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假名和加密無政府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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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BlackNet的例子，那裡出現了雙向匿名接觸。
但實際上，殺手所承擔的風險并未減少，因為他們的實際行為并非不可追蹤，但是買家不必擔心這種風險（我猜測，在建立聯系和支付步驟中存在更大的風險）。
不妨想一下那些持有數字貨币直到契約完成的匿名托管服務。
前文已經提到了加密無政府主義對企業和國家間諜活動的影響。
結合數據避風港和信息市場的流動，保密可能會變得更難。
想象一下，在軍事武器手冊之後，一本數字海軍雜志被匿名編輯并用數字貨币銷售，超出了不想透露本國秘密的各國政府的管轄範圍。
同樣，無論是把它當作間諜活動還是新聞爆料，公布各種秘密将會容易得多。
組織中居心叵測的人隻需要鍊接到BlackNet這樣的服務即可。
對于恐怖分子、戀童癖以及其他使用PGP、PGPhone和其他加密工具的騎士的問題，還能有什麼辦法呢？畢竟，PGP的使用在保護隐私方面得到了廣泛的推廣。
戀童癖、黑手黨、洗錢者、巴勒斯坦的支持者、核材料走私者，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歹徒（或英雄，取決于一個人的價值觀）當然會考慮他們的通信安全。
随着通信技術使得遠程組織成為可能，各種各樣的恐怖主義活動發生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
那又如何？畢竟，罪犯和陰謀家也會鎖門、挂窗簾，當衆說話時也會壓低嗓門兒，租酒店房間密謀犯罪，使用各種方法以更好地确保隐私和保密。
然而，憲法是非常清楚的，我們不能堅決要求不許挂窗簾、談話要錄音、鑰匙要“托管”。
在逮捕和審判之前，我們無法知道誰是罪犯、誰是遵紀守法的公民。
這就是為什麼談論放棄保護隐私來“抓捕罪犯”愚蠢至極。
然而，一些犯罪分子會不可避免地使用強加密，甚至可能涉及一些特别令人發指的罪行。
這肯定會被用作限制加密的一個理由。
一些人打趣地說：“國家安全是憲法的根密碼。
” 加密無政府主義有一些混亂的方面，這一點毋庸置疑。
所有的技術和經濟革命都産生了混亂和重新洗牌。
加密無政府主義也不例外。
有相對不重要的事情，如操縱價格和内幕交易；也有更嚴重的事情，如經濟間諜活動、破壞企業知識産權；還有非常黑暗的事情，如匿名雇兇殺人。
但我們不要忘記，在這個世紀裡，幾個國家殺害的人加起來都超過一億了：希特勒、波爾布特[24]，這隻是列舉了最極端的兩個例子而已。
很難想象，哪種數字契約的殺戮會接近民族國家的野蠻行徑（但這是我們無法準确談論的東西，我認為我們在是否接受加密無政府主義方面都選擇有限，所以我選擇關注光明的一面）。
我們很難辯稱，匿名市場和逃稅風險是全球範圍内抵制通信和加密工具的正當理由。
人們總是互相殺戮，政府并沒有阻止這一點（可以說，他們使問題變得更糟，正如20世紀的戰争所表現的那樣）。
此外，減小加密對個人安全的威脅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很多。
血緣關系的重要性可能會變得更加重要，就像亞洲和中東經濟體長期以來的情況一樣。
雇用私人保護機構也會有所幫助。
老大哥在裡面？ 政府害怕他們的公民掌握強大且無法破譯的加密。
各國政府認為，這些技術削弱了它們的權力，并采取了各種措施限制強加密的使用。
美國進行了幾次廣為人知的努力，包括Clipper芯片、數字電話竊聽法規、“自願”密鑰托管的建議。
