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初的失落：城市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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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裡。
街上盡是空白的面孔，什麼也不流露，連恐懼也沒有。
于是我的心理狀态開始變了，忍不住想離開出租車，混迹于人群當中。
埃萊娜給了我各種理智的警告，但因為怕被司機聽見，又不能表現得太突兀。
我被不可抑制的情緒控制了，讓司機停車，下來，猛地關上車門。
我顧不得宵禁将至，徑直往前走了不過兩百米，但頭一百米的見聞便足以讓我恢複對自己城市的記憶。
我走過國家街，走過孤兒街，穿過整片已禁止機動車通行的步行街區——就像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佛羅裡達大街、羅馬的孔多蒂大道、巴黎的博布爾廣場和墨西哥城的玫瑰區一樣。
這片街區是獨裁統治制造出來的另一樣傑作，盡管布置了供行人休憩閑談的長椅、閃耀歡樂光彩的霓虹、精心打理的花壇，但現實清楚說明了一切。
隻有三三兩兩的人在角落裡交談，而且把聲音壓得很低，以免隔牆有耳，被獨裁政府分散各處的暗探聽見。
有幾個攤販沿街兜售你能想得到的各色便宜貨，還有許多孩子向行人讨錢。
然而，最引我注意的是那些福音派傳教士，他們向願意聽其胡謅的寥寥幾位行人推銷能帶來永恒好運的秘方。
突然，在一個街道轉角，我跟一名巡警撞了個正着，那是我回國後碰見的第一個警察。
他十分鎮定地從人行道的一頭踱到另一頭，而在孤兒街轉角的崗亭裡還有幾個警察。
我的胃裡泛起一陣空落落的感覺，膝關節也有些不聽使喚。
每次碰見警察，我都會産生這種反應，一想到這個就讓我惱火。
不過，我很快發現，警察自己也很緊張，他們眼神疑慮地注視着來往行人。
他們比我更加恐懼，這個發現讓我倍感寬慰。
警察的疑慮是有道理的。
我的智利之旅才開始沒幾天，地下抵抗組織就炸毀了那座崗亭。
在我懷舊的中心 那裡全是我過往生活的核心記憶。
那邊是令我難忘的電視台和視聽局的舊樓，我正是從那兒開始了我的電影生涯。
再過去是戲劇學院，十七歲那年，我從外省趕來，參加了一場決定我人生的入學考試。
那裡也是我們組織人民團結[1]政治集會的地方，我在那裡度過了最艱苦而意義非凡的歲月。
再往前走，經過城市電影院，就在這裡，我第一次觀看了那批至今仍激勵我拍攝電影的大師之作，其中最難以忘懷的是《廣島之戀》。
突然，有人哼唱着巴勃羅·米拉内斯[2]的名曲從身邊走過，就是那首《我将再次踏上聖地亞哥淌血的街》。
這個巧合太意味深長了，我覺得如鲠在喉，幾乎克制不住。
一陣侵入骨髓的顫抖讓我忘記了時間，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忘記了隐蔽潛伏的處境；那一瞬，我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城市，變回了我自己。
當時我真想用盡全力喊出自己的名字，告訴别人我是誰，為了争取回家的權利，我願意跟任何人作對。
可我不得不克制這種不理智的沖動。
宵禁前的最後一刻，我淚流滿面地返回酒店，看門人不情願地為我打開剛鎖上的大門。
埃萊娜已在前台替我倆做了登記，現在人正待在房間裡，架起便攜收音機的天線。
她看起來挺平靜，可一見我走進來，還是像一個典型的妻子那樣勃然大怒。
她想象不出我幹嗎要冒無謂的風險，宵禁前獨自在街上遊逛。
而我當時無心聽她訓斥，所以也表現得像一個典型的丈夫，砰地摔門而出，去找住在同一家酒店的意大利攝制組。
下了兩層樓，我敲響了三○六房間的門。
兩個月前在羅馬，我與意大利組領隊約定了冗長的口令，為了不說錯，我還暗自排練了好幾遍。
一個半夢半醒的聲音——那是格拉齊雅熱情的音調，無須暗号，我一聽便知——從門裡問道： “誰呀？” “加百列。
” “還有呢？”格拉齊雅追問。
“大天使。
”我答道。
“是聖喬治和聖米迦勒？” 确認回答後，她的聲音非但沒平靜下來，反而顫抖得更厲害了。
這真奇怪，因為在意大利我倆有過長談，她應當能分辨出我的聲音。
然而，即便在我肯定地回答了大天使就是聖喬治和聖米迦勒之後，格拉齊雅還是要把暗語說下去。
