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警方助力，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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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葡萄酒，室内甚至回響着勃拉姆斯的奏鳴曲——勃拉姆斯是她最愛的作曲家。
她有意将飯後的桌邊閑話拖到很晚，直至深夜，仿佛在涉渡暮年生活令人懊喪的泥沼。
她不甘心隻把生命消耗在培養子女成為無聊的資本家，跟蠢笨的保姆玩卡納斯塔紙牌，或坐在電視機前一邊看催淚電視劇，一邊織羊毛襪，最後了此殘生。
直到七十二歲高齡，她才發現自己真正的天賦是參與武裝鬥争，策劃地下運動，沉醉于冒險事業。
“與其等腎髒潰爛，老死病榻，”她說，“我更願意跟士兵巷戰，飲彈犧牲。
” 弗朗奇在次日早晨抵達，他租的車跟前幾天不是一家公司的。
他帶來一條緊急口信，信息是從三條不同渠道傳遞給我的：“要麼撤離，要麼潛伏。
”所謂潛伏，等于要我躲藏起來，不能繼續做任何事，這個選項不可想象。
弗朗奇同意我的看法，況且他已經搞到了當天下午去蒙得維的亞的航班僅剩的兩張機票。
這是最後的行動。
前一晚，弗朗奇已經跟第一支智利攝制組結清了所有賬目，并委派他們跟其他組結賬。
他還把最後三卷攝制好的膠片轉交給抵抗組織的一位使者，托他們盡快運送出國。
他們操作得很順利，五天後我們抵達馬德裡時，艾麗早已收到膠卷。
把膠卷送到家裡的，是一位年輕而迷人的修女，艾麗說她簡直像是聖女小德蘭。
不過，她不願意留在家裡吃午餐，因為她必須在當天上午完成其他三個秘密任務，且當晚就要返回智利。
不久前，憑借一個不可思議的巧合，我才發現，她就是那位在聖地亞哥的聖方濟各教堂跟我接頭的修女。
隻要還有一線希望采訪“通用電氣”，我就絕不離開智利。
上次在餐廳，接頭線索斷了，于是那天清晨，趁着在克萊門西娅·伊紹拉家吃早餐的間歇，我又撥打了一次指定電話，電話裡仍舊是那個女聲，讓我兩小時後再打來，屆時給我最終答複：行還是不行。
于是我下定決心，就算在飛機起飛前一分鐘找到了接頭方法，我也要不計安危地留在聖地亞哥。
如果還是沒希望，我就隻能飛往蒙得維的亞了。
我已把能否采訪看成一件事關榮譽的大事。
假如不能用這次采訪來勝利終結潛伏智利六周以來的種種幸運和不幸，會讓我在精神上倍感痛苦。
但第二次通話還是同一個結果：兩小時後再打電話。
換言之，飛機起飛之前，還是存在兩種可能性。
克萊門西娅·伊紹拉堅持要送給我們一把攔路打劫用的那種左輪手槍，那是她丈夫生前一直藏在枕頭底下用來吓唬小偷的。
我們好說歹說才勸服她，配槍出行并不謹慎。
與我們告别時，她簡直以淚洗面。
對我們的深情厚誼固然是一方面，但與冒險激情揮别的痛苦，才是更主要的原因。
嚴格地說，我把另一個自己遺棄在那裡了。
我僅取出個人必需品，裝進一隻手提箱，而将帶滑輪的行李箱留在了克萊門西娅·伊紹拉家。
行李箱裡塞着英式套裝、印有假身份姓氏首字母的亞麻襯衫、意大利手織領帶，以及另一個自己——我此生最讨厭的男人——出席奢華社交場合的種種道具。
我隻保留了一件他的東西，就是我身上穿的衣服，但三天後，我便有意把它丢在裡約熱内盧的一家酒店裡了。
