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假名和加密無政府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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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司法管轄範圍内，而是“虛拟的”，那麼國家法律執行起來就有問題了。
國家當然可以禁止人們加入這些未經批準的團體，但随後，成員可以通過重郵器等方式訪問它們（這将不可避免地導緻下一步：禁止重郵信息、禁止加密信息、注冊個人計算機和軟件等）。
“邪惡”組織（如兒童色情業者、恐怖分子、洗錢者、種族主義者）使用加密術經常被那些希望限制平民使用加密工具的人所指控。
我稱之為“信息啟示錄四騎士”，它們往往被當作一個民族國家普通公民不能使用加密的原因。
報紙頭條高喊“兒童色情圈使用秘密代碼進行溝通”，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派出發言人在公開會議上就加密的危險性發表講話。
這顯然是一個危險的論點，個中理由多種多樣。
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是用一種鄰居或領導人理解不了的語言表達的權利。
這種語言便是加密語言。
我們中的許多人相信，我們已經看到了民族國家即将終結，虛拟社區對許多人來說變得更加重要。
當然，相比于現實世界中的鄰居，我們中的許多人更“親近”網絡空間中的鄰居——那些與我們有共同的利益的人。
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熱情（雅利安人的國家、綠色和平組織[18]、光輝道路[19]、山達基信徒，等等）通常比一般的民族主義情緒更強烈（這是反對天主教會的說法：相比于省份和國家，天主教徒更忠于梵蒂岡教皇。
不管真假，它顯然已經引起了幾個世紀的關注）。
在這種“自由”社區中，“回避”這一曆史悠久的執行機制重獲新生。
這些社區中沒有人必須閱讀他們不喜歡的信息，隻需通過拒讀名單或傻瓜過濾器把它們過濾掉即可。
信譽問題 什麼能阻止人們在數字交易上違約？什麼能讓他們保證誠信？如果一個人使用了無法追蹤的或匿名的系統而導緻政府和法院無法追查，那麼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将如何運作？ 首先，這些系統并非完全“匿名”。
使用數字簽名和持久的數字假名（或“真實的假名”）的能力，意味着行為可以歸于假名。
一些假名會樹立起良好的交易信譽，而另一些會樹立起不良信譽。
第三方托管服務（傳統意義上的托管，不是美國政府用于密鑰托管的新說法）如何實現生存和繁榮？可以通過給發放資金的業務設置條件，條件滿足時發放，否則就不發放，還可以禁止攜帶資金棄保潛逃。
在現實世界中，第三方托管服務做得很好，因為他們良好信譽帶來的源源不斷的未來收入，超過了他們可以通過“傷害”任何特定客戶所得到的收益。
有時這涉及建立聯系——一種二級托管。
數字托管服務将以類似的方式運作，信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此外，托管服務可以通過大量小額交易進行測試。
由于數字貨币無法追蹤，大量小額互動可以用來測試任何銀行或第三方托管服務的可信度。
網絡空間中的品牌名稱、形象和産品評級将會和現實世界中的同樣重要，或許會更重要。
私法 如上所述，虛拟社區有自己的規則，社區的内部運作很少涉及外部世界。
在一些重要的例子中，虛拟社區是明确超出法律範圍的，正如黑手黨、三合會[20]以及其他“非法”組織或“黑社會”組織——這些名字都暗示了與傳統法律體系相對的地位。
