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初的失落：城市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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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顯然剛才的答複沒能讓她信服。
“膠片有幾英尺？”她接着問。
于是我明白了，她是要把冗長的暗語對到底，可那還差很長一段呢，而我擔心這可疑的遊戲會被隔壁房間聽到。
“别瞎扯了，快開門吧。
”我說。
但她不對完最後一句口令，決不開門。
此後幾天裡，格拉齊雅無時無刻不顯露出這股嚴謹的勁頭。
“該死的，”我心裡暗罵，不僅想到了埃萊娜，也連帶想到艾麗，“女人都一個樣。
”我繼續回答這輩子遇到的最可恨的一長串問題，恰似老練的丈夫般屈就。
暗語對到最後一句時，那位在意大利結識的年輕迷人的格拉齊雅一下子打開房門，但一見到我，仿佛撞見幽靈似的，吓得又趕緊關上了門。
後來她告訴我：“你看起來像我見過的一個人，但我不确定是誰了。
”這可以理解。
在意大利，她隻見過不修邊幅的米格爾·利廷，那時他還留着胡子、不戴眼鏡、着裝随意，而敲響她房門的男人是個秃頭，戴近視鏡，胡子剃得幹幹淨淨，一身銀行經理般的行頭。
“放心開門吧，”我對她說，“我是米格爾。
” 即便後來經過細緻檢驗準許我進了門，她還是有所保留地打量我。
寒暄之前，她故意把收音機開到最大音量，以防我們的談話被隔壁房間聽到，或被暗藏的竊聽器錄下來。
不過，她泰然自若。
一星期前，她率領團隊的其他三個人提前到達。
多虧意大利使館的好心安排，他們已獲得了工作批準和許可，當然，使館官員們并不清楚我們的真實意圖。
不僅如此，攝制組已開始工作，在政府高官出席意大利使館安排在市劇院的《蝴蝶夫人》歌劇演出時進行了拍攝。
皮諾切特将軍也受邀了，隻是最終沒有出席。
但意大利攝制組在演出現場露面對我們的工作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如此一來，他們等于在聖地亞哥獲得了官方許可，接下來的幾天，在大街上拍攝就不會遭到任何質疑了。
另一方面，拍攝拉莫内達宮内景的申請手續還在辦理中，不過申請人已經獲得了擔保，說不會遇到什麼阻礙。
這些好消息讓我深受鼓舞，想即刻開始工作。
要不是因為宵禁，我肯定請格拉齊雅把攝制組其他人全部叫醒，好留下我重返智利第一晚的見證。
我們制定了第二天一早拍攝的詳細計劃，不過，我倆達成一緻，不必讓其他組員預先知曉計劃，而且應該叫他們堅信格拉齊雅才是領隊。
與此同時，格拉齊雅自己也不知道還有另外兩組人馬在拍攝同一部影片。
我們取得了不少進展，同時品嘗着格拉巴酒——一種意大利烈性白蘭地，格拉齊雅一直把這種酒帶在身邊，幾乎像一個護身符。
這時電話突然響了，我倆同時跳起來。
格拉齊雅飛速過去抓起聽筒，聽了一會兒，旋即挂斷。
原來是酒店前台打來的，讓我們把音樂音量調低，因為隔壁房間已經打電話抱怨了。
恐怖的死寂讓人銘記 在同一天裡，情緒感受太過豐富了。
我回到房間時，埃萊娜已經在她的溫柔夢鄉裡徜徉，而我那一側床頭櫃上的夜燈還亮着。
我悄無聲息地脫掉衣服，準備如上帝安排的那樣安睡，可怎麼也睡不着。
剛一躺到床上，我便留意到宵禁期間那種恐怖的死寂。
我想象不出世上還有什麼地方能有與這裡一般無二的寂靜。
那寂靜就壓在我胸口，壓迫感越來越強，無休無止。
熄燈之後整座空寂的城市沒有一絲聲響。
聽不到管道裡的水流，聽不到埃萊娜的呼吸，甚至聽不到我自己身體裡的聲音。
我焦躁地起身下床，從窗口探出頭去，想呼吸幾口街上的新鮮空氣，看一看這蕭條而真實的城市。
自從在漂浮不定的少年時代第一次踏足聖地亞哥起，我從來沒見過這座城市像眼前這樣孤寂而悲涼。
窗戶在五層，正對着一條死巷，巷子兩側是黢黑、高聳的牆壁。
高牆之間，透過一片灰色陰霾，隻能窺見一小塊天空。
我并不覺得站立在祖國的土地上，也不覺得面前是真實的生活，隻覺得自己仿佛一個被困在馬塞爾·卡爾内[3]陰冷電影裡的囚徒。
