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警方虎視眈眈：包圍圈開始收緊
關燈
小
中
大
到目前為止所獲得的經驗，足以讓我在沒有她協助的情況下完成影片的收尾工作，這部分任務估計沒那麼危險。
直至今天，我再沒見過埃萊娜。
當望着她走向地鐵站，再次身着蘇格蘭裙和女學生的軟皮鞋時，我才意識到，經曆了長時間的僞裝戀情和共同的擔驚受怕之後，我對她的思念遠比想象的更加強烈。
考慮到外國攝影團隊可能會被不可抗拒的勢力驅逐出境或禁止繼續拍攝，國内抵抗組織的一個部門從自己隊伍裡選拔了一批青年電影人，來協助我拍攝。
選得再合适不過了。
這支團隊像其他組一樣優秀，辦事高效，成果顯著，而且他們了解工作性質，因此熱情更高。
他們的政治組織向我們保證，這支團隊不僅值得信賴，而且身經百戰。
後來，當外國攝制組需要更多人手在棚戶區拍攝時，這支智利攝制組還負責組建新的攝影隊，新團隊又派生出更新的團隊。
到了最後一周，我們有六支智利攝制組在不同地點同步工作。
這批年輕人還讓我更充分地體會到，新一代有決心把智利從軍事獨裁的災難中解放出來，而且不急不躁，卓有成效。
雖然年紀輕輕，但他們每個人不光對未來滿心憧憬，還早已有了不為人知的成績和未曾宣揚的勝利，這一切，他們都以極大的謙遜藏在心中。
包圍圈開始收緊 我們采訪愛國陣線領導人的那幾天，法國攝制組出色完成了預定計劃，從北方回到聖地亞哥。
北方影像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在曆史上，那裡是智利各黨派形成的關鍵區域。
從路易斯·埃米利奧·雷卡巴倫在二十世紀之初創建第一個工人黨到薩爾瓦多·阿連德，我們可以看出，北方的政治問題和意識形态有很強的延續性。
該區域是世界上銅礦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早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際，英國人就在那裡推進工業化，由此促進了智利工人階級的誕生。
無疑，在拉丁美洲舉足輕重的智利社會運動也誕生在北方。
阿連德上台後，他最有效、也最冒險的政策就是銅礦國有化。
而皮諾切特上台伊始，最早的政令之一，就是重新将銅礦出賣給舊主。
法國攝制組負責人讓·克勞德的工作報告詳細而豐富。
我得想象這部分影像出現在銀幕上的樣子，以免破壞影片的整體性，因為隻有等完成所有工作返回馬德裡後才能看樣片，到那時再做調整恐怕為時已晚。
我和讓·克勞德會面，但沒有約在一個固定地點，而是在那個非凡的秋日早晨遊蕩在城市各處，邊走邊談。
這固然有安全上的考慮，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沒有比在智利故鄉散步更惬意的了。
我倆在市中心散步，登上乘客稀少的公交車，在人流如梭的地段喝咖啡，就着啤酒吃海鮮，天黑了才發現離酒店已經很遠了，于是鑽進了地鐵站。
我不熟悉聖地亞哥地鐵，雖然這項工程此前由弗雷政府着手修建，阿連德政府繼續推進，但直到軍事獨裁期間才竣工。
地鐵的清潔和高效令我驚歎，而同胞們早已适應地下出行，顯得悠然從容，同樣叫我意外。
到那時為止，我還沒探索過這個空間，因為一時沒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來申請拍攝。
不過，想到地鐵是法國人協助修建的，讓·克勞德領導的法國攝制組就有理由工作了。
走到佩德羅·巴爾迪維亞車站時，我倆正在商量這件事。
剛邁上出站口的台階，我突然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有人正在監視我們。
的确如此。
一個便衣警察正對我們虎視眈眈，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在半路碰上了。
那時，我已經學會在人群中辨認便衣警察。
雖然他們自以為穿着便服，但那樣的外表誰也不會認錯：他們都穿着過時的、長至膝蓋的深藍色外套，留着入伍新兵式的寸頭。
但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們看人的方式，因為普通智利人從來不注視路上的行人，走路或開車都目不斜視。
因此，假如某個體格魁梧的男人明知自己被發覺了還盯着你瞧，就能立刻推斷出他是個便衣警察。
此時他雙手插在厚呢子大衣的口袋裡，嘴上叼着煙，因為煙熏而眯起左眼，差不多是電影裡偵探形象的拙劣模仿。
不知為何，我猜想他會不會就是“胖子羅莫”。
羅莫是獨裁政府雇傭的一名殺手，曾僞裝成激進的左派，不少地下運動的積極分子都是被他告發而慘遭毒手的。
我承認盯着他看是個嚴重失誤，但那不可避免，因為當時不由自主，是一股下意識的沖動。
而後，同樣出自本能沖動，我先往左看，再往右瞧，發現了另外兩個便衣警察。
“随便跟我聊點什麼，”我低聲對讓·克勞德說，“隻說話，别打手勢，也别往四處看，什麼都别做。