對于那些認為這些群體本質上是犯罪、脅迫、劫持卡車、勒索保護費的人，請思考思考黑手黨提供的市場服務，因為政府已經認定某些服務是不合法的：賭博、賣淫、高風險貸款，以及“消遣性”藥物。
因為賭徒不能使用法院系統收集壞賬，他不得不使用“私人司法”制度，如斷腿。
其他虛拟社區同樣擁有完善的私法體系，殺害告密者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請注意，我不是在縱容殺害告密者和騙子的行為，我隻是在這個讨論的背景下想到了這些例子）。
但此時就不僅僅涉及“自願”交互了：合同的作用變得至關重要。
合同可以在網絡空間執行。
直到某些服務完成之後，契約各方或第三方托管代理人才可以持有數字貨币。
現實世界中的大多數互動更多地依賴于這些信譽效應，而不是政府的實際執法。
例如，一家“信譽良好”的郵購公司将産品運送出去，因為這是一項比坑害幾個客戶更重要的長期業務。
幾乎任何一家銀行都能輕而易舉地僞造簡單的提款簽名，并聲稱客戶已經取回了他的錢。
銀行不這麼做的主要原因是銀行對自己業務的理解，而非技術或法律上的限制。
換言之，信譽很重要。
網絡空間裡的信譽甚至比現實世界裡的更重要。
在現實世界中，有些人會表現出厭煩傾向，宣布破産以逃避償還債務的義務，然後尋求美國法律制度的保護，而在法律制度當中，誠信有時似乎成了傻瓜才具備的品質。
在加密無政府主義下，一個假名的信譽是他所擁有的一切，誠信再次成為一種寶貴的品質。
網絡空間中會應用何種形式的法律結構尚不清楚。
但是，傳統法律結構的作用很可能會減弱，除非世界各國政府都能成功地消滅強加密技術。
随着網絡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正式法律體系的作用可能會越來越小，因為匿名或假名互動工具越來越多。
制作數字簽名和數字時間戳的工具将有助于建立尼克·薩博所謂的“智能合約”。
托管服務——即使是匿名的或假名的——将會使網絡空間活動“完成約定”成為可能。
在網絡空間進行互動的個人通常必須能更加出色地安排自己的信托和合同關系，減少對政府官員和政府代理人的救助和依賴。
購者自慎。
當然，他們總是可以自由地簽約，讓一個“保姆”來篩選他們的互動，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他們甚至可以稱其為他們的“政府”。
隻是他們不能強迫别人聽從他們的保姆。
加密無政府主義 “網絡是一種無政府狀态。
”這個真理是加密無政府主義的核心。
沒有中央控制，沒有統治者，沒有領袖（除了剛才的例子，信譽），沒有“法律”。
沒有哪個國家控制網絡，沒有行政機關制定政策。
比如，美國中央情報局也無法阻止新聞組、網站、網頁洩露他們的秘密，至少對于網絡本身而言如此。
任何去網絡的步驟可能隻能作為偏執狂和保守者的練習。
這種基本的無政府狀态比許多人認為的要普遍得多。
無政府狀态是沒有統治者告訴人們該怎麼做的狀态，它在生活的許多方面都很常見：選擇要讀的書籍、要看的電影、要交的朋友，等等。
無政府狀态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畢竟，人們隻能閱讀寫完并出版的書——但它的确意味着一種不受外部強迫的自由。
無政府主義并不意味着沒有地方等級制度或者沒有規則。
當地政府機關直接控制之外的組織可能仍然有領導人、統治者、俱樂部主席、民選機構。
盡管許多組織并非如此。
然而，作為一個概念，無政府狀态已經被其他協會所污染了。
這裡的無政府狀态不是大衆觀念中的無政府狀态——目無法紀、無序、混亂，也不是19世紀的“黑色集團”無政府主義者的無政府主義，後者通常與俄羅斯和勞工運動有關，更不是蒲魯東和戈爾茨坦等左翼作家筆下的黑旗無政府工團主義[21]。
相反，這裡所說的無政府狀态是“沒有政府參與”的無政府狀态（從字面上來看，“arch”即沒有首領或領導）。
