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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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身之所，得到人道主義關懷。
在這裡，有所需求的人，特别是政治犯及其家屬，總能找到提供援助的便捷渠道，在其幫助下安全抵達目的地。
公會還接收那些揭發當局嚴刑拷問的控訴，為失蹤者和其他任何不公正行為而組織抗議示威。
就在我秘密入境幾個月前，軍事獨裁政府對團結聖公會展開血腥挑釁，結果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反遭打擊，搖搖欲墜。
一九八五年二月底，抵抗運動的三名成員被一群耀武揚威的人劫走，面對如此陣勢，誰是幕後主使早已昭然若揭。
社會學家何塞·曼努埃爾·帕拉達是團結聖公會的骨幹，就在其子女就讀的學校門前，他被綁架者當着孩子們的面抓走。
恰在這時，警方截斷了周圍三個街區的交通，軍用直升機在空中監控了整個區域。
僅相隔幾小時，另外兩人在城市的不同地點被綁架。
一位是曼努埃爾·格雷羅，智利教師工會組織的領導人；另一位是聖地亞哥·納蒂諾，享有很高職業聲望的插圖畫家，在此之前，人們并不知道他曾積極投身抵抗活動。
正當全國人民驚愕不已時，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三具屍體出現在聖地亞哥國際機場附近一條僻靜的小路上，屍體的喉嚨全部被割開，渾身布滿野蠻折磨留下的傷痕。
軍警武裝部隊指揮官、國家軍事委員會委員塞薩爾·門多薩·杜蘭将軍向媒體宣布，這起三重殺人案是智利共産黨内讧造成的，均受到莫斯科方面的唆使。
然而，拆穿謊言的聲浪在全國蔓延，人們指責這位門多薩·杜蘭将軍才是屠殺的主謀，為此，他不得不辭去了政府職務。
從那時起，通往武器廣場的四條道路之一“橋梁街”，路标上的街名不知被什麼人塗去，換上了沿用至今的新名——何塞·曼努埃爾·帕拉達街。
“你是烏拉圭人，值得慶賀” 那天早晨，當我和弗朗奇裝作散步者，若無其事地走在武器廣場上時，這場野蠻戲劇的凝重氛圍還在暗中浮動。
我看到攝制組就像前一晚我和格拉齊雅商定的那樣，已在拍攝地點就位，而格拉齊雅也瞥見我們正走過來。
但那一刻，她沒給攝影師任何指示。
接下來，弗朗奇從我身旁走開，我按照此前與三位小組負責人約好的方式，接手領導拍攝工作。
首先，我在鵝卵石鋪就的人行路上巡視了一遍，在不同的地方停步，指示格拉齊雅每個片段應該拍多長，而後再走一遍，以示機位。
眼下我們兩人都不應搜尋能證明街面上埋伏着鎮壓力量的細節。
那天早晨隻需捕捉一些日常氛圍，特别要凸顯人們的行為舉止，因為就像我在前一晚觀察到的，比起以往，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少了。
行人步履匆匆，對周遭發生的事漠不關心；即便與人交談，也悄聲細語，避免用手勢強調自己的語氣。
而在我印象中，以前的智利人很愛打手勢，現今流亡海外的智利人也是這個做派。
我自己在人群間穿行，口袋裡揣着一台高靈敏度的袖珍錄音機，用它來記錄街頭對話，這不僅有助于組織第一天拍攝的鏡頭，對全片剪輯也有參考價值。
指定幾處拍攝位置後，我在一位在廣場長椅上曬太陽的女士身邊坐下來做筆記。
在長椅的綠漆木條上，一代代情侶用折刀刻上了各式各樣的名字和愛心。
我總是忘記帶記事本，于是就把筆記寫在“吉蔔賽女郎”牌香煙紙盒的背面。
“吉蔔賽女郎”是法國名煙，我在巴黎買了不少備用。
後來在整個拍攝過程中，我始終這樣做筆記，雖然并非特意存留香煙盒，但這批筆記就像一冊海航日志，幫我在眼下這本書裡複現旅途當中的種種細節。
那天早晨，在武器廣場上做筆記時，我注意到坐在旁邊的女士正側目觀察着我。
她已經上了年紀，着裝屬于那種中産階級下層的過時款式，外套有毛領，帽子也相當破舊。
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坐在那裡，孤單一人，沉默不語，并沒定睛注視任何地方，甚至幾隻鴿子在頭頂盤旋又飛落下來啄她的鞋邊，她的神色也沒有絲毫變化。
若不是稍後她告訴我，她是在教堂望彌撒受了涼，想曬幾分鐘太陽再坐地鐵回家，這些情況我肯定無從知曉。
我假裝讀報，發現她正從頭到腳打量我，毫無疑問，這個鐘點到廣場上走動的人群裡，我的着裝有點紮眼。
我朝她笑了笑，她問我是哪兒的人。
