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警方助力，皆大歡喜
關燈
小
中
大
返回聖地亞哥，我們再次以身犯險。
身邊的包圍圈越收越緊，種種迹象顯而易見。
“饑餓進軍”大遊行遭到了血腥鎮壓，警察毆打了攝制組的幾位成員，砸毀了一台攝影機。
因為工作關系常與我們打交道的人都認為，我們假裝出境的計謀不會實現，甚至連克萊門西娅·伊紹拉也堅信，我們就像是無辜的聖徒踏進了獅穴。
至于尋找那位持異見将軍的努力，被那句永恒的回答“明天再聯系”阻遏住了。
當意大利組得到通知，獲準于次日上午十一點到拉莫内達宮拍攝時，我們即處在如此緊張不安的精神狀态之中。
讓人不由得懷疑這是個緻命的圈套。
我自己願意冒一切風險，沒什麼大不了，但貿然指派意大利攝制組進入總統府拍攝，卻不清楚是否會讓他們置身陷阱，這個責任過于重大。
然而，攝制組成員明知有風險，還是決定負起責任，冒險前往。
法國組已經沒理由再待在聖地亞哥了。
因此，我們緊急召開會議，敦促他們乘坐最早的航班離開智利，帶上準備運往馬德裡的拍攝完畢的素材。
在我指導意大利組拍攝皮諾切特總統府的當天下午，法國組起飛離境。
前往拉莫内達宮之前，我先把寫給最高法院的信交給了弗朗奇。
最近幾天，我都把這封信放在手提箱裡随身攜帶，遲疑着是否該寄出去。
我請弗朗奇立即親自郵寄，他照辦了。
我還把埃萊娜留下的緊急聯絡電話留給了他。
十一點差一刻，弗朗奇開車把我放在神佑街的街角，我在那裡跟意大利攝制組全員彙合，一起前往拉莫内達宮。
最悖謬的是，這一次我脫掉了烏拉圭廣告商的裝束，穿上了牛仔褲和兔皮襯裡的夾克。
這是最後時刻所做的決定，因為格拉齊雅是記者，烏戈是攝影師，奎多是錄音師，這些成員的背景早已經過徹底審查。
但其助手，名字雖然也要列在拍攝許可申請書上，卻不需要驗明身份。
這正解決了我的難題：我作為照明組助手，手提線纜和聚光燈，混進了總統府。
負責接待的三位青年官員态度親和，他們輪流引導我們在府内各處遊覽。
我們從容地拍攝了整整兩天，力求技術上沒有瑕疵。
我們特意詢問與建築修複有關的方方面面，因為格拉齊雅針對托埃斯卡和智利的意大利風格建築做足了功課，所以沒人懷疑這就是影片唯一的主題。
不過，軍方也做了充分的準備。
他們極有把握地向我們介紹府邸每個局部的意義和曆史，以及跟建築原樣相比，做了怎樣的修複；但他們也預備了喋喋不休的遁詞和雲山霧繞的話，緘口不談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的事件。
說實話，修複工作還算忠實于原始圖紙。
他們封堵了幾道門，另開了幾道門，推倒了幾堵牆，又改變了一些隔擋的位置，還封閉了莫蘭德街八十号的大門——曆屆總統的私人訪客原先都經由此門出入。
改建的地方這樣多，即便是了解舊官邸的人，如今在新總統府裡也難免迷路。
當要求他們向我們展示《獨立宣言》原件時，接待我們的官員似乎犯了難。
這份文獻原先一直保存在部長會議大廳裡，我們知道原物已在轟炸中被焚毀。
接待官員始終不肯承認這一點，而是要我們再填寫一份特别拍攝申請，且一再告知申請要遲些才能獲批，就這樣一直拖延到拍攝結束。
他們也沒法說清堂疊戈·波塔雷斯用過的寫字台被挪到什麼地方去了。
以往曆屆總統留下了不少遺物，可原本用來陳列文物的小型曆史博物館也在政變大火中付之一炬。