卡爾·埃裡森将這些計劃稱為“GAK”，即“政府獲取密鑰”。
這些自願項目不太可能維持下去。
密碼朋克和其他人希望這些努力最終會被規避。
技術已經把精靈放出了魔瓶。
加密無政府主義是把個人從他們有形的鄰居——那些網絡上無法知道他們是誰或在做什麼的人——和政府的高壓中解放出來。
對于自由主義者來說，強加密提供了避開政府的手段。
數字現金和數字銀行很可能成為立法行動的目标，以限制加密無政府主義和數字經濟的部署。
無論是通過銀行監管還是稅法，數字貨币都不太可能輕易地發行。
但是正如關于敲詐勒索的讨論所指出的那樣，如果無法追蹤的數字貨币的發行者無處不在，那麼加密無政府主義會産生許多有趣的結果。
限制使用強加密的提議與“毒品戰争”有着明顯的相似之處。
公鑰加密的發明者之一惠特·迪菲曾指出，毒品戰争有效地迫使公司成了緝毒戰士。
如果在公司内發現毒品，公司的資産（卡車、船隻、倉庫）将被沒收，并喪失政府的業務，公司随機搜索員工儲物櫃，進行尿液采樣，把“拒絕毒品”的海報張貼在自助餐廳和工作區域。
因此，依賴于“加密戰争”的制度會迫使企業采用“密鑰恢複”系統（畢竟，企業可能相互勾結，或操縱價格，或密謀違反限制他們的各種法律……因此政府希望使用這樣的秘密通信）。
對公司的這種壓力将會對普通市民産生影響。
現在在某些司法轄區有一項需求，所有公職候選人要接受藥物測試。
如果這些政策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那麼人們就會期望毒品測試應用到其他國家授權的事項上，如駕駛執照和工作許可證。
顯然，這個國家已經遠遠超出憲法制定者所能想象的任何概念。
大公司和政府之間不健康的密切關系經常會導緻各種交易的産生。
各公司尋求成為政府認可的、密鑰托管加密的首選供應商。
各種“倡議”和“聯盟”是達成交易的途徑。
經濟學家稱之為“尋租”。
中世紀行會就是這種現象的一個例子。
強權政府經常談論“密鑰恢複需要合法化”，正如一個人想将備用鑰匙存放在他的律師那裡或保險箱裡，或公司想将關鍵信息加密，并且加密之後信息不會因為加密者丢失密鑰、忘記密碼、死亡或者離職等情況而丢失。
政府聲稱這是對“密鑰恢複”倡議的支持，其程序迫使用戶允許使用密鑰。
但這種說法具有誤導性，而且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如果有迫切需要，私營企業制度肯定會去滿足它——不需要政府的“幫助”，也不需要提案中強加給企業的限制。
其次，文件存儲和傳輸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
當愛麗絲使用加密術來存儲她的文件時，她使用的密鑰與給鮑伯傳送文件時所用的不同（事實上，可能是鮑伯的公共密鑰）。
因此，沒有迫切的業務需要恢複傳輸密鑰。
因為雙方很可能都有本地存儲的材料。
然而，政府的密鑰恢複提案側重于信息傳輸的加密方法。
猜猜看，誰會有興趣閱讀截獲的傳輸？最後，對加密系統的出口限制，需要第三方托管密鑰，顯然與滿足企業的“需求”沒有任何關系。
看外國政府對美國擁有訪問公司和公民通信系統的特殊權限做出的反應，将會很有趣。
我的猜測是，伊拉克向美國出口“薩達姆可讀”的特殊加密軟件，美國會以同樣的方式回應。
任何允許政府跟蹤交易、信息、獲取密鑰的系統，本質上都完全抛棄了加密術帶來的好處。
如果不明白的話，就問問自己，以國家法律和秩序重建委員會[25]而聞名的緬甸政府，是否會使用它的“政府獲取密鑰”圍捕在叢林裡使用筆記本電腦和PGP通信的異己分子。
希特勒和希姆萊會使用“密鑰恢複”來确定猶太人的交談對象并把他們圍殲嗎？追蹤接觸者是壓制群體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東德史塔西[26]會追蹤數字現金交易嗎？答案顯而易見。
