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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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個緻命的錯誤。
放護照的錢夾裡，還裝着我真正的智利身份證和一張寫着真名的信用卡，我一時疏忽，忘記取出來了。
意識到别無其他風險更小的辦法，我便掏出了護照。
應該怎麼處理，警察似乎也不是很有把握，他快速掃了一眼照片，而後将護照遞還給我，态度比剛才柔和了些。
“關于那棟建築，您想要了解什麼情況？”他問道。
我長舒了一口氣。
“什麼都不想，”我說，“是我自己沒事找事。
” 這件事治愈了警察給我帶來的不安情緒。
此後的全部旅途中，我開始能像其他守法的智利人一樣，甚至像那些為數不少的從事秘密抵抗活動的智利人一樣，以自然的心态看待警察。
有兩三次，我偶爾向警察求助，他們也态度良好地提供了幫助。
甚至還有一回，警察開着巡邏車為我們開路，多虧如此，我才得以在警方發現我在聖地亞哥行蹤的幾分鐘前趕上一架國際航班。
埃萊娜不能理解，怎麼會有人為了纾解緊張情緒就跑去挑釁警察。
我和她的合作關系本來就存在危險的罅隙，現在更是瀕臨破裂。
所幸，在她或其他人提醒我之前，我已經對自己的不謹慎感到後悔了。
警察一把護照還給我，我就按事先商量好的那樣給格拉齊雅做了個手勢，請她暫停拍攝。
弗朗奇早從廣場另一頭目睹了這一切，他跟我一樣心焦如焚，此刻趕緊過來跟我碰頭。
但我讓他午飯後再到酒店接我。
我想一個人獨處。
我坐在一張長椅上翻看當天的報紙，但目光掃過一行行文字卻什麼也沒讀進去。
獨自一人在這個晴朗的秋季早晨，我内心異常激動，無論如何也沒法集中精神。
突然遠方傳來了宣告十二點鐘的禮炮聲，鴿群驚飛，大教堂的鐘琴奏響了比奧萊塔·帕拉[1]最動人的曲子：《感謝生活》。
這情景實在讓我難以自持。
我想起比奧萊塔，想起她曾在巴黎忍饑挨餓、露宿街頭，想起她不可撼動的自尊，又想到體制始終排斥她，蔑視她的歌聲，嘲笑她的反抗。
一位了不起的總統不得不迎接子彈光榮死去，智利不得不承受曆史上最血腥的殉難；比奧萊塔·帕拉本人也是如此，隻有當她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祖國才發現她的歌聲裡蘊藏着最深沉的美和人性真理。
此時，那些警察也在投入地聆聽她的歌聲，但茫然不知歌手是誰，不知她在想些什麼，不知她為何要長歌當哭。
他們更不知道，倘若在這個晴朗的秋日早晨，歌手本人見到了這一幕奇特的情景，又該對他們表現出怎樣的鄙棄啊。
我急于一點一點找回往日的記憶，便獨自前往城市高地的一家餐館，我和艾麗剛訂婚時經常到這家餐館吃午飯。
那地方仍舊是從前模樣，楊樹蔭下擺放着露天餐桌，遍地繁花，但給人的印象是，這裡被時間遺忘了。
一個客人也沒有。
我高聲抱怨，侍者才來點菜，差不多耽擱了一個小時，才給我端上一大盤烤肉。
我快要吃完時，一對夫婦走進來，我和艾麗還是此處常客時總能見到他們。
男的叫埃内斯托，别人常叫他“内托”，女的叫埃爾維拉。
他們在幾個街區外經營着一家生意不景氣的小店，專賣聖像卡片、聖徒塑像、念珠、聖骨匣以及喪葬用品。
但兩人性格跟自家生意相去甚遠，他們性情風趣，思路敏捷。
趕上星期六天氣好的時候，我們會在這裡品嘗葡萄酒、玩紙牌，逗留到很晚。
看到他們像過去那樣手挽着手走進來時，我驚訝于盡管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可他倆還坐在過去的老位置上，更讓我訝異的是，他們實在蒼老太多了。
在我印象中，他們不是一對循規蹈矩的夫妻，更像是一對成熟、熱情而機靈的情侶，但此刻我覺得他們成了發福、沉悶的老年人。
兩人仿佛成了一面鏡子，讓我忽然從中瞥見了自己的暮年。
假如他們認出了我，無疑會同樣錯愕地端詳我，不過此刻，我有這套烏拉圭富商的行頭罩在身上。
他們在旁邊的桌子上用餐，大聲交談，但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他們間或朝我這邊望一眼，卻并不好奇，絲毫沒有疑心我們曾在同一張桌子上談笑歡聚。
隻有在這一刻，我才意識到流亡歲月是多麼漫長而痛苦，不隻是對那些離開的人——直到此刻我才想到這一層——留下的人們同樣飽受流亡之苦。