答話前我擡手輕輕按下了襯衫口袋裡袖珍錄音機的錄音鍵。
“烏拉圭人。
”我答道。
“啊！”她感歎道，“你們運氣真好，值得慶賀。
”
在這裡，有所需求的人，特别是政治犯及其家屬，總能找到提供援助的便捷渠道，在其幫助下安全抵達目的地。
公會還接收那些揭發當局嚴刑拷問的控訴，為失蹤者和其他任何不公正行為而組織抗議示威。
就在我秘密入境幾個月前，軍事獨裁政府對團結聖公會展開血腥挑釁，結果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反遭打擊，搖搖欲墜。
一九八五年二月底，抵抗運動的三名成員被一群耀武揚威的人劫走，面對如此陣勢，誰是幕後主使早已昭然若揭。
社會學家何塞·曼努埃爾·帕拉達是團結聖公會的骨幹，就在其子女就讀的學校門前，他被綁架者當着孩子們的面抓走。
恰在這時，警方截斷了周圍三個街區的交通，軍用直升機在空中監控了整個區域。
僅相隔幾小時，另外兩人在城市的不同地點被綁架。
一位是曼努埃爾·格雷羅，智利教師工會組織的領導人；另一位是聖地亞哥·納蒂諾，享有很高職業聲望的插圖畫家，在此之前，人們并不知道他曾積極投身抵抗活動。
正當全國人民驚愕不已時，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三具屍體出現在聖地亞哥國際機場附近一條僻靜的小路上，屍體的喉嚨全部被割開，渾身布滿野蠻折磨留下的傷痕。
軍警武裝部隊指揮官、國家軍事委員會委員塞薩爾·門多薩·杜蘭将軍向媒體宣布，這起三重殺人案是智利共産黨内讧造成的，均受到莫斯科方面的唆使。
然而，拆穿謊言的聲浪在全國蔓延，人們指責這位門多薩·杜蘭将軍才是屠殺的主謀，為此，他不得不辭去了政府職務。
從那時起，通往武器廣場的四條道路之一“橋梁街”，路标上的街名不知被什麼人塗去，換上了沿用至今的新名——何塞·曼努埃爾·帕拉達街。
“你是烏拉圭人，值得慶賀” 那天早晨，當我和弗朗奇裝作散步者，若無其事地走在武器廣場上時，這場野蠻戲劇的凝重氛圍還在暗中浮動。
我看到攝制組就像前一晚我和格拉齊雅商定的那樣，已在拍攝地點就位，而格拉齊雅也瞥見我們正走過來。
但那一刻，她沒給攝影師任何指示。
接下來，弗朗奇從我身旁走開，我按照此前與三位小組負責人約好的方式，接手領導拍攝工作。
首先，我在鵝卵石鋪就的人行路上巡視了一遍，在不同的地方停步，指示格拉齊雅每個片段應該拍多長，而後再走一遍，以示機位。
眼下我們兩人都不應搜尋能證明街面上埋伏着鎮壓力量的細節。
那天早晨隻需捕捉一些日常氛圍，特别要凸顯人們的行為舉止，因為就像我在前一晚觀察到的，比起以往，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少了。
行人步履匆匆，對周遭發生的事漠不關心；即便與人交談，也悄聲細語，避免用手勢強調自己的語氣。
而在我印象中，以前的智利人很愛打手勢，現今流亡海外的智利人也是這個做派。
我自己在人群間穿行，口袋裡揣着一台高靈敏度的袖珍錄音機，用它來記錄街頭對話，這不僅有助于組織第一天拍攝的鏡頭，對全片剪輯也有參考價值。
指定幾處拍攝位置後，我在一位在廣場長椅上曬太陽的女士身邊坐下來做筆記。
在長椅的綠漆木條上，一代代情侶用折刀刻上了各式各樣的名字和愛心。
我總是忘記帶記事本，于是就把筆記寫在“吉蔔賽女郎”牌香煙紙盒的背面。
“吉蔔賽女郎”是法國名煙，我在巴黎買了不少備用。
後來在整個拍攝過程中，我始終這樣做筆記，雖然并非特意存留香煙盒，但這批筆記就像一冊海航日志，幫我在眼下這本書裡複現旅途當中的種種細節。
那天早晨，在武器廣場上做筆記時，我注意到坐在旁邊的女士正側目觀察着我。
她已經上了年紀，着裝屬于那種中産階級下層的過時款式，外套有毛領，帽子也相當破舊。
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坐在那裡，孤單一人，沉默不語，并沒定睛注視任何地方，甚至幾隻鴿子在頭頂盤旋又飛落下來啄她的鞋邊，她的神色也沒有絲毫變化。
若不是稍後她告訴我，她是在教堂望彌撒受了涼，想曬幾分鐘太陽再坐地鐵回家，這些情況我肯定無從知曉。
我假裝讀報，發現她正從頭到腳打量我，毫無疑問，這個鐘點到廣場上走動的人群裡，我的着裝有點紮眼。
我朝她笑了笑，她問我是哪兒的人。
答話前我擡手輕輕按下了襯衫口袋裡袖珍錄音機的錄音鍵。
“烏拉圭人。
”我答道。
“啊！”她感歎道，“你們運氣真好，值得慶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