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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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的是烏拉圭最近回歸了民主選舉制，說這話時，她語氣中有一種緬懷過去的溫柔。
我假裝心不在焉，想讓她說得更明白些，希望她透露一點有關個人處境的隐衷，但沒有成功。
不過，她倒是毫無保留地向我講起了智利缺乏個人自由，還面臨嚴峻的失業問題。
說話間，她還指給我看長椅那邊的失業者、小醜、音樂家和異裝者，這會兒，那群人越聚越多了。
“瞧那夥人，”她對我說，“整天待在這兒等救助，因為沒工作。
我們的國家在挨餓。
” 我任由她自說自話。
而後，我估摸着第一遍踩點已過去半小時，便起身告辭，開始第二遍走位。
此時，格拉齊雅下達了拍攝命令，還指示攝影師，不要靠近給我特寫，别讓警察注意到我。
但問題恰好相反：是我自己無法将目光從警察身上移開，因為他們對我來說有種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雖然智利一直都有沿街叫賣的商販，我卻不記得數量有現在這麼多。
在商業中心很難有一個地方遇不到小販們默默排開的長隊。
商販人數多，貨物品類雜，這個現象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征兆。
路邊攤販裡有失業的醫生、落魄的工程師，能看見某位氣質好似侯爵夫人的女士正廉價抛售她原先鐘愛的衣服，還能瞧見一夥孤兒在人群中兜售偷來的東西，或者貧困的主婦推銷自家烘烤的面包。
但所有這些不幸的買賣人即便一無所有，也不肯失去自己的尊嚴。
有人站在貨攤後面卻仍然穿着從前在堂皇的辦公室裡所穿的正裝。
一位出租車司機，原先是富裕的紡織品商人，他開車載我幾個小時，逛遍了半個城區，最後卻堅決不肯收費。
當攝影師拍攝廣場環境時，我獨自在人群間穿梭，捕捉将來可以充當影像解說的談話片段，同時留心不要牽扯進以後有可能在銀幕上被認出來的人。
格拉齊雅從另一個角度觀察我，我也在觀察她。
跟從我的指示，她首先仰拍最高的建築物，而後鏡頭一點點降下來，将攝影機移向近旁，最後拍那些警察的臉。
我們想捕捉他們臉上緊張的表情。
臨近正午，廣場上越發熱鬧，他們的緊張感也越發明顯。
但警察們很快注意到了攝影機移動的軌迹，察覺自己正在被人觀察，于是立即要求格拉齊雅出示在街上拍攝的許可證。
我望見格拉齊雅給他看了許可證，警察似乎很快就表示了滿意，我便如釋重負地繼續走位。
後來我才知道，警察告訴格拉齊雅不準拍他們的人，但格拉齊雅反駁說，許可證上可沒注明有什麼禁忌，她還搬出了攝制組成員的意大利國籍，表示不接受原先未曾告知的命令。
警察沒再多說什麼。
這個情況讓我很感興趣，因為事實證明，歐洲攝制組在智利确實具有我們先前所預想的優勢。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警察成了讓我着迷的心結。
幾次經過警察身邊，我總想找個機會跟他們攀談幾句。
突然，憑借一股無法抗拒的沖動，我走到一支巡邏隊跟前，打聽起那棟殖民時期風格的市政府大樓的情況。
這座建築在三月的地震裡遭到了破壞，眼下正在修繕。
回答我問題的那個警察根本沒正眼瞧我，他的目光仍在掃視廣場，不肯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他身旁同事的态度也一模一樣，不過，當他聽出我是故意抛出一些傻乎乎的問題時，斜睨的目光裡越發流露出厭煩。
而後，他眉頭緊鎖盯着我，喝令道： “走開！” 就在此時，之前困擾我的咒語已經解開，警察帶給我的惴惴不安轉化成了一股得意勁兒。
我非但沒服從命令，反而給他們上了一堂禮儀課，教訓他們面對和平守法、充滿好奇心的外國遊客，應該表現出怎樣的得體舉止。
然而，還沒等我發覺自己僞裝的烏拉圭口音不足以對付這樣複雜的申辯，那個警察已經受不了我的長篇大論，勒令我出示身份證件。
整趟旅行裡恐怕再沒有哪個場景讓我如此擔驚受怕。
腦海中快速閃過所有念頭：争取時間，死撐下去，甚至拔腿就逃，哪怕明知他們會很快追上我。
我還想到了埃萊娜，此時不知她跑到哪兒去了；我隻能瞥見遠處攝影機映出的微光，攝影師會拍下一切，這确鑿的證據足以向海外擴散我被捕的消息。
還有弗朗奇，他肯定在不遠處，憑我對他的了解，他絕不會容許我離開他的視線。
