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教堂前的自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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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兩個孩子，我就往自己身上澆滿汽油，在大教堂前自焚。
”有些人不信他的話，另一些人不知該怎麼辦。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站在教堂中庭前，往自己身上澆了一桶汽油，警告聚集在街上的熙攘人群，誰要是跨過了地上的黃線，他便立刻點火。
懇求、命令、威脅，全都不管用。
一名警員為了阻止他自戕，跨過了黃線，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頃刻變成了火人。
他仍活了七小時，神志清醒，沒有痛苦。
這起事件給公衆帶來的震撼太強烈了，警方不得不同意讓他的女兒在他死前去醫院探望。
但醫生們不願叫女孩看見她父親的慘狀，隻允許父女倆隔着對講機交談。
“我怎麼知道你就是坎德拉利娅？”聽到女孩的聲音後，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問。
于是女孩說出了她還是小姑娘時父親給她起的乳名。
之後，兩兄妹終于從秘密刑訊室裡被放出來了，因為他們的父親以命抗争，兩兄妹才得以被移交到正規法庭聽候判決。
自此以後，康塞普西翁的市民們給這座發生自焚事件的廣場起了個秘密的名字：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廣場。
在康塞普西翁，刮胡子絕非易事！ 早晨七點闖入曆史重鎮，想僞裝成兩個資本家，卻滿臉胡茬——這種冒險不值得一試。
此外，誰都曉得，這個時代的廣告商出差總要随身攜帶記錄想法的袖珍錄音機，手提箱裡也必定裝有電動剃須刀，以便赴約談生意前，在機場、火車站或轎車上刮刮胡子，拾掇一番。
不過，在康塞普西翁，某個尋常星期六的早晨七點，找人幫忙剃須修面，應該算不上是很大的風險吧。
我最開始嘗試的是武器廣場旁僅有的一家在這個鐘點開門營業的理發店。
店門前挂着“男女皆宜”的招牌。
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姑娘正在清掃大廳，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樣，旁邊的男孩跟她年齡相仿，正在打理化妝台上的瓶瓶罐罐。
“我想修面。
”我說。
“不行，”那男孩說，“我們這裡做不了這個。
” “那麼，哪家店可以？” “往前走，”他說，“前面有好幾家理發店。
” 我往前走了一個街區，弗朗奇剛巧在那個街區辦理租車，我瞥見兩個警察正圍着他檢查證件。
他們瞧見我走過來，也要求我出示證件。
檢查不僅沒出纰漏，結局還很圓滿。
弗朗奇繼續辦理租車手續時，一個警察陪着我往前走了兩個街區，找到另一家開門營業的理發店，他這才跟我握手道别。
這家店門上也有“男女皆宜”的牌子，跟第一家理發店一樣，裡面也有一男一女，男人在三十五歲上下，姑娘稍微年輕些。
男人問我要不要理發，我回答說：“我想修面。
”兩人聽聞後驚訝地望着我。
“不行啊，先生，我們這兒沒這項服務。
” “我們這兒是‘男女皆宜’的理發店。
”女孩說。
“好吧，”我對他們說，“就算‘男女皆宜’，給顧客修個面也沒問題吧。
” “先生，不行的，”男的說，“我們做不了。
” 兩人背轉過去，不再搭理我。
穿過叫人心情壓抑的濃霧，我沿着空蕩蕩的街道繼續往前走。
讓人驚訝的不僅是康塞普西翁有那麼多家“男女皆宜”的理發店，還有它們完全一緻的經營方針：沒有一家願意給我修面。
我在迷霧中遊蕩，有個小男孩從街邊走過，問我，“先生，您在找什麼嗎？” “對，”我告訴他，“我在找理發店，但不是‘男女皆宜’的，而是原來那種隻給男士服務的店。
” 于是，男孩把我領到一家傳統的理發店，門前豎着紅白兩色旋轉立柱，屋裡擺着舊時常用的那種大轉椅。
兩位上了年紀的剃頭師傅系着髒兮兮的圍裙，正給僅有的一位男顧客理發。
其中一個剪頭發，另一個用刷子把落在臉上、肩頭的碎發拂去。
一進門，一股老式搽劑的氣味撲面而來，混着含有薄荷醇的酒精味，還有各類藥品味。
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在之前那幾家店裡都沒聞到這股氣味。
這是我童年的氣味。
“我想修修面。
”我說。
兩位師傅和那位顧客，全都擡眼驚異地瞧着我。
那個拿刷子的老師傅無疑提出了此時三人頭腦裡正琢磨的問題： “您是哪國人？” “智利，”我不假思索地說，但趕緊糾正，“不過我是烏拉圭人。
” 後面的糾正比前面說錯的話更糟糕，不過，他們都沒注意到，而是提醒我，在智利很多年前就不用“修面”這個詞了，而是說“刮胡子”。
或許就是這個原因吧，那些在“男女皆宜”的新派理發店工作的年輕人，聽不懂我們老一輩智利人才用的過時話。