它與“無政府資本主義”一樣，是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态，促進自願的經濟運作。
“加密無政府主義”是密碼學上的雙關語，含義為“隐藏”，将“加密”與政治學觀點相結合使用，（正如戈爾·維達爾[22]對威廉·P.巴克利的著名指控：“你是加密法西斯！”）正是因為加密術使得這種形式的無政府狀态成為可能。
這點首次出現在我于1988年寫的《加密無政府主義宣言》中，此文是我對另一個著名宣言異想天開的模仿。
從政治上來講，地方政府控制範圍之外的虛拟社區可能會出現執法和征稅的問題。
避免強制交易可能意味着避稅，逃避規定誰可以出售、誰不能出售的法律，等等。
很多人可能會因為有些人使用加密技術規避旨在約束行為的法律而感到不滿。
國界對于數據而言變得越來越透明。
大量的比特跨越大多數發達國家的邊界：電話線路、電纜、光纖、衛星，以及數以百萬計的磁盤、磁帶、光盤等。
一張光盤或錄音帶可以包含幾百兆字節的數據——隻有音樂唱片的最低有效位才可以被一百兆的數據取代，而且無須任何将數據從普通音頻噪聲中區分出來的手段。
在國界上阻止數據是無望的，每一名遊客都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帶入帶出大量數據。
監管套利 各國之間的網絡空間運動将會與國家之間的經濟生産運動相媲美，或者更勝一籌。
正如一個國家的稅收和财政政策能夠刺激工廠和辦事處轉移到更有利的環境中，同樣，數據和隐私政策也能夠刺激網絡空間的運作移動到更有利的地方。
這個動作可以像敲擊鍵盤一樣快速地将網站及其文件轉移到一個新的主機系統上。
各國法律的國際執法問題和跨越國界的法律規範問題一直存在；任何人的家庭或業務隐私都會鍊接到世界各地的網站，于是這些問題就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首屆“國際金融加密會議”于1997年在加勒比避稅天堂安圭拉[23]舉行。
随意在世界各地移動數據及與遠程站點通信的能力，意味着所謂的“監管套利”可用于規避任何國家的法律限制。
例如，當信息從荷蘭的一個網站重郵到美國時，應該适用哪國的法律？（如果有人認為美國的法律适用于荷蘭的網站，那麼伊拉克的法律在美國适用嗎？） 這種監管套利也有助于避免在一個國家開展業務時可能面臨的法律法規漏洞，包括在美國會遇到的大量的“巨額”訴訟。
在訴訟管轄範圍之外的網絡上進行轉移操作是減少這種商業責任的一種方式。
法學教授邁克爾·弗魯姆金撰寫了大量有關監管套利和強加密含義方面的文章，他的網站上有幾篇有趣的文章。
這對稅收政策的影響尤其有趣。
與國際咨詢公司的情況一樣，收入往往不那麼明顯。
侵權收入和資産已經要求對銀行賬戶進行侵權調查，限制資金轉移，以及喪失金融交易中的匿名性和隐私性。
一個替代方案是征收實際、實體資産，例如不動産（假設稅收仍然存在，很可能如此），或設置營業稅和增值稅（VAT）。
當然也可以大幅縮減政府的規模，并讓人們自己安排需要購買的服務，除了隻有更大的集團可以購買的幾種服務以外。
大衛·弗裡德曼曾在《自由的機制》（TheMachineryofFreedom）中讨論過這類問題。
任何一種“新的世界秩序”似乎都不可能被普遍采用。
因此，政府面臨着兩種前景，要麼限制與“流氓司法管轄區”的網站溝通，要麼接受規避法律的事實。
不幸的是，美國一直顯示出一種令人不安的迹象，盡管面臨着不可避免的失敗，它依然想推動達成一項關于加密和網絡訪問政策的國際協議。
值得懷疑的是，最高法院是否會支持一切以這種方式限制言論的企圖。
整個問題與年齡和對内容的道德限制産生了共鳴。
網絡使得各個年齡段的用戶都可以輕松地訪問他們想要的任何内容。
這導緻了限制“少兒不宜”内容的呼聲，《美國通信規範法案》也由此誕生。