對于這個星球上現存的每一個政府，人們都可以很容易地想到幾十個例子，例如，訪問密鑰、訪問日記、訪問支出記錄等，這些都會被執政黨所利用。
一個政府認為的“犯罪”或“可疑”通常是它認為對其行使權力構成威脅的行為。
關于“抓捕罪犯”的言論漏掉了這一點：政府通常使用監視權力來控制公民。
幸運的是，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打擊加密并不容易成功實施。
盡管許多人認為，憲法規定，國内（美國）對于加密和數字貨币的一些限制似乎是有可能的。
這不會發生嗎？政府如何規定身份證明和現金購買的追蹤機制？人們發現，在汽車和飛機上攜帶現金會被他們“沒收”，沒有審判，也沒有補救機制（奧威爾稱其為沿着“非法使用貨币”的路線）。
美國政府繼續推動其“密鑰恢複”或密鑰注冊的概念，并且限制加密系統的強度。
純粹自願的密鑰恢複系統并不會遭人反對，因為公民怎麼使用自己的鑰匙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然而危險的是，一個廣泛部署的表面上自願的系統可以通過國會表決或總統令變成強制性的。
這種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令人擔憂，無論拟議的制度是槍支登記（這就容易導緻沒收，就像納粹德國發生的事情一樣）、植入式身份證件、公共場所的攝像機、對于寫作或演講的“自願的自我評價”，還是更廣泛地使用政府批準的身份證。
确實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政府對于推進Clipper芯片、Tessera芯片以及各種GAK提案方面的興趣，旨在讓托管加密得到廣泛應用，同時最終淘汰非GAK密碼。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其原因有很多，在這裡隻讨論其中的一些。
任何試圖禁止密碼學的嘗試都将面臨一場激烈的抗議。
正如幾年前的一句戲言：“當他們把我冰冷僵硬的手指從鍵盤上撬開時，就會得到我的密鑰。
” 強加密的廣泛使用意味着“流氓加密”（恐怖分子、加密無政府主義者、自由戰士）迷失在其他大量的用途中。
關閉所有的加密意味着關閉加密的商業用途以實現保密，并可能意味着數字貿易的結束，這個代價無疑太大。
盡可能長時間推遲加密行動的另一個原因是：讓商業中的加密通信變得越來越普遍，以至于一旦終止，金融災難便接踵而至。
殖民網絡空間 這些想法将如何影響網絡空間的發展？在争論網絡空間對日常生活影響的時候，一種常見的批評是：“你不能吃掉網絡空間。
”論據是，金錢和資源在未來的網絡空間系統積累無法轉移或進入真實的世界。
即使像尼爾·斯蒂芬森這樣有先見之明的思想家也在《雪崩》一書中寫道：主角在“多元宇宙”中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但在現實世界裡卻是一個乞丐。
弗諾·文奇《真名實姓》中的主人公滑溜先生因疏忽落到了聯邦調查局手裡，因為他在“兩個世界”都太成功了。
無法将資金從一個領域轉移到另一個領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原因有幾個。
首先，我們經常看到虛拟世界中的财富轉移到現實世界，如股票交易、秘密咨詢知識，等等。
其次，各種洗錢手段，通過假發票、未收回的貸款、藝術品等，都是衆所周知的洗錢手段……這些方法以及未來更先進的方法，可能會被那些希望自己的網絡利潤轉移到現實世界的人使用。
最後，許多利用加密無政府主義提供機會的人将選擇生活在監視國家和高稅率管轄區之外。
鄧肯·弗裡塞爾指的是“永久的遊客”，就像舊的“噴氣機”。
大多數網絡和網絡用戶已經很少注意他們所在地區或國家的公認的法律，他們顯然将自己視為各種虛拟社區，而不是當地管轄機構的成員。
這一趨勢正在加速。
