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警方助力，皆大歡喜
關燈
小
中
大
租車公司結賬時，我先辦移民局出境手續，萬一我在出境時被捕，他則可脫身去最高法院告急。
但最後一刻，我改了主意，決定在出境檢查窗口對面幾乎空無一人的房間裡等他。
他耽擱得太久了，超出了正常情況，我拎着手提箱，身旁還放着兩個旅行箱以及大大小小的禮品袋，随着時間推移，愈發惹人側目。
機場廣播裡傳來一個女聲，最後一遍通知前往蒙得維的亞的旅客登機，聽那聲音，似乎比我還焦急。
情急之下，我把弗朗奇的箱子塞到一個行李搬運工手裡，又給他一張大額鈔票，囑咐道： “把這隻箱子拉到赫茲租車的櫃台，告訴那位正在結賬的先生，要是他不馬上趕來，我就登機了。
” “您自己去找吧，”他對我說，“那樣更簡單。
” 我隻好向一位負責在入口處檢查旅客的航空公司女職員求助。
“請幫個忙，”我對她說，“再等我兩分鐘，我要去找一位朋友，他正在付租車錢。
” “還剩十五分鐘。
”她說。
我一口氣沖到租車櫃台，也顧不上舉止風度了。
焦慮讓我喪失了另一個自己的遲緩穩重，再次變回了那個一貫沖動的電影導演。
此前數小時的謀劃、精确入微的設計、仔仔細細的彩排，兩分鐘之内就原形畢露。
我找到弗朗奇了，他正異常鎮靜地跟一個職員就彙率問題讨價還價。
“真是胡鬧！”我對他吼道，“别管多少，趕緊付錢，我在飛機上等你。
我們隻剩五分鐘了。
” 我竭力讓自己平靜下來，快步走到出境檢查窗口。
移民局官員翻看了護照，擡頭盯着我的眼睛。
我也同樣回看他。
然後，他對比護照照片，再次端詳我，兩人目光交彙。
“去蒙得維的亞？”他問我。
“對，回家，享受老媽的廚藝。
”我說。
他望了一眼牆上的電子鐘，說：“蒙得維的亞的航班已經起飛了。
”我堅持說不會，于是他跟智利國家航空公司的女職員求證，後者證實艙門的确沒關，她正在等我們登機。
此時隻差兩分鐘了。
移民局官員在護照上蓋章，微笑着遞還給我。
“旅途順利。
” 我剛走出出境檢查口，就聽到機場廣播正用最大音量呼喚我的假名。
我想這下全完了，從前以為隻會發生在别人身上的倒黴事，此時卻無法挽回地落在了自己頭上。
腦海閃過這些念頭時，心裡卻有一絲如釋重負的奇異感覺。
然而，用廣播叫我的人其實是弗朗奇，因為他的登機牌被我夾在證件裡帶過來了。
我隻好再跑到出口，請求剛才那位在我護照上蓋章的官員允許我把登機牌遞過去，而後拖着弗朗奇通過了檢查口。
我倆是最後登機的乘客。
我們行色匆匆，沒想到竟一步步重演了十二年前我登機逃往墨西哥的舊事。
我倆在僅有的兩個空座上坐定。
此刻，這段旅程中最為矛盾的感受在我心中湧起。
我一面悲傷至極，憤怒不已，再次經曆着難以承受的流亡之痛，但一面也深感寬慰，因為參與這場冒險之旅的所有人都安然無恙。
誰知機艙廣播裡傳出了一條意想不到的通知，迅速把我拉回了現實： “請所有旅客拿出機票，現在進行檢查。
” 兩名便衣站在機艙前面，可能是航空公司安全員，也可能是政府特工。
我坐飛機的經驗不少，知道最後一刻驗證登機牌号、核對登機情況不是什麼稀罕事。
但這還是頭一回碰上要乘客出示機票的情況，我心裡不由得冒出不祥的聯想。
