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聖地亞哥的五個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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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又在聖地亞哥拍攝了五天，這段時間足以證明我們的工作模式切實可行。
與此同時，我與北方的法國攝制組和南方的荷蘭攝制組保持聯系。
埃萊娜的聯絡工作也頗見成效，我們打算采訪一些地下運動領袖和具有合法身份的政界人士，采訪安排也越來越有眉目了。
至于我自己，我仍舊忍受着隐匿身份的痛苦。
這對我而言，是一種艱難的犧牲，因為許多親朋好友我都想探望，首先就是我的父母，此外我還想重溫青年時代的許多片段。
但現在，至少在電影拍完之前，他們得跟我絕對保持隔離。
我壓抑着自己的情感，承受着在祖國土地上流亡的奇特狀态——最痛苦的流亡莫過于此。
我很少獨自上街，但仍然覺得孤單。
不管走到哪兒，即便自己注意不到，抵抗組織的眼線也會時刻照看着我。
隻有當我跟絕對信任的人見面，同時我也不希望會見者在别的朋友面前暴露身份的時候，我才會提前請求安保人員撤離。
在埃萊娜成功地協助我，使工作走上正軌後，我在保護自己方面也接受了不少訓練，因此沒出現任何纰漏。
電影如預想的那樣持續拍攝，沒有哪位合作者由于我的疏忽或錯誤而遭遇任何麻煩。
然而，離開智利後，一位秘密行動的負責人用開玩笑的口氣對我說： “有史以來，還沒有哪次地下行動，如此頻繁又危險地打破了那麼多條安保原則。
” 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裡，我們已然提前完成在聖地亞哥的拍攝計劃。
我們制定了一個非常靈活的方案，允許随時随地做出任何調整，而事實證明，在一座無法預測的城市裡拍攝，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聖地亞哥每時每刻都能出人意料，而意外冒出的念頭也給我們帶來新的靈感。
截至當時，我們已經換了三家酒店。
征服者酒店舒适便捷，但它正位于鎮壓勢力的中心，我們有理由确信這家酒店是監控最嚴密的地點之一。
可其他的五星級酒店也沒什麼兩樣，因為總有許多外國人出出進進，而外國人在獨裁政府安全部門的眼裡，原則上全都屬于可疑對象。
不過，那些二流酒店對出入人員的檢查往往更嚴，我們擔心住在那些地方更易引人注目。
因此，最安全的辦法莫過于兩三天搬一次家，也不管酒店是幾星級的，而且決不折回原先住過的酒店，因為我有點迷信，認為回到曾經冒過風險的地方難免會出事。
這種執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那一天，空軍轟炸了總統府拉莫内達宮，全城陷入騷亂。
我趕到智利電影公司的辦公室，跟長期合作的同事們商量怎樣對抗政變。
我本已從容地從電影公司脫身，開着車把一些可能有生命危險的朋友送到森林公園，但這時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重新跑回了電影公司。
所幸出現奇迹，我死裡逃生，正如前面已經講過的那樣。
除了更換酒店以外，我們采取了另一項預防措施：第三次搬家之後，我和埃萊娜開始分房入住，各自使用新身份。
有時候我自稱是經理，而她是秘書；有時候我倆裝作不認識。
逐步分開也正好符合我倆此時的相處狀态，盡管我們兩人在人際關系上越發尴尬，工作上還算順暢。
應該說，在我們入住過的衆多酒店中，隻有兩家引起了我們的警覺。
第一家是喜來登酒店。
入住當天，我剛要就寝時，床頭櫃上的電話響了。
當時埃萊娜去參加一個秘密會議，時間比她預計的要長，宵禁前趕不回來就得在集會地點借宿，這種情況已發生過多次。
半夢半醒間我接起電話，但根本不記得自己身在何處，更糟的是，我不記得那一刻自己的身份。
一個智利口音的女人叫了我的假名。
我剛想回答不認識這位先生，但一下子警醒過來，意識到此時此刻會有人用這個名字找我。
那是酒店接線員的電話，她說有找我的長途電話打進來。
一秒鐘裡，我快速思量，除了埃萊娜和弗朗奇沒人知道我住在哪兒，他們兩個也不會用這種方式在淩晨時分給我打電話，還僞裝成長途，除非是生死攸關的大事。
于是我決定接這個電話。
電話另一端，一個女人用英語跟我說了一通親昵的話，一會兒叫我親愛的，一會兒又喊甜心、寶貝。
終于等到我插空回話，我趕緊告訴她我不講英語。
那女人一聽，嬌嗔地罵了一句“靠”，就挂了電話。