”他領悟了我的意思，我們兩人繼續若無其事地往上走，直到走出地
直至今天，我再沒見過埃萊娜。
當望着她走向地鐵站，再次身着蘇格蘭裙和女學生的軟皮鞋時，我才意識到，經曆了長時間的僞裝戀情和共同的擔驚受怕之後，我對她的思念遠比想象的更加強烈。
考慮到外國攝影團隊可能會被不可抗拒的勢力驅逐出境或禁止繼續拍攝，國内抵抗組織的一個部門從自己隊伍裡選拔了一批青年電影人，來協助我拍攝。
選得再合适不過了。
這支團隊像其他組一樣優秀，辦事高效，成果顯著，而且他們了解工作性質，因此熱情更高。
他們的政治組織向我們保證，這支團隊不僅值得信賴，而且身經百戰。
後來，當外國攝制組需要更多人手在棚戶區拍攝時，這支智利攝制組還負責組建新的攝影隊，新團隊又派生出更新的團隊。
到了最後一周，我們有六支智利攝制組在不同地點同步工作。
這批年輕人還讓我更充分地體會到，新一代有決心把智利從軍事獨裁的災難中解放出來，而且不急不躁，卓有成效。
雖然年紀輕輕，但他們每個人不光對未來滿心憧憬，還早已有了不為人知的成績和未曾宣揚的勝利，這一切，他們都以極大的謙遜藏在心中。
包圍圈開始收緊 我們采訪愛國陣線領導人的那幾天，法國攝制組出色完成了預定計劃，從北方回到聖地亞哥。
北方影像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在曆史上，那裡是智利各黨派形成的關鍵區域。
從路易斯·埃米利奧·雷卡巴倫在二十世紀之初創建第一個工人黨到薩爾瓦多·阿連德，我們可以看出，北方的政治問題和意識形态有很強的延續性。
該區域是世界上銅礦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早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際，英國人就在那裡推進工業化，由此促進了智利工人階級的誕生。
無疑，在拉丁美洲舉足輕重的智利社會運動也誕生在北方。
阿連德上台後，他最有效、也最冒險的政策就是銅礦國有化。
而皮諾切特上台伊始，最早的政令之一，就是重新将銅礦出賣給舊主。
法國攝制組負責人讓·克勞德的工作報告詳細而豐富。
我得想象這部分影像出現在銀幕上的樣子，以免破壞影片的整體性，因為隻有等完成所有工作返回馬德裡後才能看樣片，到那時再做調整恐怕為時已晚。
我和讓·克勞德會面，但沒有約在一個固定地點，而是在那個非凡的秋日早晨遊蕩在城市各處，邊走邊談。
這固然有安全上的考慮，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沒有比在智利故鄉散步更惬意的了。
我倆在市中心散步，登上乘客稀少的公交車，在人流如梭的地段喝咖啡，就着啤酒吃海鮮，天黑了才發現離酒店已經很遠了，于是鑽進了地鐵站。
我不熟悉聖地亞哥地鐵，雖然這項工程此前由弗雷政府着手修建，阿連德政府繼續推進，但直到軍事獨裁期間才竣工。
地鐵的清潔和高效令我驚歎，而同胞們早已适應地下出行，顯得悠然從容，同樣叫我意外。
到那時為止，我還沒探索過這個空間，因為一時沒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來申請拍攝。
不過，想到地鐵是法國人協助修建的，讓·克勞德領導的法國攝制組就有理由工作了。
走到佩德羅·巴爾迪維亞車站時，我倆正在商量這件事。
剛邁上出站口的台階，我突然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有人正在監視我們。
的确如此。
一個便衣警察正對我們虎視眈眈，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在半路碰上了。
那時，我已經學會在人群中辨認便衣警察。
雖然他們自以為穿着便服，但那樣的外表誰也不會認錯：他們都穿着過時的、長至膝蓋的深藍色外套，留着入伍新兵式的寸頭。
但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們看人的方式，因為普通智利人從來不注視路上的行人，走路或開車都目不斜視。
因此，假如某個體格魁梧的男人明知自己被發覺了還盯着你瞧，就能立刻推斷出他是個便衣警察。
此時他雙手插在厚呢子大衣的口袋裡，嘴上叼着煙，因為煙熏而眯起左眼，差不多是電影裡偵探形象的拙劣模仿。
不知為何，我猜想他會不會就是“胖子羅莫”。
羅莫是獨裁政府雇傭的一名殺手，曾僞裝成激進的左派，不少地下運動的積極分子都是被他告發而慘遭毒手的。
我承認盯着他看是個嚴重失誤，但那不可避免，因為當時不由自主，是一股下意識的沖動。
而後，同樣出自本能沖動，我先往左看，再往右瞧，發現了另外兩個便衣警察。
“随便跟我聊點什麼，”我低聲對讓·克勞德說，“隻說話，别打手勢，也别往四處看，什麼都别做。
”他領悟了我的意思，我們兩人繼續若無其事地往上走，直到走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