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母親也沒認出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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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弗朗奇一道乘坐飛機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
出行前幾小時，在沒有預先暴露身份的情況下，我打電話給《分析》雜志社，與女記者帕特裡西娅·科列爾做了一次深度訪談，講述了秘密潛入聖地亞哥的情況。
離境兩天後，采訪見報，封面上有我的照片，文章标題帶有一種羅馬式的戲谑：“利廷回來了，拍完電影了，又離開了。
”[1] 為了讓一切顯得更加真實，克萊門西娅·伊紹拉開着自己的車把我和弗朗奇送到普達韋爾機場，與我們灑淚吻别，表演很是出彩。
雖然我們盡量高調離境，但抵抗組織仍暗中保護，假如我們出關時被捕，抵抗組織的安全部門會向外界發出告急信号。
這麼做首先是為了知曉，機場是否有針對我們的監控。
其次，一旦事後警方追查，将發現我們留下的出境記錄，會相信目标已經離境。
入境布宜諾斯艾利斯時，我使用了自己的合法護照，因為沒必要在一個友好國家做違法的事。
然而在移民局窗口前掏出護照那一刻，我才意識到一個始料未及的問題：真護照上的照片是易裝前拍攝的，看起來實在不像現在的我。
我修過眉毛，秃頂面積也更寬了，還戴上了高度眼鏡，很難辨認出是同一個人。
别人也曾提醒過我，僞裝成另一個身份和事後恢複本來身份一樣困難，但在最應該琢磨這句忠告的時候，我卻把它忘光了。
所幸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移民官沒認真端詳我的臉，我才得以從這場理應扮演自己卻不能自證的默劇中脫險。
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後，弗朗奇要依照我的指示跟艾麗電話溝通餘下工作的衆多細節，還要提取她從馬德裡彙來的一筆錢款，以支付最後的花銷。
我倆在那裡分别，計劃幾天後在聖地亞哥再見。
我在阿根廷境内搭飛機前往門多薩，為的是預先考察智利那一側的安第斯山麓。
經由一條沒有嚴控關卡的通道，可以輕易從門多薩重返智利。
我獨自一人，背着一台16毫米輕型攝影機，徒步前往智利那一側的山麓，拍完了一切所需的鏡頭。
回程時搭乘了智利的警務巡邏車，司機很同情我這位不知該如何返回阿根廷的烏拉圭記者。
我從門多薩南下，前往邊境城市巴裡洛切。
一艘衰朽的破船塞滿了從阿根廷、烏拉圭和巴西來的遊客，以及返程的智利人，從巴裡洛切駛向智利邊境。
這條航路上是一派白得刺眼的極地風貌，冰川絕壁雄闊，海面怒濤湧起。
到蒙特港的最後一段航程要乘坐渡輪，極地寒風從碎裂的玻璃窗吹進來，聲似狼嚎。
艙内沒什麼地方能抵禦駭人的寒冷，也不提供吃喝，連一杯熱咖啡、一口酒也喝不上，什麼都沒有。
不過我的判斷是正确的。
倘若智利機場警方已經查驗了我的出境記錄，就很難想象次日我将再度入境，并且是從遠在聖地亞哥一千公裡以外的邊境小城。
快抵達邊防檢查站時，渡輪上一個職員收取了不下三百本護照，隻匆匆掃視一遍，沒蓋入境章。
不過，智利人的護照要對照着嚴禁入境的流亡者名單一一核對，那份長長的名單就貼在邊檢人員眼前的牆上。
持他國護照的旅客則走在暢行無阻的邊境通道上，我也身在其列，一切進展順利，直到走到兩個邊檢人員跟前。
這兩個人喝令開箱檢查，因為他們穿着厚厚的極地外套，我起先沒認出他們是警察。
我觀察到這是一道徹底的檢查，可并不擔心，因為我确信自己箱子裡沒帶任何與假身份不相符的東西。
然而，箱子剛一掀開，一堆“吉蔔賽女郎”牌香煙空盒就冒了出來，散落一地，許多紙盒上寫滿了拍攝筆記。
來智利時我帶足了“吉蔔賽女郎”牌香煙，夠我抽上兩個月的。
但我不敢随手丢棄那些硬紙煙盒，煙盒個兒大，在智利很顯眼，容易成為警方追蹤的線索。
工作時抽完一盒煙，我就把空盒塞進口袋，久而久之分藏得到處都是，主要原因是上面有拍攝筆記。
有段時期，衣櫃裡的所有外套兜裡都揣着空煙盒，床墊底下、旅行包裡，空煙盒遍布，看起來簡直像某種戲法，而我腦子裡總在琢磨能安全擺脫這些煙盒的辦法。
我就此落入了一種荒誕的焦慮狀态，仿佛囚犯挖掘逃生通道，卻不知把土藏在哪兒。
每次我整理行李準備換酒店時，都會自問，該怎麼處理空煙盒。
最後，我想不出比塞進行李箱更簡便的方法了，萬一在燒毀煙盒時被人撞見，可比收藏煙盒更加百口莫辯。
我曾想過在阿根廷擺脫它們，但事情進展節奏太快，我甚至都沒來得及打開行李箱。