試圖跟酒店接線員搞清楚情況也是白費功夫，唯一的發現是，還有兩位入住酒店的男士，他們的姓名跟我護照上的假名有點像。
那一晚我一分鐘也睡不着了，挨到第二天早晨七點埃萊娜進門，我們即刻搬到了另一家酒店。
與此同時，我與北方的法國攝制組和南方的荷蘭攝制組保持聯系。
埃萊娜的聯絡工作也頗見成效，我們打算采訪一些地下運動領袖和具有合法身份的政界人士，采訪安排也越來越有眉目了。
至于我自己，我仍舊忍受着隐匿身份的痛苦。
這對我而言，是一種艱難的犧牲，因為許多親朋好友我都想探望，首先就是我的父母，此外我還想重溫青年時代的許多片段。
但現在，至少在電影拍完之前，他們得跟我絕對保持隔離。
我壓抑着自己的情感，承受着在祖國土地上流亡的奇特狀态——最痛苦的流亡莫過于此。
我很少獨自上街，但仍然覺得孤單。
不管走到哪兒，即便自己注意不到，抵抗組織的眼線也會時刻照看着我。
隻有當我跟絕對信任的人見面，同時我也不希望會見者在别的朋友面前暴露身份的時候，我才會提前請求安保人員撤離。
在埃萊娜成功地協助我，使工作走上正軌後，我在保護自己方面也接受了不少訓練，因此沒出現任何纰漏。
電影如預想的那樣持續拍攝，沒有哪位合作者由于我的疏忽或錯誤而遭遇任何麻煩。
然而，離開智利後，一位秘密行動的負責人用開玩笑的口氣對我說： “有史以來，還沒有哪次地下行動，如此頻繁又危險地打破了那麼多條安保原則。
” 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裡，我們已然提前完成在聖地亞哥的拍攝計劃。
我們制定了一個非常靈活的方案，允許随時随地做出任何調整，而事實證明，在一座無法預測的城市裡拍攝，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聖地亞哥每時每刻都能出人意料，而意外冒出的念頭也給我們帶來新的靈感。
截至當時，我們已經換了三家酒店。
征服者酒店舒适便捷，但它正位于鎮壓勢力的中心，我們有理由确信這家酒店是監控最嚴密的地點之一。
可其他的五星級酒店也沒什麼兩樣，因為總有許多外國人出出進進，而外國人在獨裁政府安全部門的眼裡，原則上全都屬于可疑對象。
不過，那些二流酒店對出入人員的檢查往往更嚴，我們擔心住在那些地方更易引人注目。
因此，最安全的辦法莫過于兩三天搬一次家，也不管酒店是幾星級的，而且決不折回原先住過的酒店，因為我有點迷信，認為回到曾經冒過風險的地方難免會出事。
這種執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那一天，空軍轟炸了總統府拉莫内達宮，全城陷入騷亂。
我趕到智利電影公司的辦公室，跟長期合作的同事們商量怎樣對抗政變。
我本已從容地從電影公司脫身，開着車把一些可能有生命危險的朋友送到森林公園，但這時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重新跑回了電影公司。
所幸出現奇迹，我死裡逃生，正如前面已經講過的那樣。
除了更換酒店以外，我們采取了另一項預防措施：第三次搬家之後，我和埃萊娜開始分房入住，各自使用新身份。
有時候我自稱是經理，而她是秘書；有時候我倆裝作不認識。
逐步分開也正好符合我倆此時的相處狀态，盡管我們兩人在人際關系上越發尴尬，工作上還算順暢。
應該說，在我們入住過的衆多酒店中，隻有兩家引起了我們的警覺。
第一家是喜來登酒店。
入住當天，我剛要就寝時，床頭櫃上的電話響了。
當時埃萊娜去參加一個秘密會議，時間比她預計的要長，宵禁前趕不回來就得在集會地點借宿，這種情況已發生過多次。
半夢半醒間我接起電話，但根本不記得自己身在何處，更糟的是，我不記得那一刻自己的身份。
一個智利口音的女人叫了我的假名。
我剛想回答不認識這位先生，但一下子警醒過來，意識到此時此刻會有人用這個名字找我。
那是酒店接線員的電話，她說有找我的長途電話打進來。
一秒鐘裡，我快速思量，除了埃萊娜和弗朗奇沒人知道我住在哪兒，他們兩個也不會用這種方式在淩晨時分給我打電話，還僞裝成長途，除非是生死攸關的大事。
于是我決定接這個電話。
電話另一端，一個女人用英語跟我說了一通親昵的話，一會兒叫我親愛的，一會兒又喊甜心、寶貝。
終于等到我插空回話，我趕緊告訴她我不講英語。
那女人一聽，嬌嗔地罵了一句“靠”，就挂了電話。
試圖跟酒店接線員搞清楚情況也是白費功夫，唯一的發現是，還有兩位入住酒店的男士，他們的姓名跟我護照上的假名有點像。
那一晚我一分鐘也睡不着了，挨到第二天早晨七點埃萊娜進門，我們即刻搬到了另一家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