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初的失落：城市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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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官員翻開我護照的那一刻，我有一種清晰的預感：隻要他擡頭與我四目相對，就會發現護照有僞造的痕迹。
入境處有三個窗口，每個窗口裡都坐着一名沒穿制服的男子，我選擇的是最年輕的那位，因為據我觀察，他的動作最麻利。
埃萊娜排到别的隊裡去了，仿佛我們互不相識，這樣，假如其中一人遇到麻煩，另外一人可以出機場向外界求救。
其實沒這個必要，因為移民局官員們顯然比旅客還着急：他們也不想趕上宵禁，所以幾乎不怎麼查驗證件。
給我辦手續的那位移民官甚至都沒翻看簽證，因為他知道鄰國烏拉圭的公民入境根本不需要簽證。
他翻到第一張空白頁，在上面蓋上入境章，但退還護照時，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頓時讓我五髒六腑都凍住了。
“多謝。
”我語調堅定地說。
他報以燦爛的笑容，回應說： “歡迎入境。
” 行李很快就送出來了，跟世界上的其他機場相比，速度可謂驚人，因為海關辦事員也想趕在宵禁之前回家。
我拿起自己的行李，随後也取走了埃萊娜的箱子（這是事前商量妥的，我一人先拿行李出機場可以節省時間），拖着兩件行李往海關檢查台走。
檢查人員更不願趕上宵禁，比旅客還着急，不但不翻檢行李，反而催促旅客動作快些。
我正準備把自己的箱子放上去，那個辦事員問我： “一個人旅行？” 我回答說是。
他朝那兩件行李快速掃了一眼，随即不耐煩地命令道：“行了，走吧。
”但有一位我此前沒留意的女主管——穿着雙排扣制服，一頭金發，模樣雄赳赳的——從裡面吆喝道：“檢查一下那個人！”直到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識到，我沒辦法解釋為什麼行李中有女裝。
而且我也弄不明白，為什麼在衆多行色匆匆的旅客中間，女主管偏偏挑出我來檢查，除了行李，應該沒什麼特别的或更嚴重的纰漏了。
那個男辦事員翻檢我箱子裡的衣物時，女主管拿去了我的護照，細細查看。
我想起身上還揣着一塊飛機降落前發的硬糖，于是摸出來含進嘴裡，因為我知道他們會提問，而我擔心我模仿的烏拉圭口音掩飾不住真正的智利身份。
那個男的先問我： “先生，你要在這兒待幾天？” “挺長一陣子吧。
”我支吾了一句。
嘴裡含着糖塊，連我自己都聽不清嘟哝了些什麼，不過那位辦事員也沒留意，隻要求我打開另一隻箱子。
但另一隻箱子有鎖。
我不知該怎麼辦，心焦地四下張望，搜尋埃萊娜，發現她無動于衷地擠在另一排入境者的隊伍裡，似乎對近在咫尺的這一幕漠不關心。
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多麼需要她的協助啊，不僅在這一刻需要，在整個冒險曆程中都是如此。
我正準備坦白說出那位女士才是這隻行李箱真正的主人，完全沒有思考這個輕率的決定會造成什麼後果，而就在此時，女主管卻把護照遞還給我，指示繼續檢查後面的行李。
我回頭再看埃萊娜，卻不見她的蹤影。
這個奇特的情況，至今我們仍無法解釋：當時埃萊娜如何離開我視線并無影無蹤。
後來她對我說，她排隊時就瞧見我拎走了她的行李箱，起初也覺得我的做法不謹慎，等到見我順利出了海關，她也就放心了。
在出口有一名推行李車的服務生接過了我的箱子，我跟着他往外走，穿過空空蕩蕩的大廳，遭遇了回國之後的第一次沖擊。
預想中的軍事化迹象我一點兒也沒看見，也沒發現絲毫貧困的痕迹。
當然，我們抵達的并不是那座龐大而陰沉的洛斯塞裡略斯舊機場。
十二年前，十月的一個陰雨之夜，我行色倉皇、惴惴不安地從那座機場出發，開始了流亡生涯。
而此刻我們到達的是現代化的普達韋爾機場，政變之前，我僅匆匆來過這裡一次。
但無論如何，最初的感受并不是我的主觀印象。
我沒在任何地方見到預想的武裝設施，特别是那個時期還在實行戒嚴令。
機場幹淨整潔，燈火通明，色彩鮮豔的廣告招牌和進口商品琳琅滿目的大型商店随處可見。
甚至，目之所及，一個給迷路遊客指路的熱心警察都沒有。
