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母親也沒認出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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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會寫幾句短詩。
”我說。
他繼續一聲不吭地檢查，最後望着我的臉，似乎想從我臉上揣測出什麼線索，來解讀空煙盒上高深莫測的奧秘。
“如果你想要，都送你。
”我對他說。
“我要它們做什麼？”他說。
于是，他幫我把煙盒收攏回箱子裡，旋即檢查後面的旅客去了。
我當時犯糊塗，沒想到應該當着警察的面把煙盒扔進垃圾桶，而是繼續把它們留在身邊度過餘下的旅程。
返回馬德裡後，我并沒讓艾麗将它們處理掉。
我覺得自己跟這些空煙盒的聯系太密切了，決定餘生都把它們當作患難記憶的證物存留下來，放在懷舊的廚房中細細回味。
“為祖國的未來拍張照片吧” 荷蘭組在蒙特港等我。
選擇蒙特港拍攝，不僅是因為難以言表的美景，還因為這一區域在智利近代史上具有特殊意義。
這座城市是長期鬥争的舞台。
在愛德華多·弗雷政府時期，這裡發生過一起異常殘酷的鎮壓，造成執政聯盟中的進步派脫離了政府。
民主左派由此意識到，能否取得廣泛的聯合，不僅關乎自己陣營的命運，也牽系着整個國家的前途。
自此，一場不可逆轉的疾風驟雨般的巨變發生了，其高潮就是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為總統的時刻。
蒙特港拍攝完畢後，整個南方的拍攝計劃也圓滿結束了。
荷蘭組攜帶充足的素材取道巴裡洛切，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将這批膠片帶給身在馬德裡的艾麗；而我選擇在一個怡人的夜晚，搭乘夜車隻身前往塔爾卡。
當晚沒什麼值得記錄的，除了我把烤雞原封不動地退回了餐車，因為雞肉外皮太硬了，一刀也切不下去。
在塔爾卡，我租了一輛車，駛向科爾查瓜谷地中央的聖費爾南多城。
在小城的武器廣場上，任何一個地點、一棵樹、圍牆上的一塊磚石，都能讓我回想起童年。
當然，除了這些，更令我懷舊的是小學的舊樓，我就是在那裡學會了讀寫。
我在一張長椅上坐下來，拍了些照片，或許可以在影片中穿插使用。
廣場上逐漸充滿了上學的孩子們的歡鬧聲。
有些孩子在相機前擺姿勢，有些伸出手掌遮住鏡頭，一個小姑娘擺了幾個舞蹈動作，姿勢很專業，我情不自禁地請她在更合适的背景前再跳一遍。
突然幾個孩子坐到我身旁，對我說： “為祖國的未來拍張照片吧。
” 這句話一下子觸動了我，因為它呼應了不久前我在“吉蔔賽女郎”牌空煙盒上寫下的一句話：“我敢斷言，每個智利人都對自己的未來充滿期許。
”尤其是孩子們這一代，他們無從了解祖國與現今不同的另一個時代，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對自身的命運滿懷信念。
我跟智利攝制組約定，上午十一點半在遊擊隊員橋邊見面。
我準時到達右岸，看到攝影機已在對岸架好。
那是一個晴朗的上午，四處彌漫着樹叢間百裡香的芬芳，在故鄉，我從未像此刻這樣氣定神閑，流亡的痛楚也淡去了。
此時，我已解掉另一個自己的領帶，脫去英式西裝，重新換上夾克和牛仔褲，還原成本來的我。
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後的兩天，我很慶幸我沒刮胡子，重新長回的胡子是我恢複本來身份的明證。
我意識到攝影師正從取景器裡看我，于是走下車，慢慢走過橋面，讓他們有時間拍攝，而後，在這些男孩子的熱情和早慧的激勵下，我逐一向所有人打招呼。
他們年輕得讓人難以置信——十五歲，十七歲，十九歲。
小組負責人、導演裡卡爾多年齡最大，二十一歲，其他人管他叫“老家夥”。
幾天以來，沒有什麼比獲得他們的支持更讓我感到振奮的了。
就在那裡，大家倚着橋上的欄杆，拟定了拍攝計劃，須臾便投入工作。
應該承認，我當天的計劃有些偏離了最初目标，更準确地說，是順從了童年的回憶。
我選擇從記憶當中那座橋的形象開始拍攝。
十二歲那年，正是在這座橋上，我被一群吵鬧不休的表姐們推下水去，強行學習遊泳。
不過，随着一天工作日程的展開，旅行的最初緣由重新凸顯出來。
聖費爾南多谷地是一片廣闊的農業區，在人民團結政府時期，定居于此卻一直淪為農奴的農夫們第一次享受到公民權。
從前，這一區域是封建寡頭的堡壘，寡頭集團驅使形同臣仆的選民，操縱選舉投票。
在愛德華多·弗雷的基督教民主黨執政時期，這裡爆發了首次農民大罷工，薩爾瓦多·阿連德親身參加了這次罷工。
阿連德擔任總統後，剝奪了寡頭地主過分的特權，當地活躍而富于團結精神的農會也将農民們組織起來。
如今，作為曆史倒車的标志，中央谷地成了皮諾切特消夏别墅的所在地。