十二年前，早晨七點，一名率領巡邏隊的中士端着機關槍，往我頭頂上掃射了一梭子子彈，喝令我排進一群俘虜的隊列。
這群俘虜正被驅趕進我任職的智利電影公司的大樓。
當時整座城市正在爆炸聲、機槍子彈呼嘯聲和低空飛行的戰鬥機的轟鳴聲中瑟瑟發
“膠片有幾英尺？”她接着問。
于是我明白了，她是要把冗長的暗語對到底，可那還差很長一段呢，而我擔心這可疑的遊戲會被隔壁房間聽到。
“别瞎扯了，快開門吧。
”我說。
但她不對完最後一句口令，決不開門。
此後幾天裡，格拉齊雅無時無刻不顯露出這股嚴謹的勁頭。
“該死的，”我心裡暗罵，不僅想到了埃萊娜，也連帶想到艾麗，“女人都一個樣。
”我繼續回答這輩子遇到的最可恨的一長串問題，恰似老練的丈夫般屈就。
暗語對到最後一句時，那位在意大利結識的年輕迷人的格拉齊雅一下子打開房門，但一見到我，仿佛撞見幽靈似的，吓得又趕緊關上了門。
後來她告訴我：“你看起來像我見過的一個人，但我不确定是誰了。
”這可以理解。
在意大利，她隻見過不修邊幅的米格爾·利廷，那時他還留着胡子、不戴眼鏡、着裝随意，而敲響她房門的男人是個秃頭，戴近視鏡，胡子剃得幹幹淨淨，一身銀行經理般的行頭。
“放心開門吧，”我對她說，“我是米格爾。
” 即便後來經過細緻檢驗準許我進了門，她還是有所保留地打量我。
寒暄之前，她故意把收音機開到最大音量，以防我們的談話被隔壁房間聽到，或被暗藏的竊聽器錄下來。
不過，她泰然自若。
一星期前，她率領團隊的其他三個人提前到達。
多虧意大利使館的好心安排，他們已獲得了工作批準和許可，當然，使館官員們并不清楚我們的真實意圖。
不僅如此，攝制組已開始工作，在政府高官出席意大利使館安排在市劇院的《蝴蝶夫人》歌劇演出時進行了拍攝。
皮諾切特将軍也受邀了，隻是最終沒有出席。
但意大利攝制組在演出現場露面對我們的工作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如此一來，他們等于在聖地亞哥獲得了官方許可，接下來的幾天，在大街上拍攝就不會遭到任何質疑了。
另一方面，拍攝拉莫内達宮内景的申請手續還在辦理中，不過申請人已經獲得了擔保，說不會遇到什麼阻礙。
這些好消息讓我深受鼓舞，想即刻開始工作。
要不是因為宵禁，我肯定請格拉齊雅把攝制組其他人全部叫醒，好留下我重返智利第一晚的見證。
我們制定了第二天一早拍攝的詳細計劃，不過，我倆達成一緻，不必讓其他組員預先知曉計劃，而且應該叫他們堅信格拉齊雅才是領隊。
與此同時，格拉齊雅自己也不知道還有另外兩組人馬在拍攝同一部影片。
我們取得了不少進展，同時品嘗着格拉巴酒——一種意大利烈性白蘭地，格拉齊雅一直把這種酒帶在身邊，幾乎像一個護身符。
這時電話突然響了，我倆同時跳起來。
格拉齊雅飛速過去抓起聽筒，聽了一會兒，旋即挂斷。
原來是酒店前台打來的，讓我們把音樂音量調低，因為隔壁房間已經打電話抱怨了。
恐怖的死寂讓人銘記 在同一天裡，情緒感受太過豐富了。
我回到房間時，埃萊娜已經在她的溫柔夢鄉裡徜徉，而我那一側床頭櫃上的夜燈還亮着。
我悄無聲息地脫掉衣服，準備如上帝安排的那樣安睡，可怎麼也睡不着。
剛一躺到床上，我便留意到宵禁期間那種恐怖的死寂。
我想象不出世上還有什麼地方能有與這裡一般無二的寂靜。
那寂靜就壓在我胸口，壓迫感越來越強，無休無止。
熄燈之後整座空寂的城市沒有一絲聲響。
聽不到管道裡的水流，聽不到埃萊娜的呼吸，甚至聽不到我自己身體裡的聲音。
我焦躁地起身下床，從窗口探出頭去，想呼吸幾口街上的新鮮空氣，看一看這蕭條而真實的城市。
自從在漂浮不定的少年時代第一次踏足聖地亞哥起，我從來沒見過這座城市像眼前這樣孤寂而悲涼。
窗戶在五層，正對着一條死巷，巷子兩側是黢黑、高聳的牆壁。
高牆之間，透過一片灰色陰霾，隻能窺見一小塊天空。
我并不覺得站立在祖國的土地上，也不覺得面前是真實的生活，隻覺得自己仿佛一個被困在馬塞爾·卡爾内[3]陰冷電影裡的囚徒。
十二年前，早晨七點，一名率領巡邏隊的中士端着機關槍，往我頭頂上掃射了一梭子子彈，喝令我排進一群俘虜的隊列。
這群俘虜正被驅趕進我任職的智利電影公司的大樓。
當時整座城市正在爆炸聲、機槍子彈呼嘯聲和低空飛行的戰鬥機的轟鳴聲中瑟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