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秘密重返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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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最奇特的一段經曆，因為我很快發現，埃萊娜在私人生活中既友善又嚴肅，但我絕不可能跟她共處一室。
專家們之所以挑選她，是因為她的職業經驗與政治素養，她能把我限定在一條軌道上，不給我留随意發揮的空間。
作為一名主張自由的藝術創作者，我可不欣賞這一套。
後來，當一切進展順利，我才意識到自己對埃萊娜的态度不夠公平。
或許我下意識地将她和另一個自我的世界混同了。
我拒絕屈就那個世界，即便明知眼前的處境可謂命懸一線。
如今回想起那段奇特的經曆，我自問，當一切過去後，這場婚姻可否算得上是典範：待在同一片屋檐下時，我們幾乎總是無法忍受對方。
埃萊娜沒有身份問題。
她是智利人，盡管近十五年都沒在智利長期居住過。
但她也從未流亡，沒被全世界任何國家的警察追蹤，因此她的掩護是毫無破綻的。
埃萊娜曾在不同國家執行過許多重要的政治任務，而在自己國家拍攝一部地下電影的主意激起了她的興趣。
難題在于我的身份。
出于技術上的考慮，烏拉圭國籍再合适不過，因此我被迫習得一套跟自己全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再編造一套發生在我不熟悉的國家的個人經曆。
不過，在預定日期之前，我已練就了一旦有人叫我的假名就立刻轉頭的本事，也能回答有關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城最刁鑽的問題，例如該乘哪一路公交車回家，甚至二十五年前我“曾就讀”的第十一中學的同學們各自家庭情況如何，我還能說出坐落于意大利街上的這所中學相隔兩個街區的地方有一家藥店，隔一個街區的地方有一家新建的超市。
唯一需要刻意避免的是笑，因為我笑起來實在太特别了，即便化了妝也會暴露自己。
因此，喬裝易容這項任務的負責人盡可能富于戲劇性地告誡我：“要是笑了，你就死定了。
”不過，一個操持大宗生意的國際大亨長着一張無法擠出笑容的鐵面，倒也不足為奇。
那段日子出現了一個未曾料到的變故。
智利政府宣布實施一項新的戒嚴令，這對執行計劃的時機有所影響。
獨裁政府因為芝加哥學派經濟冒險的顯著失敗而威信受損，所以啟用戒嚴的辦法來對付聯合起來的反抗力量。
獨裁政權建立以來，智利境内各方抵抗力量第一次形成了統一陣線。
一九八三年五月，爆發了第一波街頭抗議事件，其後反複持續了一整年，許多鬥争經驗豐富的青年，特别是婦女都參與進來，但抗議也遭到了血腥鎮壓。
資産階級當中最為進步的力量第一次加入到抵抗陣營中來，與合法的、不合法的力量聯合在一起，發動了持續一天的全國總罷工。
全社會顯示出的力量和決心激怒了獨裁政府，政府提前啟動了戒嚴令。
氣急敗壞的皮諾切特像表演舞台劇似的發出一陣叫嚣，他的話在世界各地激起回響： “再這樣鬧下去，我們要再搞一場‘九一一’[1]行動！” 這種局面看起來的确對我們的拍攝工作有利：這部影片就是要抓住國内的現實動向，甚至是外人看不到的因素。
但同時，警察管制肯定更加森嚴，鎮壓也會更加殘酷，受宵禁影響，留給拍攝的時間将大為縮短。
不過，國内抵抗組織分析了形勢的方方面面，結果如我所願，鼓勵繼續推進方案。
于是，我們順利在預定好的日子揚帆起航。
給皮諾切特裝上一條長長的驢尾巴 第一場嚴峻的考驗發生在從馬德裡機場出發的那天。
我已經有一個多月沒見過妻子艾麗和孩子們了。
三個孩子分别叫玻奇、小米格爾和卡塔麗娜。
這段日子我甚至都不能直接獲得他們的音訊，安保負責人的意思是不辭而别，省得跟他們告别時生出枝節。
此外，在最初構想時，既然要保證所有人平安無事，那麼我的家人最好幹脆不知情。
但不久我們就意識到這麼做沒意義。
和預想的相反，說到後勤工作，誰也比不上艾麗能幹。
她在馬德裡和巴黎、巴黎和羅馬之間往返，甚至後來還飛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接收和處理我從智利國内一點點送出的素材，甚至在必要時幫我籌措拍攝所需的補充資金。
事實如此。