接下來的兩個小時，我們全都花在了給孩子們和流亡在外的朋友們挑選智利的禮物上。
我在靠近武器廣場的一家咖啡館裡又打了第三次電話，再次獲得相同的答案：兩小時後再打來。
但這次接電話的不是那位女士，換成了一名男子。
他對上了正确的暗語，并告知我，假如下次打電話還是不能搭上線，那麼兩周内都沒機會了。
我和弗朗奇隻好動身前往機場，想從那裡打通最後一次電話。
交通路線被幾處施工地阻斷了，路線标識相當混亂，岔路很多且雜亂無章。
我和弗朗奇非常熟悉通往洛斯塞裡略斯舊機場的路，但普達韋爾新機場怎麼走，我們就不大清楚了。
不知怎麼搞的，我們竟然迷失在鱗次栉比的工業區裡，繞了很多圈子，嘗試了各個出口，一直沿錯路走，卻沒注意到方向反了，直到一輛軍警巡邏車攔住了去路。
我下了車，決定迎上前去。
而弗朗奇不肯浪費他巧舌如簧的本領，一番辭令将警察說倒，不給他們一絲喘息的機會來起疑心。
他迅速即興編造了一套天花亂墜的說辭，告訴警察，我們是來跟通信部簽協議的，準備在智利建一個通過衛星傳輸的全國交通監控網；他還制造了點戲劇性的風險：假如半小時内趕不上飛往蒙得維的亞的飛機，全部計劃都得泡湯。
最後，因為弄得一團亂，所有人都說不清直通機場高速的正确路線，兩名警察索性跨上巡邏車，在前面給我們領路。
兩個尋找作者的非法旅客[1] 于是乎，警車拉響警笛、閃着紅燈在前面開道，我們駕車以每小時一百多公裡的速度一路疾馳，趕到了機場。
弗朗奇沖到赫茲租車公司的專櫃辦理退車手續，我則跑到電話亭，當日第四次撥出了同樣的号碼。
電話占線，我連撥了兩次，第三次才接通，但我錯失了寶貴的時機，接電話的女人聽不懂暗語，憤怒地挂了電話。
我急忙再撥，前一次那位男子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話音輕柔和緩，但似乎毫無希望。
正像他此前所說的，兩個星期之内都沒有機會了。
我挂上電話，氣急敗壞，此時距離起飛隻剩半小時了。
我跟弗朗奇約定，他去赫茲
她有意将飯後的桌邊閑話拖到很晚，直至深夜，仿佛在涉渡暮年生活令人懊喪的泥沼。
她不甘心隻把生命消耗在培養子女成為無聊的資本家，跟蠢笨的保姆玩卡納斯塔紙牌，或坐在電視機前一邊看催淚電視劇，一邊織羊毛襪，最後了此殘生。
直到七十二歲高齡，她才發現自己真正的天賦是參與武裝鬥争，策劃地下運動，沉醉于冒險事業。
“與其等腎髒潰爛，老死病榻，”她說，“我更願意跟士兵巷戰，飲彈犧牲。
” 弗朗奇在次日早晨抵達，他租的車跟前幾天不是一家公司的。
他帶來一條緊急口信，信息是從三條不同渠道傳遞給我的：“要麼撤離，要麼潛伏。
”所謂潛伏，等于要我躲藏起來，不能繼續做任何事，這個選項不可想象。
弗朗奇同意我的看法，況且他已經搞到了當天下午去蒙得維的亞的航班僅剩的兩張機票。
這是最後的行動。
前一晚，弗朗奇已經跟第一支智利攝制組結清了所有賬目，并委派他們跟其他組結賬。
他還把最後三卷攝制好的膠片轉交給抵抗組織的一位使者，托他們盡快運送出國。
他們操作得很順利，五天後我們抵達馬德裡時，艾麗早已收到膠卷。
把膠卷送到家裡的，是一位年輕而迷人的修女，艾麗說她簡直像是聖女小德蘭。
不過，她不願意留在家裡吃午餐，因為她必須在當天上午完成其他三個秘密任務，且當晚就要返回智利。
不久前，憑借一個不可思議的巧合，我才發現，她就是那位在聖地亞哥的聖方濟各教堂跟我接頭的修女。
隻要還有一線希望采訪“通用電氣”，我就絕不離開智利。
