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母親也沒認出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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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完全有理由擔心，警方已經掌握了我潛入智利的情報，獲悉了我們正在做的工作的性質。
我們在聖地亞哥差不多待了一個月，攝制組在公共場所現身的頻繁程度已經超出了約定的安排；我們跟各色人等接觸，很多人已經知道是我在執導這部影片。
我當時已能自如地使用新身份了，以至于時常意識不到在用烏拉圭口音講話，在實際行動中也不再嚴格依照潛伏者的準則辦事。
起初，會議都是在車上舉行的，汽車漫無目的地全城漫遊，每開四五個街區就更換一輛。
這法子太繁瑣，有時候我們自己制造的險情，比試圖避免的危險更糟糕。
比如某天晚上，我在神佑街和洛斯萊昂内斯街的街角下了車，按計劃，五分鐘後應該有一輛藍色雷諾12重新接上我，車子擋風玻璃上貼着動物保護協會的标志。
一輛車準時開來，正是雷諾12，正是閃亮的藍色，因此我也沒留意是否有标志就坐上了轎車後座。
車上坐着一位珠光寶氣的女士，雖近中年，仍光彩不減，身上香水撩人，她那件玫瑰色貂皮大衣的價格是這輛車的兩到三倍。
這位女士是聖地亞哥上流社會的典型，這一點絕無偏差，隻是像她這樣的人物并不常見。
見我坐進車來，她驚得張口結舌，為了讓她安心，我趕緊說出暗語。
“現在這個時間，到哪兒能買把雨傘？” 穿制服的司機扭頭朝着我吼道： “滾下去，不然我報警了。
” 我這才注意到擋風玻璃上沒貼标志，心裡暗想眼前的情景實在荒誕尴尬。
“實在抱歉，”我說，“我可能上錯車了。
”但此刻那位女士已恢複了鎮靜，她一邊拉住我的胳膊，一邊用女高音般的甜美嗓音安撫司機。
“這會兒，巴黎百貨商場還開着嗎？”她問司機。
司機認為可能開着，她便執意載我去買傘。
這位女士不光漂亮，而且優雅、熱情，讓人不由得想把暴力鎮壓、政治抗争和藝術創作抛諸腦後，這一晚随她沉溺在親密的氛圍裡。
她把我放在巴黎百貨商場門前，還道歉說不能親自陪我去挑一把中意的雨傘，因為她要去接丈夫，然後去聽一位世界著名鋼琴家的演奏會——鋼琴家的名字我想不起來了——現在已經遲到半小時了。
這種險情時有發生。
每次秘密會面，我們用越來越簡短的暗号來明确彼此身份。
從第一次問候起，我和地下聯絡員就交了朋友，我們不立刻說工作的事，而是會耽擱半晌讨論政治時局，就電影新片和文學新作互通想法；我也會主動聊起想見哪幾位共同的朋友，雖然有人力勸我克制這種沖動。
或許是為了免除警方懷疑，一個聯絡人赴約時還帶了自己的小兒子，那孩子情緒激昂地問我：“《超人》電影是你拍的嗎？”就這樣，我開始意識到完全可以在智利隐居，就像數以百計的秘密歸國者那樣，隐姓埋名過普通人的日子，而不用忍受剛回國時的緊張感。
那一刻這種感想太強烈了，要不是尚未兌現拍攝這部電影的承諾——不僅是對國家、對朋友的承諾，也是對自己的承諾——我可能會就此改換職業和社會環境，以本來面目在聖地亞哥生活下去。
但是，由于懷疑警方正在身後步步追蹤，出于最起碼的謹慎，我們不得已要采取另一種工作方式。
此時，能否進入拉莫内達宮拍攝還懸而未決，申請許可的手續不知為何一再被拖延；能否拍攝蒙特港和中央谷地尚不能敲定，設想當中采訪“通用電氣”的計劃也無法落實。
另一方面，我想親自拍攝中央谷地，因為我在那裡出生并度過了少年時光。
我母親仍生活在那裡，住在貧困的帕爾米亞村。
但有人已經斷然告誡我，考慮到最重要的安全因素，此行絕不要探望母親。
眼下，當務之急是重新安排外國攝制組的工作，以便讓組員們冒最小的風險結束各自任務，盡快返回自己的國家。
隻有意大利組需要留在聖地亞哥，跟我們一起拍攝拉莫内達宮。
法國組一旦拍攝完預計在幾天後舉行的“饑餓進軍”遊行，就返回巴黎。
荷蘭攝制組在蒙特港等我，一起拍攝靠近南極圈的風貌，此後經由巴裡洛切的邊境通道，離開智利前往阿根廷。
三支攝制組都離開時，全片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也就基本完成了，膠片将被妥善地保管，送至馬德裡洗印。
艾麗非常高效地完成了她的工作，我回到西班牙時，膠片已經準備停當，隻待剪輯了。
“利廷回來了，拍完電影了，又離開了” 鑒于那段日子情況晦暗不明，最恰當的做法似乎就是我和弗朗奇假裝離境，之後更審慎地重新潛入智利。
蒙特港之行給我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因為無論從阿根廷還是從智利前往那裡都同樣近便。