加密可以很容易甚至安全地忽略大部分規定在網絡空間中可以做什麼的地方法律。
最重要的是，信息可以匿名購買和出售，然後在現實世界中使用。
沒有理由認為，這種能力不會成為至少部分轉移到網絡空間的主要原因。
萬維網正在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長。
結合密碼保護的通信和某種形式的數字現金将加速人們期待已久的網絡空間的殖民化。
但這會發生嗎？ 強加密提供了新的個人隐私級别，在監視、控制以及要求身份證和許可證的誘惑越來越強大的時代，這一切都變得更加重要。
民族國家的權力将會被削弱，稅收政策将不得不改變，而經濟互動将更多地基于個人計算的對與錯，而非社會要求。
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真正的恐怖，個人有權對是非對錯做出自己的判斷，然後按照他的願望行事，加入自己所期望的社區，購買自己所期望的服務，忽視民主群衆的意志。
如果強加密和這裡讨論的相關概念制造了一種“加密奇點”，那麼我相信這個奇點的另一邊會像弗諾·文奇讨論的人工智能和納米技術一樣透明。
強加密提供了一種技術手段，确保人們可以自由地閱讀并寫下自己所期望的東西（盡管或許不像《真名實姓》中的那樣，國家的民主可能仍然試圖通過多數人的投票來控制行為，決定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什麼，可以讀什麼、不可以讀什麼，等等）。
當然，如果言論是自由的，那麼許多類型的經濟互動本質上都與言論自由有關。
雖然許多人可能會對這裡讨論的想法感到畏懼，但很明顯，其他人正在擁抱這個世界。
這足以讓事情變得有趣。
相變 我們正處在“岔路口”，岔路口本質上是不歸路，在此處，事物隻會被大力拉向一邊或另一邊，這兩邊分别是： ·監控狀态。
限制加密、消費、持有各種物品（除了傳統的槍支和毒品之類的東西），限制信息的傳播，當然還會限制很多其他的事情； ·自由主義或無政府資本狀态。
人們使用各種安全和私人的渠道互動，交換信息，買賣商品和服務，進行跨國通信。
“無政府狀态”與生活中看到的很多方面的無政府狀态一樣：閱讀選擇、飲食選擇、網絡論壇，等等。
很難想象兩者之間的穩定狀态。
拉向一邊或另一邊的力相當強大。
用混沌理論中的術語來講，這裡有兩個“吸引子”。
每個主要恐怖分子或犯罪“事件”——俄克拉何馬城、環球航空公司800号航班空難、網絡上的戀童癖，等等——讓我們徑直跳向集權監控主義狀态。
然而，每一個新的匿名重郵器、每一個新的網站、每一個新的T1鍊路，等等，都讓我們朝着加密無政府主義的方向前進。
哪邊會赢現在還不清楚，但我的直覺是，我們幾年前就走上了不歸路，現在已經不可逆轉地走上了加密無政府主義的道路。
我們越快、越廣泛地部署強加密——重郵器、強加密、海外避風港、數字貨币、加密的網絡鍊接、信息市場——我們赢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旦有足夠強大的加密黑色通道可用，再去打擊和阻止基本就晚了。
這匹馬會沖出馬廄——這可能已經發生了。
再加上混合的隐形通道，幾種通道已經擁有了大量帶寬，回頭太晚了，臨界點已經過了。
相變正在到來，這是一個“加密奇點”（借用弗諾·文奇創造的一個詞語）。
虛拟社區正處于優勢地位，取代了傳統的國家觀念。
自願的經濟和社會關系擁有真正的結社自由。
虛拟社區，連接着不對外透明的黑色通道，一切由他們自己的規則和行為标準來約束。
一場重大的戰鬥已經在政府力量和加密無政府力量之間展開。
既然潘多拉的魔盒已經打開，我們不妨好好利用它。
緻謝 我要感謝多年來與密碼朋克核心貢獻者名單上的成員們進行的許多讨論，包括有形的和虛拟的讨論。
