出比傑瑞·懷特(19)寫得更精細又實在的、關于過去兩個世紀的史實。
可是，也許我能夠接觸到另外一種不同的曆史。
我想要找到那些對倫敦充滿幻想、跟倫敦角力、被倫敦回報、又或是被倫敦傷害的人。
那些在這裡隻待了一天，然後就逃掉的人。
還有那些從來沒離開過這座城市的人。
說不定我能找到跟這座城市的日常運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