在這家理發店則正相反，他們很高興有人像從前他們生意好的時候那樣講話。
手裡沒活的那位師傅引我坐到理發椅上，按照我熟悉的老規矩把理發圍布系到我脖子上，打開一把生了鏽的剃刀。
那位師傅少說也有七十歲了，似乎過慣了苦日子，高個子，肌肉松弛，白發蒼蒼，他
”有些人不信他的話，另一些人不知該怎麼辦。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站在教堂中庭前，往自己身上澆了一桶汽油，警告聚集在街上的熙攘人群，誰要是跨過了地上的黃線，他便立刻點火。
懇求、命令、威脅，全都不管用。
一名警員為了阻止他自戕，跨過了黃線，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頃刻變成了火人。
他仍活了七小時，神志清醒，沒有痛苦。
這起事件給公衆帶來的震撼太強烈了，警方不得不同意讓他的女兒在他死前去醫院探望。
但醫生們不願叫女孩看見她父親的慘狀，隻允許父女倆隔着對講機交談。
“我怎麼知道你就是坎德拉利娅？”聽到女孩的聲音後，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問。
于是女孩說出了她還是小姑娘時父親給她起的乳名。
之後，兩兄妹終于從秘密刑訊室裡被放出來了，因為他們的父親以命抗争，兩兄妹才得以被移交到正規法庭聽候判決。
自此以後，康塞普西翁的市民們給這座發生自焚事件的廣場起了個秘密的名字：塞巴斯蒂安·阿塞維多廣場。
在康塞普西翁，刮胡子絕非易事！ 早晨七點闖入曆史重鎮，想僞裝成兩個資本家，卻滿臉胡茬——這種冒險不值得一試。
此外，誰都曉得，這個時代的廣告商出差總要随身攜帶記錄想法的袖珍錄音機，手提箱裡也必定裝有電動剃須刀，以便赴約談生意前，在機場、火車站或轎車上刮刮胡子，拾掇一番。
不過，在康塞普西翁，某個尋常星期六的早晨七點，找人幫忙剃須修面，應該算不上是很大的風險吧。
我最開始嘗試的是武器廣場旁僅有的一家在這個鐘點開門營業的理發店。
店門前挂着“男女皆宜”的招牌。
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姑娘正在清掃大廳，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樣，旁邊的男孩跟她年齡相仿，正在打理化妝台上的瓶瓶罐罐。
“我想修面。
”我說。
“不行，”那男孩說，“我們這裡做不了這個。
” “那麼，哪家店可以？” “往前走，”他說，“前面有好幾家理發店。
” 我往前走了一個街區，弗朗奇剛巧在那個街區辦理租車，我瞥見兩個警察正圍着他檢查證件。
他們瞧見我走過來，也要求我出示證件。
檢查不僅沒出纰漏，結局還很圓滿。
弗朗奇繼續辦理租車手續時，一個警察陪着我往前走了兩個街區，找到另一家開門營業的理發店，他這才跟我握手道别。
這家店門上也有“男女皆宜”的牌子，跟第一家理發店一樣，裡面也有一男一女，男人在三十五歲上下，姑娘稍微年輕些。
男人問我要不要理發，我回答說：“我想修面。
”兩人聽聞後驚訝地望着我。
“不行啊，先生，我們這兒沒這項服務。
” “我們這兒是‘男女皆宜’的理發店。
”女孩說。
“好吧，”我對他們說，“就算‘男女皆宜’，給顧客修個面也沒問題吧。
” “先生，不行的，”男的說，“我們做不了。
” 兩人背轉過去，不再搭理我。
穿過叫人心情壓抑的濃霧，我沿着空蕩蕩的街道繼續往前走。
讓人驚訝的不僅是康塞普西翁有那麼多家“男女皆宜”的理發店，還有它們完全一緻的經營方針：沒有一家願意給我修面。
我在迷霧中遊蕩，有個小男孩從街邊走過，問我，“先生，您在找什麼嗎？” “對，”我告訴他，“我在找理發店，但不是‘男女皆宜’的，而是原來那種隻給男士服務的店。
” 于是，男孩把我領到一家傳統的理發店，門前豎着紅白兩色旋轉立柱，屋裡擺着舊時常用的那種大轉椅。
兩位上了年紀的剃頭師傅系着髒兮兮的圍裙，正給僅有的一位男顧客理發。
其中一個剪頭發，另一個用刷子把落在臉上、肩頭的碎發拂去。
一進門，一股老式搽劑的氣味撲面而來，混着含有薄荷醇的酒精味，還有各類藥品味。
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在之前那幾家店裡都沒聞到這股氣味。
這是我童年的氣味。
“我想修修面。
”我說。
兩位師傅和那位顧客，全都擡眼驚異地瞧着我。
那個拿刷子的老師傅無疑提出了此時三人頭腦裡正琢磨的問題： “您是哪國人？” “智利，”我不假思索地說，但趕緊糾正，“不過我是烏拉圭人。
” 後面的糾正比前面說錯的話更糟糕，不過，他們都沒注意到，而是提醒我，在智利很多年前就不用“修面”這個詞了，而是說“刮胡子”。
或許就是這個原因吧，那些在“男女皆宜”的新派理發店工作的年輕人，聽不懂我們老一輩智利人才用的過時話。
在這家理發店則正相反，他們很高興有人像從前他們生意好的時候那樣講話。
手裡沒活的那位師傅引我坐到理發椅上，按照我熟悉的老規矩把理發圍布系到我脖子上，打開一把生了鏽的剃刀。
那位師傅少說也有七十歲了，似乎過慣了苦日子，高個子，肌肉松弛，白發蒼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