加密無政府主義的道德 作為政府（或非政府）的一種形式，加密無政府主義的政治和道德影響本身就需要一篇很長的文章來論述。
可以這麼說，許多人認為，把權力交還給人們，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讓他們自己做出選擇是一件好事。
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加密無政府主義的趨勢似乎都無法阻擋。
加密無政府主義确保擁有槍支的人無法幹擾相互商定的交易，這是在加密無政府狀态下唯一可能的一種經濟互動。
有些人當然會大喊“不公平”，并要求政府幹預，這就是為什麼強加密可能會遭到民衆的反對，當然，除非他們是明智的，并做了長遠考慮。
這可能有點精英主義的味道，但我很少相信民主。
法國的政治思想家和曆史學家德·托克維爾在1840年時警告說：“美國會忍耐下去，直到政治家意識到他們可以用自己的錢賄賂人民。
”我們在幾十年前就走到了這一步。
另一個積極的影響是終結了現代的工會形式——限制人們進入某些行業并賦予特定群體特殊權利的專業卡特爾。
例如，各種醫學和法律的俱樂部，它們有各種各樣的法律權利不會給予當地的集郵俱樂部的成員。
有人可能認為，這些特别條款是為了保護患者和客戶。
但是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人們可以自由地根據他們認為合适的方式來檢查服務者的資質，而不是像某些委員會所規定的那樣。
這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專業許可。
買者自負！ 印刷機是一種摧毀了中世紀行會的技術，因為曾經受保護的行會知識可以被傳播給更廣泛的受衆。
最終，國王和王後不再把因沒有皇家許可證制造皮革而獲罪的人投入監獄，行會崩潰了，毫無疑問，哀歎“無政府狀态”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
坦白地講，加密無政府主義基本上破壞了民主：它将行為和交易從暴民的範疇中移除。
一旦加密與生活和商業深深地融合在一起，再想制止它就太晚了。
加密無政府狀态的社會後果 強加密會帶來“壞事”嗎？當然會。
我舉了幾個例子，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例子是危險的，或者至少是不利于某些人的。
當然，一切技術都有光明與黑暗兩面……例如，每年在交通事故中喪生的四萬美國人無疑是另一種有用技術的黑暗面。
不可追蹤性的各個方面并不都是積極的。
人們通常需要問責，他們想要一個“真名實姓”與他們的互動聯系在一起，如果交易令人不滿，他們可以去追溯名字和地址。
他們不想把錢交給一個會消失的“假名”。
幸運的是，有很多辦法可以處理這些問題。
信譽可以與“假名”聯系起來，就像那些成功使用筆名的作家一樣。
數字簽名加強了這一過程，使得僞造變得幾乎不可能。
我們還期待看到“信譽評級”服務，甚至“綁定”服務，類似于産權公司、托管服務，以及家政公司等各類數字簽名許可。
稅收政策會怎樣？普通納稅人會如何應對數字貨币交易逃避稅收的流言蜚語？如何應對一些精通密碼學的精明企業家通過把交易轉移到政府無法監控的地方來逃稅、避稅的流言蜚語？這種做法可能會遭到強烈反對，但使用這種方法的人可能也會增加（這重複了一種與離岸投資有關的模式：曾經，這種方法完全是超級富豪的領域；現在，即使是中産階級為了避免“巨額訴訟”及稅金，也可以使用離岸投資作為房地産規劃的一部分）。
讓人擔憂的是某些類型犯罪匿名性和不可追蹤性的影響。
令人厭惡的市場可能會出現。
例如，匿名系統和不可追蹤的數字現金對于謀劃合同殺人、敲詐勒索、綁架有明顯的影響。
謀劃此類服務的最大風險是，實體會議将此類服務的買方或賣方暴露在執法機關的監視之下，或者送入他們設置的圈套之中。