另一方面，我女兒卡塔麗娜在籌備的最初階段就發現，我卧室裡堆放着一套套跟我的穿衣風格甚至個性截然不符的新衣服。
她如此緊張不安，好奇心那麼重，我别無選擇，隻能把孩子們叫到一起，将我的計劃說給他們聽。
孩子們聽了很興奮，有一種入夥成為同謀的高興勁兒。
專家們之所以挑選她，是因為她的職業經驗與政治素養，她能把我限定在一條軌道上，不給我留随意發揮的空間。
作為一名主張自由的藝術創作者，我可不欣賞這一套。
後來，當一切進展順利，我才意識到自己對埃萊娜的态度不夠公平。
或許我下意識地将她和另一個自我的世界混同了。
我拒絕屈就那個世界，即便明知眼前的處境可謂命懸一線。
如今回想起那段奇特的經曆，我自問，當一切過去後，這場婚姻可否算得上是典範：待在同一片屋檐下時，我們幾乎總是無法忍受對方。
埃萊娜沒有身份問題。
她是智利人，盡管近十五年都沒在智利長期居住過。
但她也從未流亡，沒被全世界任何國家的警察追蹤，因此她的掩護是毫無破綻的。
埃萊娜曾在不同國家執行過許多重要的政治任務，而在自己國家拍攝一部地下電影的主意激起了她的興趣。
難題在于我的身份。
出于技術上的考慮，烏拉圭國籍再合适不過，因此我被迫習得一套跟自己全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再編造一套發生在我不熟悉的國家的個人經曆。
不過，在預定日期之前，我已練就了一旦有人叫我的假名就立刻轉頭的本事，也能回答有關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城最刁鑽的問題，例如該乘哪一路公交車回家，甚至二十五年前我“曾就讀”的第十一中學的同學們各自家庭情況如何，我還能說出坐落于意大利街上的這所中學相隔兩個街區的地方有一家藥店，隔一個街區的地方有一家新建的超市。
唯一需要刻意避免的是笑，因為我笑起來實在太特别了，即便化了妝也會暴露自己。
因此，喬裝易容這項任務的負責人盡可能富于戲劇性地告誡我：“要是笑了，你就死定了。
”不過，一個操持大宗生意的國際大亨長着一張無法擠出笑容的鐵面，倒也不足為奇。
那段日子出現了一個未曾料到的變故。
智利政府宣布實施一項新的戒嚴令，這對執行計劃的時機有所影響。
獨裁政府因為芝加哥學派經濟冒險的顯著失敗而威信受損，所以啟用戒嚴的辦法來對付聯合起來的反抗力量。
獨裁政權建立以來，智利境内各方抵抗力量第一次形成了統一陣線。
一九八三年五月，爆發了第一波街頭抗議事件，其後反複持續了一整年，許多鬥争經驗豐富的青年，特别是婦女都參與進來，但抗議也遭到了血腥鎮壓。
資産階級當中最為進步的力量第一次加入到抵抗陣營中來，與合法的、不合法的力量聯合在一起，發動了持續一天的全國總罷工。
全社會顯示出的力量和決心激怒了獨裁政府，政府提前啟動了戒嚴令。
氣急敗壞的皮諾切特像表演舞台劇似的發出一陣叫嚣，他的話在世界各地激起回響： “再這樣鬧下去，我們要再搞一場‘九一一’[1]行動！” 這種局面看起來的确對我們的拍攝工作有利：這部影片就是要抓住國内的現實動向，甚至是外人看不到的因素。
但同時，警察管制肯定更加森嚴，鎮壓也會更加殘酷，受宵禁影響，留給拍攝的時間将大為縮短。
不過，國内抵抗組織分析了形勢的方方面面，結果如我所願，鼓勵繼續推進方案。
于是，我們順利在預定好的日子揚帆起航。
給皮諾切特裝上一條長長的驢尾巴 第一場嚴峻的考驗發生在從馬德裡機場出發的那天。
我已經有一個多月沒見過妻子艾麗和孩子們了。
三個孩子分别叫玻奇、小米格爾和卡塔麗娜。
這段日子我甚至都不能直接獲得他們的音訊，安保負責人的意思是不辭而别，省得跟他們告别時生出枝節。
此外，在最初構想時，既然要保證所有人平安無事，那麼我的家人最好幹脆不知情。
但不久我們就意識到這麼做沒意義。
和預想的相反，說到後勤工作，誰也比不上艾麗能幹。
她在馬德裡和巴黎、巴黎和羅馬之間往返，甚至後來還飛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接收和處理我從智利國内一點點送出的素材，甚至在必要時幫我籌措拍攝所需的補充資金。
事實如此。
另一方面，我女兒卡塔麗娜在籌備的最初階段就發現，我卧室裡堆放着一套套跟我的穿衣風格甚至個性截然不符的新衣服。
她如此緊張不安，好奇心那麼重，我别無選擇，隻能把孩子們叫到一起，将我的計劃說給他們聽。
孩子們聽了很興奮，有一種入夥成為同謀的高興勁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