或許，自奧希金斯總統以來，曆屆總統的半身像都難逃同樣的噩運，盡管更流行的說法是，軍政府為規避有朝一日被迫擺上薩爾瓦多·阿連德雕像的尴尬局面，索性把以往安置在走廊裡的曆屆總統半身像統統撤走了。
總之，深入遊覽總統府之後的印象是，為抹除殉難總統的所有痕迹，這裡的一切都被徹底改造了。
在拉莫内達宮拍攝的第二日，大約上午十一點，我們突然感覺到空氣中一陣不可見的騷動暗自醞釀，随後聽見一陣急促的軍靴聲和金屬器具的碰撞聲。
接待我們的官員神色驟變，生硬地命令攝制組關掉聚光燈，停止拍攝。
兩名便衣警衛毫不掩飾地立在我們面前，萬一我們執意拍攝，他們就會出手制止。
我們不知出了什麼事，直至看見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将軍本人走來。
他面色鐵青，體态臃腫，在一位軍官和兩位文員助手的陪同下，徑直往辦公室走去。
這個照面來得突然，沒給我們留下任何反應時間。
皮諾切特走過去時沒朝我們這邊望一眼，但距離如此之近，能真切地聽見他當時在說些什麼： “女人的話不能信，就算她們說的是實話。
” 烏戈一下子愣住了，手指緊扣在攝影機的拍攝鍵上，仿佛眼睜睜錯過了自己的目标。
“如果當時有誰想刺殺他，”他稍後對我們說，“那再容易不過了。
”雖然那天還剩三個多小時的工作時間，可我們當中誰都沒有心思再拍下去了。
餐廳裡的瘋子 拉莫内達宮的拍攝任務一終了，意大利攝制組便攜帶剩下的所有素材，順利出境。
這樣一來，我們總共拍攝了三萬二千二百米長的膠片。
在馬德裡，經過為期六個月的後期剪輯，這些膠片最終濃縮為四個小時的電視片和兩個小時的電影。
雖然原計劃已大功告成，我和弗朗奇還是在聖地亞哥多待了四天，惦念着能與“通用電氣”取得聯系。
按照對方在電話裡的指示，兩
身邊的包圍圈越收越緊，種種迹象顯而易見。
“饑餓進軍”大遊行遭到了血腥鎮壓，警察毆打了攝制組的幾位成員，砸毀了一台攝影機。
因為工作關系常與我們打交道的人都認為，我們假裝出境的計謀不會實現，甚至連克萊門西娅·伊紹拉也堅信，我們就像是無辜的聖徒踏進了獅穴。
至于尋找那位持異見将軍的努力，被那句永恒的回答“明天再聯系”阻遏住了。
當意大利組得到通知，獲準于次日上午十一點到拉莫内達宮拍攝時，我們即處在如此緊張不安的精神狀态之中。
讓人不由得懷疑這是個緻命的圈套。
我自己願意冒一切風險，沒什麼大不了，但貿然指派意大利攝制組進入總統府拍攝，卻不清楚是否會讓他們置身陷阱，這個責任過于重大。
然而，攝制組成員明知有風險，還是決定負起責任，冒險前往。
法國組已經沒理由再待在聖地亞哥了。
因此，我們緊急召開會議，敦促他們乘坐最早的航班離開智利，帶上準備運往馬德裡的拍攝完畢的素材。
在我指導意大利組拍攝皮諾切特總統府的當天下午，法國組起飛離境。
前往拉莫内達宮之前，我先把寫給最高法院的信交給了弗朗奇。
最近幾天，我都把這封信放在手提箱裡随身攜帶，遲疑着是否該寄出去。
我請弗朗奇立即親自郵寄，他照辦了。
我還把埃萊娜留下的緊急聯絡電話留給了他。
十一點差一刻，弗朗奇開車把我放在神佑街的街角，我在那裡跟意大利攝制組全員彙合，一起前往拉莫内達宮。
最悖謬的是，這一次我脫掉了烏拉圭廣告商的裝束，穿上了牛仔褲和兔皮襯裡的夾克。
這是最後時刻所做的決定，因為格拉齊雅是記者，烏戈是攝影師，奎多是錄音師，這些成員的背景早已經過徹底審查。
但其助手，名字雖然也要列在拍攝許可申請書上，卻不需要驗明身份。