特别感謝埃裡克·休斯、哈爾·芬尼、樂琪·格林、休米·丹尼爾、尼克·薩博、羅賓·漢森、鄧肯·弗裡塞爾、布萊克·尤尼康、桑迪·桑德福特、吉姆·貝爾、吉姆·貝内特、道格·巴尼斯、基思·亨森、彼得·亨德裡克森、邁克爾·弗魯姆金、已故的菲爾·沙林、鮑伯·弗萊明、切麗·庫什納、奇普·莫甯斯達、馬克·米勒、大衛·弗裡德曼，以及給予批評指正和貢獻想法的很多人。
但實際上，殺手所承擔的風險并未減少，因為他們的實際行為并非不可追蹤，但是買家不必擔心這種風險（我猜測，在建立聯系和支付步驟中存在更大的風險）。
不妨想一下那些持有數字貨币直到契約完成的匿名托管服務。
前文已經提到了加密無政府主義對企業和國家間諜活動的影響。
結合數據避風港和信息市場的流動，保密可能會變得更難。
想象一下，在軍事武器手冊之後，一本數字海軍雜志被匿名編輯并用數字貨币銷售，超出了不想透露本國秘密的各國政府的管轄範圍。
同樣，無論是把它當作間諜活動還是新聞爆料，公布各種秘密将會容易得多。
組織中居心叵測的人隻需要鍊接到BlackNet這樣的服務即可。
對于恐怖分子、戀童癖以及其他使用PGP、PGPhone和其他加密工具的騎士的問題，還能有什麼辦法呢？畢竟，PGP的使用在保護隐私方面得到了廣泛的推廣。
戀童癖、黑手黨、洗錢者、巴勒斯坦的支持者、核材料走私者，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歹徒（或英雄，取決于一個人的價值觀）當然會考慮他們的通信安全。
随着通信技術使得遠程組織成為可能，各種各樣的恐怖主義活動發生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
那又如何？畢竟，罪犯和陰謀家也會鎖門、挂窗簾，當衆說話時也會壓低嗓門兒，租酒店房間密謀犯罪，使用各種方法以更好地确保隐私和保密。
然而，憲法是非常清楚的，我們不能堅決要求不許挂窗簾、談話要錄音、鑰匙要“托管”。
在逮捕和審判之前，我們無法知道誰是罪犯、誰是遵紀守法的公民。
這就是為什麼談論放棄保護隐私來“抓捕罪犯”愚蠢至極。
然而，一些犯罪分子會不可避免地使用強加密，甚至可能涉及一些特别令人發指的罪行。
這肯定會被用作限制加密的一個理由。
一些人打趣地說：“國家安全是憲法的根密碼。
” 加密無政府主義有一些混亂的方面，這一點毋庸置疑。
所有的技術和經濟革命都産生了混亂和重新洗牌。
加密無政府主義也不例外。
有相對不重要的事情，如操縱價格和内幕交易；也有更嚴重的事情，如經濟間諜活動、破壞企業知識産權；還有非常黑暗的事情，如匿名雇兇殺人。
但我們不要忘記，在這個世紀裡，幾個國家殺害的人加起來都超過一億了：希特勒、波爾布特[24]，這隻是列舉了最極端的兩個例子而已。
很難想象，哪種數字契約的殺戮會接近民族國家的野蠻行徑（但這是我們無法準确談論的東西，我認為我們在是否接受加密無政府主義方面都選擇有限，所以我選擇關注光明的一面）。
我們很難辯稱，匿名市場和逃稅風險是全球範圍内抵制通信和加密工具的正當理由。
人們總是互相殺戮，政府并沒有阻止這一點（可以說，他們使問題變得更糟，正如20世紀的戰争所表現的那樣）。
此外，減小加密對個人安全的威脅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很多。
血緣關系的重要性可能會變得更加重要，就像亞洲和中東經濟體長期以來的情況一樣。
雇用私人保護機構也會有所幫助。
老大哥在裡面？ 政府害怕他們的公民掌握強大且無法破譯的加密。
各國政府認為，這些技術削弱了它們的權力，并采取了各種措施限制強加密的使用。
美國進行了幾次廣為人知的努力，包括Clipper芯片、數字電話竊聽法規、“自願”密鑰托管的建議。
卡爾·埃裡森将這些計劃稱為“GAK”，即“政府獲取密鑰”。
這些自願項目不太可能維持下去。
密碼朋克和其他人希望這些努力最終會被規避。
技術已經把精靈放出了魔瓶。
加密無政府主義是把個人從他們有形的鄰居——那些網絡上無法知道他們是誰或在做什麼的人——和政府的高壓中解放出來。
對于自由主義者來說，強加密提供了避開政府的手段。
