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秘密重返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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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為了家庭娛樂，我們偶爾會拍攝一些短片，此時他們仿佛又加入到了這類拍攝當中。
然而在機場時，他們發現我變成了一個教士打扮的烏拉圭人，跟我本人差異極大。
他們，包括我自己，才意識到，眼下是一部發生在現實中的電影，既重要又危險，大家腦海中都閃過同樣的念頭。
但孩子們的反應卻是一緻的。
“最要緊的，”他們對我說，“是給皮諾切特裝上一條長長的驢尾巴。
”他們說的是那個衆所周知的兒童遊戲：蒙上眼睛的孩子要準确地把尾巴貼到紙驢的屁股上。
“一定做到，”我估量着将要拍攝的電影膠片的長度，回答說，“驢尾巴差不多會有七千米長。
” 一周之後，我和埃萊娜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着陸。
出于技術考慮，在沒有預先固定行程的情況下，這趟旅行涵蓋七座歐洲城市，這是為了讓我憑借一本無懈可擊的護照來适應新身份。
那其實是一本真實的烏拉圭護照，合法持證人的姓名和所有信息都是真實的。
護照主人把它當作一份政治貢獻交給我們，他知道護照将被篡改，用來幫助他人入境智利。
我們唯一要做的是把原先的照片換成我本人喬裝打扮之後的證件照。
我的行頭都是依照這個假名字準備的：我的襯衫上繡着名字首字母交織而成的圖案，我的公文包、名片和信紙上也印有姓名縮寫。
經過好幾個小時的練習，我已學會了毫不遲疑地寫下他的簽名。
由于時間倉促，唯一不能解決的是來不及辦一張信用卡。
這是個危險的纰漏，因為以我所扮演角色的身份，沒道理拿着美元現金來購買旅途當中的幾張機票。
盡管實際生活裡的種種不合保準叫我們兩天内就鬧離婚，但我和埃萊娜仍學會了勉強遷就彼此，表現得像一對能克服任何糟糕的家庭沖突的夫妻。
我倆都熟知對方虛構的身份、虛構的過去和虛構的資産階級趣味，我想，就算遭受深度審訊，我倆也不會犯什麼嚴重的錯誤。
我們編造出來的故事完美無缺。
我們的身份是一家總部設在巴黎的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眼下率領一支攝制組到智利為一款新品香水拍攝廣告，這款香水計劃于次年秋天投放歐洲市場。
之所以選擇智利，是因為這裡一年到頭任何時節都能同時找到截然不同的四季景色與風貌，從炎熱的海灘到終年不化的雪峰一應俱全，這樣的國家全球少有。
抵達智利時，埃萊娜身穿高檔歐洲時裝，風度迷人，神态自若，跟他們在巴黎介紹給我的那位姑娘簡直判若兩人：那時，她披着蓬松的頭發，穿着蘇格蘭裙，腳上是女學生常穿的軟皮鞋。
我原以為披着企業家的新外套應該還算舒适，但瞥見馬德裡機場一扇玻璃窗裡映出的形象，端詳穿着兩件套深色西裝、豎着襯衫硬領、系着領帶的自己，那副實業大亨的派頭實在叫人反胃。
“真可怕！”我心想，“要是我沒能成為自己，不就淪落成這副模樣了？”那一刻，舊身份遺留給我的唯一物件是一本幾乎翻爛的書，阿萊霍·卡彭鐵爾[2]的偉大小說《消失了的足迹》。
十五年來，這本書始終放在我的行李箱裡，在每一場旅程中陪伴着我，幫我抵禦飛行期間無法克制的恐懼。
然而這一回，我還得忍受全世界不同機場的出入境檢查，學會克服那本陌生護照帶來的緊張感。
第一站是日内瓦，一切順利，但我知道，餘生我肯定永遠忘不了這般場景：移民局官員相當仔細地檢查護照，幾乎一頁一頁地翻看，最後擡眼端詳我，跟照片作比對。
我屏住呼吸，凝視那些官員的眼睛，盡管那本護照上唯一屬于我的憑證就是那張照片。
這倒是一劑猛藥。
自此之後，直到飛機在智利聖地亞哥機場開啟艙門，我再也沒遭遇過那種反胃、心悸的感覺。
艙門外一片死寂，十二年後，我再次感受到從安第斯山麓吹來的寒冷的空氣。
機場大樓外牆上挂着一行藍色巨幅标語：“智利在秩序與和平中前進。
”我瞥了一眼手表：距離宵禁開始，還剩不到一個小時。
[1]指智利“9·11”。
1973年9月11日，皮諾切特将軍發動政變，空軍轟炸了智利總統府，阿連德總統慘遭殺害。