這正解決了我的難題：我作為照明組助手，手提線纜和聚光燈，混進了總統府。
負責接待的三位青年官員态度親和，他們輪流引導我們在府内各處遊覽。
我們從容地拍攝了整整兩天，力求技術上沒有瑕疵。
我們特意詢問與建築修複有關的方方面面，因為格拉齊雅針對托埃斯卡和智利的意大利風格建築做足了功課，所以沒人懷疑這就是影片唯一的主題。
不過，軍方也做了充分的準備。
他們極有把握地向我們介紹府邸每個局部的意義和曆史，以及跟建築原樣相比，做了怎樣的修複；但他們也預備了喋喋不休的遁詞和雲山霧繞的話，緘口不談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的事件。
說實話，修複工作還算忠實于原始圖紙。
他們封堵了幾道門，另開了幾道門，推倒了幾堵牆，又改變了一些隔擋的位置，還封閉了莫蘭德街八十号的大門——曆屆總統的私人訪客原先都經由此門出入。
改建的地方這樣多，即便是了解舊官邸的人，如今在新總統府裡也難免迷路。
當要求他們向我們展示《獨立宣言》原件時，接待我們的官員似乎犯了難。
這份文獻原先一直保存在部長會議大廳裡，我們知道原物已在轟炸中被焚毀。
接待官員始終不肯承認這一點，而是要我們再填寫一份特别拍攝申請，且一再告知申請要遲些才能獲批，就這樣一直拖延到拍攝結束。
他們也沒法說清堂疊戈·波塔雷斯用過的寫字台被挪到什麼地方去了。
以往曆屆總統留下了不少遺物，可原本用來陳列文物的小型曆史博物館也在政變大火中付之一炬。
或許，自奧希金斯總統以來，曆屆總統的半身像都難逃同樣的噩運，盡管更流行的說法是，軍政府為規避有朝一日被迫擺上薩爾瓦多·阿連德雕像的尴尬局面，索性把以往安置在走廊裡的曆屆總統半身像統統撤走了。
總之，深入遊覽總統府之後的印象是，為抹除殉難總統的所有痕迹，這裡的一切都被徹底改造了。
在拉莫内達宮拍攝的第二日，大約上午十一點，我們突然感覺到空氣中一陣不可見的騷動暗自醞釀，随後聽見一陣急促的軍靴聲和金屬器具的碰撞聲。
接待我們的官員神色驟變，生硬地命令攝制組關掉聚光燈，停止拍攝。
兩名便衣警衛毫不掩飾地立在我們面前，萬一我們執意拍攝，他們就會出手制止。
我們不知出了什麼事，直至看見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将軍本人走來。
他面色鐵青，體态臃腫，在一位軍官和兩位文員助手的陪同下，徑直往辦公室走去。
這個照面來得突然，沒給我們留下任何反應時間。
皮諾切特走過去時沒朝我們這邊望一眼，但距離如此之近，能真切地聽見他當時在說些什麼： “女人的話不能信，就算她們說的是實話。
” 烏戈一下子愣住了，手指緊扣在攝影機的拍攝鍵上，仿佛眼睜睜錯過了自己的目标。
“如果當時有誰想刺殺他，”他稍後對我們說，“那再容易不過了。
”雖然那天還剩三個多小時的工作時間，可我們當中誰都沒有心思再拍下去了。
餐廳裡的瘋子 拉莫内達宮的拍攝任務一終了，意大利攝制組便攜帶剩下的所有素材，順利出境。
這樣一來，我們總共拍攝了三萬二千二百米長的膠片。
在馬德裡，經過為期六個月的後期剪輯，這些膠片最終濃縮為四個小時的電視片和兩個小時的電影。
雖然原計劃已大功告成，我和弗朗奇還是在聖地亞哥多待了四天，惦念着能與“通用電氣”取得聯系。
按照對方在電話裡的指示，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