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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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八點，我請埃萊娜幫我打電話找個人，對方的号碼隻有我一人知道。
還是用假名“弗朗奇”來稱呼他吧。
他本人接了電話，埃萊娜沒做更多解釋，隻是說“替加夫列爾傳個話”，請他到征服者酒店五○一房間來。
他提前半小時趕到。
埃萊娜已準備出門，而我仍躺在床上。
聽到他敲門時，我故意用被單蒙住了腦袋。
其實，弗朗奇并不知道自己會見到誰，我們隻是約定好，任何用加夫列爾的名義打電話的人，都是我派遣的。
最近幾天，領導攝制組的三個“加夫列爾”都給他打過電話了，包括格拉齊雅，所以他沒料到這個新的加夫列爾就是我本人。
早在人民團結時期之前，我們就已經是朋友了。
在我拍攝最初幾部電影時我們就合作過，後來還一道出席過幾屆電影節，最近一次見面是一年前在墨西哥。
可當我露出臉的時候，他竟沒認出我，直到我放聲大笑——笑聲是我明白無誤的特征。
這讓我對自己的新造型更有信心了。
弗朗奇是去年年底被我招募進來的。
他的工作是分别接待攝制組，下達初步指示，在不幹擾埃萊娜指揮的前提下，處理一系列基本安排。
他的檔案清清白白：他是智利人，政變之後曾自願流亡到加拉加斯，沒有任何指控他的案底。
從那時起，他已經在智利境内完成了幾樁地下秘密任務，能憑借無可挑剔的僞裝在智利境内自由行動。
他跟電影圈熟絡，再加上性格随和、富于想象力、做事大膽，應當能在這趟冒險之旅中成為我們的理想搭檔。
我的判斷沒錯。
根據與我事先商量好的計劃，他比我提前一周取道秘魯經陸路入境智利，以便分頭接待和協調三支攝制組，目前三支小組已着手工作。
按照幾個月前小組負責人分别和我在巴黎制定的詳細方案，法國組在智利北方工作，從阿裡卡拍攝到瓦爾帕萊索。
荷蘭組在南方完成相似任務。
意大利組駐守聖地亞哥，直接聽我調遣，并時刻準備拍攝任何預想不到的突發事件。
三支小組都接到指示，在沒有危險也不會引起懷疑的前提下，向受訪者征詢對薩爾瓦多·阿連德的看法，因為我們相信，談論這位殉難的總統，是判斷每個智利人對國家現狀和未來可能性所持立場的最好參照。
弗朗奇知曉每支攝制組的精确行程，連他們要下榻的酒店也悉數掌握，随時能跟他們取得聯絡。
這樣一來，我本人就能通過電話向他們傳達指令了。
為了更加保險，弗朗奇還将充當我的司機，每隔三四天，我們就從不同的租車公司租一輛新車。
整個拍攝過程中，我倆很少分開。
三個被割喉者扳倒了一個将軍 上午九點，我們開始工作。
武器廣場與酒店僅相隔幾個街區，在現實中比在我記憶裡更加生動，南方秋天昏黃柔和的陽光透過高大樹木的枝葉，灑在廣場上。
四季常設的花叢每周更換一新，在我看來，花朵比以往更加鮮嫩而有光彩。
一個小時前，意大利組已開始拍攝早間的日常景象了：退休職員坐在木制長椅上讀報紙，老人們給鴿群喂食，小販們兜售便宜貨，攝影師端着帶黑布罩的老式相機，還有那些畫三分鐘速寫的街頭畫家，或許是當局眼線的擦鞋匠，手牽彩色氣球圍在冰淇淋車旁的孩童，以及正走出大教堂的人們。
廣場一角，與往常一樣，還聚集了一群失業的藝人，等待着受雇于随時出現的慶典活動。
他們當中有知名的音樂家、逗孩子的魔術師和小醜，也有服飾、妝容都相當誇張的異裝者，性别難辨。
不同于前一晚，在這個美好的早晨，廣場上駐守着幾支警察巡邏隊，神情嚴峻、荷槍實彈；警備車停在旁邊，車頂裝有大功率喇叭，正在用最大音量播放着流行音樂。
不久我就發現，街上難得瞧見治安警力隻是初來乍到者的錯覺。
地鐵主要車站裡無論何時都埋伏着防暴警察，街道兩側總是停靠着備有高壓水槍的卡車，随時準備以殘酷的方式掐斷各類不合時宜的抗議活動的苗頭，而抗議活動幾乎天天都有。
監控力度最強的地點就在武器廣場，這裡是聖地亞哥的神經中樞，也是團結聖公會的大本營。
團結聖公會是席爾瓦·恩裡克斯總主教發起的對抗獨裁統治的堅強堡壘，不僅天主教徒支持它，所有為智利民主回歸而奮鬥的人士也都支持它。
