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注意：有位将軍準備說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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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念頭完全颠覆了對未來幾天的預想。
不利之處是，埃洛伊莎不能冒險牽線，況且她也沒時間籌劃，因為兩天後，她就要随丈夫赴歐洲開始為期三個月的旅行了。
不過，幾天之後，克萊門西娅·伊紹拉緊急把我召喚到她家，交給我一份埃洛伊莎留下的聯絡暗号，有了暗号就能聯系到“通用電氣”[1]——我倆此前已給這位持異見的将軍起了個秘密代号。
那是一副單人電子象棋棋盤，尺寸很小，從第二天起，我就要帶着它在下午五點到聖方濟各教堂等候。
我已經不記得上次進教堂是什麼時候了。
但這回引起我注意的是，許多男男女女在教堂裡讀小說或看報紙，玩紙牌，做針線活，孩子們在玩貓捉老鼠一類的兒童遊戲。
那一刻我才領悟埃洛伊莎為什麼留給我一副電子象棋棋盤，一開始我還覺得，走進一所教堂而不想引人注目，電子象棋大概是最不恰當的道具了。
正如我抵達聖地亞哥的第一晚就在街邊注意到的，人們喜歡待在傍晚的暗影之中，顯得沉默而陰郁。
其實，在人民團結時期之前，智利人就是這副神情。
阿連德在大選中占據優勢那一刻，人們看到他勝利在望，于是巨變發生了，阿連德的勝利将智利驟然變成了另一個國家：人們在大街上載歌載舞，在街邊牆上作畫，在露天演戲、放電影，所有的人都融入群衆遊行的隊伍中，每個人都不吝表達生活的歡樂。
連續兩天，我一直跟另一個烏拉圭國籍的自己下棋，後來終于聽到身後傳來一陣女性的低語。
我坐着，而她跪在我身後的靠背椅上，這樣一來，她幾乎是同我耳語。
“什麼也别看，什麼也别說，”她用忏悔似的低沉音調對我說，“記住我要告訴你的電話号碼和接頭暗号，我走後過至少十五分鐘你再離開教堂。
” 她起身走向主祭壇，我這才發現，她是一位年輕漂亮的修女。
我隻需要默記暗号，因為電話号碼我已經用卒子标記在電子棋盤上了。
我本以為這條渠道能讓我最終接近“通用電氣”。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接下來的幾天，我嚴格按照指示撥打電話，但焦慮感與日俱增，因為電話那邊總是重複同一句回答：“明天再聯系。
” 誰了解警方？ 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時候，讓·克勞德帶來了一條讓我深感意外的壞消息。
巴黎一份報紙根據法新社駐聖地亞哥分社傳來的消息，刊登了一則新聞：有三名在聖地亞哥工作的意大利攝制組成員，出于不明動機在拉萊瓜貧民區拍攝，由于事先未申辦許可證，現已被當地警方逮捕。
弗朗奇認為，我們已經觸碰底線了。
我則試圖冷靜地對待這則消息。
讓·克勞德并不知道除他們組之外還有跟我一道工作的攝制組，正如其他組不知道法國組的存在。
他的慌張出自類比：既然有人處在跟他相似境地而被捕，那他也面臨同樣的風險。
我努力讓他放寬心。
“别擔心，”我對他說，“跟咱們沒關系。
” 他剛一離開，我就動身去找意大利組，發現他們平安無事，正各司其職。
格拉齊雅已從歐洲趕回來，歸隊工作。
不過，烏戈證實說，法新社的消息在意大利也見報了，盡管意大利新聞社稍後已經辟謠。
糟糕的是，這個假新聞卻提到了三位成員的真名，且消息不胫而走。
這毫不稀奇。
獨裁高壓之下的聖地亞哥謠言滿天飛，往往一天之内，新謠言便要經曆醞釀而生，聳人聽聞地添油加醋，最後消弭于無形的過程，但它們大多并不是空穴來風。
關于意大利組的消息也不例外。
前一天晚上，小組參加意大利使館的一個接待晚會，那時關于他們的謠言已有不少；小組成員一進門，上前迎接的正是通信部部長，他用所有來賓都能聽到的嗓門大聲說道：“看見了嗎？現在到場的就是被逮捕的三個囚犯。
” 得知這條電訊以前，格拉齊雅就有個印象：有人跟蹤他們。
然後，使館聯歡會後他們回到酒店，察覺到似乎有人動過他們的行李箱，翻查過證件，但什麼也沒丢。
或許是緊張引起的錯覺，但也可能是有人故意搜查以示警告。
無論如何，我們有理由相信，情況确實不妙。
當天晚上，我通宵沒睡，寫了一封緻最高法院院長的長信。
信裡解釋了秘密歸國的情由，我想，手裡應該備好這樣一封信，以防突然被捕。
這麼做不是突發奇想，而是随着包圍圈不斷縮小，應急工作變得更加急迫而深思熟慮。
不過，在最初的構思中，所謂信隻是一個富于戲劇性的句子，猶如一個海難幸存者在投向大海的漂流瓶中留下的信息。
但行文當中我才意識到，需要給自己的行動注入一種政治和人道上的合法理由，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我不得不傳達千千萬萬像我一樣抱恨流亡的智利人的情感。
我多次提筆起頭，又多次揉爛曾在上面反複修改的信紙；整宿我都把自己鎖在昏暗的酒店房間裡，某種意義上，這間鬥室也是我在故土流亡期間的一處藏身之所。
當長信最終完稿時，教堂早已敲響晨間彌撒的鐘聲，打破了宵禁的沉寂。
