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警方虎視眈眈：包圍圈開始收緊
關燈
小
中
大
整個周末，埃萊娜都焦急不安，因為我在康塞普西翁和瓦爾帕萊索持續拍攝期間，跟她中斷了聯系。
萬一我失蹤了，她的職責是向各處告急，但她也明白，我是個無可救藥的即興表演家，所以把預先約定的告急時間往後拖延了一點。
星期六一整晚她都在等。
星期天，發現人還沒回來，她開始聯絡可能知道線索的人，但毫無結果。
就在她把發出警報的最後期限設定在星期一中午十二點之時，看見我走進了酒店，滿腮胡茬，一臉倦容。
她曾執行過許多重要而危險的任務，但她發誓說，從來沒有哪一次像跟我合作時這樣，替這麼個不可控制的假丈夫操碎了心。
這回她又有理由抱怨了，而且抱怨得天經地義。
她付出了不懈努力，經過屢敗屢試的多次碰頭和細緻審慎的規劃，才最終敲定當天上午十一點，跟曼努埃爾·羅德裡格斯愛國陣線的領導人秘密會晤。
這無疑是我們預先設想的所有行動裡最艱難、最危險，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會晤。
曼努埃爾·羅德裡格斯愛國陣線，幾乎集結了皮諾切特政變時剛剛小學畢業的那一代人裡所有的熱血青年。
他們主張聯合所有反對派來打倒獨裁，恢複民主制，好讓智利人民獲得決定自己命運的完整的自主權。
組織名稱源自一八一○年智利獨立運動當中一位富于象征意義的曆史人物。
這個人物似乎具有輕松擺脫國内外一切監控的超人能力，在當時的智利愛國者被鎮壓，保皇黨重新掌權之後，他始終在駐紮于阿根廷門多薩的獨立軍和智利境内秘密抵抗組織之間穿梭往來。
那個曆史時期的諸多因素與當代智利的情況何其相似。
采訪愛國陣線領導人，是每個優秀記者夢寐以求的特權，我也不能例外。
攝制組成員依照安排各就各位之後，我在最後一刻趕到約會地點。
我隻身一人，走到神佑街上一個公交車站前，手裡拿着表明身份的信物：一份當天的《信使報》和一冊《新動向》雜志。
什麼也不用做，我隻需等待有人上前搭話：“您要去海灘嗎？”我應該回答：“不，我去動物園。
”這在我看來是個荒唐的接頭暗語，因為深秋時節沒人要去海灘，但愛國陣線的兩位秘密聯絡員事後告訴我，正因為荒唐，才不會被别人誤用或碰巧識破。
這話有理。
十分鐘後，我開始擔心在一個人來人往的地方自己太過顯眼了，而就在此時，我看見一個中等身材的瘦削的小夥子朝我走來，他左腿有點跛，頭戴貝雷帽，我心想，一眼就能認出他是個地下黨。
小夥子毫不遮掩地靠過來，趁他還沒說出暗語，我搶先一步開口了。
“你就不能找一套别的行頭？”我揶揄道，“憑你現在的穿着，連我都一眼認出來了。
” 他先是驚訝，而後憂傷地瞄了我一眼。
“那麼明顯？” “一公裡外就暴露了。
”我說。
這小夥子風趣幽默，身上完全沒有密謀者的自以為是，所以剛一接觸，就緩解了緊張氛圍。
就在他靠近我的同時，一輛貼着面包店招牌的小貨車停在我面前。
我上車，坐在副駕駛位置。
小貨車在市中心兜了好幾圈，然後在不同的等候地點将意大利攝制組的幾個成員依次接上車。
随即又在五個不同地點分别将我們放下，接着用不同車輛分别将各人再度接走。
最終，大夥在另一輛貨車上重新碰頭，而攝影機、燈光和音響設備早已裝在貨車上了。
我并未感到自己正經曆一場現實生活中的嚴峻冒險，更覺得像在出演一部間諜片。
在兜圈子的環節，那位頭戴貝雷帽、長着密謀者面容的聯絡員不知何時消失了，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
接替他工作的是一位愛開玩笑的司機，但他工作起來卻又一絲不苟。
我坐在他旁邊，攝制組其他成員坐在後面的載重車廂裡。
“我帶各位兜兜風，”他對我們說，“聞一聞智利海水味。
” 他把收音機音量調到最高，開始在城裡繞圈子，後來我已經不知道身在城市何處了。
然而，這對他來說還不夠，他喝令我們閉上眼睛，說了句我已不大記得的智利方言：“好的，孩兒們，現在該‘困覺’了。
”見我們沒有反應，他便直截了當地命令道： “好啦，現在把眼睛都給我閉得死死的，我讓你們睜眼再睜開，誰要是不聽話，咱們今天的事就拉倒！” 他跟我們解釋，平時執行特别行動，他們會帶來特制的盲人眼鏡，這種眼鏡的外觀跟普通太陽鏡沒區别，但戴上之後會發現不透光。
不過這一趟他忘了把眼鏡帶來。
坐在後面的意大利人聽不懂他的智利黑話，我隻好給他們當翻譯。
