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警方助力，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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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内，我每隔六小時來到指定的咖啡館。
我坐在那裡，耐心靜候，重讀了一遍《消失了的足迹》——那本我乘飛機時的護身符。
讓我久候的聯絡人終于來了，是個二十歲左右天使般的姑娘，穿着公館女子中學那種矯揉造作的校服，在倒數第二個赴約時間趕來，傳達了下一步指示：當天下午六點，在波塔雷斯街上有名的亨利之家餐廳見面，赴約時，我要手拿一份《信使報》和一本連環畫雜志。
我遲到了幾分鐘，因為出租車遇到了街頭遊行隊伍，無法前行。
緊随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在康塞普西翁的自焚事件，一場新的反獨裁和平抗議運動興起。
警察用高壓水槍驅散示威人群，兩百多名抗議者渾身濕透，但仍抵在牆壁上，無畏無懼，高唱愛的頌歌。
雖然這場崇高的示威抗争讓我深受感染，但我仍不得不遵照女學生的指示，趕到餐吧，坐在高腳凳上閱讀《信使報》社論版。
按約定，有人将靠近問我：“您喜歡讀社論版？”我應該回答說是。
對方再問，為什麼喜歡讀？我再回話：“因為有經濟信息，對我的職業有幫助。
”不久我就應當起身離開餐廳，門外會看到一輛等候我的汽車。
我把社論版從頭到尾讀了三遍，這時有人從我身後走過，并用胳膊肘在我腰上輕輕撞了一下。
我在心裡說：“就是他了。
”我看了看那人，是位大概三十歲的男子，肩背寬闊，正慢吞吞地往衛生間走。
我想這可能是暗示，想讓我跟他到衛生間那邊接頭，但我坐着沒動，因為他還沒說暗号。
我一直留意着衛生間，直到那人出來，經過我背後，又像上次那樣輕輕碰了我一下。
于是我轉過身，望着他的臉。
那人長着酒糟鼻，嘴唇發紫，眉頭有好幾道傷疤。
“喂，”他說，“你過得怎麼樣？” “好，挺好。
”我對他說。
他在旁邊的吧椅上坐下來，用熟絡的口氣跟我攀談起來。
“你還記得我嗎？” “當然，朋友，”我順着他的話往下說，“怎麼能忘。
” 就這樣，我們的對話持續了幾分鐘，我動作明顯地露出報紙，提醒他說暗号。
但他沒留意，仍舊坐在我身邊，望着我。
“那麼，”他開口道，“請我喝杯咖啡怎麼樣？” “好啊，朋友，很樂意。
” 我向服務生點了兩杯咖啡，但他隻在吧台上放了一杯。
“我點了兩杯，”我說，“另一杯給這位先生。
” “哦，好，”服務生回答，“請稍等，很快就送來。
” “可你為什麼不現在送來？” “是的，”他說，“馬上給他送來。
” 但咖啡仍舊沒來。
更怪的是，我旁邊的男子似乎并不在意。
遇上這種咄咄怪事，我不免緊張起來。
那人把手搭在我肩上，對我說： “我覺得你沒認出我來，對吧？” 此時我決定擺脫他了。
“你看，”我告訴他，“說實話，我确實沒認出來。
” 他取出錢包，從裡面掏出一角揉搓得很爛、已經發黃的剪報，在我眼前晃了晃。
“這就是我。
”他對我說。
這時我才想起他是誰。
這人是早先的一位拳擊冠軍，全城聞名，不過與其說是憑借過去的殊榮，倒不如說是因為他後來的精神失常。