在酒吧打聽一下，如果有人知道有能做“謹慎的事情”的人，這便是邀請聯邦調查局介入（我當然不反對聯邦調查局或執法者的參與）。
加密無政府主義降低甚至消除了這種風險，因為它允許建立不可追蹤的通信及支付。
請回想下前
國家當然可以禁止人們加入這些未經批準的團體，但随後，成員可以通過重郵器等方式訪問它們（這将不可避免地導緻下一步：禁止重郵信息、禁止加密信息、注冊個人計算機和軟件等）。
“邪惡”組織（如兒童色情業者、恐怖分子、洗錢者、種族主義者）使用加密術經常被那些希望限制平民使用加密工具的人所指控。
我稱之為“信息啟示錄四騎士”，它們往往被當作一個民族國家普通公民不能使用加密的原因。
報紙頭條高喊“兒童色情圈使用秘密代碼進行溝通”，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派出發言人在公開會議上就加密的危險性發表講話。
這顯然是一個危險的論點，個中理由多種多樣。
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是用一種鄰居或領導人理解不了的語言表達的權利。
這種語言便是加密語言。
我們中的許多人相信，我們已經看到了民族國家即将終結，虛拟社區對許多人來說變得更加重要。
當然，相比于現實世界中的鄰居，我們中的許多人更“親近”網絡空間中的鄰居——那些與我們有共同的利益的人。
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熱情（雅利安人的國家、綠色和平組織[18]、光輝道路[19]、山達基信徒，等等）通常比一般的民族主義情緒更強烈（這是反對天主教會的說法：相比于省份和國家，天主教徒更忠于梵蒂岡教皇。
不管真假，它顯然已經引起了幾個世紀的關注）。
在這種“自由”社區中，“回避”這一曆史悠久的執行機制重獲新生。
這些社區中沒有人必須閱讀他們不喜歡的信息，隻需通過拒讀名單或傻瓜過濾器把它們過濾掉即可。
信譽問題 什麼能阻止人們在數字交易上違約？什麼能讓他們保證誠信？如果一個人使用了無法追蹤的或匿名的系統而導緻政府和法院無法追查，那麼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将如何運作？ 首先，這些系統并非完全“匿名”。
使用數字簽名和持久的數字假名（或“真實的假名”）的能力，意味着行為可以歸于假名。
一些假名會樹立起良好的交易信譽，而另一些會樹立起不良信譽。
第三方托管服務（傳統意義上的托管，不是美國政府用于密鑰托管的新說法）如何實現生存和繁榮？可以通過給發放資金的業務設置條件，條件滿足時發放，否則就不發放，還可以禁止攜帶資金棄保潛逃。
在現實世界中，第三方托管服務做得很好，因為他們良好信譽帶來的源源不斷的未來收入，超過了他們可以通過“傷害”任何特定客戶所得到的收益。
有時這涉及建立聯系——一種二級托管。
數字托管服務将以類似的方式運作，信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此外，托管服務可以通過大量小額交易進行測試。
由于數字貨币無法追蹤，大量小額互動可以用來測試任何銀行或第三方托管服務的可信度。
網絡空間中的品牌名稱、形象和産品評級将會和現實世界中的同樣重要，或許會更重要。
私法 如上所述，虛拟社區有自己的規則，社區的内部運作很少涉及外部世界。
在一些重要的例子中，虛拟社區是明确超出法律範圍的，正如黑手黨、三合會[20]以及其他“非法”組織或“黑社會”組織——這些名字都暗示了與傳統法律體系相對的地位。
對于那些認為這些群體本質上是犯罪、脅迫、劫持卡車、勒索保護費的人，請思考思考黑手黨提供的市場服務，因為政府已經認定某些服務是不合法的：賭博、賣淫、高風險貸款，以及“消遣性”藥物。
因為賭徒不能使用法院系統收集壞賬，他不得不使用“私人司法”制度，如斷腿。