數字現金和數字銀行很可能成為立法行動的目标，以限制加密無政府主義和數字經濟的部署。
無論是通過銀行監管還是稅法，數字貨币都不太可能輕易地發行。
但是正如關于敲詐勒索的讨論所指出的那樣，如果無法追蹤的數字貨币的發行者無處不在，那麼加密無政府主義會産生許多有趣的結果。
限制使用強加密的提議與“毒品戰争”有着明顯的相似之處。
公鑰加密的發明者之一惠特·迪菲曾指出，毒品戰争有效地迫使公司成了緝毒戰士。
如果在公司内發現毒品，公司的資産（卡車、船隻、倉庫）将被沒收，并喪失政府的業務，公司随機搜索員工儲物櫃，進行尿液采樣，把“拒絕毒品”的海報張貼在自助餐廳和工作區域。
因此，依賴于“加密戰争”的制度會迫使企業采用“密鑰恢複”系統（畢竟，企業可能相互勾結，或操縱價格，或密謀違反限制他們的各種法律……因此政府希望使用這樣的秘密通信）。
對公司的這種壓力将會對普通市民産生影響。
現在在某些司法轄區有一項需求，所有公職候選人要接受藥物測試。
如果這些政策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那麼人們就會期望毒品測試應用到其他國家授權的事項上，如駕駛執照和工作許可證。
顯然，這個國家已經遠遠超出憲法制定者所能想象的任何概念。
大公司和政府之間不健康的密切關系經常會導緻各種交易的産生。
各公司尋求成為政府認可的、密鑰托管加密的首選供應商。
各種“倡議”和“聯盟”是達成交易的途徑。
經濟學家稱之為“尋租”。
中世紀行會就是這種現象的一個例子。
強權政府經常談論“密鑰恢複需要合法化”，正如一個人想将備用鑰匙存放在他的律師那裡或保險箱裡，或公司想将關鍵信息加密，并且加密之後信息不會因為加密者丢失密鑰、忘記密碼、死亡或者離職等情況而丢失。
政府聲稱這是對“密鑰恢複”倡議的支持，其程序迫使用戶允許使用密鑰。
但這種說法具有誤導性，而且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如果有迫切需要，私營企業制度肯定會去滿足它——不需要政府的“幫助”，也不需要提案中強加給企業的限制。
其次，文件存儲和傳輸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
當愛麗絲使用加密術來存儲她的文件時，她使用的密鑰與給鮑伯傳送文件時所用的不同（事實上，可能是鮑伯的公共密鑰）。
因此，沒有迫切的業務需要恢複傳輸密鑰。
因為雙方很可能都有本地存儲的材料。
然而，政府的密鑰恢複提案側重于信息傳輸的加密方法。
猜猜看，誰會有興趣閱讀截獲的傳輸？最後，對加密系統的出口限制，需要第三方托管密鑰，顯然與滿足企業的“需求”沒有任何關系。
看外國政府對美國擁有訪問公司和公民通信系統的特殊權限做出的反應，将會很有趣。
我的猜測是，伊拉克向美國出口“薩達姆可讀”的特殊加密軟件，美國會以同樣的方式回應。
任何允許政府跟蹤交易、信息、獲取密鑰的系統，本質上都完全抛棄了加密術帶來的好處。
如果不明白的話，就問問自己，以國家法律和秩序重建委員會[25]而聞名的緬甸政府，是否會使用它的“政府獲取密鑰”圍捕在叢林裡使用筆記本電腦和PGP通信的異己分子。
希特勒和希姆萊會使用“密鑰恢複”來确定猶太人的交談對象并把他們圍殲嗎？追蹤接觸者是壓制群體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東德史塔西[26]會追蹤數字現金交易嗎？答案顯而易見。
對于這個星球上現存的每一個政府，人們都可以很容易地想到幾十個例子，例如，訪問密鑰、訪問日記、訪問支出記錄等，這些都會被執政黨所利用。
一個政府認為的“犯罪”或“可疑”通常是它認為對其行使權力構成威脅的行為。
關于“抓捕罪犯”的言論漏掉了這一點：政府通常使用監視權力來控制公民。
幸運的是，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打擊加密并不容易成功實施。