“你們都睡覺吧。
”我對他們說。
于是他們更犯糊塗了。
“睡覺？”
萬一我失蹤了，她的職責是向各處告急，但她也明白，我是個無可救藥的即興表演家，所以把預先約定的告急時間往後拖延了一點。
星期六一整晚她都在等。
星期天，發現人還沒回來，她開始聯絡可能知道線索的人，但毫無結果。
就在她把發出警報的最後期限設定在星期一中午十二點之時，看見我走進了酒店，滿腮胡茬，一臉倦容。
她曾執行過許多重要而危險的任務，但她發誓說，從來沒有哪一次像跟我合作時這樣，替這麼個不可控制的假丈夫操碎了心。
這回她又有理由抱怨了，而且抱怨得天經地義。
她付出了不懈努力，經過屢敗屢試的多次碰頭和細緻審慎的規劃，才最終敲定當天上午十一點，跟曼努埃爾·羅德裡格斯愛國陣線的領導人秘密會晤。
這無疑是我們預先設想的所有行動裡最艱難、最危險，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會晤。
曼努埃爾·羅德裡格斯愛國陣線，幾乎集結了皮諾切特政變時剛剛小學畢業的那一代人裡所有的熱血青年。
他們主張聯合所有反對派來打倒獨裁，恢複民主制，好讓智利人民獲得決定自己命運的完整的自主權。
組織名稱源自一八一○年智利獨立運動當中一位富于象征意義的曆史人物。
這個人物似乎具有輕松擺脫國内外一切監控的超人能力，在當時的智利愛國者被鎮壓，保皇黨重新掌權之後，他始終在駐紮于阿根廷門多薩的獨立軍和智利境内秘密抵抗組織之間穿梭往來。
那個曆史時期的諸多因素與當代智利的情況何其相似。
采訪愛國陣線領導人，是每個優秀記者夢寐以求的特權，我也不能例外。
攝制組成員依照安排各就各位之後，我在最後一刻趕到約會地點。
我隻身一人，走到神佑街上一個公交車站前，手裡拿着表明身份的信物：一份當天的《信使報》和一冊《新動向》雜志。
什麼也不用做，我隻需等待有人上前搭話：“您要去海灘嗎？”我應該回答：“不，我去動物園。
”這在我看來是個荒唐的接頭暗語，因為深秋時節沒人要去海灘，但愛國陣線的兩位秘密聯絡員事後告訴我，正因為荒唐，才不會被别人誤用或碰巧識破。
這話有理。
十分鐘後，我開始擔心在一個人來人往的地方自己太過顯眼了，而就在此時，我看見一個中等身材的瘦削的小夥子朝我走來，他左腿有點跛，頭戴貝雷帽，我心想，一眼就能認出他是個地下黨。
小夥子毫不遮掩地靠過來，趁他還沒說出暗語，我搶先一步開口了。
“你就不能找一套别的行頭？”我揶揄道，“憑你現在的穿着，連我都一眼認出來了。
” 他先是驚訝，而後憂傷地瞄了我一眼。
“那麼明顯？” “一公裡外就暴露了。
”我說。
這小夥子風趣幽默，身上完全沒有密謀者的自以為是，所以剛一接觸，就緩解了緊張氛圍。
就在他靠近我的同時，一輛貼着面包店招牌的小貨車停在我面前。
我上車，坐在副駕駛位置。
小貨車在市中心兜了好幾圈，然後在不同的等候地點将意大利攝制組的幾個成員依次接上車。
随即又在五個不同地點分别将我們放下，接着用不同車輛分别将各人再度接走。
最終，大夥在另一輛貨車上重新碰頭，而攝影機、燈光和音響設備早已裝在貨車上了。
我并未感到自己正經曆一場現實生活中的嚴峻冒險，更覺得像在出演一部間諜片。
在兜圈子的環節，那位頭戴貝雷帽、長着密謀者面容的聯絡員不知何時消失了，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
接替他工作的是一位愛開玩笑的司機，但他工作起來卻又一絲不苟。
我坐在他旁邊，攝制組其他成員坐在後面的載重車廂裡。
“我帶各位兜兜風，”他對我們說，“聞一聞智利海水味。
” 他把收音機音量調到最高，開始在城裡繞圈子，後來我已經不知道身在城市何處了。
然而，這對他來說還不夠，他喝令我們閉上眼睛，說了句我已不大記得的智利方言：“好的，孩兒們，現在該‘困覺’了。
”見我們沒有反應，他便直截了當地命令道： “好啦，現在把眼睛都給我閉得死死的，我讓你們睜眼再睜開，誰要是不聽話，咱們今天的事就拉倒！” 他跟我們解釋，平時執行特别行動，他們會帶來特制的盲人眼鏡，這種眼鏡的外觀跟普通太陽鏡沒區别，但戴上之後會發現不透光。
不過這一趟他忘了把眼鏡帶來。
坐在後面的意大利人聽不懂他的智利黑話，我隻好給他們當翻譯。
“你們都睡覺吧。
”我對他們說。
于是他們更犯糊塗了。
“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