當然，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出示護照，讓警察查驗身份，此前在幾個機場，這本護照都經受住了考驗。
但我擔心警察會搜身，因為那一刻，我猛然想到自己
我假裝心不在焉，想讓她說得更明白些，希望她透露一點有關個人處境的隐衷，但沒有成功。
不過，她倒是毫無保留地向我講起了智利缺乏個人自由，還面臨嚴峻的失業問題。
說話間，她還指給我看長椅那邊的失業者、小醜、音樂家和異裝者，這會兒，那群人越聚越多了。
“瞧那夥人，”她對我說，“整天待在這兒等救助，因為沒工作。
我們的國家在挨餓。
” 我任由她自說自話。
而後，我估摸着第一遍踩點已過去半小時，便起身告辭，開始第二遍走位。
此時，格拉齊雅下達了拍攝命令，還指示攝影師，不要靠近給我特寫，别讓警察注意到我。
但問題恰好相反：是我自己無法将目光從警察身上移開，因為他們對我來說有種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雖然智利一直都有沿街叫賣的商販，我卻不記得數量有現在這麼多。
在商業中心很難有一個地方遇不到小販們默默排開的長隊。
商販人數多，貨物品類雜，這個現象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征兆。
路邊攤販裡有失業的醫生、落魄的工程師，能看見某位氣質好似侯爵夫人的女士正廉價抛售她原先鐘愛的衣服，還能瞧見一夥孤兒在人群中兜售偷來的東西，或者貧困的主婦推銷自家烘烤的面包。
但所有這些不幸的買賣人即便一無所有，也不肯失去自己的尊嚴。
有人站在貨攤後面卻仍然穿着從前在堂皇的辦公室裡所穿的正裝。
一位出租車司機，原先是富裕的紡織品商人，他開車載我幾個小時，逛遍了半個城區，最後卻堅決不肯收費。
當攝影師拍攝廣場環境時，我獨自在人群間穿梭，捕捉将來可以充當影像解說的談話片段，同時留心不要牽扯進以後有可能在銀幕上被認出來的人。
格拉齊雅從另一個角度觀察我，我也在觀察她。
跟從我的指示，她首先仰拍最高的建築物，而後鏡頭一點點降下來，将攝影機移向近旁，最後拍那些警察的臉。
我們想捕捉他們臉上緊張的表情。
臨近正午，廣場上越發熱鬧，他們的緊張感也越發明顯。
但警察們很快注意到了攝影機移動的軌迹，察覺自己正在被人觀察，于是立即要求格拉齊雅出示在街上拍攝的許可證。
我望見格拉齊雅給他看了許可證，警察似乎很快就表示了滿意，我便如釋重負地繼續走位。
後來我才知道，警察告訴格拉齊雅不準拍他們的人，但格拉齊雅反駁說，許可證上可沒注明有什麼禁忌，她還搬出了攝制組成員的意大利國籍，表示不接受原先未曾告知的命令。
警察沒再多說什麼。
這個情況讓我很感興趣，因為事實證明，歐洲攝制組在智利确實具有我們先前所預想的優勢。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警察成了讓我着迷的心結。
幾次經過警察身邊，我總想找個機會跟他們攀談幾句。
突然，憑借一股無法抗拒的沖動，我走到一支巡邏隊跟前，打聽起那棟殖民時期風格的市政府大樓的情況。
這座建築在三月的地震裡遭到了破壞，眼下正在修繕。
回答我問題的那個警察根本沒正眼瞧我，他的目光仍在掃視廣場，不肯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他身旁同事的态度也一模一樣，不過，當他聽出我是故意抛出一些傻乎乎的問題時，斜睨的目光裡越發流露出厭煩。
而後，他眉頭緊鎖盯着我，喝令道： “走開！” 就在此時，之前困擾我的咒語已經解開，警察帶給我的惴惴不安轉化成了一股得意勁兒。
我非但沒服從命令，反而給他們上了一堂禮儀課，教訓他們面對和平守法、充滿好奇心的外國遊客，應該表現出怎樣的得體舉止。
然而，還沒等我發覺自己僞裝的烏拉圭口音不足以對付這樣複雜的申辯，那個警察已經受不了我的長篇大論，勒令我出示身份證件。
整趟旅行裡恐怕再沒有哪個場景讓我如此擔驚受怕。
腦海中快速閃過所有念頭：争取時間，死撐下去，甚至拔腿就逃，哪怕明知他們會很快追上我。
我還想到了埃萊娜，此時不知她跑到哪兒去了；我隻能瞥見遠處攝影機映出的微光，攝影師會拍下一切，這确鑿的證據足以向海外擴散我被捕的消息。
還有弗朗奇，他肯定在不遠處，憑我對他的了解，他絕不會容許我離開他的視線。
當然，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出示護照，讓警察查驗身份，此前在幾個機場，這本護照都經受住了考驗。
但我擔心警察會搜身，因為那一刻，我猛然想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