離開故鄉前，不拍攝幾段堂尼古拉斯·帕拉西奧斯[2]雕像的影像，那可不行。
帕拉西奧斯寫了一本不尋常的書，《智利種族》。
作者在書中提出，遠在
“有時候我會寫幾句短詩。
”我說。
他繼續一聲不吭地檢查，最後望着我的臉，似乎想從我臉上揣測出什麼線索，來解讀空煙盒上高深莫測的奧秘。
“如果你想要，都送你。
”我對他說。
“我要它們做什麼？”他說。
于是，他幫我把煙盒收攏回箱子裡，旋即檢查後面的旅客去了。
我當時犯糊塗，沒想到應該當着警察的面把煙盒扔進垃圾桶，而是繼續把它們留在身邊度過餘下的旅程。
返回馬德裡後，我并沒讓艾麗将它們處理掉。
我覺得自己跟這些空煙盒的聯系太密切了，決定餘生都把它們當作患難記憶的證物存留下來，放在懷舊的廚房中細細回味。
“為祖國的未來拍張照片吧” 荷蘭組在蒙特港等我。
選擇蒙特港拍攝，不僅是因為難以言表的美景，還因為這一區域在智利近代史上具有特殊意義。
這座城市是長期鬥争的舞台。
在愛德華多·弗雷政府時期，這裡發生過一起異常殘酷的鎮壓，造成執政聯盟中的進步派脫離了政府。
民主左派由此意識到，能否取得廣泛的聯合，不僅關乎自己陣營的命運，也牽系着整個國家的前途。
自此，一場不可逆轉的疾風驟雨般的巨變發生了，其高潮就是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為總統的時刻。
蒙特港拍攝完畢後，整個南方的拍攝計劃也圓滿結束了。
荷蘭組攜帶充足的素材取道巴裡洛切，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将這批膠片帶給身在馬德裡的艾麗；而我選擇在一個怡人的夜晚，搭乘夜車隻身前往塔爾卡。
當晚沒什麼值得記錄的，除了我把烤雞原封不動地退回了餐車，因為雞肉外皮太硬了，一刀也切不下去。
在塔爾卡，我租了一輛車，駛向科爾查瓜谷地中央的聖費爾南多城。
在小城的武器廣場上，任何一個地點、一棵樹、圍牆上的一塊磚石，都能讓我回想起童年。
當然，除了這些，更令我懷舊的是小學的舊樓，我就是在那裡學會了讀寫。
我在一張長椅上坐下來，拍了些照片，或許可以在影片中穿插使用。
廣場上逐漸充滿了上學的孩子們的歡鬧聲。
有些孩子在相機前擺姿勢，有些伸出手掌遮住鏡頭，一個小姑娘擺了幾個舞蹈動作，姿勢很專業，我情不自禁地請她在更合适的背景前再跳一遍。
突然幾個孩子坐到我身旁，對我說： “為祖國的未來拍張照片吧。
” 這句話一下子觸動了我，因為它呼應了不久前我在“吉蔔賽女郎”牌空煙盒上寫下的一句話：“我敢斷言，每個智利人都對自己的未來充滿期許。
”尤其是孩子們這一代，他們無從了解祖國與現今不同的另一個時代，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對自身的命運滿懷信念。
我跟智利攝制組約定，上午十一點半在遊擊隊員橋邊見面。
我準時到達右岸，看到攝影機已在對岸架好。
那是一個晴朗的上午，四處彌漫着樹叢間百裡香的芬芳，在故鄉，我從未像此刻這樣氣定神閑，流亡的痛楚也淡去了。
此時，我已解掉另一個自己的領帶，脫去英式西裝，重新換上夾克和牛仔褲，還原成本來的我。
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後的兩天，我很慶幸我沒刮胡子，重新長回的胡子是我恢複本來身份的明證。
我意識到攝影師正從取景器裡看我，于是走下車，慢慢走過橋面，讓他們有時間拍攝，而後，在這些男孩子的熱情和早慧的激勵下，我逐一向所有人打招呼。
他們年輕得讓人難以置信——十五歲，十七歲，十九歲。
小組負責人、導演裡卡爾多年齡最大，二十一歲，其他人管他叫“老家夥”。
幾天以來，沒有什麼比獲得他們的支持更讓我感到振奮的了。
就在那裡，大家倚着橋上的欄杆，拟定了拍攝計劃，須臾便投入工作。
應該承認，我當天的計劃有些偏離了最初目标，更準确地說，是順從了童年的回憶。
我選擇從記憶當中那座橋的形象開始拍攝。
十二歲那年，正是在這座橋上，我被一群吵鬧不休的表姐們推下水去，強行學習遊泳。
不過，随着一天工作日程的展開，旅行的最初緣由重新凸顯出來。
聖費爾南多谷地是一片廣闊的農業區，在人民團結政府時期，定居于此卻一直淪為農奴的農夫們第一次享受到公民權。
從前，這一區域是封建寡頭的堡壘，寡頭集團驅使形同臣仆的選民，操縱選舉投票。
在愛德華多·弗雷的基督教民主黨執政時期，這裡爆發了首次農民大罷工，薩爾瓦多·阿連德親身參加了這次罷工。
阿連德擔任總統後，剝奪了寡頭地主過分的特權，當地活躍而富于團結精神的農會也将農民們組織起來。
如今，作為曆史倒車的标志，中央谷地成了皮諾切特消夏别墅的所在地。
離開故鄉前，不拍攝幾段堂尼古拉斯·帕拉西奧斯[2]雕像的影像，那可不行。
帕拉西奧斯寫了一本不尋常的書，《智利種族》。
作者在書中提出，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