我焦慮不安，隻能與身旁分發糖果的空姐搭話，在她一對迷人的綠色眼眸中尋找避難所。
“小姐，這實在太反常了。
”我對她說。
“唉，先生，我該怎麼跟您解釋呢，”她說，“這些事我們也做不了主。
” 弗朗奇一貫是身處窘境也忘不了開玩笑，他問空姐是否會在蒙得維的亞過夜。
她用同樣的口吻回答說，那得問問她丈夫了，他碰巧是這架航班的副駕駛。
而我呢，在另一身份背後躲躲閃閃的羞辱感，一分鐘也忍受不下去了，内心有股沖動，想起身朝迎面走來的檢查員大喊：“全都給我滾！本人就是電影導演米格爾·利廷，克裡斯蒂娜和埃爾南的兒子，你們誰也無權阻止我在自己的祖國用自己的姓名、自己的面孔正常生活！”但遭遇現實之際，我還是不知不覺地躲藏到另一個自己的護身铠甲之下，盡量不動聲色地遞出機票。
檢查員瞧都沒瞧就還給了我，甚至沒扭頭瞥我一眼。
五分鐘後，飛機越過被夕陽染成玫瑰色的安第斯山脈，我意識到，剛剛度過的六個星期，雖然并非如我初到智利時所預想的那樣，是我一生中最英勇的時光，但更為重要的是，這是我一輩子最值得的六個星期。
我看了看手表：下午五點十分。
這個時候，皮諾切特正帶着他的随從們，走出辦公室，慢悠悠地穿過空寂的長廊，踩着鋪設了地毯的華貴階梯下到一樓，卻沒料到身後拖着我們給他裝上的三萬二千二百米長的驢尾巴。
我還懷着深刻的感激之情憶起埃萊娜。
這時，那位生着碧色眼眸的空姐給我們端上兩杯迎賓的雞尾酒，主動透露給我們說： “他們以為飛機上混入了一個非法旅客。
” 我和弗朗奇雙雙舉杯，向她緻意。
“其實是兩個，”我說，“幹杯！” [1]這一小标題戲仿了意大利小說家、劇作家皮蘭德婁的戲劇作品《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
但最後一刻，我改了主意，決定在出境檢查窗口對面幾乎空無一人的房間裡等他。
他耽擱得太久了，超出了正常情況，我拎着手提箱，身旁還放着兩個旅行箱以及大大小小的禮品袋，随着時間推移，愈發惹人側目。
機場廣播裡傳來一個女聲，最後一遍通知前往蒙得維的亞的旅客登機，聽那聲音，似乎比我還焦急。
情急之下，我把弗朗奇的箱子塞到一個行李搬運工手裡，又給他一張大額鈔票，囑咐道： “把這隻箱子拉到赫茲租車的櫃台，告訴那位正在結賬的先生，要是他不馬上趕來，我就登機了。
” “您自己去找吧，”他對我說，“那樣更簡單。
” 我隻好向一位負責在入口處檢查旅客的航空公司女職員求助。
“請幫個忙，”我對她說，“再等我兩分鐘，我要去找一位朋友，他正在付租車錢。
” “還剩十五分鐘。
”她說。
我一口氣沖到租車櫃台，也顧不上舉止風度了。
焦慮讓我喪失了另一個自己的遲緩穩重，再次變回了那個一貫沖動的電影導演。
此前數小時的謀劃、精确入微的設計、仔仔細細的彩排，兩分鐘之内就原形畢露。
我找到弗朗奇了，他正異常鎮靜地跟一個職員就彙率問題讨價還價。
“真是胡鬧！”我對他吼道，“别管多少，趕緊付錢，我在飛機上等你。
我們隻剩五分鐘了。
” 我竭力讓自己平靜下來，快步走到出境檢查窗口。
移民局官員翻看了護照，擡頭盯着我的眼睛。
我也同樣回看他。
然後，他對比護照照片，再次端詳我，兩人目光交彙。
“去蒙得維的亞？”他問我。
“對，回家，享受老媽的廚藝。
”我說。