于是就這麼辦了。
我請荷蘭攝制組在蒙特港等我，同時與智利團隊的一支分隊約好，三天後在全國正中央的科爾查瓜谷地會面，而此刻，我
我們在聖地亞哥差不多待了一個月，攝制組在公共場所現身的頻繁程度已經超出了約定的安排；我們跟各色人等接觸，很多人已經知道是我在執導這部影片。
我當時已能自如地使用新身份了，以至于時常意識不到在用烏拉圭口音講話，在實際行動中也不再嚴格依照潛伏者的準則辦事。
起初，會議都是在車上舉行的，汽車漫無目的地全城漫遊，每開四五個街區就更換一輛。
這法子太繁瑣，有時候我們自己制造的險情，比試圖避免的危險更糟糕。
比如某天晚上，我在神佑街和洛斯萊昂内斯街的街角下了車，按計劃，五分鐘後應該有一輛藍色雷諾12重新接上我，車子擋風玻璃上貼着動物保護協會的标志。
一輛車準時開來，正是雷諾12，正是閃亮的藍色，因此我也沒留意是否有标志就坐上了轎車後座。
車上坐着一位珠光寶氣的女士，雖近中年，仍光彩不減，身上香水撩人，她那件玫瑰色貂皮大衣的價格是這輛車的兩到三倍。
這位女士是聖地亞哥上流社會的典型，這一點絕無偏差，隻是像她這樣的人物并不常見。
見我坐進車來，她驚得張口結舌，為了讓她安心，我趕緊說出暗語。
“現在這個時間，到哪兒能買把雨傘？” 穿制服的司機扭頭朝着我吼道： “滾下去，不然我報警了。
” 我這才注意到擋風玻璃上沒貼标志，心裡暗想眼前的情景實在荒誕尴尬。
“實在抱歉，”我說，“我可能上錯車了。
”但此刻那位女士已恢複了鎮靜，她一邊拉住我的胳膊，一邊用女高音般的甜美嗓音安撫司機。
“這會兒，巴黎百貨商場還開着嗎？”她問司機。
司機認為可能開着，她便執意載我去買傘。
這位女士不光漂亮，而且優雅、熱情，讓人不由得想把暴力鎮壓、政治抗争和藝術創作抛諸腦後，這一晚随她沉溺在親密的氛圍裡。
她把我放在巴黎百貨商場門前，還道歉說不能親自陪我去挑一把中意的雨傘，因為她要去接丈夫，然後去聽一位世界著名鋼琴家的演奏會——鋼琴家的名字我想不起來了——現在已經遲到半小時了。
這種險情時有發生。
每次秘密會面，我們用越來越簡短的暗号來明确彼此身份。
從第一次問候起，我和地下聯絡員就交了朋友，我們不立刻說工作的事，而是會耽擱半晌讨論政治時局，就電影新片和文學新作互通想法；我也會主動聊起想見哪幾位共同的朋友，雖然有人力勸我克制這種沖動。
或許是為了免除警方懷疑，一個聯絡人赴約時還帶了自己的小兒子，那孩子情緒激昂地問我：“《超人》電影是你拍的嗎？”就這樣，我開始意識到完全可以在智利隐居，就像數以百計的秘密歸國者那樣，隐姓埋名過普通人的日子，而不用忍受剛回國時的緊張感。
那一刻這種感想太強烈了，要不是尚未兌現拍攝這部電影的承諾——不僅是對國家、對朋友的承諾，也是對自己的承諾——我可能會就此改換職業和社會環境，以本來面目在聖地亞哥生活下去。
但是，由于懷疑警方正在身後步步追蹤，出于最起碼的謹慎，我們不得已要采取另一種工作方式。
此時，能否進入拉莫内達宮拍攝還懸而未決，申請許可的手續不知為何一再被拖延；能否拍攝蒙特港和中央谷地尚不能敲定，設想當中采訪“通用電氣”的計劃也無法落實。
另一方面，我想親自拍攝中央谷地，因為我在那裡出生并度過了少年時光。
我母親仍生活在那裡，住在貧困的帕爾米亞村。
但有人已經斷然告誡我，考慮到最重要的安全因素，此行絕不要探望母親。
眼下，當務之急是重新安排外國攝制組的工作，以便讓組員們冒最小的風險結束各自任務，盡快返回自己的國家。
隻有意大利組需要留在聖地亞哥，跟我們一起拍攝拉莫内達宮。
法國組一旦拍攝完預計在幾天後舉行的“饑餓進軍”遊行，就返回巴黎。
荷蘭攝制組在蒙特港等我，一起拍攝靠近南極圈的風貌，此後經由巴裡洛切的邊境通道，離開智利前往阿根廷。
三支攝制組都離開時，全片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也就基本完成了，膠片将被妥善地保管，送至馬德裡洗印。
艾麗非常高效地完成了她的工作，我回到西班牙時，膠片已經準備停當，隻待剪輯了。
“利廷回來了，拍完電影了，又離開了” 鑒于那段日子情況晦暗不明，最恰當的做法似乎就是我和弗朗奇假裝離境，之後更審慎地重新潛入智利。
蒙特港之行給我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因為無論從阿根廷還是從智利前往那裡都同樣近便。
于是就這麼辦了。
我請荷蘭攝制組在蒙特港等我，同時與智利團隊的一支分隊約好，三天後在全國正中央的科爾查瓜谷地會面，而此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