[1]比奧萊塔·帕拉（VioletaParra,1917－1967），智利作曲家、新歌運動代表人物，被譽為“拉丁美洲民歌之母”。
放護照的錢夾裡，還裝着我真正的智利身份證和一張寫着真名的信用卡，我一時疏忽，忘記取出來了。
意識到别無其他風險更小的辦法，我便掏出了護照。
應該怎麼處理，警察似乎也不是很有把握，他快速掃了一眼照片，而後将護照遞還給我，态度比剛才柔和了些。
“關于那棟建築，您想要了解什麼情況？”他問道。
我長舒了一口氣。
“什麼都不想，”我說，“是我自己沒事找事。
” 這件事治愈了警察給我帶來的不安情緒。
此後的全部旅途中，我開始能像其他守法的智利人一樣，甚至像那些為數不少的從事秘密抵抗活動的智利人一樣，以自然的心态看待警察。
有兩三次，我偶爾向警察求助，他們也态度良好地提供了幫助。
甚至還有一回，警察開着巡邏車為我們開路，多虧如此，我才得以在警方發現我在聖地亞哥行蹤的幾分鐘前趕上一架國際航班。
埃萊娜不能理解，怎麼會有人為了纾解緊張情緒就跑去挑釁警察。
我和她的合作關系本來就存在危險的罅隙，現在更是瀕臨破裂。
所幸，在她或其他人提醒我之前，我已經對自己的不謹慎感到後悔了。
警察一把護照還給我，我就按事先商量好的那樣給格拉齊雅做了個手勢，請她暫停拍攝。
弗朗奇早從廣場另一頭目睹了這一切，他跟我一樣心焦如焚，此刻趕緊過來跟我碰頭。
但我讓他午飯後再到酒店接我。
我想一個人獨處。
我坐在一張長椅上翻看當天的報紙，但目光掃過一行行文字卻什麼也沒讀進去。
獨自一人在這個晴朗的秋季早晨，我内心異常激動，無論如何也沒法集中精神。
突然遠方傳來了宣告十二點鐘的禮炮聲，鴿群驚飛，大教堂的鐘琴奏響了比奧萊塔·帕拉[1]最動人的曲子：《感謝生活》。
這情景實在讓我難以自持。
我想起比奧萊塔，想起她曾在巴黎忍饑挨餓、露宿街頭，想起她不可撼動的自尊，又想到體制始終排斥她，蔑視她的歌聲，嘲笑她的反抗。
一位了不起的總統不得不迎接子彈光榮死去，智利不得不承受曆史上最血腥的殉難；比奧萊塔·帕拉本人也是如此，隻有當她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祖國才發現她的歌聲裡蘊藏着最深沉的美和人性真理。
此時，那些警察也在投入地聆聽她的歌聲，但茫然不知歌手是誰，不知她在想些什麼，不知她為何要長歌當哭。
他們更不知道，倘若在這個晴朗的秋日早晨，歌手本人見到了這一幕奇特的情景，又該對他們表現出怎樣的鄙棄啊。
我急于一點一點找回往日的記憶，便獨自前往城市高地的一家餐館，我和艾麗剛訂婚時經常到這家餐館吃午飯。
那地方仍舊是從前模樣，楊樹蔭下擺放着露天餐桌，遍地繁花，但給人的印象是，這裡被時間遺忘了。
一個客人也沒有。
我高聲抱怨，侍者才來點菜，差不多耽擱了一個小時，才給我端上一大盤烤肉。
我快要吃完時，一對夫婦走進來，我和艾麗還是此處常客時總能見到他們。
男的叫埃内斯托，别人常叫他“内托”，女的叫埃爾維拉。
他們在幾個街區外經營着一家生意不景氣的小店，專賣聖像卡片、聖徒塑像、念珠、聖骨匣以及喪葬用品。
但兩人性格跟自家生意相去甚遠，他們性情風趣，思路敏捷。
趕上星期六天氣好的時候，我們會在這裡品嘗葡萄酒、玩紙牌，逗留到很晚。
看到他們像過去那樣手挽着手走進來時，我驚訝于盡管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可他倆還坐在過去的老位置上，更讓我訝異的是，他們實在蒼老太多了。
在我印象中，他們不是一對循規蹈矩的夫妻，更像是一對成熟、熱情而機靈的情侶，但此刻我覺得他們成了發福、沉悶的老年人。
兩人仿佛成了一面鏡子，讓我忽然從中瞥見了自己的暮年。
假如他們認出了我，無疑會同樣錯愕地端詳我，不過此刻，我有這套烏拉圭富商的行頭罩在身上。
他們在旁邊的桌子上用餐，大聲交談，但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他們間或朝我這邊望一眼，卻并不好奇，絲毫沒有疑心我們曾在同一張桌子上談笑歡聚。
隻有在這一刻，我才意識到流亡歲月是多麼漫長而痛苦，不隻是對那些離開的人——直到此刻我才想到這一層——留下的人們同樣飽受流亡之苦。
[1]比奧萊塔·帕拉（VioletaParra,1917－1967），智利作曲家、新歌運動代表人物，被譽為“拉丁美洲民歌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