站台上等候乘客的出租車也不再是破爛的舊車，而是換上了清一色的日本新款轎車，車型一緻，秩序井然。
但眼下不是琢磨這些的時候，埃萊娜還沒露面，我已把兩件行李放到了出租車上，腕表上的指針飛速移向宵禁時刻，快
入境處有三個窗口，每個窗口裡都坐着一名沒穿制服的男子，我選擇的是最年輕的那位，因為據我觀察，他的動作最麻利。
埃萊娜排到别的隊裡去了，仿佛我們互不相識，這樣，假如其中一人遇到麻煩，另外一人可以出機場向外界求救。
其實沒這個必要，因為移民局官員們顯然比旅客還着急：他們也不想趕上宵禁，所以幾乎不怎麼查驗證件。
給我辦手續的那位移民官甚至都沒翻看簽證，因為他知道鄰國烏拉圭的公民入境根本不需要簽證。
他翻到第一張空白頁，在上面蓋上入境章，但退還護照時，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頓時讓我五髒六腑都凍住了。
“多謝。
”我語調堅定地說。
他報以燦爛的笑容，回應說： “歡迎入境。
” 行李很快就送出來了，跟世界上的其他機場相比，速度可謂驚人，因為海關辦事員也想趕在宵禁之前回家。
我拿起自己的行李，随後也取走了埃萊娜的箱子（這是事前商量妥的，我一人先拿行李出機場可以節省時間），拖着兩件行李往海關檢查台走。
檢查人員更不願趕上宵禁，比旅客還着急，不但不翻檢行李，反而催促旅客動作快些。
我正準備把自己的箱子放上去，那個辦事員問我： “一個人旅行？” 我回答說是。
他朝那兩件行李快速掃了一眼，随即不耐煩地命令道：“行了，走吧。
”但有一位我此前沒留意的女主管——穿着雙排扣制服，一頭金發，模樣雄赳赳的——從裡面吆喝道：“檢查一下那個人！”直到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識到，我沒辦法解釋為什麼行李中有女裝。
而且我也弄不明白，為什麼在衆多行色匆匆的旅客中間，女主管偏偏挑出我來檢查，除了行李，應該沒什麼特别的或更嚴重的纰漏了。
那個男辦事員翻檢我箱子裡的衣物時，女主管拿去了我的護照，細細查看。
我想起身上還揣着一塊飛機降落前發的硬糖，于是摸出來含進嘴裡，因為我知道他們會提問，而我擔心我模仿的烏拉圭口音掩飾不住真正的智利身份。
那個男的先問我： “先生，你要在這兒待幾天？” “挺長一陣子吧。
”我支吾了一句。
嘴裡含着糖塊，連我自己都聽不清嘟哝了些什麼，不過那位辦事員也沒留意，隻要求我打開另一隻箱子。
但另一隻箱子有鎖。
我不知該怎麼辦，心焦地四下張望，搜尋埃萊娜，發現她無動于衷地擠在另一排入境者的隊伍裡，似乎對近在咫尺的這一幕漠不關心。
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多麼需要她的協助啊，不僅在這一刻需要，在整個冒險曆程中都是如此。
我正準備坦白說出那位女士才是這隻行李箱真正的主人，完全沒有思考這個輕率的決定會造成什麼後果，而就在此時，女主管卻把護照遞還給我，指示繼續檢查後面的行李。
我回頭再看埃萊娜，卻不見她的蹤影。
這個奇特的情況，至今我們仍無法解釋：當時埃萊娜如何離開我視線并無影無蹤。
後來她對我說，她排隊時就瞧見我拎走了她的行李箱，起初也覺得我的做法不謹慎，等到見我順利出了海關，她也就放心了。
在出口有一名推行李車的服務生接過了我的箱子，我跟着他往外走，穿過空空蕩蕩的大廳，遭遇了回國之後的第一次沖擊。
預想中的軍事化迹象我一點兒也沒看見，也沒發現絲毫貧困的痕迹。
當然，我們抵達的并不是那座龐大而陰沉的洛斯塞裡略斯舊機場。
十二年前，十月的一個陰雨之夜，我行色倉皇、惴惴不安地從那座機場出發，開始了流亡生涯。
而此刻我們到達的是現代化的普達韋爾機場，政變之前，我僅匆匆來過這裡一次。
但無論如何，最初的感受并不是我的主觀印象。
我沒在任何地方見到預想的武裝設施，特别是那個時期還在實行戒嚴令。
機場幹淨整潔，燈火通明，色彩鮮豔的廣告招牌和進口商品琳琅滿目的大型商店随處可見。
甚至，目之所及，一個給迷路遊客指路的熱心警察都沒有。
站台上等候乘客的出租車也不再是破爛的舊車，而是換上了清一色的日本新款轎車，車型一緻，秩序井然。
但眼下不是琢磨這些的時候，埃萊娜還沒露面，我已把兩件行李放到了出租車上，腕表上的指針飛速移向宵禁時刻，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