皮諾切特上台，開始了對智利的軍事獨裁統治。
[2]阿萊霍·卡彭鐵爾（AlejoCarpentier，1904－1980），古巴小說家、散文家、文學評論家、新聞記者和音樂理論家，被譽為“拉美文學小說的先行者”。
然而在機場時，他們發現我變成了一個教士打扮的烏拉圭人，跟我本人差異極大。
他們，包括我自己，才意識到，眼下是一部發生在現實中的電影，既重要又危險，大家腦海中都閃過同樣的念頭。
但孩子們的反應卻是一緻的。
“最要緊的，”他們對我說，“是給皮諾切特裝上一條長長的驢尾巴。
”他們說的是那個衆所周知的兒童遊戲：蒙上眼睛的孩子要準确地把尾巴貼到紙驢的屁股上。
“一定做到，”我估量着将要拍攝的電影膠片的長度，回答說，“驢尾巴差不多會有七千米長。
” 一周之後，我和埃萊娜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着陸。
出于技術考慮，在沒有預先固定行程的情況下，這趟旅行涵蓋七座歐洲城市，這是為了讓我憑借一本無懈可擊的護照來适應新身份。
那其實是一本真實的烏拉圭護照，合法持證人的姓名和所有信息都是真實的。
護照主人把它當作一份政治貢獻交給我們，他知道護照将被篡改，用來幫助他人入境智利。
我們唯一要做的是把原先的照片換成我本人喬裝打扮之後的證件照。
我的行頭都是依照這個假名字準備的：我的襯衫上繡着名字首字母交織而成的圖案，我的公文包、名片和信紙上也印有姓名縮寫。
經過好幾個小時的練習，我已學會了毫不遲疑地寫下他的簽名。
由于時間倉促，唯一不能解決的是來不及辦一張信用卡。
這是個危險的纰漏，因為以我所扮演角色的身份，沒道理拿着美元現金來購買旅途當中的幾張機票。
盡管實際生活裡的種種不合保準叫我們兩天内就鬧離婚，但我和埃萊娜仍學會了勉強遷就彼此，表現得像一對能克服任何糟糕的家庭沖突的夫妻。
我倆都熟知對方虛構的身份、虛構的過去和虛構的資産階級趣味，我想，就算遭受深度審訊，我倆也不會犯什麼嚴重的錯誤。
我們編造出來的故事完美無缺。
我們的身份是一家總部設在巴黎的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眼下率領一支攝制組到智利為一款新品香水拍攝廣告，這款香水計劃于次年秋天投放歐洲市場。
之所以選擇智利，是因為這裡一年到頭任何時節都能同時找到截然不同的四季景色與風貌，從炎熱的海灘到終年不化的雪峰一應俱全，這樣的國家全球少有。
抵達智利時，埃萊娜身穿高檔歐洲時裝，風度迷人，神态自若，跟他們在巴黎介紹給我的那位姑娘簡直判若兩人：那時，她披着蓬松的頭發，穿着蘇格蘭裙，腳上是女學生常穿的軟皮鞋。
我原以為披着企業家的新外套應該還算舒适，但瞥見馬德裡機場一扇玻璃窗裡映出的形象，端詳穿着兩件套深色西裝、豎着襯衫硬領、系着領帶的自己，那副實業大亨的派頭實在叫人反胃。
“真可怕！”我心想，“要是我沒能成為自己，不就淪落成這副模樣了？”那一刻，舊身份遺留給我的唯一物件是一本幾乎翻爛的書，阿萊霍·卡彭鐵爾[2]的偉大小說《消失了的足迹》。
十五年來，這本書始終放在我的行李箱裡，在每一場旅程中陪伴着我，幫我抵禦飛行期間無法克制的恐懼。
然而這一回，我還得忍受全世界不同機場的出入境檢查，學會克服那本陌生護照帶來的緊張感。
第一站是日内瓦，一切順利，但我知道，餘生我肯定永遠忘不了這般場景：移民局官員相當仔細地檢查護照，幾乎一頁一頁地翻看，最後擡眼端詳我，跟照片作比對。
我屏住呼吸，凝視那些官員的眼睛，盡管那本護照上唯一屬于我的憑證就是那張照片。
這倒是一劑猛藥。
自此之後，直到飛機在智利聖地亞哥機場開啟艙門，我再也沒遭遇過那種反胃、心悸的感覺。
艙門外一片死寂，十二年後，我再次感受到從安第斯山麓吹來的寒冷的空氣。
機場大樓外牆上挂着一行藍色巨幅标語：“智利在秩序與和平中前進。
”我瞥了一眼手表：距離宵禁開始，還剩不到一個小時。
[1]指智利“9·11”。
1973年9月11日，皮諾切特将軍發動政變，空軍轟炸了智利總統府，阿連德總統慘遭殺害。
皮諾切特上台，開始了對智利的軍事獨裁統治。
[2]阿萊霍·卡彭鐵爾（AlejoCarpentier，1904－1980），古巴小說家、散文家、文學評論家、新聞記者和音樂理論家，被譽為“拉美文學小說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