我決心在淪為衆人關注的焦點以前離開，于是向服務生要求結賬。
“那我的咖啡怎麼辦？”他說。
“您到别處喝吧，”我對他說，“我可以把錢留下。
” “誰要你的錢！”他說，“你認為他們把我打倒了，我落魄了，就連尊嚴都不要了？少跟我扯淡！” 他就這麼大嚷大叫，于是周遭所有的目光都彙集到我們身上。
我一把擒住拳擊手粗壯的手腕，緊緊攥住。
幸好我從父親那裡繼承了一雙樵夫般的大手。
“請你冷靜一下，明白了嗎？”說話時我盯着他的雙眼，“一個字也别說了！” 我很走運，因為對方雖易激動，但鎮靜下來同樣迅速。
我趕緊結賬出門，走入寒夜，乘坐碰到的第一輛出租車返回酒店。
在前台，我收到了弗朗奇留下的緊急字條：我把你的行李送到了七二七号。
無須解釋。
七二七是我和弗朗奇約好的暗号，指的是克萊門西娅·伊紹拉的家。
弗朗奇倉促離開酒店，匆匆把我的行李箱帶走，這一情況顯然說明，抓捕我的包圍圈已經要收網了。
我趕忙離開酒店，換乘了幾次出租車，每次都随機改換目的地。
終于，見到克萊門西娅·伊紹拉時，她一如往常，從容安詳，正坐在電視機前觀賞一部希區柯克的電影。
“要麼撤離，要麼潛伏” 弗朗奇留給克萊門西娅·伊紹拉的口信說得很明白。
當天下午，有兩名便衣來酒店打聽我們，還抄錄了我們的入住登記卡。
酒店門童把這事說給弗朗奇聽，而弗朗奇佯裝根本沒當回事，說這是宵禁狀态下的例行公事。
随後，弗朗奇不慌不忙地辦理了退房手續，又請門童幫忙叫一輛到國際機場的出租車，出發時跟門童握手告别，塞了一筆數目不菲的小費。
但門童并不吃這套。
“我可以幫您二位安排另一家酒店，叫他們永遠找不着。
”門童如是說。
當然，弗朗奇覺得謹慎為妙，裝作聽不懂他的意思。
克萊門西娅·伊紹拉已經幫我拾掇出一間卧室，還特地遣散了女仆和司機，免得隔牆有耳，鏡中有眼。
等我的時候，她已經備好了一桌豐盛的晚餐。
桌上擺了燭台，佐以上
我坐在那裡，耐心靜候，重讀了一遍《消失了的足迹》——那本我乘飛機時的護身符。
讓我久候的聯絡人終于來了，是個二十歲左右天使般的姑娘，穿着公館女子中學那種矯揉造作的校服，在倒數第二個赴約時間趕來，傳達了下一步指示：當天下午六點，在波塔雷斯街上有名的亨利之家餐廳見面，赴約時，我要手拿一份《信使報》和一本連環畫雜志。
我遲到了幾分鐘，因為出租車遇到了街頭遊行隊伍，無法前行。
緊随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在康塞普西翁的自焚事件，一場新的反獨裁和平抗議運動興起。
警察用高壓水槍驅散示威人群，兩百多名抗議者渾身濕透，但仍抵在牆壁上，無畏無懼，高唱愛的頌歌。
雖然這場崇高的示威抗争讓我深受感染，但我仍不得不遵照女學生的指示，趕到餐吧，坐在高腳凳上閱讀《信使報》社論版。
按約定，有人将靠近問我：“您喜歡讀社論版？”我應該回答說是。
對方再問，為什麼喜歡讀？我再回話：“因為有經濟信息，對我的職業有幫助。
”不久我就應當起身離開餐廳，門外會看到一輛等候我的汽車。
我把社論版從頭到尾讀了三遍，這時有人從我身後走過，并用胳膊肘在我腰上輕輕撞了一下。
我在心裡說：“就是他了。
”我看了看那人，是位大概三十歲的男子，肩背寬闊，正慢吞吞地往衛生間走。
我想這可能是暗示，想讓我跟他到衛生間那邊接頭，但我坐着沒動，因為他還沒說暗号。