盡管許多人認為，憲法規定，國内（美國）對于加密和數字貨币的一些限制似乎是有可能的。
這不會發生嗎？政府如何規定身份證明和現金購買的追蹤機制？人們發現，在汽車和飛機上攜帶現金會被他們“沒收”，沒有審判，也沒有補救機制（奧威爾稱其為沿着“非法使用貨币”的路線）。
美國政府繼續推動其“密鑰恢複”或密鑰注冊的概念，并且限制加密系統的強度。
純粹自願的密鑰恢複系統并不會遭人反對，因為公民怎麼使用自己的鑰匙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然而危險的是，一個廣泛部署的表面上自願的系統可以通過國會表決或總統令變成強制性的。
這種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令人擔憂，無論拟議的制度是槍支登記（這就容易導緻沒收，就像納粹德國發生的事情一樣）、植入式身份證件、公共場所的攝像機、對于寫作或演講的“自願的自我評價”，還是更廣泛地使用政府批準的身份證。
确實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政府對于推進Clipper芯片、Tessera芯片以及各種GAK提案方面的興趣，旨在讓托管加密得到廣泛應用，同時最終淘汰非GAK密碼。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其原因有很多，在這裡隻讨論其中的一些。
任何試圖禁止密碼學的嘗試都将面臨一場激烈的抗議。
正如幾年前的一句戲言：“當他們把我冰冷僵硬的手指從鍵盤上撬開時，就會得到我的密鑰。
” 強加密的廣泛使用意味着“流氓加密”（恐怖分子、加密無政府主義者、自由戰士）迷失在其他大量的用途中。
關閉所有的加密意味着關閉加密的商業用途以實現保密，并可能意味着數字貿易的結束，這個代價無疑太大。
盡可能長時間推遲加密行動的另一個原因是：讓商業中的加密通信變得越來越普遍，以至于一旦終止，金融災難便接踵而至。
殖民網絡空間 這些想法将如何影響網絡空間的發展？在争論網絡空間對日常生活影響的時候，一種常見的批評是：“你不能吃掉網絡空間。
”論據是，金錢和資源在未來的網絡空間系統積累無法轉移或進入真實的世界。
即使像尼爾·斯蒂芬森這樣有先見之明的思想家也在《雪崩》一書中寫道：主角在“多元宇宙”中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但在現實世界裡卻是一個乞丐。
弗諾·文奇《真名實姓》中的主人公滑溜先生因疏忽落到了聯邦調查局手裡，因為他在“兩個世界”都太成功了。
無法将資金從一個領域轉移到另一個領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原因有幾個。
首先，我們經常看到虛拟世界中的财富轉移到現實世界，如股票交易、秘密咨詢知識，等等。
其次，各種洗錢手段，通過假發票、未收回的貸款、藝術品等，都是衆所周知的洗錢手段……這些方法以及未來更先進的方法，可能會被那些希望自己的網絡利潤轉移到現實世界的人使用。
最後，許多利用加密無政府主義提供機會的人将選擇生活在監視國家和高稅率管轄區之外。
鄧肯·弗裡塞爾指的是“永久的遊客”，就像舊的“噴氣機”。
大多數網絡和網絡用戶已經很少注意他們所在地區或國家的公認的法律，他們顯然将自己視為各種虛拟社區，而不是當地管轄機構的成員。
這一趨勢正在加速。
加密可以很容易甚至安全地忽略大部分規定在網絡空間中可以做什麼的地方法律。
最重要的是，信息可以匿名購買和出售，然後在現實世界中使用。
沒有理由認為，這種能力不會成為至少部分轉移到網絡空間的主要原因。
萬維網正在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長。
