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再度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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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發展迅速。
美國司法部準許我返回法國，但我必須在10月12日（入獄前兩周）返回美國，所以我隻有幾天時間安排我離開的這段時間裡的事情，這個時間可能比較長，也可能比預期短。
在飛往巴黎前，我與法國駐美國紐約副領事傑羅姆·亨利見了一面。
當年，他在波士頓任職時，曾經來懷亞特看守所探望我。
再次見到我，他很驚訝，他以為我的案子在很久以前就結束了。
他坦誠相告：“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案件能在認罪協議簽署後拖4年才判決。
這真是不可思議。
”值得一提的是，他建議我盡快起草一份管轄權移送申請，争取在法國而不是美國執行我的刑期。
他甚至讓我在他的辦公室填寫必要的文件，并立即遞交給法國領事館。
“法國方面馬上就會同意你的申請，”他說，“另外還需要經過美國司法部的批準，對此，我擔心可能會多花一點時間。
”但是他很有信心。
我滿足引渡所需的條件：我的案件判決具有終局效力（由于簽署認罪協議，我放棄了上訴權），而且我和美國沒有什麼聯系。
他安慰我說：“原則上，美國人沒有任何理由拒絕你的管轄權移送申請。
”我希望他是對的。
如果我能在法國服刑，那我肯定會申請假釋。
根據我的律師馬庫斯·阿斯肖夫和保羅-阿爾伯特·伊文斯的說法，我完全有可能很快就被放出去，即使必須戴上電子手铐。
如此一來，我就不必和家人分開。
我該怎麼向加布裡埃拉和拉斐拉解釋呢？我和克拉拉為了這事争吵不休。
最後，我們達成了共識：克拉拉和我會告訴她們，我必須回到美國，在一個“營地”裡待大約6個月，她們沒有辦法來看望我。
但我們不會提到“監獄”這個詞。
我們決定把實情告訴年齡大一點兒的皮埃爾和蕾娅，以便他們能安慰兩個妹妹，緩和氣氛。
這是我面臨過的最糟糕的考驗之一。
我笨拙地講述着這個謊言，語言支離破碎，嗓音顫抖着，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緒和眼淚。
這項任務太艱難了。
加布裡埃拉号啕大哭，拉斐拉則偏内向一些，她隐藏起自己的情緒，一言不發。
加布裡埃拉問了一連串問題：“你會在那裡過聖誕節嗎？明年1月我們過生日的時候你會回來嗎？以後誰送我們上學呢？什麼是營地？是一個夏令營嗎？有各種活動嗎？我們可以網絡聊天嗎？為什麼我們不能去看你？你在那裡有朋友嗎？你現在的工作是什麼？為什麼你以後不能回美國？我喜歡美國人。
等我去好萊塢做演員，你會來看我吧？你會來嗎？”不過，對于年紀更大的19歲的哥哥皮埃爾和姐姐蕾娅而言，情況完全不同。
2015年，我曾向他們詳盡講述了我的遭遇。
他倆都很聰明，懂的東西比我想象得多。
兩個小女兒睡下之後，我們決定和兩個年長的孩子一起觀看講述阿爾斯通出售交易的紀錄片《幻影戰争》，它在法國國民議會電視台播出。
這部影片沒有在觀衆數量更多的電視台播放，實在是一件憾事。
制作團隊進行了了不起的調查工作，深入分析了美國司法部對阿爾斯通被收購交易一案的影響。
他們抨擊了柏珂龍和許多法國政客。
根據他們的說法，前總統開辦的律師事務所曾為通用電氣工作，最重要的是，他們清晰地展示出我作為“經濟人質”的命運。
對于皮埃爾、蕾娅、克拉拉、朱麗葉特，以及所有看過這部紀錄片的朋友來說——即使他們早已知道我的故事——這部紀錄片都産生了揭露真相的效果。