“薩爾科。
”她說。
這是我在聖塞巴斯蒂安沒能拍完的影片《四季旅人》中一個人物的姓，而我應該回答其名。
“尼可拉斯。
” 格拉齊雅是一位完成過艱巨任務、經驗豐富的女
街上盡是空白的面孔，什麼也不流露，連恐懼也沒有。
于是我的心理狀态開始變了，忍不住想離開出租車，混迹于人群當中。
埃萊娜給了我各種理智的警告，但因為怕被司機聽見，又不能表現得太突兀。
我被不可抑制的情緒控制了，讓司機停車，下來，猛地關上車門。
我顧不得宵禁将至，徑直往前走了不過兩百米，但頭一百米的見聞便足以讓我恢複對自己城市的記憶。
我走過國家街，走過孤兒街，穿過整片已禁止機動車通行的步行街區——就像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佛羅裡達大街、羅馬的孔多蒂大道、巴黎的博布爾廣場和墨西哥城的玫瑰區一樣。
這片街區是獨裁統治制造出來的另一樣傑作，盡管布置了供行人休憩閑談的長椅、閃耀歡樂光彩的霓虹、精心打理的花壇，但現實清楚說明了一切。
隻有三三兩兩的人在角落裡交談，而且把聲音壓得很低，以免隔牆有耳，被獨裁政府分散各處的暗探聽見。
有幾個攤販沿街兜售你能想得到的各色便宜貨，還有許多孩子向行人讨錢。
然而，最引我注意的是那些福音派傳教士，他們向願意聽其胡謅的寥寥幾位行人推銷能帶來永恒好運的秘方。
突然，在一個街道轉角，我跟一名巡警撞了個正着，那是我回國後碰見的第一個警察。
他十分鎮定地從人行道的一頭踱到另一頭，而在孤兒街轉角的崗亭裡還有幾個警察。
我的胃裡泛起一陣空落落的感覺，膝關節也有些不聽使喚。
每次碰見警察，我都會産生這種反應，一想到這個就讓我惱火。
不過，我很快發現，警察自己也很緊張，他們眼神疑慮地注視着來往行人。
他們比我更加恐懼，這個發現讓我倍感寬慰。
警察的疑慮是有道理的。
我的智利之旅才開始沒幾天，地下抵抗組織就炸毀了那座崗亭。
在我懷舊的中心 那裡全是我過往生活的核心記憶。
那邊是令我難忘的電視台和視聽局的舊樓，我正是從那兒開始了我的電影生涯。
再過去是戲劇學院，十七歲那年，我從外省趕來，參加了一場決定我人生的入學考試。
那裡也是我們組織人民團結[1]政治集會的地方，我在那裡度過了最艱苦而意義非凡的歲月。
再往前走，經過城市電影院，就在這裡，我第一次觀看了那批至今仍激勵我拍攝電影的大師之作，其中最難以忘懷的是《廣島之戀》。
突然，有人哼唱着巴勃羅·米拉内斯[2]的名曲從身邊走過，就是那首《我将再次踏上聖地亞哥淌血的街》。
這個巧合太意味深長了，我覺得如鲠在喉，幾乎克制不住。
一陣侵入骨髓的顫抖讓我忘記了時間，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忘記了隐蔽潛伏的處境；那一瞬，我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城市，變回了我自己。
當時我真想用盡全力喊出自己的名字，告訴别人我是誰，為了争取回家的權利，我願意跟任何人作對。
可我不得不克制這種不理智的沖動。
宵禁前的最後一刻，我淚流滿面地返回酒店，看門人不情願地為我打開剛鎖上的大門。
埃萊娜已在前台替我倆做了登記，現在人正待在房間裡，架起便攜收音機的天線。
她看起來挺平靜，可一見我走進來，還是像一個典型的妻子那樣勃然大怒。
她想象不出我幹嗎要冒無謂的風險，宵禁前獨自在街上遊逛。
而我當時無心聽她訓斥，所以也表現得像一個典型的丈夫，砰地摔門而出，去找住在同一家酒店的意大利攝制組。
下了兩層樓，我敲響了三○六房間的門。
兩個月前在羅馬，我與意大利組領隊約定了冗長的口令，為了不說錯，我還暗自排練了好幾遍。
一個半夢半醒的聲音——那是格拉齊雅熱情的音調，無須暗号，我一聽便知——從門裡問道： “誰呀？” “加百列。
” “還有呢？”格拉齊雅追問。
“大天使。
”我答道。
“是聖喬治和聖米迦勒？” 确認回答後，她的聲音非但沒平靜下來，反而顫抖得更厲害了。
這真奇怪，因為在意大利我倆有過長談，她應當能分辨出我的聲音。
然而，即便在我肯定地回答了大天使就是聖喬治和聖米迦勒之後，格拉齊雅還是要把暗語說下去。
“薩爾科。
”她說。
這是我在聖塞巴斯蒂安沒能拍完的影片《四季旅人》中一個人物的姓，而我應該回答其名。
“尼可拉斯。
” 格拉齊雅是一位完成過艱巨任務、經驗豐富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