上次在餐廳，接頭線索斷了，于是那天清晨，趁着在克萊門西娅·伊紹拉家吃早餐的間歇，我又撥打了一次指定電話，電話裡仍舊是那個女聲，讓我兩小時後再打來，屆時給我最終答複：行還是不行。
于是我下定決心，就算在飛機起飛前一分鐘找到了接頭方法，我也要不計安危地留在聖地亞哥。
如果還是沒希望，我就隻能飛往蒙得維的亞了。
我已把能否采訪看成一件事關榮譽的大事。
假如不能用這次采訪來勝利終結潛伏智利六周以來的種種幸運和不幸，會讓我在精神上倍感痛苦。
但第二次通話還是同一個結果：兩小時後再打電話。
換言之，飛機起飛之前，還是存在兩種可能性。
克萊門西娅·伊紹拉堅持要送給我們一把攔路打劫用的那種左輪手槍，那是她丈夫生前一直藏在枕頭底下用來吓唬小偷的。
我們好說歹說才勸服她，配槍出行并不謹慎。
與我們告别時，她簡直以淚洗面。
對我們的深情厚誼固然是一方面，但與冒險激情揮别的痛苦，才是更主要的原因。
嚴格地說，我把另一個自己遺棄在那裡了。
我僅取出個人必需品，裝進一隻手提箱，而将帶滑輪的行李箱留在了克萊門西娅·伊紹拉家。
行李箱裡塞着英式套裝、印有假身份姓氏首字母的亞麻襯衫、意大利手織領帶，以及另一個自己——我此生最讨厭的男人——出席奢華社交場合的種種道具。
我隻保留了一件他的東西，就是我身上穿的衣服，但三天後，我便有意把它丢在裡約熱内盧的一家酒店裡了。
接下來的兩個小時，我們全都花在了給孩子們和流亡在外的朋友們挑選智利的禮物上。
我在靠近武器廣場的一家咖啡館裡又打了第三次電話，再次獲得相同的答案：兩小時後再打來。
但這次接電話的不是那位女士，換成了一名男子。
他對上了正确的暗語，并告知我，假如下次打電話還是不能搭上線，那麼兩周内都沒機會了。
我和弗朗奇隻好動身前往機場，想從那裡打通最後一次電話。
交通路線被幾處施工地阻斷了，路線标識相當混亂，岔路很多且雜亂無章。
我和弗朗奇非常熟悉通往洛斯塞裡略斯舊機場的路，但普達韋爾新機場怎麼走，我們就不大清楚了。
不知怎麼搞的，我們竟然迷失在鱗次栉比的工業區裡，繞了很多圈子，嘗試了各個出口，一直沿錯路走，卻沒注意到方向反了，直到一輛軍警巡邏車攔住了去路。
我下了車，決定迎上前去。
而弗朗奇不肯浪費他巧舌如簧的本領，一番辭令将警察說倒，不給他們一絲喘息的機會來起疑心。
他迅速即興編造了一套天花亂墜的說辭，告訴警察，我們是來跟通信部簽協議的，準備在智利建一個通過衛星傳輸的全國交通監控網；他還制造了點戲劇性的風險：假如半小時内趕不上飛往蒙得維的亞的飛機，全部計劃都得泡湯。
最後，因為弄得一團亂，所有人都說不清直通機場高速的正确路線，兩名警察索性跨上巡邏車，在前面給我們領路。
兩個尋找作者的非法旅客[1] 于是乎，警車拉響警笛、閃着紅燈在前面開道，我們駕車以每小時一百多公裡的速度一路疾馳，趕到了機場。
弗朗奇沖到赫茲租車公司的專櫃辦理退車手續，我則跑到電話亭，當日第四次撥出了同樣的号碼。
電話占線，我連撥了兩次，第三次才接通，但我錯失了寶貴的時機，接電話的女人聽不懂暗語，憤怒地挂了電話。
我急忙再撥，前一次那位男子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話音輕柔和緩，但似乎毫無希望。
正像他此前所說的，兩個星期之内都沒有機會了。
我挂上電話，氣急敗壞，此時距離起飛隻剩半小時了。
我跟弗朗奇約定，他去赫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