在那個難以忘懷的秋日，第一縷陽光艱難地穿透晨霧，照進屋來。
[1]原文為“GeneralElectric”，即通用電氣公司。
其中“General”一語雙關，暗指将軍。
不利之處是，埃洛伊莎不能冒險牽線，況且她也沒時間籌劃，因為兩天後，她就要随丈夫赴歐洲開始為期三個月的旅行了。
不過，幾天之後，克萊門西娅·伊紹拉緊急把我召喚到她家，交給我一份埃洛伊莎留下的聯絡暗号，有了暗号就能聯系到“通用電氣”[1]——我倆此前已給這位持異見的将軍起了個秘密代号。
那是一副單人電子象棋棋盤，尺寸很小，從第二天起，我就要帶着它在下午五點到聖方濟各教堂等候。
我已經不記得上次進教堂是什麼時候了。
但這回引起我注意的是，許多男男女女在教堂裡讀小說或看報紙，玩紙牌，做針線活，孩子們在玩貓捉老鼠一類的兒童遊戲。
那一刻我才領悟埃洛伊莎為什麼留給我一副電子象棋棋盤，一開始我還覺得，走進一所教堂而不想引人注目，電子象棋大概是最不恰當的道具了。
正如我抵達聖地亞哥的第一晚就在街邊注意到的，人們喜歡待在傍晚的暗影之中，顯得沉默而陰郁。
其實，在人民團結時期之前，智利人就是這副神情。
阿連德在大選中占據優勢那一刻，人們看到他勝利在望，于是巨變發生了，阿連德的勝利将智利驟然變成了另一個國家：人們在大街上載歌載舞，在街邊牆上作畫，在露天演戲、放電影，所有的人都融入群衆遊行的隊伍中，每個人都不吝表達生活的歡樂。
連續兩天，我一直跟另一個烏拉圭國籍的自己下棋，後來終于聽到身後傳來一陣女性的低語。
我坐着，而她跪在我身後的靠背椅上，這樣一來，她幾乎是同我耳語。
“什麼也别看，什麼也别說，”她用忏悔似的低沉音調對我說，“記住我要告訴你的電話号碼和接頭暗号，我走後過至少十五分鐘你再離開教堂。
” 她起身走向主祭壇，我這才發現，她是一位年輕漂亮的修女。
我隻需要默記暗号，因為電話号碼我已經用卒子标記在電子棋盤上了。
我本以為這條渠道能讓我最終接近“通用電氣”。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接下來的幾天，我嚴格按照指示撥打電話，但焦慮感與日俱增，因為電話那邊總是重複同一句回答：“明天再聯系。
” 誰了解警方？ 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時候，讓·克勞德帶來了一條讓我深感意外的壞消息。
巴黎一份報紙根據法新社駐聖地亞哥分社傳來的消息，刊登了一則新聞：有三名在聖地亞哥工作的意大利攝制組成員，出于不明動機在拉萊瓜貧民區拍攝，由于事先未申辦許可證，現已被當地警方逮捕。
弗朗奇認為，我們已經觸碰底線了。
我則試圖冷靜地對待這則消息。
讓·克勞德并不知道除他們組之外還有跟我一道工作的攝制組，正如其他組不知道法國組的存在。
他的慌張出自類比：既然有人處在跟他相似境地而被捕，那他也面臨同樣的風險。
我努力讓他放寬心。
“别擔心，”我對他說，“跟咱們沒關系。
” 他剛一離開，我就動身去找意大利組，發現他們平安無事，正各司其職。
格拉齊雅已從歐洲趕回來，歸隊工作。
不過，烏戈證實說，法新社的消息在意大利也見報了，盡管意大利新聞社稍後已經辟謠。
糟糕的是，這個假新聞卻提到了三位成員的真名，且消息不胫而走。
這毫不稀奇。
獨裁高壓之下的聖地亞哥謠言滿天飛，往往一天之内，新謠言便要經曆醞釀而生，聳人聽聞地添油加醋，最後消弭于無形的過程，但它們大多并不是空穴來風。
關于意大利組的消息也不例外。
前一天晚上，小組參加意大利使館的一個接待晚會，那時關于他們的謠言已有不少；小組成員一進門，上前迎接的正是通信部部長，他用所有來賓都能聽到的嗓門大聲說道：“看見了嗎？現在到場的就是被逮捕的三個囚犯。
” 得知這條電訊以前，格拉齊雅就有個印象：有人跟蹤他們。
然後，使館聯歡會後他們回到酒店，察覺到似乎有人動過他們的行李箱，翻查過證件，但什麼也沒丢。
或許是緊張引起的錯覺，但也可能是有人故意搜查以示警告。
無論如何，我們有理由相信，情況确實不妙。
當天晚上，我通宵沒睡，寫了一封緻最高法院院長的長信。
信裡解釋了秘密歸國的情由，我想，手裡應該備好這樣一封信，以防突然被捕。
這麼做不是突發奇想，而是随着包圍圈不斷縮小，應急工作變得更加急迫而深思熟慮。
不過，在最初的構思中，所謂信隻是一個富于戲劇性的句子，猶如一個海難幸存者在投向大海的漂流瓶中留下的信息。
但行文當中我才意識到，需要給自己的行動注入一種政治和人道上的合法理由，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我不得不傳達千千萬萬像我一樣抱恨流亡的智利人的情感。
我多次提筆起頭，又多次揉爛曾在上面反複修改的信紙；整宿我都把自己鎖在昏暗的酒店房間裡，某種意義上，這間鬥室也是我在故土流亡期間的一處藏身之所。
當長信最終完稿時，教堂早已敲響晨間彌撒的鐘聲，打破了宵禁的沉寂。
在那個難以忘懷的秋日，第一縷陽光艱難地穿透晨霧，照進屋來。
[1]原文為“GeneralElectric”，即通用電氣公司。
其中“General”一語雙關，暗指将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