結合密碼保護的通信和某種形式的數字現金将加速人們期待已久的網絡空間的殖民化。
但這會發生嗎？ 強加密提供了新的個人隐私級别，在監視、控制以及要求身份證和許可證的誘惑越來越強大的時代，這一切都變得更加重要。
民族國家的權力将會被削弱，稅收政策将不得不改變，而經濟互動将更多地基于個人計算的對與錯，而非社會要求。
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真正的恐怖，個人有權對是非對錯做出自己的判斷，然後按照他的願望行事，加入自己所期望的社區，購買自己所期望的服務，忽視民主群衆的意志。
如果強加密和這裡讨論的相關概念制造了一種“加密奇點”，那麼我相信這個奇點的另一邊會像弗諾·文奇讨論的人工智能和納米技術一樣透明。
強加密提供了一種技術手段，确保人們可以自由地閱讀并寫下自己所期望的東西（盡管或許不像《真名實姓》中的那樣，國家的民主可能仍然試圖通過多數人的投票來控制行為，決定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什麼，可以讀什麼、不可以讀什麼，等等）。
當然，如果言論是自由的，那麼許多類型的經濟互動本質上都與言論自由有關。
雖然許多人可能會對這裡讨論的想法感到畏懼，但很明顯，其他人正在擁抱這個世界。
這足以讓事情變得有趣。
相變 我們正處在“岔路口”，岔路口本質上是不歸路，在此處，事物隻會被大力拉向一邊或另一邊，這兩邊分别是： ·監控狀态。
限制加密、消費、持有各種物品（除了傳統的槍支和毒品之類的東西），限制信息的傳播，當然還會限制很多其他的事情； ·自由主義或無政府資本狀态。
人們使用各種安全和私人的渠道互動，交換信息，買賣商品和服務，進行跨國通信。
“無政府狀态”與生活中看到的很多方面的無政府狀态一樣：閱讀選擇、飲食選擇、網絡論壇，等等。
很難想象兩者之間的穩定狀态。
拉向一邊或另一邊的力相當強大。
用混沌理論中的術語來講，這裡有兩個“吸引子”。
每個主要恐怖分子或犯罪“事件”——俄克拉何馬城、環球航空公司800号航班空難、網絡上的戀童癖，等等——讓我們徑直跳向集權監控主義狀态。
然而，每一個新的匿名重郵器、每一個新的網站、每一個新的T1鍊路，等等，都讓我們朝着加密無政府主義的方向前進。
哪邊會赢現在還不清楚，但我的直覺是，我們幾年前就走上了不歸路，現在已經不可逆轉地走上了加密無政府主義的道路。
我們越快、越廣泛地部署強加密——重郵器、強加密、海外避風港、數字貨币、加密的網絡鍊接、信息市場——我們赢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旦有足夠強大的加密黑色通道可用，再去打擊和阻止基本就晚了。
這匹馬會沖出馬廄——這可能已經發生了。
再加上混合的隐形通道，幾種通道已經擁有了大量帶寬，回頭太晚了，臨界點已經過了。
相變正在到來，這是一個“加密奇點”（借用弗諾·文奇創造的一個詞語）。
虛拟社區正處于優勢地位，取代了傳統的國家觀念。
自願的經濟和社會關系擁有真正的結社自由。
虛拟社區，連接着不對外透明的黑色通道，一切由他們自己的規則和行為标準來約束。
一場重大的戰鬥已經在政府力量和加密無政府力量之間展開。
既然潘多拉的魔盒已經打開，我們不妨好好利用它。
緻謝 我要感謝多年來與密碼朋克核心貢獻者名單上的成員們進行的許多讨論，包括有形的和虛拟的讨論。
特别感謝埃裡克·休斯、哈爾·芬尼、樂琪·格林、休米·丹尼爾、尼克·薩博、羅賓·漢森、鄧肯·弗裡塞爾、布萊克·尤尼康、桑迪·桑德福特、吉姆·貝爾、吉姆·貝内特、道格·巴尼斯、基思·亨森、彼得·亨德裡克森、邁克爾·弗魯姆金、已故的菲爾·沙林、鮑伯·弗萊明、切麗·庫什納、奇普·莫甯斯達、馬克·米勒、大衛·弗裡德曼，以及給予批評指正和貢獻想法的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