我也對我的事業做了妥善的安排，以便在我被迫離開的這段時間裡，我一手創立的小公司能夠繼續經營下去。
我得到了同事們的理解。
在我前往美國之前的兩周内，我還參加
美國司法部準許我返回法國，但我必須在10月12日（入獄前兩周）返回美國，所以我隻有幾天時間安排我離開的這段時間裡的事情，這個時間可能比較長，也可能比預期短。
在飛往巴黎前，我與法國駐美國紐約副領事傑羅姆·亨利見了一面。
當年，他在波士頓任職時，曾經來懷亞特看守所探望我。
再次見到我，他很驚訝，他以為我的案子在很久以前就結束了。
他坦誠相告：“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案件能在認罪協議簽署後拖4年才判決。
這真是不可思議。
”值得一提的是，他建議我盡快起草一份管轄權移送申請，争取在法國而不是美國執行我的刑期。
他甚至讓我在他的辦公室填寫必要的文件，并立即遞交給法國領事館。
“法國方面馬上就會同意你的申請，”他說，“另外還需要經過美國司法部的批準，對此，我擔心可能會多花一點時間。
”但是他很有信心。
我滿足引渡所需的條件：我的案件判決具有終局效力（由于簽署認罪協議，我放棄了上訴權），而且我和美國沒有什麼聯系。
他安慰我說：“原則上，美國人沒有任何理由拒絕你的管轄權移送申請。
”我希望他是對的。
如果我能在法國服刑，那我肯定會申請假釋。
根據我的律師馬庫斯·阿斯肖夫和保羅-阿爾伯特·伊文斯的說法，我完全有可能很快就被放出去，即使必須戴上電子手铐。
如此一來，我就不必和家人分開。
我該怎麼向加布裡埃拉和拉斐拉解釋呢？我和克拉拉為了這事争吵不休。
最後，我們達成了共識：克拉拉和我會告訴她們，我必須回到美國，在一個“營地”裡待大約6個月，她們沒有辦法來看望我。
但我們不會提到“監獄”這個詞。
我們決定把實情告訴年齡大一點兒的皮埃爾和蕾娅，以便他們能安慰兩個妹妹，緩和氣氛。
這是我面臨過的最糟糕的考驗之一。
我笨拙地講述着這個謊言，語言支離破碎，嗓音顫抖着，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緒和眼淚。
這項任務太艱難了。
加布裡埃拉号啕大哭，拉斐拉則偏内向一些，她隐藏起自己的情緒，一言不發。
加布裡埃拉問了一連串問題：“你會在那裡過聖誕節嗎？明年1月我們過生日的時候你會回來嗎？以後誰送我們上學呢？什麼是營地？是一個夏令營嗎？有各種活動嗎？我們可以網絡聊天嗎？為什麼我們不能去看你？你在那裡有朋友嗎？你現在的工作是什麼？為什麼你以後不能回美國？我喜歡美國人。
等我去好萊塢做演員，你會來看我吧？你會來嗎？”不過，對于年紀更大的19歲的哥哥皮埃爾和姐姐蕾娅而言，情況完全不同。
2015年，我曾向他們詳盡講述了我的遭遇。
他倆都很聰明，懂的東西比我想象得多。
兩個小女兒睡下之後，我們決定和兩個年長的孩子一起觀看講述阿爾斯通出售交易的紀錄片《幻影戰争》，它在法國國民議會電視台播出。
這部影片沒有在觀衆數量更多的電視台播放，實在是一件憾事。
制作團隊進行了了不起的調查工作，深入分析了美國司法部對阿爾斯通被收購交易一案的影響。
他們抨擊了柏珂龍和許多法國政客。
根據他們的說法，前總統開辦的律師事務所曾為通用電氣工作，最重要的是，他們清晰地展示出我作為“經濟人質”的命運。
對于皮埃爾、蕾娅、克拉拉、朱麗葉特，以及所有看過這部紀錄片的朋友來說——即使他們早已知道我的故事——這部紀錄片都産生了揭露真相的效果。
我也對我的事業做了妥善的安排，以便在我被迫離開的這段時間裡，我一手創立的小公司能夠繼續經營下去。
我得到了同事們的理解。
在我前往美國之前的兩周内，我還參加