其他虛拟社區同樣擁有完善的私法體系，殺害告密者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請注意，我不是在縱容殺害告密者和騙子的行為，我隻是在這個讨論的背景下想到了這些例子）。
但此時就不僅僅涉及“自願”交互了：合同的作用變得至關重要。
合同可以在網絡空間執行。
直到某些服務完成之後，契約各方或第三方托管代理人才可以持有數字貨币。
現實世界中的大多數互動更多地依賴于這些信譽效應，而不是政府的實際執法。
例如，一家“信譽良好”的郵購公司将産品運送出去，因為這是一項比坑害幾個客戶更重要的長期業務。
幾乎任何一家銀行都能輕而易舉地僞造簡單的提款簽名，并聲稱客戶已經取回了他的錢。
銀行不這麼做的主要原因是銀行對自己業務的理解，而非技術或法律上的限制。
換言之，信譽很重要。
網絡空間裡的信譽甚至比現實世界裡的更重要。
在現實世界中，有些人會表現出厭煩傾向，宣布破産以逃避償還債務的義務，然後尋求美國法律制度的保護，而在法律制度當中，誠信有時似乎成了傻瓜才具備的品質。
在加密無政府主義下，一個假名的信譽是他所擁有的一切，誠信再次成為一種寶貴的品質。
網絡空間中會應用何種形式的法律結構尚不清楚。
但是，傳統法律結構的作用很可能會減弱，除非世界各國政府都能成功地消滅強加密技術。
随着網絡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正式法律體系的作用可能會越來越小，因為匿名或假名互動工具越來越多。
制作數字簽名和數字時間戳的工具将有助于建立尼克·薩博所謂的“智能合約”。
托管服務——即使是匿名的或假名的——将會使網絡空間活動“完成約定”成為可能。
在網絡空間進行互動的個人通常必須能更加出色地安排自己的信托和合同關系，減少對政府官員和政府代理人的救助和依賴。
購者自慎。
當然，他們總是可以自由地簽約，讓一個“保姆”來篩選他們的互動，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他們甚至可以稱其為他們的“政府”。
隻是他們不能強迫别人聽從他們的保姆。
加密無政府主義 “網絡是一種無政府狀态。
”這個真理是加密無政府主義的核心。
沒有中央控制，沒有統治者，沒有領袖（除了剛才的例子，信譽），沒有“法律”。
沒有哪個國家控制網絡，沒有行政機關制定政策。
比如，美國中央情報局也無法阻止新聞組、網站、網頁洩露他們的秘密，至少對于網絡本身而言如此。
任何去網絡的步驟可能隻能作為偏執狂和保守者的練習。
這種基本的無政府狀态比許多人認為的要普遍得多。
無政府狀态是沒有統治者告訴人們該怎麼做的狀态，它在生活的許多方面都很常見：選擇要讀的書籍、要看的電影、要交的朋友，等等。
無政府狀态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畢竟，人們隻能閱讀寫完并出版的書——但它的确意味着一種不受外部強迫的自由。
無政府主義并不意味着沒有地方等級制度或者沒有規則。
當地政府機關直接控制之外的組織可能仍然有領導人、統治者、俱樂部主席、民選機構。
盡管許多組織并非如此。
然而，作為一個概念，無政府狀态已經被其他協會所污染了。
這裡的無政府狀态不是大衆觀念中的無政府狀态——目無法紀、無序、混亂，也不是19世紀的“黑色集團”無政府主義者的無政府主義，後者通常與俄羅斯和勞工運動有關，更不是蒲魯東和戈爾茨坦等左翼作家筆下的黑旗無政府工團主義[21]。
相反，這裡所說的無政府狀态是“沒有政府參與”的無政府狀态（從字面上來看，“arch”即沒有首領或領導）。
它與“無政府資本主義”一樣，是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态，促進自願的經濟運作。
