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教堂前的自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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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我的說法有理有據，聽起來不容置疑，但這到底是個異想天開的念頭。
在我看來，到智利内地旅行，乘火車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能避開機場和公路上許許多多的關卡。
此外在列車上還能享受夜晚的時光，因為在城裡，宵禁一到，晚上隻能無所事事。
然而弗朗奇不以為然，他知道火車是受監控最嚴的交通工具。
對此我反駁說，正因如此，坐火車才最安全，因為警方永遠想不到，一個秘密潛入者會跑到被嚴密監控的列車上。
弗朗奇的看法再次跟我針鋒相對，他認為警察早就料到潛伏者可能會搭乘火車，因為誰都懂得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他還提出，一個在歐洲經營着大筆買賣且處事老到的廣告業富商，乘坐舒适的高級列車出差還說得過去，但絕不會乘坐智利内地那種簡陋的破火車。
不過，我最終還是把他說服了，理由是無論是去赴約或拍攝，乘坐飛機去康塞普西翁都不是最安全的選擇，因為這段時日常有大霧，飛機不易降落。
說實話，無論如何我都更傾向于坐火車，因為對乘飛機，我總懷有一種無法克制的恐懼。
于是當天夜裡十一點，我倆在中央車站上了車。
中央車站的鋼架結構與埃菲爾鐵塔有異曲同工之妙，美得難以言表。
我們在列車卧鋪車廂一間舒适幹淨的隔間裡安頓下來。
我餓得要命，當天早餐以後我幾乎什麼都沒吃，除了在電影院買了兩個巧克力棒聊以充饑——啃巧克力棒時，銀幕上的青年莫紮特正在奧地利皇帝面前像雜技演員似的表演跳躍。
檢票員告知我倆，隻能在餐車就餐，但按照規定，餐車和卧鋪車廂之間是分隔開的，走不通。
他自己倒是出了一個主意：可以在開車前跑到餐車上，能吃什麼就吃什麼，然後等一個小時，當列車停靠在蘭卡瓜站時，再從餐車返回卧鋪車廂。
聽完這番指導，我們趕緊照辦，因為宵禁鈴已經響了。
檢票員在一旁高聲催促：“趕緊跑，先生們，趕緊呀，咱們在幹違法的事呢。
”不過，當列車到達蘭卡瓜站，站台上的警衛昏昏欲睡、寒冷難耐，對這類被默許的、無法避免的破壞軍管法的行為，根本漠不關心。
那是一座清冷而空寂的站台，一個人影也沒有，四周籠罩着鬼氣森森的霧霭。
那場景跟電影裡偷渡者逃離納粹德國時途經的車站一模一樣。
乘務員正催促我們盡快返回自己的車廂，猛然間，一個身穿尋常白色工作服的餐廳服務生，手捧一盤煎蛋配米飯，倏地沖到我們前頭。
他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往前跑了五十多米，手裡的餐盤竟然穩穩當當，神奇地保持了平衡。
他跑到最後一節車廂的某個車窗前，隔着窗口把米飯遞了進去，那位乘客顯然花錢訂了餐。
還沒等我們走到卧鋪車，服務生已鑽回餐車去了。
駛往康塞普西翁的五百多公裡，都是在絕對死寂中度過的，仿佛戒嚴令不僅限制了這趟夢遊列車上的所有乘客，還壓抑着自然界的一切生靈。
有幾回我探頭窗外，但隔着濃霧，目之所及隻有空曠的車站，空曠的田野，這片杳無人煙的國土上的空寂長夜。
唯一能證明大地上還有人類存在的，便是沿着鐵道無窮無盡布滿尖刺的鐵網，而鐵網後面什麼都沒有，沒有人，沒有鮮花，沒有動物，空無一物。
我想起了聶魯達的詩：“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有面包、稻米、蘋果；在智利，隻有鐵網、鐵網、鐵網。
”早晨七點鐘，鐵網仍不見盡頭，列車已抵達康塞普西翁。
決定下一步該如何行動前，我倆覺得不妨找個地方刮刮胡子。
于我自己其實不成問題，我倒樂意利用這個借口讓胡子再長出來。
不利之處是，街上的警察瞧見我倆的邋遢模樣會懷疑我們是逃犯，因為所有智利人都知道，康塞普西翁這座城市是所有重大社會鬥争的舞台。
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就醞釀于此；在這裡，薩爾瓦多·阿連德獲得了總統大選中決定性的支持；也是在這座城，加夫列爾·岡薩雷斯·魏地拉[1]在一九四六年掀起了血腥鎮壓，不久又設立了皮薩瓜集中營，一個叫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的青年軍官在那裡學到了他後來擅長的那套恐怖和死亡的手藝。
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廣場上永恒綻放的鮮花 乘坐出租車前往市中心的路上，透過凜冽的濃霧，我們看見了大教堂中庭前孤零零的十字架，十字架前擺放着一束不知什麼人送來的鮮花。
兩年前，一名普通的煤礦工人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在十字架前自焚。
此前，國家情報中心以非法私藏武器罪逮捕了他二十二歲的兒子和二十歲的女兒。
他各處求告，要求停止對兩個孩子的嚴刑折磨，直到自焚前都毫無結果。
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發出的不是哀求，而是警告。