他望了一眼牆上的電子鐘，說：“蒙得維的亞的航班已經起飛了。
”我堅持說不會，于是他跟智利國家航空公司的女職員求證，後者證實艙門的确沒關，她正在等我們登機。
此時隻差兩分鐘了。
移民局官員在護照上蓋章，微笑着遞還給我。
“旅途順利。
” 我剛走出出境檢查口，就聽到機場廣播正用最大音量呼喚我的假名。
我想這下全完了，從前以為隻會發生在别人身上的倒黴事，此時卻無法挽回地落在了自己頭上。
腦海閃過這些念頭時，心裡卻有一絲如釋重負的奇異感覺。
然而，用廣播叫我的人其實是弗朗奇，因為他的登機牌被我夾在證件裡帶過來了。
我隻好再跑到出口，請求剛才那位在我護照上蓋章的官員允許我把登機牌遞過去，而後拖着弗朗奇通過了檢查口。
我倆是最後登機的乘客。
我們行色匆匆，沒想到竟一步步重演了十二年前我登機逃往墨西哥的舊事。
我倆在僅有的兩個空座上坐定。
此刻，這段旅程中最為矛盾的感受在我心中湧起。
我一面悲傷至極，憤怒不已，再次經曆着難以承受的流亡之痛，但一面也深感寬慰，因為參與這場冒險之旅的所有人都安然無恙。
誰知機艙廣播裡傳出了一條意想不到的通知，迅速把我拉回了現實： “請所有旅客拿出機票，現在進行檢查。
” 兩名便衣站在機艙前面，可能是航空公司安全員，也可能是政府特工。
我坐飛機的經驗不少，知道最後一刻驗證登機牌号、核對登機情況不是什麼稀罕事。
但這還是頭一回碰上要乘客出示機票的情況，我心裡不由得冒出不祥的聯想。
我焦慮不安，隻能與身旁分發糖果的空姐搭話，在她一對迷人的綠色眼眸中尋找避難所。
“小姐，這實在太反常了。
”我對她說。
“唉，先生，我該怎麼跟您解釋呢，”她說，“這些事我們也做不了主。
” 弗朗奇一貫是身處窘境也忘不了開玩笑，他問空姐是否會在蒙得維的亞過夜。
她用同樣的口吻回答說，那得問問她丈夫了，他碰巧是這架航班的副駕駛。
而我呢，在另一身份背後躲躲閃閃的羞辱感，一分鐘也忍受不下去了，内心有股沖動，想起身朝迎面走來的檢查員大喊：“全都給我滾！本人就是電影導演米格爾·利廷，克裡斯蒂娜和埃爾南的兒子，你們誰也無權阻止我在自己的祖國用自己的姓名、自己的面孔正常生活！”但遭遇現實之際，我還是不知不覺地躲藏到另一個自己的護身铠甲之下，盡量不動聲色地遞出機票。
檢查員瞧都沒瞧就還給了我，甚至沒扭頭瞥我一眼。
五分鐘後，飛機越過被夕陽染成玫瑰色的安第斯山脈，我意識到，剛剛度過的六個星期，雖然并非如我初到智利時所預想的那樣，是我一生中最英勇的時光，但更為重要的是，這是我一輩子最值得的六個星期。
我看了看手表：下午五點十分。
這個時候，皮諾切特正帶着他的随從們，走出辦公室，慢悠悠地穿過空寂的長廊，踩着鋪設了地毯的華貴階梯下到一樓，卻沒料到身後拖着我們給他裝上的三萬二千二百米長的驢尾巴。
我還懷着深刻的感激之情憶起埃萊娜。
這時，那位生着碧色眼眸的空姐給我們端上兩杯迎賓的雞尾酒，主動透露給我們說： “他們以為飛機上混入了一個非法旅客。
” 我和弗朗奇雙雙舉杯，向她緻意。
“其實是兩個，”我說，“幹杯！” [1]這一小标題戲仿了意大利小說家、劇作家皮蘭德婁的戲劇作品《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