“加密無政府主義”是密碼學上的雙關語，含義為“隐藏”，将“加密”與政治學觀點相結合使用，（正如戈爾·維達爾[22]對威廉·P.巴克利的著名指控：“你是加密法西斯！”）正是因為加密術使得這種形式的無政府狀态成為可能。
這點首次出現在我于1988年寫的《加密無政府主義宣言》中，此文是我對另一個著名宣言異想天開的模仿。
從政治上來講，地方政府控制範圍之外的虛拟社區可能會出現執法和征稅的問題。
避免強制交易可能意味着避稅，逃避規定誰可以出售、誰不能出售的法律，等等。
很多人可能會因為有些人使用加密技術規避旨在約束行為的法律而感到不滿。
國界對于數據而言變得越來越透明。
大量的比特跨越大多數發達國家的邊界：電話線路、電纜、光纖、衛星，以及數以百萬計的磁盤、磁帶、光盤等。
一張光盤或錄音帶可以包含幾百兆字節的數據——隻有音樂唱片的最低有效位才可以被一百兆的數據取代，而且無須任何将數據從普通音頻噪聲中區分出來的手段。
在國界上阻止數據是無望的，每一名遊客都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帶入帶出大量數據。
監管套利 各國之間的網絡空間運動将會與國家之間的經濟生産運動相媲美，或者更勝一籌。
正如一個國家的稅收和财政政策能夠刺激工廠和辦事處轉移到更有利的環境中，同樣，數據和隐私政策也能夠刺激網絡空間的運作移動到更有利的地方。
這個動作可以像敲擊鍵盤一樣快速地将網站及其文件轉移到一個新的主機系統上。
各國法律的國際執法問題和跨越國界的法律規範問題一直存在；任何人的家庭或業務隐私都會鍊接到世界各地的網站，于是這些問題就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首屆“國際金融加密會議”于1997年在加勒比避稅天堂安圭拉[23]舉行。
随意在世界各地移動數據及與遠程站點通信的能力，意味着所謂的“監管套利”可用于規避任何國家的法律限制。
例如，當信息從荷蘭的一個網站重郵到美國時，應該适用哪國的法律？（如果有人認為美國的法律适用于荷蘭的網站，那麼伊拉克的法律在美國适用嗎？） 這種監管套利也有助于避免在一個國家開展業務時可能面臨的法律法規漏洞，包括在美國會遇到的大量的“巨額”訴訟。
在訴訟管轄範圍之外的網絡上進行轉移操作是減少這種商業責任的一種方式。
法學教授邁克爾·弗魯姆金撰寫了大量有關監管套利和強加密含義方面的文章，他的網站上有幾篇有趣的文章。
這對稅收政策的影響尤其有趣。
與國際咨詢公司的情況一樣，收入往往不那麼明顯。
侵權收入和資産已經要求對銀行賬戶進行侵權調查，限制資金轉移，以及喪失金融交易中的匿名性和隐私性。
一個替代方案是征收實際、實體資産，例如不動産（假設稅收仍然存在，很可能如此），或設置營業稅和增值稅（VAT）。
當然也可以大幅縮減政府的規模，并讓人們自己安排需要購買的服務，除了隻有更大的集團可以購買的幾種服務以外。
大衛·弗裡德曼曾在《自由的機制》（TheMachineryofFreedom）中讨論過這類問題。
任何一種“新的世界秩序”似乎都不可能被普遍采用。
因此，政府面臨着兩種前景，要麼限制與“流氓司法管轄區”的網站溝通，要麼接受規避法律的事實。
不幸的是，美國一直顯示出一種令人不安的迹象，盡管面臨着不可避免的失敗，它依然想推動達成一項關于加密和網絡訪問政策的國際協議。
值得懷疑的是，最高法院是否會支持一切以這種方式限制言論的企圖。
整個問題與年齡和對内容的道德限制産生了共鳴。
網絡使得各個年齡段的用戶都可以輕松地訪問他們想要的任何内容。
這導緻了限制“少兒不宜”内容的呼聲，《美國通信規範法案》也由此誕生。
加密無政府主義的道德 作為政府（或非政府）的一種形式，加密無政府主義的政治和道德影響本身就需要一篇很長的文章來論述。
可以這麼說，許多人認為，把權力交還給人們，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讓他們自己做出選擇是一件好事。