團結聖公會形成了難以瓦解的道德力量。
它的總部坐落在一棟殖民時期風格的建築裡，中央庭院寬敞且陽光充足，全天都門庭若市。
在這裡，所有受迫害者都能找到
還是用假名“弗朗奇”來稱呼他吧。
他本人接了電話，埃萊娜沒做更多解釋，隻是說“替加夫列爾傳個話”，請他到征服者酒店五○一房間來。
他提前半小時趕到。
埃萊娜已準備出門，而我仍躺在床上。
聽到他敲門時，我故意用被單蒙住了腦袋。
其實，弗朗奇并不知道自己會見到誰，我們隻是約定好，任何用加夫列爾的名義打電話的人，都是我派遣的。
最近幾天，領導攝制組的三個“加夫列爾”都給他打過電話了，包括格拉齊雅，所以他沒料到這個新的加夫列爾就是我本人。
早在人民團結時期之前，我們就已經是朋友了。
在我拍攝最初幾部電影時我們就合作過，後來還一道出席過幾屆電影節，最近一次見面是一年前在墨西哥。
可當我露出臉的時候，他竟沒認出我，直到我放聲大笑——笑聲是我明白無誤的特征。
這讓我對自己的新造型更有信心了。
弗朗奇是去年年底被我招募進來的。
他的工作是分别接待攝制組，下達初步指示，在不幹擾埃萊娜指揮的前提下，處理一系列基本安排。
他的檔案清清白白：他是智利人，政變之後曾自願流亡到加拉加斯，沒有任何指控他的案底。
從那時起，他已經在智利境内完成了幾樁地下秘密任務，能憑借無可挑剔的僞裝在智利境内自由行動。
他跟電影圈熟絡，再加上性格随和、富于想象力、做事大膽，應當能在這趟冒險之旅中成為我們的理想搭檔。
我的判斷沒錯。
根據與我事先商量好的計劃，他比我提前一周取道秘魯經陸路入境智利，以便分頭接待和協調三支攝制組，目前三支小組已着手工作。
按照幾個月前小組負責人分别和我在巴黎制定的詳細方案，法國組在智利北方工作，從阿裡卡拍攝到瓦爾帕萊索。
荷蘭組在南方完成相似任務。
意大利組駐守聖地亞哥，直接聽我調遣，并時刻準備拍攝任何預想不到的突發事件。
三支小組都接到指示，在沒有危險也不會引起懷疑的前提下，向受訪者征詢對薩爾瓦多·阿連德的看法，因為我們相信，談論這位殉難的總統，是判斷每個智利人對國家現狀和未來可能性所持立場的最好參照。
弗朗奇知曉每支攝制組的精确行程，連他們要下榻的酒店也悉數掌握，随時能跟他們取得聯絡。
這樣一來，我本人就能通過電話向他們傳達指令了。
為了更加保險，弗朗奇還将充當我的司機，每隔三四天，我們就從不同的租車公司租一輛新車。
整個拍攝過程中，我倆很少分開。
三個被割喉者扳倒了一個将軍 上午九點，我們開始工作。
武器廣場與酒店僅相隔幾個街區，在現實中比在我記憶裡更加生動，南方秋天昏黃柔和的陽光透過高大樹木的枝葉，灑在廣場上。
四季常設的花叢每周更換一新，在我看來，花朵比以往更加鮮嫩而有光彩。
一個小時前，意大利組已開始拍攝早間的日常景象了：退休職員坐在木制長椅上讀報紙，老人們給鴿群喂食，小販們兜售便宜貨，攝影師端着帶黑布罩的老式相機，還有那些畫三分鐘速寫的街頭畫家，或許是當局眼線的擦鞋匠，手牽彩色氣球圍在冰淇淋車旁的孩童，以及正走出大教堂的人們。
廣場一角，與往常一樣，還聚集了一群失業的藝人，等待着受雇于随時出現的慶典活動。
他們當中有知名的音樂家、逗孩子的魔術師和小醜，也有服飾、妝容都相當誇張的異裝者，性别難辨。
不同于前一晚，在這個美好的早晨，廣場上駐守着幾支警察巡邏隊，神情嚴峻、荷槍實彈；警備車停在旁邊，車頂裝有大功率喇叭，正在用最大音量播放着流行音樂。
不久我就發現，街上難得瞧見治安警力隻是初來乍到者的錯覺。
地鐵主要車站裡無論何時都埋伏着防暴警察，街道兩側總是停靠着備有高壓水槍的卡車，随時準備以殘酷的方式掐斷各類不合時宜的抗議活動的苗頭，而抗議活動幾乎天天都有。
監控力度最強的地點就在武器廣場，這裡是聖地亞哥的神經中樞，也是團結聖公會的大本營。
團結聖公會是席爾瓦·恩裡克斯總主教發起的對抗獨裁統治的堅強堡壘，不僅天主教徒支持它，所有為智利民主回歸而奮鬥的人士也都支持它。
團結聖公會形成了難以瓦解的道德力量。
它的總部坐落在一棟殖民時期風格的建築裡，中央庭院寬敞且陽光充足，全天都門庭若市。
在這裡，所有受迫害者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