等到在南方邊境不得不開箱，我匆匆從地上撿起一個個空盒時，驚恐地瞥見警察死死盯着我，臉上滿是驚訝和懷疑。
“全是空的。
”我說。
他們當然不信。
年輕點兒的警察忙着檢查其他旅客，那位歲數大一些的一個接一個地查看煙盒，翻來覆去地端詳，想弄懂某些筆記是什麼意思。
我突然靈光一
出行前幾小時，在沒有預先暴露身份的情況下，我打電話給《分析》雜志社，與女記者帕特裡西娅·科列爾做了一次深度訪談，講述了秘密潛入聖地亞哥的情況。
離境兩天後，采訪見報，封面上有我的照片，文章标題帶有一種羅馬式的戲谑：“利廷回來了，拍完電影了，又離開了。
”[1] 為了讓一切顯得更加真實，克萊門西娅·伊紹拉開着自己的車把我和弗朗奇送到普達韋爾機場，與我們灑淚吻别，表演很是出彩。
雖然我們盡量高調離境，但抵抗組織仍暗中保護，假如我們出關時被捕，抵抗組織的安全部門會向外界發出告急信号。
這麼做首先是為了知曉，機場是否有針對我們的監控。
其次，一旦事後警方追查，将發現我們留下的出境記錄，會相信目标已經離境。
入境布宜諾斯艾利斯時，我使用了自己的合法護照，因為沒必要在一個友好國家做違法的事。
然而在移民局窗口前掏出護照那一刻，我才意識到一個始料未及的問題：真護照上的照片是易裝前拍攝的，看起來實在不像現在的我。
我修過眉毛，秃頂面積也更寬了，還戴上了高度眼鏡，很難辨認出是同一個人。
别人也曾提醒過我，僞裝成另一個身份和事後恢複本來身份一樣困難，但在最應該琢磨這句忠告的時候，我卻把它忘光了。
所幸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移民官沒認真端詳我的臉，我才得以從這場理應扮演自己卻不能自證的默劇中脫險。
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後，弗朗奇要依照我的指示跟艾麗電話溝通餘下工作的衆多細節，還要提取她從馬德裡彙來的一筆錢款，以支付最後的花銷。
我倆在那裡分别，計劃幾天後在聖地亞哥再見。
我在阿根廷境内搭飛機前往門多薩，為的是預先考察智利那一側的安第斯山麓。
經由一條沒有嚴控關卡的通道，可以輕易從門多薩重返智利。
我獨自一人，背着一台16毫米輕型攝影機，徒步前往智利那一側的山麓，拍完了一切所需的鏡頭。
回程時搭乘了智利的警務巡邏車，司機很同情我這位不知該如何返回阿根廷的烏拉圭記者。
我從門多薩南下，前往邊境城市巴裡洛切。
一艘衰朽的破船塞滿了從阿根廷、烏拉圭和巴西來的遊客，以及返程的智利人，從巴裡洛切駛向智利邊境。
這條航路上是一派白得刺眼的極地風貌，冰川絕壁雄闊，海面怒濤湧起。
到蒙特港的最後一段航程要乘坐渡輪，極地寒風從碎裂的玻璃窗吹進來，聲似狼嚎。
艙内沒什麼地方能抵禦駭人的寒冷，也不提供吃喝，連一杯熱咖啡、一口酒也喝不上，什麼都沒有。
不過我的判斷是正确的。
倘若智利機場警方已經查驗了我的出境記錄，就很難想象次日我将再度入境，并且是從遠在聖地亞哥一千公裡以外的邊境小城。
快抵達邊防檢查站時，渡輪上一個職員收取了不下三百本護照，隻匆匆掃視一遍，沒蓋入境章。
不過，智利人的護照要對照着嚴禁入境的流亡者名單一一核對，那份長長的名單就貼在邊檢人員眼前的牆上。
持他國護照的旅客則走在暢行無阻的邊境通道上，我也身在其列，一切進展順利，直到走到兩個邊檢人員跟前。
這兩個人喝令開箱檢查，因為他們穿着厚厚的極地外套，我起先沒認出他們是警察。
我觀察到這是一道徹底的檢查，可并不擔心，因為我确信自己箱子裡沒帶任何與假身份不相符的東西。
然而，箱子剛一掀開，一堆“吉蔔賽女郎”牌香煙空盒就冒了出來，散落一地，許多紙盒上寫滿了拍攝筆記。
來智利時我帶足了“吉蔔賽女郎”牌香煙，夠我抽上兩個月的。
但我不敢随手丢棄那些硬紙煙盒，煙盒個兒大，在智利很顯眼，容易成為警方追蹤的線索。
工作時抽完一盒煙，我就把空盒塞進口袋，久而久之分藏得到處都是，主要原因是上面有拍攝筆記。
有段時期，衣櫃裡的所有外套兜裡都揣着空煙盒，床墊底下、旅行包裡，空煙盒遍布，看起來簡直像某種戲法，而我腦子裡總在琢磨能安全擺脫這些煙盒的辦法。
我就此落入了一種荒誕的焦慮狀态，仿佛囚犯挖掘逃生通道，卻不知把土藏在哪兒。
每次我整理行李準備換酒店時，都會自問，該怎麼處理空煙盒。
最後，我想不出比塞進行李箱更簡便的方法了，萬一在燒毀煙盒時被人撞見，可比收藏煙盒更加百口莫辯。
我曾想過在阿根廷擺脫它們，但事情進展節奏太快，我甚至都沒來得及打開行李箱。
等到在南方邊境不得不開箱，我匆匆從地上撿起一個個空盒時，驚恐地瞥見警察死死盯着我，臉上滿是驚訝和懷疑。
“全是空的。
”我說。
他們當然不信。
年輕點兒的警察忙着檢查其他旅客，那位歲數大一些的一個接一個地查看煙盒，翻來覆去地端詳，想弄懂某些筆記是什麼意思。
我突然靈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