因為正值總主教出訪，他就跟主教府的官員交談，跟當地最有影響力的報刊記者交談，跟政黨黨魁交談，跟工商界領袖交談，跟任何願意傾聽的人交談，甚至連政府官僚也不放過。
跟所有人交談時他都是一句話：“如果你們不設法阻止他們拷打
在我看來，到智利内地旅行，乘火車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能避開機場和公路上許許多多的關卡。
此外在列車上還能享受夜晚的時光，因為在城裡，宵禁一到，晚上隻能無所事事。
然而弗朗奇不以為然，他知道火車是受監控最嚴的交通工具。
對此我反駁說，正因如此，坐火車才最安全，因為警方永遠想不到，一個秘密潛入者會跑到被嚴密監控的列車上。
弗朗奇的看法再次跟我針鋒相對，他認為警察早就料到潛伏者可能會搭乘火車，因為誰都懂得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他還提出，一個在歐洲經營着大筆買賣且處事老到的廣告業富商，乘坐舒适的高級列車出差還說得過去，但絕不會乘坐智利内地那種簡陋的破火車。
不過，我最終還是把他說服了，理由是無論是去赴約或拍攝，乘坐飛機去康塞普西翁都不是最安全的選擇，因為這段時日常有大霧，飛機不易降落。
說實話，無論如何我都更傾向于坐火車，因為對乘飛機，我總懷有一種無法克制的恐懼。
于是當天夜裡十一點，我倆在中央車站上了車。
中央車站的鋼架結構與埃菲爾鐵塔有異曲同工之妙，美得難以言表。
我們在列車卧鋪車廂一間舒适幹淨的隔間裡安頓下來。
我餓得要命，當天早餐以後我幾乎什麼都沒吃，除了在電影院買了兩個巧克力棒聊以充饑——啃巧克力棒時，銀幕上的青年莫紮特正在奧地利皇帝面前像雜技演員似的表演跳躍。
檢票員告知我倆，隻能在餐車就餐，但按照規定，餐車和卧鋪車廂之間是分隔開的，走不通。
他自己倒是出了一個主意：可以在開車前跑到餐車上，能吃什麼就吃什麼，然後等一個小時，當列車停靠在蘭卡瓜站時，再從餐車返回卧鋪車廂。
聽完這番指導，我們趕緊照辦，因為宵禁鈴已經響了。
檢票員在一旁高聲催促：“趕緊跑，先生們，趕緊呀，咱們在幹違法的事呢。
”不過，當列車到達蘭卡瓜站，站台上的警衛昏昏欲睡、寒冷難耐，對這類被默許的、無法避免的破壞軍管法的行為，根本漠不關心。
那是一座清冷而空寂的站台，一個人影也沒有，四周籠罩着鬼氣森森的霧霭。
那場景跟電影裡偷渡者逃離納粹德國時途經的車站一模一樣。
乘務員正催促我們盡快返回自己的車廂，猛然間，一個身穿尋常白色工作服的餐廳服務生，手捧一盤煎蛋配米飯，倏地沖到我們前頭。
他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往前跑了五十多米，手裡的餐盤竟然穩穩當當，神奇地保持了平衡。
他跑到最後一節車廂的某個車窗前，隔着窗口把米飯遞了進去，那位乘客顯然花錢訂了餐。
還沒等我們走到卧鋪車，服務生已鑽回餐車去了。
駛往康塞普西翁的五百多公裡，都是在絕對死寂中度過的，仿佛戒嚴令不僅限制了這趟夢遊列車上的所有乘客，還壓抑着自然界的一切生靈。
有幾回我探頭窗外，但隔着濃霧，目之所及隻有空曠的車站，空曠的田野，這片杳無人煙的國土上的空寂長夜。
唯一能證明大地上還有人類存在的，便是沿着鐵道無窮無盡布滿尖刺的鐵網，而鐵網後面什麼都沒有，沒有人，沒有鮮花，沒有動物，空無一物。
我想起了聶魯達的詩：“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有面包、稻米、蘋果；在智利，隻有鐵網、鐵網、鐵網。
”早晨七點鐘，鐵網仍不見盡頭，列車已抵達康塞普西翁。
決定下一步該如何行動前，我倆覺得不妨找個地方刮刮胡子。
于我自己其實不成問題，我倒樂意利用這個借口讓胡子再長出來。
不利之處是，街上的警察瞧見我倆的邋遢模樣會懷疑我們是逃犯，因為所有智利人都知道，康塞普西翁這座城市是所有重大社會鬥争的舞台。
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就醞釀于此；在這裡，薩爾瓦多·阿連德獲得了總統大選中決定性的支持；也是在這座城，加夫列爾·岡薩雷斯·魏地拉[1]在一九四六年掀起了血腥鎮壓，不久又設立了皮薩瓜集中營，一個叫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的青年軍官在那裡學到了他後來擅長的那套恐怖和死亡的手藝。
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廣場上永恒綻放的鮮花 乘坐出租車前往市中心的路上，透過凜冽的濃霧，我們看見了大教堂中庭前孤零零的十字架，十字架前擺放着一束不知什麼人送來的鮮花。
兩年前，一名普通的煤礦工人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在十字架前自焚。
此前，國家情報中心以非法私藏武器罪逮捕了他二十二歲的兒子和二十歲的女兒。
他各處求告，要求停止對兩個孩子的嚴刑折磨，直到自焚前都毫無結果。
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發出的不是哀求，而是警告。
因為正值總主教出訪，他就跟主教府的官員交談，跟當地最有影響力的報刊記者交談，跟政黨黨魁交談，跟工商界領袖交談，跟任何願意傾聽的人交談，甚至連政府官僚也不放過。
跟所有人交談時他都是一句話：“如果你們不設法阻止他們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