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加密無政府主義的趨勢似乎都無法阻擋。
加密無政府主義确保擁有槍支的人無法幹擾相互商定的交易，這是在加密無政府狀态下唯一可能的一種經濟互動。
有些人當然會大喊“不公平”，并要求政府幹預，這就是為什麼強加密可能會遭到民衆的反對，當然，除非他們是明智的，并做了長遠考慮。
這可能有點精英主義的味道，但我很少相信民主。
法國的政治思想家和曆史學家德·托克維爾在1840年時警告說：“美國會忍耐下去，直到政治家意識到他們可以用自己的錢賄賂人民。
”我們在幾十年前就走到了這一步。
另一個積極的影響是終結了現代的工會形式——限制人們進入某些行業并賦予特定群體特殊權利的專業卡特爾。
例如，各種醫學和法律的俱樂部，它們有各種各樣的法律權利不會給予當地的集郵俱樂部的成員。
有人可能認為，這些特别條款是為了保護患者和客戶。
但是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人們可以自由地根據他們認為合适的方式來檢查服務者的資質，而不是像某些委員會所規定的那樣。
這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專業許可。
買者自負！ 印刷機是一種摧毀了中世紀行會的技術，因為曾經受保護的行會知識可以被傳播給更廣泛的受衆。
最終，國王和王後不再把因沒有皇家許可證制造皮革而獲罪的人投入監獄，行會崩潰了，毫無疑問，哀歎“無政府狀态”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
坦白地講，加密無政府主義基本上破壞了民主：它将行為和交易從暴民的範疇中移除。
一旦加密與生活和商業深深地融合在一起，再想制止它就太晚了。
加密無政府狀态的社會後果 強加密會帶來“壞事”嗎？當然會。
我舉了幾個例子，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例子是危險的，或者至少是不利于某些人的。
當然，一切技術都有光明與黑暗兩面……例如，每年在交通事故中喪生的四萬美國人無疑是另一種有用技術的黑暗面。
不可追蹤性的各個方面并不都是積極的。
人們通常需要問責，他們想要一個“真名實姓”與他們的互動聯系在一起，如果交易令人不滿，他們可以去追溯名字和地址。
他們不想把錢交給一個會消失的“假名”。
幸運的是，有很多辦法可以處理這些問題。
信譽可以與“假名”聯系起來，就像那些成功使用筆名的作家一樣。
數字簽名加強了這一過程，使得僞造變得幾乎不可能。
我們還期待看到“信譽評級”服務，甚至“綁定”服務，類似于産權公司、托管服務，以及家政公司等各類數字簽名許可。
稅收政策會怎樣？普通納稅人會如何應對數字貨币交易逃避稅收的流言蜚語？如何應對一些精通密碼學的精明企業家通過把交易轉移到政府無法監控的地方來逃稅、避稅的流言蜚語？這種做法可能會遭到強烈反對，但使用這種方法的人可能也會增加（這重複了一種與離岸投資有關的模式：曾經，這種方法完全是超級富豪的領域；現在，即使是中産階級為了避免“巨額訴訟”及稅金，也可以使用離岸投資作為房地産規劃的一部分）。
讓人擔憂的是某些類型犯罪匿名性和不可追蹤性的影響。
令人厭惡的市場可能會出現。
例如，匿名系統和不可追蹤的數字現金對于謀劃合同殺人、敲詐勒索、綁架有明顯的影響。
謀劃此類服務的最大風險是，實體會議将此類服務的買方或賣方暴露在執法機關的監視之下，或者送入他們設置的圈套之中。
在酒吧打聽一下，如果有人知道有能做“謹慎的事情”的人，這便是邀請聯邦調查局介入（我當然不反對聯邦調查局或執法者的參與）。
加密無政府主義降低甚至消除了這種風險，因為它允許建立不可追蹤的通信及支付。
請回想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