我一直留意着衛生間，直到那人出來，經過我背後，又像上次那樣輕輕碰了我一下。
于是我轉過身，望着他的臉。
那人長着酒糟鼻，嘴唇發紫，眉頭有好幾道傷疤。
“喂，”他說，“你過得怎麼樣？” “好，挺好。
”我對他說。
他在旁邊的吧椅上坐下來，用熟絡的口氣跟我攀談起來。
“你還記得我嗎？” “當然，朋友，”我順着他的話往下說，“怎麼能忘。
” 就這樣，我們的對話持續了幾分鐘，我動作明顯地露出報紙，提醒他說暗号。
但他沒留意，仍舊坐在我身邊，望着我。
“那麼，”他開口道，“請我喝杯咖啡怎麼樣？” “好啊，朋友，很樂意。
” 我向服務生點了兩杯咖啡，但他隻在吧台上放了一杯。
“我點了兩杯，”我說，“另一杯給這位先生。
” “哦，好，”服務生回答，“請稍等，很快就送來。
” “可你為什麼不現在送來？” “是的，”他說，“馬上給他送來。
” 但咖啡仍舊沒來。
更怪的是，我旁邊的男子似乎并不在意。
遇上這種咄咄怪事，我不免緊張起來。
那人把手搭在我肩上，對我說： “我覺得你沒認出我來，對吧？” 此時我決定擺脫他了。
“你看，”我告訴他，“說實話，我确實沒認出來。
” 他取出錢包，從裡面掏出一角揉搓得很爛、已經發黃的剪報，在我眼前晃了晃。
“這就是我。
”他對我說。
這時我才想起他是誰。
這人是早先的一位拳擊冠軍，全城聞名，不過與其說是憑借過去的殊榮，倒不如說是因為他後來的精神失常。
我決心在淪為衆人關注的焦點以前離開，于是向服務生要求結賬。
“那我的咖啡怎麼辦？”他說。
“您到别處喝吧，”我對他說，“我可以把錢留下。
” “誰要你的錢！”他說，“你認為他們把我打倒了，我落魄了，就連尊嚴都不要了？少跟我扯淡！” 他就這麼大嚷大叫，于是周遭所有的目光都彙集到我們身上。
我一把擒住拳擊手粗壯的手腕，緊緊攥住。
幸好我從父親那裡繼承了一雙樵夫般的大手。
“請你冷靜一下，明白了嗎？”說話時我盯着他的雙眼，“一個字也别說了！” 我很走運，因為對方雖易激動，但鎮靜下來同樣迅速。
我趕緊結賬出門，走入寒夜，乘坐碰到的第一輛出租車返回酒店。
在前台，我收到了弗朗奇留下的緊急字條：我把你的行李送到了七二七号。
無須解釋。
七二七是我和弗朗奇約好的暗号，指的是克萊門西娅·伊紹拉的家。
弗朗奇倉促離開酒店，匆匆把我的行李箱帶走，這一情況顯然說明，抓捕我的包圍圈已經要收網了。
我趕忙離開酒店，換乘了幾次出租車，每次都随機改換目的地。
終于，見到克萊門西娅·伊紹拉時，她一如往常，從容安詳，正坐在電視機前觀賞一部希區柯克的電影。
“要麼撤離，要麼潛伏” 弗朗奇留給克萊門西娅·伊紹拉的口信說得很明白。
當天下午，有兩名便衣來酒店打聽我們，還抄錄了我們的入住登記卡。
酒店門童把這事說給弗朗奇聽，而弗朗奇佯裝根本沒當回事，說這是宵禁狀态下的例行公事。
随後，弗朗奇不慌不忙地辦理了退房手續，又請門童幫忙叫一輛到國際機場的出租車，出發時跟門童握手告别，塞了一筆數目不菲的小費。
但門童并不吃這套。
“我可以幫您二位安排另一家酒店，叫他們永遠找不着。
”門童如是說。
當然，弗朗奇覺得謹慎為妙，裝作聽不懂他的意思。
克萊門西娅·伊紹拉已經幫我拾掇出一間卧室，還特地遣散了女仆和司機，免得隔牆有耳，鏡中有眼。
等我的時候，她已經備好了一桌豐盛的晚餐。
桌上擺了燭台，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